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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杭車中》是徐志摩寫於1923年的一首詩。此詩發表於1923年《小說月報》第14卷第11號,原名《滬杭道中》。

基本信息

作品名稱:滬杭車中

創作時間:1923年10月30日

作者:徐志摩

作品體裁:詩歌

作品出處:小說月報

作品原文

匆匆匆!催催催!

一捲菸,一片山,幾點雲影,

一道水,一條橋,一支櫓聲,

一林松,一叢竹,紅葉紛紛:

艷色的田野,艷色的秋景,

夢境似的分明,模糊,消隱,

催催催!是車輪還是光陰?

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

註:此詩作於1923年10月30日。發表於1923年《小說月報》第14卷第11號,原名《滬杭道中》。

作品賞析

      将朱自清的散文《匆匆》与徐志摩这首《沪杭车中》比较来读是饶有趣味的事。朱自清用舒缓从容的笔墨描写了时光匆匆流逝的步履、印痕,徐志摩却用极其简洁的文字再现了匆匆时光的形态、身姿。朱自清的时光是拟人化的,徐志摩的时光却是强大的建筑式的。
      没有谁能目睹过时光。尽管时间以昼夜黑白的形式重复升降在人的生命之中,时光的本质到现代才真正成为人类致命的敏感。如果说朱自清的《匆匆》让读者注意到时光在细小事物中的停留和消逝,徐志摩的《沪杭车中》则要读者与时光对视、相向而行。它以诗所特有的语言将空间竖起,时间化为邃道。《沪杭车中》给人的感受是紧张和尖锐。这首诗的诗题就是动态空间:沪杭车中。上海与杭州短暂的距离已被现代交通工具火车不经意打破了。时间和空间本是相对物,此刻就是浑然一体了:“匆匆匆!催催催!”两组拟声词把这种浑然表达得淋漓尽致。随着这到来的时空的浑然,时空中原本浑然一体的自然反被切割成零碎的片断:“一卷烟,一片山,几点云影;/一道水,一条桥,一支橹声,/一林松,一丛竹,红叶纷纷”更深刻的、实质意义的分裂乃是人类自身的安宁的梦境的分裂。和大自然一样安宁而永恒的梦境(或说大自然本身就是一个梦境)由分明而“模糊,消隐”。“催催催!”这现代文明的速度和频率不能不使诗人惊叹:“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
      第一段写现代时空对自然的影响,第二段写现代时空在人类精神深处的投影,二段互为呼应、递进,通过“催催催”这逼人惊醒的声音让人正视时间。这种强烈的现代时间意识,正是现代诗创作的原动力。徐志摩曾在《猛虎集》序文中谈到时间意识迟钝的痛苦:“尤其是最近几年,有时候自己想着了都害怕:日子悠悠的过去,内心竟可以一无消息,不透一点亮,不见丝纹的动。”迟钝和敏感或许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事实上诗人的时间感是现代时间意识的多重折射。徐志摩写于《沪杭车中》之后的1930年的《车眺》和1931年的《车上》所表达的便分别是时间永恒和时间在生命中生生不息的主题。无论“车”这一意象多么富于流动动荡的时间感,如下的诗句带给读者的安宁几乎是不可击碎的:“绿的是豆畦,阴的是桑树林,/幽郁是溪水傍的草丛,/静是这黄昏时的田景,/但你听,草虫们的飞动!”(《车眺》)而“她是一个小孩,欢欣摇开了她的歌喉;/在这冥盲的旅程上,在这昏黄时候,/像是奔发的山泉,/像是狂欢的晓鸟,/她唱,直唱得一车上满是音乐的幽妙。”(《车上》)则使读者无不为生命与时间同在并使时间生机勃勃而感动。徐诗三篇写时间的诗皆以车为象征,而《沪杭车中》则是象征的一个小奇迹:沪杭车这一具体事物及催与匆同声同义不同态拟声词的巧妙运用,是诗人天才的悟性和语言敏感的反应。然而,如果读者读《沪杭车中》而不去读《车眺》和《车上》,便不会了解到它们是徐志摩时间观的统一体。
      既有朱自清洋洋洒洒的《匆匆》,又有徐志摩雕塑建筑式的《沪杭车中》,现代文学史中的时间概念才真正是可触可感。

作者簡介

徐志摩(1897年1月15日—1931年11月19日),原名章垿,字槱森,浙江嘉興海寧硤石人,現代詩人、散文家,新月派代表詩人,代表作有《再別康橋》《翡冷翠的一夜》等。

1921年赴英國留學,入劍橋大學當特別生,研究政治經濟學。在劍橋兩年深受西方教育的薰陶及歐美浪漫主義和唯美派詩人的影響,奠定其浪漫主義詩風。1923年成立新月社。1931年11月19日,因飛機失事罹難。[1]

徐志摩是一位在中國文壇上曾經活躍一時並有一定影響的作家,他的世界觀是沒有主導思想的,或者說是個超階級的「不含黨派色彩的詩人」。他的思想、創作呈現的面貌,發展的趨勢,都說明他是個布爾喬亞詩人。他的思想的發展變化,他的創作前後期的不同狀況,是和當時社會歷史特點關聯着的。[2]

徐詩字句清新,韻律諧和,比喻新奇,想象豐富,意境優美,神思飄逸,富於變化,並追求藝術形式的整飭、華美,具有鮮明的藝術個性。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亞於詩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飛》,《我所知道的康橋》,《翡冷翠山居閒話》等都是傳世的名篇。[3]

人們看待徐志摩及其創作總是把他與新月派連在一起的,認定他為新月派的代表作家,稱他為新月派的「盟主」,這是因為新月派的形成直至消亡,都與他發生着密切的關係,他參與了新月派的整個活動,他的創作體現了新月流派鮮明特徵。從成立新月社到逐步形成一個文學流派——新月派,歷時約十年,徐志摩始終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在我國新詩發展史上曾經產生過一定的影響,為新詩的發展進行過種種試驗和探索。他的詩歌有着相當鮮明的獨特風格,有一定的藝術技巧。從新月社的成立及至新月派的形成和它的主要活動(尤其是文學方面的活動),他確實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他對新詩發展曾經起過一定的推動和影響作用。但是,他們過分地追求形式和格律,又走向歧路,尤其是徐志摩到後期思想和創作都發生危機。[4]

作為那個時代的名人,徐志摩做到了一個普通知識分子能做的一切,他在追求自身幸福生活的同時,也對民族命運有過深刻的思考。他與張幼儀的婚姻是那個時代的不幸,他與林徽因的淡淡情愫令人唏噓,他與陸小曼的婚姻熱烈而深情,卻又坎坷多舛(新華網評)。[5]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