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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家埠》是中國當代作家郭沫若寫的文章。
作品欣賞
一
一九二七年「八一」革命後的第三天，那是陰鬱的一天，清早，我同一氓兩人從廬山下來。我們是忙裡偷閒，在分外冷落的廬山上只待了一夜。
在大暑天，正好避暑的時候，避暑勝地的廬山偏會冷落，說不定會有人奇怪吧。但假如明白了當時的局勢，那就一點也不會奇怪了。
那時是大革命的分化期。蔣介石已經背叛了革命，在南京勾結帝國主義和國內的封建殘餘，和武漢的所謂赤色政府對立。但那「赤色政府」究竟赤到了怎樣程度呢?五六月中在河南和張作霖作戰，雖然打贏了，然而犧牲很大，而迎接出來的西北軍卻主張和南京妥協。就這樣，內面潛伏着的反動勢力便抬起頭來，逼得投機分子們汪精衛和孫科之流逐漸右傾，解除了中國總工會的武裝，並解散了總工會和農民協會，而結果連政府本身也不能不逃難了。
武漢政府所依賴的唯一武力，是張發奎所領率的第四方面軍，這裡包含着原有的第四軍和第十一軍，還有賀龍的兩師人和葉挺的兩師人，軍容是相當盛大的。本來堅守着武漢，和唐生智、何健等所代表的反動勢力作一堅強鬥爭，也未嘗不是辦法。但由於長江下游的封鎖，汪精衛等的自私與無能，而更加上張發奎的想保全實力，終於全面退讓，所有的政府要人和軍隊，都移到南潯鐵路沿線來了。
所假借的名義倒是很堂皇的，東下討伐南京蔣介石。但在實際上，政府要人在和南京方面勾結，企圖寧、漢合作;軍事方面的人，特別以「保護阿斗」自居的張發奎，則是心存觀望。他之占據着南潯鐵路沿線，連他自己都很直率地對我說過，是「進可以談，退可以走」。——還要向什麼地方退走呢?退回廣東去，由北伐而南旋了。
革命的形勢是這樣，真正的革命核心也就採取了新的動向，突破那些已腐或將腐的果皮果核，而迸發出新的根苗來。那就是在八月一號在南昌所揭幕的八一革命的意義。參加了那次革命的主力是賀龍、葉挺的四師人，另外還有後來走了岔路的第十一軍的舊部。這樣一來，把張發奎的部屬幾乎抽成了一個真空。
避暑勝地的廬山要遭冷落，自然是理所當然的事了。
二
我那時是第四方面軍的「黨代表」，照例是兼攝着政治部主任的。我們跟着軍隊也到了九江。駐紮在一座已經放了暑假的教會學校裡面。
我同張發奎通了電話，他要我立刻到他的指揮部去商量善後的辦法。我去了，那是在一間兩面臨着庭園的樓房，陳設相當零亂，除張發奎之外，還有兩位新任軍長黃琪翔和朱暉日也在座。他們也才接到八一革命的消息沒有好一會，面容都很頹喪而又興奮。
張發奎和我商量的就是解決政治部的事情。他主張解散，我也同意了。這是一種革命的邏輯，在當時一般認為：凡是干政治工作的都是共產黨。八一革命是共產黨發動的，所有的政工人員自然也應該共同進退了。
四方面軍政治部雖然成立不久，但它是跟着我一道從總政治部分化出來的，它卻集中了人力物力的精華，單是騾馬我們就有四五十匹。這在二十年前，不要說一個政治部，就是一個師部或軍部都還沒有這樣的豪華。那些東西，我們既然拿不走，也就樂得慷慨，全部移交了。但是我們的結論是：人員一律以禮遣散，不作留難。
三
張發奎和我，本來是有些相當的友誼的。北伐期中，我們共同過甘苦，尤其是在河南作戰的時候，我以總政治部副主任的資格曾經上前線去慰勞，在新鄭我們作過一番深切的談話。我認為我們那時進河南作戰是錯誤了，應該趁着南京的勾結還未成功之前，先討蔣而後討張。他那時很尊重我的意見，說我們是志同道合。故在回武漢之後，他升為第四方面軍的前敵總指揮，也就邀請我做他的「黨代表」。但一從我做了他的「黨代表」之後，便由「志同道合」一變而為「貌合神離」。你要向他提供些意見，他一句口頭禪，便是「書生之見，紙上談兵」。於是我們的交情便進了一境，由「貌合神離」再變而為「分道揚鑣」了。
當我們在同意之下，決議解散政工組織之後，他卻關心到我個人的進退上來。他問我打算怎麼樣，我回答他打算到南昌去。他卻希望我能夠跟着他走。他說，他個人打算乘日本船偷偷到上海，再由上海到日本去，部隊交給黃琪翔和朱暉日帶回廣東，希望我能夠幫他的忙。他自然是看上了我是日本留學生，懂日本話，夠做他的私人秘書，但我謝絕了。
不過在這兒我倒也應該感謝他，我雖然堅持要到南昌去，他也沒有阻攔我，而且還幫了我一點小忙。
他說：「要到南昌去，至遲今晚上就要動身。我們回頭就要下戒嚴令，今晚上的口令和特別口令可以照發，明天就不能保險了。」
還有，也是他說的，要到南昌去，最希望為他傳達一點意見：
「第一，我希望他們儘速退出南昌，因為我的部隊也要到南昌去，免致發生衝突。」
「第二，我聽說他們要回廣東，我希望他們走東江，不要走贛南，因為我的部隊要走贛南回廣東，免致發生衝突。」
「第三，河水不犯井水，我們彼此不相干犯，我希望革命委員會以後不要再用我張發奎的名義，做傀儡我不來。」
「第四，我對政工人員一律以禮遣散，希望他們不要傷負了我的人。」
這些話我請他筆記下來，他很勉強地用鉛筆來在隨便一張紙頭上寫出了，但不肯簽名。不過，儘管不簽名，儘管用鉛筆，這總算是他自己的親筆文件了。
四
就和毀壞一個器皿是很容易的一樣，解散一個組織當然也是很容易的。沒有費上半天工夫，整個方面軍政治部和留在九江的一切政工人員都一律遣散了。但只剩下四個人決定在當晚一同趕到南昌去。
這四個人是誰呢?便是李一氓、陽翰笙、梅龔彬和我。一氓是方面軍政治部主任秘書，翰笙和龔彬是屬於四軍和十一軍的軍政治部的，職分我記不清楚了。我們是在下午六點鐘的時候聚齊。此外還帶了兩位勤務兵：一位是一氓的小勤務兵，另一位是我的大勤務兵。這兩位勤務兵的姓名，我也記不清楚了。
戒嚴令是很嚴厲的，六點過后街上已經很少行人，車輛不用說更不能通行了。街頭隔不幾十步便有哨兵站崗，槍頭戴上刺刀，如臨大敵。我們依然是穿着軍服的，在天光還不十分暗淡的時候，當然可以通行無阻。
那天是特別陰晦的一天，等我們快要走到火車站的時候，天色已經朦朧下來了。於是「口令!」……「特別口令!」的叫唱，把那嚴肅的氣象弄得更加嚴肅。
在車站附近的一條側街上，替我扛着一口小皮箱和一卷被條的我的大勤務兵，突然把擔子放下，當街向着我跪了下來，流着眼淚，向我叩頭。
我們都吃了一驚，問他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哭着把意思說出了：「請饒恕我吧，我家裡還有一位八十歲的老母親!」
這位勤務兵是湖北人，他是從武漢跟着我來的，看起來很雄壯，沒有想出才這樣膽小。他自然以為我們是上殺場，要他的命了。真是糟糕，他早又不說!但也只怪我們以貌取人，在事前沒有經過一道甄別。
這有什麼辦法呢?只好請他回去，我便把被卷也送了他，把小皮箱接過手來自己提。
五
車站上的人是很值得感謝的，尤其是鐵路工友。
火車的交通已經停止了，據說在塗家埠以南有一道鐵橋被炸斷了，火車頭留在九江的也只有兩個，其它的都在南昌被扣留了。要去，就只好乘手搖車，但保不定能夠到達。
車站上的人叫我們不要去，認為很危險。他們又說，外邊還有這樣的風聲，說不定南昌那邊還要打過來。
但我們堅決要去，請他們準備手搖車。他們答應了。北伐期中，鐵路工友是有很好的組織的，他們知道了我們的來歷，尤其自告奮勇，願意把我們送到南昌去。
手搖車是一種正方形的木板車，下面四個滾子放在鐵軌上，上面橫置着一把固定的有靠背的長椅，可以並坐三兩個人。搖車的人站在椅背後，搖着兩邊的發動機，車子便自然滾動起來。
我們連人帶行李占了兩架手搖車，我和一氓和他的小勤務兵占一架，翰笙和龔彬占一架。每架兩位工友替我們搖，搖起來的速度，似乎和火車的速度相差得並不怎麼大。
是漆黑的夜，沒有月，也沒有星。除掉到了車站，站上的電燈顯得分外輝煌之外，沿途只於黑影森嚴中偶爾露出一些農家的燈火而已。那是情意深厚的燈火，好像是親人的眼睛。沿途都有哨兵站崗，走不好遠便有「口令!」「特別口令!」的吶喊，在這之中還可以聽出扳機柄的聲音。
工友們很賣力。他們是輪流換班的，搖得二三十分鐘光景便要換班一次。那樣的時候並不一定是在車站上，車上的人把車停着，只要向暗中一呼喚，便有回應的聲音，接着便有人提起燈來換班。一聽了我們的來歷，新來的人又勇氣百倍地接着把我們搖向前去。我們在路上換了好幾班。在夜深應該睡覺的時候，要工友們起來作分外的服務，但卻不曾聽見他們出過一次怨言。真是值得感謝的事啊!我們是南面而坐的，真好像是南面王一樣!
我們不斷地劈進柔和的夜空中，劈出浩蕩的長風來，感受着萬斛的涼味。
六
到了德安車站，已經是半夜過後將近一點鐘的時候了。
月台上，橫七豎八地堆積着一些貨物的包箱，有一排人光景在那兒守衛。
雖然叫了口令，把口令也應對上來了，但士兵們一定要我們停車，不准我們過去。
一位短小精幹的人來了。一眼看去便知道他是廣東人，哨兵向他敬禮，稱呼他是排長。
我對他說：「我是黨代表，受了總指揮的囑託，有重要的使命要趕到南昌去。」
那人用多少已經官話化了的廣東話，鐵面無情地回答說：「唔得!就系總指揮自己來，也唔得過!一定要有營長嘅命令先至得!」
「營長是不是在車站上?」
「唔在，在德安城裡!」
「今晚好不好去通知他?」
「唔得!聽晨我同呢一道見但去。」
真不愧是「鐵軍」的少校，斬釘切鐵地說了這幾句話，他又各自回車站裡去了。
士兵裡面也有些是四川口音的，其中有一位帶着同情安慰的意思說，這德安是最後一道防線啦，不是輕易可以通過的。前面十里路光景，還有一個尖兵站，這兒就算通過了，那兒你也通不過。
「你們的營長姓什麼?」
「姓張，張總指揮的張。」
糟糕!這一張比那一張更難說話，我開始有點疑心了。我疑心的是張發奎在玩花頭，當面做人情，背地裡擺這一關來讓我們不能過。
但是有什麼辦法呢?過不了的，的確就是張總指揮自己來也怕過不了。我們便決計在車站上過夜了。
搖車的工友們是有朋友的，他們要我們跟着他們去找一個宿處，我們謝卻了。四個人加上一個小勤務兵，就坐在那手搖車上，睡了一個半夜。
七
德安城離車站還有五六里路光景，那是在鐵路東面。第二天清早，在八點鐘左右，我們算得到那位廣東排長的許可，讓小勤務兵在站上看守行李，我們四個人進城去見營長。他自己並沒有陪伴我們，而是派了兩位士兵荷着槍，上着刺刀，把我們送去的。我相信，他一定和營長通過電話，而得到營長的許可，叫他那樣做的。照官制，黨代表和總指揮是平行的，而且有監軍的任務，一個營長就勞他的尊駕，親自到車站上來迎接迎接，論理也還應該。不過在這樣內部起分化時的黨代表，事實就等於「共產黨的代表」，派兩位武裝的兵士來護送，倒是最合格了。
這一天是晴天，迎着清早的太陽，在一片甘薯中向德安城走去。
營部駐紮在一個中學校裡面，我們被衛兵引進了一間課堂，那便是營長的辦公室兼寢室了。在黑板下陳着一張行軍床，床上便睡着那位營長。他受了通報，看見我們進了課堂，便很想撐起身來。一眼看去，他是在害病。我勸他不要客氣，但他仍然抬起半身，指揮我們在附近的課椅上坐。
營長也是廣東人，說他在發瘧疾;看那樣子的確也很狼狽，臉龐是瘦削而灰黑的。
我估計他一定認得我，但我卻不認識他。
我把來意告訴了，並把張發奎的親筆文件拿出來給他看。我告訴他：「這是機密要事，故爾只能用鉛筆寫，也不好署名。但總指揮的親筆，你總是認得的。」
營長沒有多麼留難，只是說要到南昌，恐怕也很困難吧，有幾處鐵路聽說炸斷了，不通火車。但他立即命令在那課室里的一位下屬，寫了一張路條，寫明「有某某官長四名，勤務一名，准予通行」字樣。我們便算得到了通過最後一道難關的把握了。
營長也很關切着當前的情勢，他說：「我們大家都不明白，為什麼自己人要打自己人?」
我因為不明白他的思想底細，沒有多說話。我只是說：「一定打不起來的，請放心。南昌的革命委員會裡面，不是還有張總指揮的名字嗎?他們只是反對蔣介石和汪精衛，並不反對總指揮。大家都希望趕快回廣東，說不定我們可以在廣東再見。」
就這樣，我們便告辭了出來，循着原路走回車站。這次的心境特別輕鬆，我自己都在佩服我自己的機敏。幸好當張發奎和我談話時，我要求他寫出了他的意見，不然不是要很費周折，而且說不定還要遭意外的危險嗎?
八
回到車站，立即又坐上手搖車出發。
在前面十里路左右，的確有一隊尖兵在那兒守衛，有一班人的光景。
見了營長的路條，毫無留難地便讓我們通過了。
真是愉快呀!過了這一線就是我們的自己的天下了!
太陽照得特別的光明，南風吹得特別的馥郁，田園青翠得特別嫵媚。兩條鐵軌發着銀白色的光，就像專門為我們鋪設出來的那樣，坦坦蕩蕩地絲毫也沒有阻擋，要把我們運往革命的樂土。
工友們也搖得特別起勁，不斷地只看到兩邊的林木往後飛。眼前的大地真是活着的，一切都在笑，都在跑，都在長風中發着浩歌。我們有時也讓工友們坐在椅上，自己去搖它們。都是自己人，在車上是無話不談，毫無顧忌了。
我同一氓坐的車子是跑在前頭的，不知道是車輪的活潑，還是人力加緊的原故，我們跑得特別快。翰笙和龔彬坐的那一架，有時他們一齊起來幫助搖，但也搖不過我們，總是落在後面很遠很遠的，要相差十幾二十分鐘的光景。
「這樣的手搖車，坐着實在是再舒服利落也沒有。我這回要算是坐第二次了。前一次是往河南慰勞前線將士的時候，由信陽坐往新鄭。那時是六月初，棗子樹正在開花，河南平原很多棗樹林，車子在棗樹林中搖過，一望無涯的棗花，漾成一片香海。那是使我終生難忘的一種印象。」
這個回憶自然會被喚醒起來，活鮮鮮地。在我們的車快要到塗家埠的時候，我向一氓說着，而於十分快意之中卻表示了一星星的不滿足：「江西境內的風物，太平淡無奇了。這兒和長江沿岸所見到的別無二致，希望能有一項有特徵的東西，足以使我們這一次的旅行，增加點色彩。」
說也奇怪，大抵人在走順路的時候，希望總是容易得到滿足的。
就在我們達到塗家埠車站那一段期間，同樣使我終生難忘的另一種印象，出現到我們的眼前來了。
九
塗家埠是一個大車站，位居南昌與九江之中。這在軍事上是一個衝要的地方。周圍有水迴環着，因而在南北兩段的鐵路上都有鐵橋。當北伐軍在江西境內和孫傳芳作戰的時候，孫傳芳便屯駐重兵於此，借鐵路的聯絡，以策應南昌與九江兩端。攻破塗家埠是很費了點力量的。
我們到達了塗家埠，倒也並不是將近一年前的戰績驚悚了我們。認真說，那樣的戰績，在車站上是絲毫也看不出來了。但在那車站上確實有一樣東西驚悚了我們，至少是我自己。我們在車站上，看着一列火車停在那兒，有三個車廂都擠滿了兵。還有好些服裝不整的兵，擁擠在月台上。火車頭向着九江的一邊，生着火，正冒着煙。
「這是怎麼回事呢?」我驚訝了，「已經可以通車了嗎?」
我們的手搖車本來還沒有到換班的地點，但我要他們停下了。我到車站上去找站長。站長就在那月台上，我問他那火車是怎樣的情形，他說，他也不清楚，是從牛行開來的，他們逼着加煤加水，要開往九江去。
「不是說有鐵橋炸斷了嗎?」
「看情形大概是沒有炸斷吧，不然火車怎麼能夠開來呢?」
情形算弄明白了。我在心裡這樣想：這列火車是不好讓它開往九江的。假如開往九江，那不是替那邊增加了一個火車頭和三個車廂嗎?而且證明鐵橋並沒有斷，不是又可以立刻通車運兵了嗎?
因此，我便向站長說，要他不要讓這列火車開出。
月台上的散兵看見我在和站長交涉，有的便簇擁上來。都是些沒有符號的徒手兵，顯然是在南昌被繳了械的程潛和朱培德的部隊了。他們看見我穿的是軍服，起初摸不準確我是那一邊的人。有的喊我是「官長」，問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是湖南人的口音。我沒有十分理會他們。
我走進站長室里去打電話。天氣很熱，我把皮帶和上衣解了，脫在室內的一張床上。我是在褲帶上佩着一枝布隆寧手槍的。我打電話給牛行車站，要他們轉南昌的賀龍和葉挺，報告他們我到了塗家埠;並希望他們注意鐵路的交通，要斷絕就應該嚴密。
當我在打電話的時候，一些散兵便擁在窗外聽，他們自然看準確了我的身份，知道我是什麼人了。
電話不容易打通，我又走出站長室，想找一氓來再打。待我走出月台的時候，那些散兵便簇擁上來了，立即把我包圍着。我頓時感覺着情形的嚴重。我的手槍是上了子彈的，但不是拔出來自衛的事，而是護衛着手槍不要被人拔去的事了。我把兩隻手緊緊抓着手槍，約略二十名的散兵便來抓着我。有的在喊打，有的不做聲地只是出手出腳，有的爭着搶我的手槍，有的爭着搶我的手錶。眼鏡被打掉了，自來水筆被搶去了，手錶被扭去了，我仍然死命地保護着手槍。從月台被打下軌道，當我傾斜着還沒有倒上軌道的時候，一個傢伙從附近順手撿了一個大石頭向我當胸打來，但幸好只是一個大炭渣。
十
大家的目標都在爭取我的手槍，我又被暴徒們從軌道拉上了月台。二十幾個人扭着一團，我被打倒在月台上了。結果，皮帶終竟被扭斷了，手槍被一個人搶了去。他舉起來，愣着仰睡在地上的我。就在這一瞬間，我自己的腦筋真是清涼透了。那真是形容不出的一種透徹的清涼。
種種的回憶在那一瞬時輻湊了起來。
一年半前由廣東出發的時候，霍亂症正在流行，在爬南嶺的途中，看着看着一些伕子和士兵，便倒在路旁死去，然而我沒有死。
去年八月三十號打到武昌城下，跟着士兵一道去衝鋒，紀德甫是陣亡在賓陽門外的，然而我沒有死。
蔣介石已經叛變了，並且下了我的通緝令，我還公然到過南京，並和軍部的人員同坐一部火車由蘇州到上海。那時我也沒有遭逮捕，也沒有死。
由上海回到武漢的時候，坐着一隻英國船，船到南京城下，正遇着孫傳芳反攻，兩軍隔江炮轟，船隻好停在江心五天。那時我也沒有死。……
然而，沒想出才要死在今天，死在這塗家埠，死在這些被繳了械的亂兵手裡呀!……
清涼的意識在替自己不值，然而很奇怪，那枝手槍卻沒有送了我的命，而是救了我的命。
當那個把我手槍搶去的人高舉手來的時候，一群毆打我的人卻把我丟開，大家跑回頭去爭搶那枝手槍去了!
這樣一個好機會還能失掉嗎?我的生命便乘機脫逃，一直穿過車站，走向後面的一排工友房下。那裡有齊胸高的一排方格窗，都是開着。我便在一個窗口上，用兩手一按，跳進房裡去了。房裡沿壁都放着床，在靠北的一張床上，一位中年婦人，正抱着一個乳兒在午睡。她被驚醒了，我把來歷告訴了她，請她不要聲張。
不一刻，外邊的哨子響了，有火車開動的聲音。我知道是那站長被迫着把火車開出了。但到了這時，我也無法挽回，等調勻了氣，我又慢慢從工人房走出。
奇怪，剛才那麼高的窗，一按便可以跳過的，現在卻是移步都感覺艱難了。雖然還在興奮當中，但周身都已感覺着有點微痛。
十一
一場險惡的風波過了，在月台上又看見了一氓，翰笙和龔彬。一氓也挨了打，他是被一部分人追進一間待車室裡面，躲在一隻角落裡，雖然受了腳蹴，但還沒有什麼嚴重的傷痕。
翰笙們的車到得遲，他們停在站外，正是我們挨打的時候。翰笙因為往田裡去小解去了，得免於難。龔彬受了一部分人的追逐，幸好開火車的哨子響了，散兵們都丟下了人去搶乘火車去了。
小勤務兵呢?失了蹤。這在我是一件很遺憾的事。
當我在月台開始挨打的時候，我看見他在月台的南端，把身上的駁殼拔出來，想要救護我，然而另一群散兵卻把他簇擁着了，以後便不知道他的下落。車站上的人說，他被簇擁上火車去了。這定然是實在的。因為始終沒有聽見開槍的聲音，月台上也沒有什麼血痕，他被架去了是毫無疑問的。但他的死活是怎樣，我們至今都不知道。
那小朋友怕還不足二十歲吧?他是從前我們在南昌工作的時候跟着一氓的，一氓一定還記得他的姓名和籍貫，我是絲毫也不記憶了。只是記得他有一個還未十分成熟的身子，相當結實，不足五尺高。有一個桃子形的臉蛋，相當豐滿而健康。的確是一位純潔可愛的小鬼。但從那時以後，我們便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了。
他到底死了，還是活着的呢，假使是死了，那可以說，完全是為了我的輕率造次而死，而且他還是存心救我並打算開槍的，他更完全是替我而死了。
大家的行李都被搶光了，最可惜的是我在北伐期中的一些日記，還有是一口皮箱裡面裝滿了的二十七枝駁殼。這武器沒有成為人民的武器，而成為反人民的武器了。
1948年6月5日[1]
作者簡介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1892年11月16日，出生於四川樂山沙灣。本名郭開貞，字鼎堂，號尚武，乳名文豹，筆名除郭沫若外，還有麥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鴻、羊易之等，中國現代作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 。1914年1月，赴日本留學。1915年，進入岡山第六高等學校。1918年，升入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1919年，組織抵日愛國社團夏社；同年，創作詩歌《抱和兒浴博多灣中》《鳳凰涅槃》等。1921年8月，詩集《女神》出版。1923年，完成歷史劇《卓文君》、詩歌戲曲散文集《星空》。1924年，完成歷史劇《王昭君》。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完成論著《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等。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歸國參加抗戰，在上海主辦《救亡日報》。1938年4月，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1941年12月，寫成五幕歷史劇《棠棣之花》。1942年，完成歷史劇《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1943年，完成歷史劇《南冠草》。1944年寫《甲申三百年祭》。1949年10月，任政務院副總理、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10月19日，任中國科學院院長。1953年，當選第二屆中國文聯主席。1958年，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1959年，完成歷史劇《蔡文姬》。1960年1月，完成歷史劇《武則天》；同年，當選第三屆中國文聯主席。1969年，完成論著《李白與杜甫》。1973年，論著《出土文物二三事》出版。1978年，當選第四屆文聯主席；6月12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