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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人假設是一個名詞術語。

中國文字是歷史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也是至今通行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種文字像漢字這樣經久不衰。 從甲骨文發展到今天的漢字，已經有數千年的歷史。文字的發展經過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隸書、草書、楷書、行書等書體演變。

名詞解釋

「生態人」是與「經濟人」相對應的，與「經濟人」相比，它是一種更加符合人類本質的理論設定。「生態人」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生態人」不僅追求人與自然的共生，還追求人與他人、與自身的和諧，這是一種理想中的人，一種完人；狹義的「生態人」是特指單純的環境保護人士。在當前的社會發展階段，我們所指的「生態人」主要是對「人與自然平衡的嚮往」，對生態文明充滿憧憬的人們。畢竟生態危機是當代社會所有危機當中最為根本性的。同時也應追求社會的和諧和人自身的完善，因為「對自然的解放與人的解放是分不開的」。因此我們可以將「生態人」定義為具備生態意識，並在經濟與社會活動中能夠做到尊重自然生態規律，約束個人與集體行為，實現人與自然共生、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個人或群體。「生態人」既可以指國家，也可以指政府、企業和個人。

人性假設理論的演進

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着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過程，制約着人的存在，包括人的存在的類型、範式。一部人類史，既是人類在時間上不斷延續的歷史，也是人類在空間上不斷拓展的歷史，還是人的存在的內涵、範式不斷深化、豐富和演變的歷史。馬克思和恩格斯說：人是什麼，「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 既和他們生產什麼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怎樣生產」，既表現為「用什麼勞動資料生產」，還表現為勞動者以何種精神氣質、人格形態進行生產。由此呈現出不同的生產狀況和結果，表徵着不同的文明，人的存在的不同類型。自人類走出漁獵時代，主要經歷了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當下正向生態文明轉移：在人的存在形態上，側重表現為「道德人」、「經濟人」，當下正向「生態人」過渡。

「道德人」，是指崇尚道德，輕視利益，安貧樂道的人。在人類「最初的社會形態」里，物質生產的社會關係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各個生活領域，以「人的依賴關係」為基礎，個人從屬於共同體。原始社會是「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體」，每一單個的人只有作為這個共同體的一個成員，一個肢體，他才能存在。道德則是維護共同體的主要紐帶。進入階級社會後，以自然血緣和宗法等級為紐帶的人的依賴關係主要表現為統治與服從關係．統治階級為維護統治和對外征服，將道德觀念理論化，並通過各種形式的教育灌輸，成為人們人生的重要追求。這時候，生產力水平低下，人們依賴於自然，生產的目的不是為發財致富，而是自給自足。立身做人是根本的，追求利益被看作是不道德的，主張「連同肉體的邪情私慾，統統釘到十字架上」(基督教語)。在中國，則主張「何必日利，亦有仁義而已也」(孟子語)。一直到宋明，「存天理，滅人慾」。崇尚道德，重視道德在立身做人及整個社會生活中的作用，並身體力行實踐道德，有其積極的意義；但重義輕利，弱化了經濟發展的原動力，而且愈到後來愈益禁錮人的思想，束縛人的手腳，使個人陷於懶惰麻木、社會陷於停滯不前之中。

「經濟人」，是指崇尚經濟，努力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經濟人」是隨着商品經濟產生，特別是隨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形成而出現的。17—18世紀的西歐，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易逐漸成為經濟內聚力的核心，生產和分配基本上是通過廣泛的買賣交換方式來解決，而不再與流行的宗教、政治和社會習俗融為一體。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上接受僱傭，生產者根據市場需求決定產品的類型和數量。「優勝劣汰」調節着社會經濟，同時調整和安排着人們的社會地位。決定芸芸眾生命運的不再是出身和門第，而是擁有的財富和金錢，社會最大限度地圍繞着謀取利益來運轉。可是，在許多人的思想深處卻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對謀利的蔑視和恐懼。認為「利為萬惡之源」，若人人競相求利，勢必導致社會的分裂和瓦解，世界末13為期不遠了。為了擺脫這種思想桎梏，新興資產階級思想家們不得不對之批駁，為「經濟人」之崛起而論證、謳歌、呼喊。霍布斯(1588—1679)的《利維坦》號稱「人性自私論宣言」；洛克(1632—1704)進一步揭示，人對個人利益的追求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自然權利；孟德維爾(167O一1733)則進一步論證，追求個人利益是創造人生輝煌、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的源泉動力；亞當·斯密成功地繼承了前人的成果，1759年撰寫了《道德情操論》，以新興資產階級思想家的立場和世界觀，力圖對封建宗法等級制度下的「道德人」加以改造、闡釋．以賦予自由主義新鮮內容。實踐證明這樣難以說明新時期的人格特徵。17年後，斯密撰寫了《國富論》，以其博大精深的體系論證並揭示了把個人利己主義利益追求作為行為動機的「經濟人」，及其時代精神氣質、行為表現、道德意義、生長機制等等。由此獲得廣泛傳播，成為人的塑造的重要依據，為資本主義發展催生着13益壯大的主體隊伍。當代著名學者斯蒂格勒評價說：「斯密在他該成功的地方取得了成功，首先是在人的行為方面提供了一個幾乎具有無限威力的原理，他創造了在競爭環境中追求自己利益的個人，這個創造就其普遍性而言可以與牛頓的創造媲美」。_ 當然，斯密也看到了「自利」的「經濟人」的局限性，正如他在《國富論》中所說：「我們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夫、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這種自利的欲望給經濟帶來活力，同時會產生與公共利益的矛盾，導致利己主義泛濫。以追求物質享受為目的的生活方式始終蘊藏着毀滅人的種子。特別是隨着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演進，「經濟人」的局限性13益明顯地暴露出來，人們在採取各種手段來爭奪財富的狂熱舉動中，忘卻了那些有價值的東西。結果，走進手段的王國，卻迷失了自身的目的；跨進物質的天堂，卻陷入精神的深淵。當代人的生存困境是對傳統工業文明的挑戰，也是對人的生存方式的挑戰。事實表明，「經濟人」在許多方面與時代已經愈益不相適應了。

「生態人」，是指善於處理與自然、人及其自身關係，保持良好生命存在狀態的人。生態，即「生命的存在狀態」。世界，包括自然、人、人類社會是一個有機的生命體，存在着客觀的運行邏輯和規則。「生態人」正是從當代人的生存困境中對這種運行邏輯和規則的逐漸體悟、澄明，並用於規範和改造自身，努力達到外部自然生態、內部自然生態—— 精神生態、人格生態的平衡，形成良好的生命存在狀態。這種運行邏輯和規則的特點是：

第一，整體性、有機性。當代人生活於其中的世界，不再是與世隔絕的「世外桃園」，而是由無機自然圈、自然生物圈、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圈等構成的有機整體系統，其中每一部分、各部分的每一因子都處於廣泛而內在的普遍聯繫之中，都對其他部分、其他因子發生影響，並在這種普遍聯繫、相互影響中，最後在整體生態系統中確證其存在的合理性。生態系統整體性、有機性原則，要求其系統內部各部分、各因子之間的平等性。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極端利己主義、霸權主義所以不合時宜，就在於違背了生態系統整體性、有機性原則。

第二，競爭性、共生性。作為有機整體的生態系統內部各部分、各因子之間，既相互差異、對立、競爭，又互依、互補、共生。肯定與否定，生態系統的整體合理性正是在這種對立統一中實現的。現代人不能沒有競爭意識，但在競爭中不能僅考慮自身，這無疑是一種鄉巴佬式的小心眼兒的思維方式。為了自己，必須考慮對方，甚至還要考慮到受其影響的第三方。這在現代生態學上被稱為「三人競爭模式」，常常出現在受益與受損者的利益補償之爭中，出現在綜合效益與單純經濟效益之爭中，出現在權利、責任、義務的公平與正義之爭中。「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人就應象博大的大地一樣，能容納萬事萬物。在世界聯為一體，開放——衝突並存的當代世界，合理性通常存在於不同主體、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吸納、融合中，隨意以一種制度、文化否定、排斥另一種制度、文化，不是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就是狹隘民族主義。

第三，開放性、變動性。當代人生活於其中的是一個相互聯繫、對立競爭、互補共生的世界，亦是一個急劇變化、快速發展的世界。一些學者認為「今後lO年所能帶來的技術變革要超過整個2O世紀的總和。」 由此給世界帶來的變化可謂「天翻地覆」。在這樣的世界中要求得生存和發展，不落伍，不頹廢，必須開放思維，開闊視野，面向世界，立足現在，着眼未來，在實踐中能動地改造世界，創造和諧的外部自然生態；同時改造自身，形成良好的內部自然生態，即精神生態。這是生態人的特點，也是其基本的存在狀態。生態人可以是個人，其行為模式亦適用於群體行為及其交往中。

唯物史觀揭示，利益決定道德。「道德人」、「經濟人」、「生態人」，作為人類不同文明的主體承負者，歸根到底反映了各自時代的利益要求，因而成為該時代積極的創造者和建設者。沒有他們各自的努力，歷史上任何一種新文明、新時代的出現都是不可思議的。誠然，人類文明發展是進化與分化的統一，任何一種新文明都不是完全否定和消滅舊文明，而是對之加以改造，並使之成為新文明的要素、因子。特別是由於社會的複雜性和發展的不平衡性，今天，在我們實現和提升工業化的進程中，工業文明仍會在很大時空中發展，需要大力發揮「經濟人」乃至「道德人」的積極作用；與此同時，要棄其弊端，積極培養造就新型的「生態人」。今天，我們要擺脫人類生存困境，建設一個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身協調和諧的生態文明社會，作為人們的根本利益所在，無疑是高尚的有道德的事業。積極推進生態文明的「生態人」將成為人們人格塑造的楷模。17—18世紀，正是「經濟人」的不懈努力，使英國成為近代史上最先發達的產業資本主義社會，同時也成了後進國家追求近代化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