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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衰微》是中國當代作家柏楊所作圖書《西窗隨筆》中的一篇雜文。

作品欣賞

中國古時候有沒有音樂,有沒有舞蹈,有沒有文學,憑天地良心,我不知道。萬一有的話,會不會像古書上說的,有那麼奇妙,我也不知道。不過看樣子,古書上既然提過該事,即令沒啥了不起,想來有倒一定有的。不過,那都是想當年的事啦。春秋戰國之後,皇帝和孔丘先生的徒子徒孫結合,既得利益和理論根據結合,人類精神生活遂逐漸醬住,兩千年下來,即令沒有醬死,也被醬得四肢麻木,連一聲有靈性的呻吟都哼不出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柏楊先生正在四川當教習,晚上十時左右,收音機忽然廣播出日本投降消息,這簡直比跌跤撿了一塊金磚還要晴天霹靂。剎那之間,全學堂師生奔到廣場,如瘋如狂。有幾個不老實的小子,不知道從哪裡弄了點木柴,還生起營火。嗚呼,這種鏡頭,讀者先生在電影上看得多矣,營火熊熊,火焰沖天,男男女女,老老幼幼,團團圍繞,舞蹈的舞蹈,高歌的高歌,盃酒上舉,感謝蒼穹。那一天,柏楊先生也巍然在場,而且也熱血沸騰,蓋國家百年大恥,雪於一旦,真是笑得連尊嘴都合不住。可是,即令在最頂尖快樂的時候,笑容不能一直不墜,不久我就發現場面有點不對,大家生着了營火之後,雖然把它團團圍住,卻既沒有舞,又沒有歌,臉上最初的笑容收斂了之後,終於黑壓壓一片,好像一大群呆頭鵝,營火四射,在大家沒有表情的臉上,搖動着焰影,寂寞而沉悶。假如這時有一位月球上的朋友忽然光臨,准以為是誰壽終正寢,大家來火葬他哩。

大家為啥不舞?又為啥不歌?非不肯舞、不肯歌,而是舞不出來、歌不出來。也有幾位東北籍的學生,忍耐不住,想起了〈秧歌〉,出而扭之,當時尚不知道已有人提倡那玩藝,只不過覺得那種扭之,雖有點像西班牙的土風舞,但卻缺乏一種高級情操的韻味,用之鍛鏈身體,足足有餘,用之表達感情和表達美感,便實在抱歉。所以那幾位扭了幾下,既未有人附和,又未聽到掌聲,只好自動下台鞠躬。他們下台鞠躬之後,廣場上雖萬頭亂鑽,仍然只剩下營火一堆,一堆營火。誠如虞姬女士唱的:「好一派淒涼光景。」

嗟乎,中華民族固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但被醬了兩千年之久,靈性逐漸衰微,奄奄一息。因之中華民族不得不墮落成為一個沒有動作的民族,也墮落成為一個沒有聲音的民族。談起音樂舞蹈,雖然古已有之,而且這個也曰,那個也曰,引經據典一大堆,好不熱鬧,但實際上卻早醬僵了矣。柏楊先生當時也同樣的眼如銅鈴,假如我會唱的話,早去唱矣,假如我會舞的話,也早去舞矣,可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空自着急。蓋從小到老,都在猛學正人君子,而當正人君子第一要義就是非禮勿動的。男男女女抱在一起,手拉着手,搖頭擺尾,前仰後合,聖人在棺材裡都能氣得咯吱咯吱咬牙,行為不檢到這種程度,一輩子都別想當官。偏偏中華民族最大的特徵是人人想當官,怎能不把凡是有靈性的玩藝,都當作洪水猛獸耶?

《儒林外史》第十三回〈馬純上仗義疏財〉,寫的是馬二先生的故事,馬二先生屬於中國傳統文化中知識份子代表人物,他對蘧公孫先生說的那段話,真知灼見,驚天地而泣鬼神,世人不可不焚香拜讀,書上曰──「馬二先生問道:『先生名門,又這般大才,久已高發了,因甚困守在此?』公孫道:『小弟因先君見背得早,在先祖膝下料理些家務,所以不曾致力於舉業?』馬二先生道:『你這就差了,『☆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然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這便是孔子的舉業。講到戰國時,以遊說做官,所以孟子歷說梁齊,這便是孟子的舉業。到漢朝用『☆賢良方正』☆開科,所以公孫弘、董仲舒、就舉賢良方正,這便是漢人的舉業。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會作幾句詩,這便是唐人的舉業。到了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那些理學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講理學,這便是宋人的舉業。到本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文法。則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哪個給你官做?』一席話,說得蘧公孫如夢方醒,留他吃飯,結為性命之交。」

嗚呼,不僅蘧公孫先生如夢方醒,便是柏楊先生也如夢方醒,讀者先生中如有人知道馬二先生住址的,務請來信見告,我不但要留他吃飯,結為性命之交,而且還非得請他當官崽大學堂校長,兼授他的「敲門磚學」,以明義理不可。夫舉業者,做官的敲門磚也。要想做官,就得認清時務,在言揚行舉的時代,我就言寡尤,行寡悔。在遊說時代,我就周遊列國,舌如彈簧。在賢良方正時代,我就賢良方正。在詩詞歌賦時代,我就既作詩又填詞。在理學大盛時代,我就連女人都不看。在八股取士時代,我就努力八股。惜哉,一時尚找不到馬二先生,無法請他就明王朝以後的時代,指出當行的舉業。但依其「敲門磚學」精神類推,以後到了袁世凱洪憲時代,柏楊先生就努力贊成帝制,至少也在報上發表一篇文章,表示非有個皇帝出來不能救中國。到了雲南起義,再造共和時代,柏楊先生自然跟着義憤填膺,同樣的也要在報上發表一篇文章,面不改色的曰,那些贊成帝制的人都是王八蛋。之後,到了東亞共榮圈時代,柏楊先生的舉業就是喊天皇萬歲矣。否則哪個給我官做?

壯哉,「哪個給我官做」?對小孩子來說,有奶便是娘。對二抓牌來說,能給我官做的就是主子。於是耶穌先生的八福又多了一福,曰:「有權給人官做的有福啦。」撒下了大圈圈小圈圈,黃圈圈紫圈圈,自己高坐在上,看那些舉業朋友,以頭撞之者有之,以屁股頂之者有之,以鋼鑽鑽洞者有之,以忠貞學挖窟窿者有之,以聽話學鞏固地盤者有之,熱鬧哄哄,好不過癮。[1]

作者簡介

柏楊(1920年3月7日—2008年4月29日),中國當代作家,出生於河南通許縣,祖籍河南輝縣常村鎮常北村 ,漢族,初名郭定生,後改名郭立邦、郭衣洞,1949年後前往台灣,曾任台灣《自立晚報》副總編輯及藝專教授,為海峽兩岸的人熟知。柏楊在很多所學校念過書,但從沒有拿到過一張文憑,為上大學數次使用假學歷證件,曾被教育部「永遠開除學籍」。他的言論和書籍在社會各界引起了廣泛爭議。

柏楊主要寫小說、雜文,後者成就更高,曾被列為台灣十大暢銷作家之一,他的雜文集主要有《玉雕集》《倚夢閒話》(10集)《西窗隨筆》(10集)《牽腸掛肚集》《雲遊記》等 。代表作有《醜陋的中國人》《中國人史綱》《異域》等。[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