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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犖
出生 1913年
浙江餘姚
逝世 1986年
國籍 中國
民族 漢族
教育程度 海正風文學院
職業 教授
知名作品魏晉南北朝史
隋唐五代史

王仲犖(1913-1986年),浙江餘姚人。1937年畢業於上海正風文學院。曾任上海太炎文學院、中央大學、山東大學教授。建國後,歷任山東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中國唐史學會第一、二屆副理事長,山東省史學會第一、二屆理事長,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學科評議組成員。專於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史。著有《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關於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及封建關係的形成問題》、《北周六典》等。

個人生活

愛好詩文

先生自幼愛好詩文,在上海正風文學院求學期間,因詩寫得好,得到章太炎先生的賞識,收為晚年弟子,章先生對他的影響甚大。30年代初,開始走上學術研究道路時,曾向章先生請教治學方向,老師告訴他"民族危亡關頭,欲保種姓,必須熱愛祖國歷史。"王先生從此明確意識到史學研究與祖國命運的密切關係,樹立起為復興民族而治史的崇高信念,[1]

為人師表

王仲犖先生桃李遍天下,山大現有許多老師都是他的弟子。先生逝世後,他的弟子兼同事,山大歷史系教授鄭佩欣先生有輓聯雲:

"有遺著四百萬字 育齊魯三千英才"

先生非常愛護學生,早在中央大學任教時,就因支持學生民主運動,受到排斥。在山大任教期間,經常拿出自己的微薄工資接濟學生。對於學生的困難,他總是熱心地給以解決。他總是將學生的事看作自己的事情,對學生的關心甚於對自己的關心。他視學生如己出,倘若學生犯了錯誤,他首先做的是自責,然後才去教育學生。

在先生心目中,學生的前途是最重要的。齊濤先生(現任山東省教育廳廳長、黨組書記,省委高校工委書記,省社科聯副主席,曾主編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國古代史》)是他的學生,學校本來安排他讀完碩士之後接替王先生的夫人鄭宜秀教授的工作,以便鄭老師有時間更好地照顧王先生(先生當時有心臟病),但先生看出齊濤是個人才,不願因為自己影響他日後的錦繡前程,並未接受學校的安排,還不顧自己的身體狀況,繼續教導齊濤,直到先生病逝。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啟功先生聞王仲犖先生病逝,撰有輓聯:

直諒多聞,是為益友。

精勤蓋代,無愧宗師。

平凡生活

先生拼搏奮鬥了一生,成就了他光輝的業績。先生不僅有着偉大的一面,也有着自己平凡的生活。

先生生活簡樸,當年與鄭宜秀老師結婚時,其家當只有一件替換的破夾襖。家裡的水泥地板壞了,自己找來工具,親手修好。

先生秉性耿直,做人極有原則。一次開會,領導不公平處理一件事,先生馬上就站起來:"給我找車子,我身體不好,要回家了。"先生並不怕因此而得罪領導。因為王先生德高望重,許多領導經常看望他,他也從來不回訪,有人貼大字報說他架子大,稱他為"祖師爺",他也一笑置之。

仲犖先生又是個極為重感情的人。對於自己的恩師章太炎先生,他一生仰慕和尊敬,即使到了晚年,仍然對恩師有着深沉真摯的懷念之情。他認為"太炎先生是一個被台灣海峽兩邊政治家和歷史家誤會,冷淡了許久的歷史人物","現在對太炎先生的評價,有許多不實之處,不公之論,是應當矯枉的。"為了澄清事實,他不辭辛勞的撰寫了"太炎先生二三事",後又參與編輯《章太炎全集》,在去世前十餘天,還在病榻上與華中師範大學校長章開沅教授談《章太炎全集》出版和章太炎先生的家事。

先生一生交友廣泛,而且和朋友感情極好,大概是先生是重感情的緣故。如果朋友有困難,先生總是想盡辦法,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幫助朋友。在山大,先生和童書業先生過往甚密。童先生很喜歡吃蛋炒飯,仲犖先生就經常親自做給童先生吃。文革時先生和童先生都遭到批判,在這種艱難的環境中,兩個人相互扶持,共同經歷了風風雨雨,建立了深厚的友誼。1968年童先生因病逝世,先生悲痛不已。

先生對山大也很有感情。當年北大三次來邀請王先生去北大任教,先生都拒絕了,畢竟在山大已經呆了幾十年,有了感情,用先生自己的話來說"山大已經成為我的第二故鄉了"。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先生又怎麼捨得山大呢!

先生不僅是個好學生,是位好老師,是可以相交的好朋友,他更是一位好丈夫,好父親。先生很愛家,也很會照顧家人。和鄭宜秀老師結婚三十餘載,相濡以沫,恩愛逾常。相互扶持,互敬互愛,共同走過艱難的歲月。因為鄭宜秀老師的工作比較忙,先生就主動負責起照顧家和孩子的工作,用行動來支持鄭宜秀老師。在孩子眼裡,王仲犖先生是個慈父,他對待子女很民主,支持孩子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並且恰當地給予正確的引導。因為先生總是很風趣,說話很幽默,所以家裡總是洋溢着祥和歡樂的氣息。

仲犖先生正是這樣一個人,一個雖然平凡卻處處閃着耀眼光芒的人。

捍衛民族尊嚴

1936年,章太炎先生在蘇州病逝,臨死前立下遺囑"設有異族入主中夏,世世孫孫毋食其官俸。"這幾句話雖然是對他的兒女說的,但王先生身體力行,用實際行動捍衛了中華民族的尊嚴。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1938年,先生從浙江老家回到被日軍占領的上海,和一批進步人士在租界創建了太炎文學院,王先生任院長秘書室主任兼中國通史教授,講授中華三千年歷史(民國通用教材)。課堂上,先生意氣風發,慷慨陳詞,極大激發了學生的愛國熱情。日偽當局對此極為恐懼,起先以"號召抗日"等罪名加以責難,繼而給先生寄去了裝有子彈的信函。雖然受到如此恫嚇,先生卻泰然處之,繼續走自己的路。直到1940年,汪偽政權粉墨登場,太炎文學院為避免成為汪偽政府的文化工具,宣布解散,先生就此離開上海。

1940年底,先生抵達昆明,任雲貴監察使李印泉(章太炎先生的盟兄弟)的秘書。1942年,怒江前線告急,適逢先生身染虐疾,十分虛弱,但仍然堅持和李印泉先生赴保山龍城等地參與指揮抗擊日軍。當前線統帥部決定撤軍回昆明時,先生極力反對,並正確分析了敵我形勢,指出我方優勢,在印泉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統帥部最終採納了王先生的建議。固守怒江,給日軍以沉重打擊。

1942年底,先生赴重慶中央大學任教,1945年,中央大學遷至南京。南京當時處在內戰前線,學生運動此起彼伏,先生支持學生民主運動,中央大學當局對此甚為不滿,於1947年解聘六大教授,先生當然不能倖免。1947年春,時年34歲的王仲犖先生北上青島任教於山東大學,直到逝世,在山大教書近40年。

在山大教學的生涯中,先生雖然一心鑽研學術,但是並非兩耳不聞窗外事,他仍然十分關心國家命運,關注着共和國的成長。1976年,"四五"事件發生,先生曾詩云:"天安門前花如雪,烈士碑成墮淚碑,總理有靈應喜甚,中華個個好男兒。"

治學經驗

王仲犖先生一生致力史學,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正如啟功先生所言"無愧宗師"。其治學經驗大體有以下幾點:

其一是博

先生一生博覽群書,有着深厚的史學底蘊。早在青年時期,就把家藏的五六千冊書都通讀過了,為寫《西崑酬唱集注》,找了許多書,如《左傳》《論語》《史記》《漢書》《後漢書》《晉書》《太平御覽》《世說新語》等都細緻的看過。

先生讀書既多又快。在京點校二十四史後期,常去中華書局圖書館借書,沒過多久,對人感嘆:"這裡藏書,我大多已看過了",並"苦於無書可看"。館內藏書幾十萬冊,在當時遠遠抵得上一個大學藏書館,先生卻嘆無書可讀,其學問之淵博,可以想見。

其二是精

即在博的基礎上,精讀深鑽幾本基本書,把它讀得熟爛,他曾說:"一個學者,要有幾部書熟爛於胸中,這樣才能控制全局,無往不勝。"他不僅這樣說了,還這樣做了,據鄭宜秀老師講,王先生對《資治通鑑》甚為熟悉,讀過十幾遍,他自己也不止一次說過:"在某種意義上講,我是靠一部通鑑起家的。"

其三是勤

勤讀、勤記、勤思、勤學,書不離眼,筆不離手,腦袋不停地思考問題,並把記、思、寫有機結合起來,把學到的知識變成自己的智慧和活的源泉,使之開出新的花,結出新的果,這是王先生一生的治學特點和根本要訣。他一生求學、教學、治學六十餘年,總是勤勤懇懇,孜孜不倦。筆者有幸參觀了王先生的臥室,內有一個書架,上上下下擺滿書。還有六個大書櫃,內有先生所有遺稿和存書。以前筆者曾懷疑陳景潤教授為攻破"歌德巴赫猜想"光稿紙就有一麻袋是否屬實,今天看到王先生滿滿一柜子手稿,疑慮頓消,大凡做學問者,必有這種勤勉精神。先生曾立下"生命不息,寫作不止"的座右銘,在他停止吸呼的前一刻還在以每天3000字的進度,趕寫《中國物價史》。

其四是嚴

先生在研究工作中,一向堅持高標準,高質量,並諄諄告誡青年同志"不要太急於出書,良工不示人以璞。"他自己的《西崑酬唱集注》、《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等幾部書,四十多年前就已草稿,後經四次易稿,多次修改補充後,才於1978年後陸續出版。

其五是創

王先生善于思考,勇於開拓創新。五六十年代,當"西周封建論"和"春秋戰國封建論"風靡國內史壇,被認為是權威觀點,在古史分期上占統治地位的時候,他敢於大膽地把自己通過認真研究所得出的不同結論發表出來,供人們討論,終於成為一家之言,以魏晉封建論載入史冊,為國內外學者承認和信服。

個人成就

王仲犖先生一生致力於教育和科研工作,半個多世紀裡,他孜孜不倦,著述不輟。先生在學術上建樹頗多,對於先生貢獻的業績,我們僅選一二以饗讀者。

對古代史上幾個重要問題

如古史分期問題,春秋戰國之際的農村公社和休耕制度問題,物價問題,明代紡織生產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都進行了開創性研究。尤其是古史分期問題,他繼承並發展了魏晉封建論。

先生另一個開創性的研究是出版《曹操》一書,首次對曹操的歷史功績進行了公允的評價和充分的肯定,為後來史學界討論曹操其人打下了基礎。

在古籍整理方面

先生的貢獻是很大的。早在上海求學期間,就已經着手注釋宋代楊億編撰的《西崑酬唱集》。今天我們讀到的中華書局新校點版本的《二十四史》,其中就有王先生的功勞。1960年為高等院校主編的《資治通鑑》一書。此外,在先生70歲高齡還整理章太炎的遺著,主持《太炎先生全集》編輯出版工作。

先生學術成就

最主要的部分是關於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的貢獻。先生從五十年代開始研究魏晉南北朝史,花了五六年的時間寫成了《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這本專著將中國中世紀370餘年的複雜歷史進行了梳理。由於魏晉南北朝這段歷史現象錯綜複雜,頭緒繁多,歷代研究者大多將它和歐洲黑暗的中世紀相提並論,認為無光明可寫。王先生明查這一弊端,決心給予突破。而事實證明,先生獲得了成功。他扭轉了過去那些因偏見造成的蒙昧狀態,開闢了魏晉南北朝歷史光明的新局面,目前史學界流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歷史的主流棗南方經濟大開發,北方民族大融合的看法,就是對王先生的觀點和建樹的肯定。

北周六典》和《北周地理志》也是王先生的著名力著,是他魏晉南北朝史豐碑的組成部分。[2]

文獻參考

  1. 而且為此奮鬥了一生。
  2. 王仲犖. 360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