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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球爐子(李雨生)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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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球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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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球爐子》中國當代作家李雨生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煤球爐子

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前,在城市裡居住的人們,家家都離不開煤球爐子。那時,我家住在南市的六吉里,一個小雜院,四間小平房,我家住一間南房。到了冬天,煤球爐子就成了父母飯桌上的話題。母親說「有一節煙筒銹透了,該換一節新的了。」接着又說:「爐子該套了,去年就沒套,不保溫了。」父親一一記下,這些活兒必須在入冬之前做好,否則,到了冬天再干,就有些晚了。那會兒我家很窮,我常年有病,外面一颳風,我就咳嗽;外面一下雨,我就發燒。為了多掙點錢,母親在家裡攬了外活。父親在電線廠上班,母親就給父親的工廠糊紙卷,包電線用的。我家的屋子裡橫橫豎豎拉了很多繩子,母親把糊好的紙卷一條一條地搭在繩子上,為的是讓紙卷快點晾乾。一到冬天,我家的屋子裡到處都充斥着酸臭的漿糊味。假如屋裡沒爐子,先不說人受不了,就連紙卷都幹不了,耽誤了交活,工廠是不給錢的。

那時,我家有一個小煤球爐子,取暖做飯、烘紙卷都靠它。我每天夜裡煨在母親的被窩裡,都能聽到半夜時分父親起來續煤掏灰的聲音。

我上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正遇上三年自然災害。學校給每個班級的煤球根本不夠用,班主任就號召我們幾個班幹部每天從家裡帶煤球,一人十幾個。我是中隊長,自然責無旁貸。每天上學,除了書包,還要帶一個兜子裝煤球,從小隊長到中隊委、大隊長個個如此。煤球爐子有一點非常討厭,就是「吃多少,拉多少」。每天上完課,光是爐灰就有半筐頭,不僅值日的同學怵頭,就連老師也怵頭。沒辦法,老師就讓我們幾個班委每天放學幫助值日同學倒爐灰,這個活,我從小學二年級到六年級一直在干。

夏天,是我們最難熬的日子。我們不大的院子本來就夠熱的,每家門前又都擺上了一個煤球爐子。早晨一起來,四個子爐就開始比着冒煙,嗆得人直流眼淚。到了中午和晚上,四個爐子又一起發威,又是炒菜,又是蒸飯,又是煮麵,又是燒水,熱得人們無處躲藏。

後來我稍微大了一些,就把每年「套爐子」、安煙筒的事承擔下來。煙筒有點漏氣,我就用牛皮紙糊一糊,湊乎着用。「套爐子」要用紅膠泥,加上麻刀,反覆地摔打,既不能硬,又不能軟。硬了沾不住,軟了掛不住,所以要掌握「火候」。那些年,煤球都是按人口供應的,想多買也不行。最早,還有人按月往家裡送煤,後來就需要自己去買煤,我就干過這活,借一輛小拉車,自己去煤鋪買煤,再拉回來,一點點倒進「煤池子」里,不再讓父母操心。到了七十年代的時候,家裡條件好了一些,我們就買了一個「躍進爐」,裝上石棉瓦,改燒蜂窩煤。

在那個年代,別說是居家過日子要燒煤球,就連單位也沒有集體供暖。單位不管有多少間辦公的屋子,到了冬天,每間屋子都生着一個煤球爐子。說起單位的煤球爐子,不得不說一下「鐵篦子」,就是用粗鐵絲編的,專門放在爐子上面,烤窩頭,烤饅頭,烤紅薯用的。別看「鐵篦子」不起眼,它可解決了大問題,我們上班從家裡帶的涼餑餑、涼饅頭,涼菜,都在上面加熱。中午飯也都靠它解決。大家圍着爐子,聞着「鐵篦子」上飯菜散發出來的香氣,有說有笑,也是一道風景。

1976年,我為了給愛人跑調動,幾乎每次下班都要到天津鐵路分局人事科去打聽消息。時間一長,就和一位姓林的幹部混熟了。為了「巴結」林同志,我在一個休息日去到他家「探望」,結果他不在家。問他母親,說去煤鋪買煤去了。我就打聽煤鋪的地址,徑直找了去。看到老林買了一車的煤球,我二話不說,拉起來就走。我那時年輕力壯,一千多斤煤球不在話下。感動的老林一個勁地道謝。就憑這一車煤球的交情,我和老林的關係越來越「鐵 」,有了他的幫助,我愛人在1977年也調了回來。這一段,也算是「煤球」的佳話。

1982年,我們舉家搬至靜海,住進了單位分的大房子。但是,一年四季仍然離不開煤球爐子。只不過從「蜂窩煤」變成了「大同塊」,還是需要我們自己去煤鋪拉煤。有時,為了省煤,我還要把煤末子摻上黃土,活成煤泥,然後做成一個個「煤餅子」,貼在牆上慢慢晾乾,然後搭着煤塊一起燒,既省煤,又不浪費。

煤球爐子真正淡出人們的視線還是八十年代末期。那時,我家已經裝上了「土暖氣」,雖不如集體供暖,但比起「煤球爐子」,無論從火力上、能量上,都有了質的飛躍。再後來,住進了樓房,有了集體供暖,才結束了煤球爐子的歷史使命。

今天,大費周章地說起煤球爐子,不是為了緬懷過去,而是為了讓我們自己記住,我們就是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煤球爐子,記錄的是一段歷史,一段既溫馨又苦澀的歷史。沒有它,就不會有今天集體供暖的冬季如春;沒有它,就不會知道世界上還有一種煤球爐子。我們不能割裂歷史,不能搞歷史虛無主義,有了煤球爐子的記憶,才會使我們把燒柴火到燒暖氣的歷史連接起來,儘管煤球爐子擺不進博物館,上不得保利和佳士得拍賣會,但它卻永駐我心,因為,在它身上我看到了母親佝僂的身影和父親滿頭的白髮。它曾伴我一同走過許多難忘的日子,並陪伴我漸漸長大成人。[1]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