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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鹽鐵會議的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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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鐵會議的背景《鹽鐵論》是西漢桓寬根據著名的「鹽鐵會議」記錄整理撰寫的重要史書，文學體裁為對話體。書中記述了當時對漢昭帝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的一場大辯論。鹽鐵論爭論的核心是桑弘羊之首倡導的國營壟斷和自由經濟之爭論，為當今的中國很有借鑑作用。那麼為什麼要召開鹽鐵會議呢？下面一起來了解一下鹽鐵會議的背景。[1]
西漢初期，政府奉行「行仁義、無為而治」，雖然對商人有歧視性政策，卻對工商業很少干預，因而商品經濟快速發展，貨幣經濟也很發達。至文景兩朝，人民富裕，國家安定。武帝即位後，外有北方遊牧民族的侵擾、內有建立大一統制度框架的需要，兼之武帝雄才大略，便謀劃藉助祖輩基業徹底解決帝國的長治久安問題。大興功業必然帶來財政的吃緊，因而至武帝中期，國家開始對經濟採取干預政策。
元朔年間，武帝設置「武功爵」，共值三十餘萬；還專門樹立了一個獻財典型——卜式，號召百姓向國家捐獻錢財。
元狩六年（前117年），為應對財政危機，武帝任命孔僅和東郭咸陽為大農丞，實施鹽鐵官營，募民煮鹽而官府專賣，並徹底壟斷鐵的專營。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又任命桑弘羊為治粟都尉，代理大農令，天漢元年（前100年）升為大司農。在桑弘羊的主持下，先後推行算緡、告緡、鹽鐵官營、均輸、平準、幣制改革、酒榷等一系列經濟政策，這些措施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的經濟收入，為武帝繼續推行文治武功事業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由於武帝獨奉行「有為」，對外征伐不斷，兼之大興功業和救災 ，以及朝廷上下的奢靡，僅僅二十年後，國家財政就開始頻頻出現虧空。同時，武帝時期施行的經濟政策，雖然充裕了國家財政，卻使一部分財富逐步集中於大官僚、大地主及大商人手中，而剝奪了中小階層的利益，農民的負擔愈來愈重。而且依靠鹽鐵官營等政策所聚斂的財貨，無法維持戰爭的長期消耗，至武帝晚年時，已是「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民眾多次起義。 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下《輪台罪己詔》，指出「此後務在禁絕苛暴，不得擅興賦役，應致力農耕」，恢復漢初的「與民休息」政策。這預示着經濟干預政策又發生了重要的改變，朝着減少干預放鬆管制的方向發展。
後元二年（前87年），武帝病重，詔近臣託孤，加封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與桑弘羊，金日磾，上官桀共同輔佐幼主。昭帝即位後，有兩種不同的政策並行：一是以霍光為首，主張推舉賢良、詢問民情、免除田租，即「恤民政策」；一是以桑弘羊為首，堅持再開屯田、增強國力，所謂「富國強兵」政策。二者不但性質相反，而且淵源極深，前者為武帝末年政策的繼續，其意合於標榜德治的儒家思想；後者則是武帝中期的積極政策，以增強國家權力為優先考慮，與法家的政治思想合拍。武帝去世後，桑弘羊的理財政策並未隨之廢除。桑弘羊推行的一系列官營政策，由於國家幾乎完全控制了生產銷售和市場，地主官僚、貴族和商賈，都對這些政策表現出強烈的反對和抵制。霍光掌權後，為了緩解統治集團內部的壓力，主張對國家壟斷的工商業稍微放鬆一些，不要管的太死，而桑弘羊則堅決主張嚴管，二人的經濟理念出現明顯分歧。
始元四年（前83年），因昭帝立皇后一事，上官桀父子、鄂邑長公主與霍光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而桑弘羊為子弟謀官也屢屢被霍光拒絕。於是，這幾股政治力量就聯合起來，試圖推翻霍光的輔臣地位。為了保證「與民休息」政策的實行、進一步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霍光開始醞釀鹽鐵會議，以使人們認識到這些理財措施的弊端和缺陷，並進一步從政治上打擊桑弘羊，為壓制桑弘羊提供社會輿論的支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