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淥江橋名話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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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淥江橋名話當年》中國當代作家劉建安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淥江橋名話當年

「淥江橋上好風光,但願人人陳盛芳。八十萬人皆好善,匹夫有責負興亡。」九十五年前,相繼歷任滇、湘、魯、皖四省財政廳長,其時正在安徽任上的醴陵籍人,亦即民國才女袁昌英之父袁家譜,欣聞往遭北軍兵燹,斷行已達七年之久的淥江橋,在醴陵鄉賢陳盛芳及其族人首議,倡捐重建、即將竣工通車之際,發來了一份電文。

通車典禮之日,醴陵縣全城居民萬人空巷,紛紛前來觀摹盛典。七年前的木石六拱橋,如今已煥然一新,變成了享譽湘贛的湘東第一民橋。九拱十礅、高大寬敞的全麻石結構的橋面上,人們手執彩旗,載歌載舞;由原址上移五十米,以搭支橋連接狀元洲,成為一橋二用的傑構,不但在資源利用和景觀增色方面,均為有所建樹,更讓世人以步當船,結束了自宋理宗寶佑(1253—1258)年間,首建石礅木樑橋近八百年以來,南來北往過客或走狀元洲浮橋,騾馬高車必走西門碼頭,乘大型渡船過河的歷史,以至今日,仍在很多醴陵老人口中相傳的地名:東正街與建國路相交的「十字街」,早就已經變為「丁字街」,可謂名不符實了;大橋主修、南社才子、橋碑題記者、省長署秘書傅熊湘先生親臨現埸,主持慶典;大橋工程總理、豪捐款物共計約五萬銀洋的陳盛芳公,這天剛好年滿五十周歲,縣長及其以下僚屬、橋董會、鄉紳耆老、草根百姓,莫不爭相向其趨步,舉杯相賀;乘船逆水而行,可見橋西正中央的橋額上,鐫刻着當今「康聖人」(當年知識界盛傳,中國幾干年歷史中只出現過兩個聖人,一為孔夫子,二為康南海。不過,今日之辭條採用,通常已為後者加上了引號)康有為所題寫的「淥江橋」三個圓潤挺脫的魏碑字體,更是吸引了無數嘖嘖稱奇的目光……

一位飲譽全國近三十年,而今已被國人奉為「救國圖強」偶像,「變革朝政」化身的名流,能為一座小縣新橋之落成揮毫潑墨,不但分文未取,還倒貼了三千銀洋的賀禮,這其中當然會有一些故事。

話說1894年末,我北洋水師在甲午戰爭中全軍覆沒。自稱泱泱大國的大清,終被蔑稱為蕞爾小國的日本戰敗。1895年2月,隨着中方求和、西方列強幹預的《馬關條約》簽字生效日期的臨近,舉國上下的民族生存危機,與日俱增。

時值京師會試,全國十八行省的1300多名舉子們齊聚北京。說到即將由李鴻章押印的《馬關條約》,各省舉子無不痛心疾首,尤其是台灣舉子,因其地域即將按該條約割讓給日本,說道起來更是群情激憤,泣不成聲。也是「人在江湖走,時勢造英雄。」廣東南海人康有為及其同鄉弟子梁啓超,早在四年前就以《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二書學說轟動文壇,一時風頭無二。時下巧遇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關頭,康大先生豈有放任其流之理?於是,康梁二位將主要內容為「請求拒和、遷都、練兵、變革」的《上今上皇帝書》,在各省舉人會館中廣為演說,徵集簽名。廣東作為二人家鄉,簽名附議相對順利。但按方位從南到北,按脾性省風民情,第二個想到的省份就是湖南。沒有料到的是,湖南數十名舉子閱畢該書後,人人相顧咋舌,面有難色。惟有坐在一邊的醴陵文俊鐸,獨自毅然首署。這個簽名,既為帶動湖南以及其餘各省,以後成為傳說共有1200人簽名的「公車上書」,可謂舉足輕重,「鑲」功至偉。

文俊鐸,字代耕,醴陵東堡人。光緒辛卯年與熊希齡(鳳凰人,維新變法首領之一,民國政府第一任總理)同科中舉。以一等知縣候補湖北,恥於納金競補,下任長發審局、硝磺局、來鳳厘局。甲午之役,隨湖南督軍吳大澄率湘軍征倭,出關時計謀不為所用,遂辭官回鄉。值京城禮部應試,結識並鼎力支持康有為。回鄉以後,譚嗣同在湘設南學會,以俊鐸領銜,附設湘報,鼓吹革命。戊戌變法失敗後,幾遭通緝,幸為逃脫。二年以後重回醴陵,行醫故里,與寧太一等將淥江書院改辦為新式中學。以後邀請熊希齡來醴,考察東堡溈山瓷業,開廠辦學,實為醴陵瓷業首次在國際上攬金揚名,貢獻頗多。之後,他又慧眼識珠,推薦義子陳盛芳(浦口河泉人)去萍鄉安源煤礦,使其嶄露頭角,富甲一方,最終成為一位憂國憂民的布衣善士,功不可沒。

回說康文之交。自公車上書、三年以後戊戌變法失敗,譚嗣同等六君子被殺以後,康有為流亡日本、加拿大、歐美等四十餘國,到處發表「惟我皇上英明,乃能救中國」,「廢除封建專制,建立君主立憲」等為主題的演講,博得了許多華僑的首肯和擁戴。時機成熟後,康有為聯合他人在加拿大創辦保皇會(後改維新會),在西歐多國建立分會,規定入會者每年需繳費兩元。據統計,數以百萬計的會員會費,讓他過上了極其舒適甚至涉嫌生活糜爛的生活。有資料顯示,他曾在瑞典買下一座島,在多國擁有房產,娶妻妾六房,計十二個子女。相比稍後的「民國之父」孫中山先生,他的流亡生涯可謂有滋有味;這又猶如劉禪陷魏一一樂不思蜀了。

1911年,辛亥革命勝利後,他在回國至1927年過世的一十六年間,在全國各級政要和各省軍閥中,經常受邀到彼地演講。「火車專列坐,迎賓管樂迎。演講含熱淚,恭維滿堂紅。」這首坊間盛傳的小詩,寫盡了他在國內的遭際依然故我,比海外猶過不及的優渥待遇。

回到淥江橋的題名由來,列位看官看到此處,或許也能看出一些端倪了。確實,1925年9月,值新醴陵淥江橋即將通車之際,醴陵橋董會一干耆老,卻正在為請誰題寫橋名,以壯聲色之時,適逢省長署秘書傅熊湘回醴公幹,透露了康有為近日即將應湖南省長兼督軍趙恆惕之邀請,來湘考察和演講。橋董會聞訊喜不自禁。雖說「康聖人」的擁躉鐵杆文俊鐸已於1916年過世,但其義子、大橋工程總理、義薄雲天的陳盛芳,仍可以上名義,在長沙火車站月台,由傅秘書帶領「攔駕」,面見康大先生,看文俊鐸後人薄面,嘆布衣善士胸懷,將他請到長沙醴陵館,題一橋名,這也應當是書家提筆一一舉手之勞吧……

盛事已往,芳聲長留。時光過去已近百年。文俊鐸、傅熊湘、陳盛芳公等在桑梓所留下的一切,將永遠存留在醴陵人民的心中。至於「康聖人」留下的墨寶,以及他對中華民族的民主啟蒙貢獻,那就留待後人,留待歷史,去慢慢評說吧。[1]

作者簡介

劉建安,湖南醴陵市人,醴陵市作協會員。出生於1961年3月,現在醴陵市文物局工作。下班之樂,含飴弄孫,文字娛心。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