江旻諺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江旻諺
圖片來自壹週刊 國籍　　　　中華民國 出生　　　　1996年1月1日 性質　　　　社會運動家

江旻諺（1996年1月1日－）是一名台灣研究者、社會運動家，目前也擔任經濟民主連合研究員。

早年就讀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其後取得全額獎學金留學香港大學經濟系，期間曾擔任校刊《學苑》副編輯。2018年畢業後回國，入讀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在反送中運動爆發後積極在台組織各種支援活動，又協助創辦流亡港人雜誌《如水》。

簡介

18歲抱著「教育大三通」想像赴港，在香港大學就讀經濟系，那時的江旻諺曾經想望在亞太金融中心成為一個有競爭力的青年，進入一個大市場，卻沒想到意外搭上香港本土政治認同的追索之路，成為港大學生會重要刊物《學苑》的副總編輯，也是第一位進入《學苑》的台灣人。他在香港4年，經歷傘運，跟著香港青年一同探索中港之間的矛盾；也開啟「轉譯者」角色，將史明、公民抗命等經驗分享給更多香港人，在反送中期間不斷串起台港兩地人脈。

到香港讀大學的台灣學生，從10年前的不滿百人，到2019年突破千人。台生赴港念大學，多數是提前拼履歷，畢業後進入香港金融圈與商界，或以香港為跳板到他國發展。但24歲的江旻諺返台後成為「台灣公民陣線」及港人在台公民團體「香港邊城青年」發起人之一。像他這樣有著雙邊經驗的在港台生，在這些年香港劇變的過程中察覺了什麼？又在努力什麼？

以下為江旻諺接受《報導者》專訪紀要，以第一人稱口述方式呈現。

我高三那年（2013年），到中港澳升學是很熱門的議題。香港的大學很積極招收台灣前段班學生，以港大來說，每年10月就會到台灣的高中舉辦說明會，學生可以先提申請，學測成績出來再面試。我去了說明會，但當下懵懵懂懂，沒遞申請書，不過篤定的是，若想到海外升學，家裡沒資源讓我去歐美國家。

學測放榜後，我知道自己的成績可以去香港，於是在港大官網填了申請表格，不久接到學校電話，要我2週後出席一場茶會，現場給我一個牛皮紙袋，裡面是入學許可。

雖然後來也面試上台大社會、歷史、哲學系，這些其實是我更感興趣的，但最後沒去讀。那時對生涯規劃有自以為務實的考量，不確定念其他人社科系的前途在哪，一度抱持「教育大三通」想像，認為台灣還是得跟中國有互動，而香港是個靈活的位置。在香港讀經濟系，未來就留在那裡的金融或商業圈。

多數人在港大讀經濟會雙主修金融，我拿到的入學許可是經濟金融學系，大二可決定是否雙主修。讀經濟也不錯，不過港大經濟系裡面完全沒辦法處理香港現在的問題。比如上不動產價格與經濟原理，我們花很多時間討論為什麼房價會這樣定，卻沒人探討香港年輕人其實買不起房。後來我決定不要金融學位，把學分拿去修哲學、政治和德文課。 我感覺香港學術界對香港不是很關心，香港學生辦罷課，除了戴耀廷，幾乎找不到學者跟我們對話。或許是新生代學者前期要花非常多力氣生存，要發paper、賺點數；資深學者年輕時香港正輝煌，沒有經歷社運，成為學者後來到更安逸的環境，自然不會想碰這些。當然他們受到港府很大的壓力，也是在保全自己。

加入《學苑》跑運動現場，親歷變動的香港思潮

去香港前，我沒有帶著很強的、一定要做些什麼的執念，反而是到那裡後，漸漸摸索出自己想做什麼、不做什麼。捲入香港社會運動，也是自然漸進的過程。

我高中時參加台灣科技部辦的「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因為營隊朋友開始認識華隆罷工、大埔案，但沒像他們跑得那麼前面。太陽花運動初始，我在學校辦反服貿論壇，也和人社營朋友去反服貿遊行，但那時就是圈外人，對社運人際網路不熟，想關心也不知道從哪切入，直到去了香港。

大一剛開學就遇到2014年雨傘運動爆發，我響應罷課，港大學生會知道我不懂廣東話，每次都派人幫我翻譯，努力透過不同語言媒介把國際學生拉進來。 學生會帶動加上新聞不斷報導，我926那天去了金鐘，幫忙搬拒馬，一夜沒睡。不懂廣東話是最大障礙，就算在現場仍不懂他們在幹嘛。因為不知道要在現場做什麼，所以想找個學生團體，讓我有角色可以介入。無意間看到港大學生會出版的《學苑》，他們正召募下一屆編委會，就去參加「招莊」，就是召募下一屆的幹部。

港人對台灣的好奇，比台灣人對自己還多

加入編委會，要通過兩輪面試，學長姊把第一輪面試辦在金鐘的陸橋上，圍一圈漫談香港社會與政治，底下是滿滿的佔中人群。2014年開始，香港年輕人對台灣處於「模仿和競合」的狀態，他們問我許多太陽花的事，現場最多的討論是：為什麼人家進得去立法院，我們進不去立法會？

第二輪面試，我被問到：「如果中國民主化，台灣要不要跟中國統一？」我當時回答，民主的目標，是要達成一個共善、共同成長的社群，這社群有歷史積累的過程，但我們不曾跟中國人討論或經歷這些，所以我認為我不需要回答這個問題。

其實台灣已經走過需要爭論這件事的階段，我們支持中國人要有民主，但已不帶著大中華主義心態。但在那時的香港，中國民主化還是滿主流的討論，香港老一輩談一國兩制，背後意義是民主回歸，香港應該引領中國走向民主，50年不變，是因為中國可以追上香港。年輕一輩則認為要認清現實，就算中國民主化，香港還是要做自己，無論高度自治或獨立，都要有自主自決的權利，一個民主化的中國若帶著強烈的狹隘民族主義，對香港很危險。

我通過招莊成為《學苑》副總編輯，也見證傘運後劇烈移動的香港思潮板塊。 台港就像站在歷史鏡像的兩端，香港人這幾年抵抗中國因素入侵，會對照台灣歷史，看能做些什麼。香港朋友對台灣人的好奇，比台灣人對自己的好奇還多。

當討論香港獨立，他們會讀史明，因為香港當時的氣氛，討論本土派、水貨客，會被貼上本土排外、法西斯等標籤。史明標榜左翼獨立，主張對抗靠向中共政治勢力的本土資本家，這是他們想探尋的答案。他們會一直問我史明的事，我沒讀過史明，就得去讀才能回答。後來他們討論台灣戒嚴時期怎麼在封閉環境下抗爭。當他們拋出問題，我就得閱讀、思考去回應，在這過程中認識自己，也認識台灣。

見證《香港民族論》風波

港大學生會是獨立於學校外的法人組織，歷史與財源都很雄厚。《學苑》每年有相當於新台幣100萬元的預算，一期能印6,000本，內容包括新聞、專題、文藝與專欄，也會將文章輯錄出書，媒體常跟進我們的內容，對香港社會有影響力。

在議題上，學生會偏行動，《學苑》偏論述，兩者相輔相成。《學苑》是每個時代走得滿前面的學生辦的，從歷屆編輯就能看到社會轉變，像1970年代國粹派的《學苑》編輯，現在很多是建制派成員。而來到2014年，《學苑》探討的已是「香港民族、命運自決」，輯錄出版的《香港民族論》，被當時的特首梁振英批評港獨。挨罵前，《香港民族論》賣3,000本，罵完後賣12,000本，在書店蟬聯榜首。

我和另一位同屆台灣同學，是《學苑》創立60年來頭兩位台灣成員。多數台灣學生到香港念書，都是為了投身金融界，加入《學苑》是風險很大的事。那位台灣同學是文藝版編輯，既打算進金融業，又想做刊物，於是用筆名寫文章，非常低調。

我和《學苑》夥伴會到運動現場採訪，像是反水貨客、港大副校長任命事件、傘運後流動式佔領的「鳩嗚團」等。苦惱的還是因為語言問題，得靠同伴不斷幫我翻譯，無法在現場有所發揮。於是他們寫新聞，我寫評論，內容包括討論中港澳關係，比如2014年的香港，對中國都稱「內地」，我就寫不要講內地、大陸，應該要講中國，這是香港宣示自己作為一個主體，可以在意識上最清楚的表示。現在很多香港人已經不講內地，改稱中國了。

我創了一個專欄，邀中港台同學針對同一議題發表意見。為凸顯不同體制下長大的年輕人有哪些不同思考，我會標註作者的地域身分，一位我邀稿的中國學生，堅持要我用「大陸」標註他，不能用中國。這位朋友支持民主，送過我中國自由主義的書，但我們來回1萬多字的email溝通無效，他最後寫「我很抱歉用飛彈對著你們，但我不會退讓」，就撤稿了。在中國民族主義情懷下，就算對方是自由主義者，對維繫中華民族想像的價值選擇，遠大於支持香港與台灣的自由民主。

出版《香港青年時代宣言》，明確提出港獨

我們這屆《學苑》幹部，從上任開始就反覆討論要不要繼續探討香港民族的概念。前屆都已經在《香港民族論》中討論這麼多，還有什麼可以談？

在任內經歷2014年傘運與2016年旺角警民衝突後，我們認為沒有主權獨立地位的香港，民主就無法實踐，而在一國兩制框架下不可能爭取主權獨立空間，要達到香港民主，就要爭取獨立。於是我們任內最後一刊做《香港青年時代宣言》，在民族主義論述上提出對產業、教育環境，氣候等議題的寄望，探討香港的問題和前途，也明確提出港獨，引起不小討論。這份宣言在後來的立法會選舉中也有政黨引用。 台灣的大學刊物，較著重藉由訪談探索多元小眾議題，我曾試著在《學苑》這樣做，但當時的狀態完全不允許，因為我們一定得回應運動現場的情緒，要讀很多理論，試圖解釋香港現狀，不得不去思考時代感很重的問題。學者沒做，就是由學生來做。

我不斷被《學苑》夥伴帶進運動現場，這群香港學生，每天都在回答自己和上一代有何不同。這個命題在台灣沒那麼迫切。台灣比較安逸，也比較幸福，但這其實是我們要想清楚的。

低迷的社會氛圍，在反送中運動找到出路

我比較沒有語言天分，一些台灣同學大一就會講廣東話，我是到大三，某次和香港朋友吃飯，發現他們說的笑話我聽得懂，才感覺「啊，終於落地了」。

雖然到大四才講得比較流利，但會講廣東話，對事物理解就不用隔一層，也能夠真正從對話中接收訊息，不管是與香港人相處，或是我觀察香港人，至少我可能同步接收到資訊，特別是在工作會議中不會慢半拍。另外，會講廣東話也才真正能夠參與決策，而不全然是被諮詢的角色。

這讓我從一個觀察者走進社運圈，不過這個時候，香港的政治氛圍已經沉寂下來。

學生參與運動被檢控，形成寒蟬效應

2012到2014年，香港的街頭運動很蓬勃，學生很有心參與公眾事務討論。傘運後，香港瀰漫失敗低氣壓，但年輕人的動力是強的。反而2016年旺角後，梁天琦被DQ（Disqualify，取消資格），2018年入監，那真是囚徒困境。政治壓力排山倒海，學生會與《學苑》幹部因參與運動被檢控，對學生而言是寒蟬效應，我們辦招莊，學長姊人數竟多過新生，在港版《國安法》打壓言論自由前，我們已開始擔心後繼無人。 低迷氣氛持續到2019年初，那時我已經回台灣，和一群公民運動者成立「台灣公民陣線」。1124剛選完，很擔心隔年總統大選會是親中政權上台，我們進行社會對話，那脈絡比較接近台灣要救亡圖存。

有朋友提醒我留意《逃犯條例》，但說來慚愧，起初我的反應是「中國又來了」，當然難過，但中國什麼手段都不意外。結果6月9日百萬人上街，那瞬間真是有種搖滾感，等你們這麼久，這麼多年輕人倒下，香港人終於醒過來了！台灣NGO對這個議題的動力都很強，我透過台灣公民陣線把大家一起拉進來呼應。

《學苑》前總編宣讀五大訴求的歷史時刻

去年（2019）616在立法院外辦撐香港集會開始，我已經站得比較前面，知道有風險，6月底我到香港找朋友，想說可能是最後一次去。七一佔領立法會當晚，我和朋友跟著遊行隊伍走到立法會門口，那時現場很亂，當我從新聞直播看到梁繼平拉下口罩以真面目示人，希望示威者留下，並讀出〈香港人抗爭宣言〉要求政府完成五大訴求，非常震撼，也好想衝進去。 繼平是《學苑》前總編輯，也是大我兩屆的學長，很穩重、思路清晰，是在香港學者的缺位下，為香港年輕運動者提供論述的核心角色。他除罩讀宣言，我們很訝異，覺得有點不像他，但如果沒人出來定調，這場運動就很容易被抹成暴動，於是他去補位那個角色，讓五大訴求成為運動的核心。

其實那天討論要不要衝立法會時，我心裡想，當時沒有要二讀什麼法案，衝進去也沒什麼議程能作為槓桿施力。但當繼平讀完宣言，我真覺得那意義非凡。

成為「轉譯者」，培力在台港人公民團體

去年6、7月，台灣的亡國感也很重，對香港，大家很擔憂，直播中的警暴情景也一直重複，後來黃之鋒他們提議台灣要不要也辦個大遊行，我想說好啊，就跟NGO揪起來辦929大遊行，提出包括庇護機制等四大主張，呼籲港台政府回應。 七一之後，民間團體接起港人庇護工作，幫忙找資源、找錢，但沒有法源與公權力，很多事無法協調。對庇護機制，我們起初想修訂《港澳條例》，使其準用《難民法》，不過無論台灣或香港端，都清楚其中的爭議。各團體協商後，最終只喊出「庇護機制，刻不容緩」。雖然民進黨等政黨有連署支持，老實說，沒喊出具體的庇護機制要怎樣，對民進黨的壓力很小。

我實際能做得最好的功能是「轉譯者」。台灣民間跟香港聯繫很深，很多人都待過香港，我剛好近期在香港生活過，能幫忙快速溝通，讓兩邊較不會造成誤會，誤會也較不會造成傷害。

所謂轉譯，包括觀念上的轉譯，像是對港人說明台灣政府的對港政策，但主要還是把台港之間的人際網路牽起來。傘運時曾有在台港生想站出來，但這個脈絡在傘運結束後完全消失。去年6月，在台港生成立關注組，為了不讓這波更大的能量散掉，大家決議成立在台港人公民組織「邊城青年」，我也和他們一起。

不想成為黨派花瓶，希望產出政策推進能量

邊青成員30人，約20到30歲，有學生也有社會人士，共通點是對台灣政治場域陌生、沒有社運經驗的素人。我和邊青的互動有點像在培力，從辦遊行的行政程序，到議題的回應時間點、背景研究、想口號、模擬記者的提問、與其他NGO串連等。畢竟他們將成為在地社群一分子，而我從香港接觸到的政治論述比他們多很多，提供這些概念是我該做的。

我會參與一些決策，但不是全權主導，通常是他們有困難，我給意見，讓事情運轉下去，也讓他們和台灣的群體融在一起。過程當然高風險，港人會隱藏足跡，不留下任何指涉身分的文件。

現在邊青已不是素人，有成員想全職投入NGO工作，也準備立案。但成員還是有客人的感覺，覺得自己不能要求太多，要講讓台灣人喜歡的話，不能讓台灣人討厭。這麼一來，在台港議題探討上會容易打高空，光講我們要追求民主自由、台灣人很好，不會進到具體政策。這是不健康的，也不會彰顯邊青的主體性。

幾乎所有在台港人都擔心自己成為黨派花瓶，邊青也在每次接到邀請時討論很久。他們不希望在各種團體或政黨需要香港人時扮演一個香港人，而是在台灣議題、台灣對港議題中有自己的主張與分辨，並且有政策推進的效果。

這就會進入台灣的政治歷程，不再只是民眾支不支持「香港議題」而已。要朝這個方向走，需要足夠政治能量與研究能量，我不確定自己做不做得到，但會盡我所能協助。

我們要一起站在最前線

今年在自由廣場舉辦的六四晚會，雖然無大台，但參與人數多了好幾倍，其中包括許多肅穆舉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獨立」旗幟的香港人，港人參與人數之多，是以往不曾見過的。

這些人當中，可能包括來台尋求庇護的香港抗爭者，雖然也有中國海外民運人士在場，但那場合給我的感受，彷彿六四的主體被抽換，現在走在最前面抵抗中國專制政權的是香港人。

解封後會有更多港人來台，陸委會的人道救援方案，要盡速明朗化與落實，公民團體也已向政府提出具體的民間版庇護草案。台灣青年能做的，是串聯國際青年組織，和各國的港人社群合作，例如共同調查中國滲透的危機，對中國形成具體的政治壓力。全球已經牽起抗中的策略聯盟，台灣和香港，要一起站在最前線。

註：由於國人赴中國就學無須經教育部核准或備查，香港也沒有官方統計的台生人數資料，教育部直至2019年反送中運動時，才由教育部駐港人員向香港各大學校院調查在港台生情況，得知從2017到2019年，台生在香港就學的總人數分別為685、858、1,021人。而根據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統計，2010年在港台生人數為76人，9年來成長10倍，2018年突破7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