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動盪的魏晉南北朝：說說形形色色的人生觀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魏晉時期 |
 |
社會動盪的魏晉南北朝：說說形形色色的人生觀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盪，老莊盛行，佛教弘傳，兩漢以來固守的「明經行修」的道德規範受到挑戰，人們開始對自我價值、生命意義做重新的估價，而新的社會道德準則又尚未形成，所以在人生觀上尤其表現得紛錯舛亂、多彩多姿、形形色色。[1]
今天，與大家分享魏晉南北朝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幾種社會思潮，看看古人思考人生的方式與我們現代人有哪些不同之處。
悲人生之短促，嘆功業之未成
這一主題的代表性人物非曹操莫屬。他用實際行動踐行着生命不息、奮鬥不止的人生哲學。這一點，從他的詩詞作品中亦可見一斑。
曹操的《短歌行》云：「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在《度關山》中，他寫道：「天地間，人為貴，立君牧民，為之軌則。」
「天地間，人為貴」可以看做是漢魏之際人生自覺的第一聲吶喊，更是對漢代忠孝名節高於生命觀念的大膽否定，而悲人生之短促，嘆功業之未成成為該時代的主旋律。
生命的忽逝，功業之未竟，是這個時代詩的主題，也是人生的主題。正是這種人生觀念的更新，帶來了詩的清新和風骨文學的鑄成。
酒與藥
酒、藥是兩晉士族的一種時尚、一種風流。兩晉對酒、藥又各有側重，大致說來，西晉是尚酒的時代，東晉是尚藥的時代。
西晉一代，皇帝飲酒，大臣亦飲酒，在官的飲酒，下野的也飲酒，席中有酒，詩中有酒，朝堂有酒，竹林之中也有酒。
眾所周知的文人墨客，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賢，大多喜歡談佛論道，這些場合都少不了酒，以文會友、以酒會友更是當時的流行風尚。
東晉士族中服藥是很普遍的，藥多為五食散，為了追求長生不老而去官的、棄家的、隱逸的很多。
《晉書·哀帝紀》載：「帝雅好黃老，斷谷，服食過多餌長生藥，遂中毒，不識萬機，崇德太后復臨朝攝政。」
東晉葛洪《抱朴子·內篇》里系統論證了服藥可致長生的道理，可見葛洪的長生理論有深厚的社會基礎。
酒與藥，看似不太搭邊的兩種事物背後，既是對生命的一種認識，也是生命的一種迷茫。
縱情放意的人生觀
兩晉之際的《列子》中關於人生的態度和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貴遊子弟頹廢和放縱的情緒。
魏晉之際是士人們整體自覺的時代，阮籍、嵇康及「竹林七賢」是這場運動的先驅。
史書記載，嵇康「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章儀…」換到現在，就是身高180以上，帥氣瀟灑的型男一枚。
當時的上流風氣是崇尚男人的陰柔之氣，而嵇康從來不修飾自己，經常十天半個月不梳洗打扮，再加上小時候就失去了父親沒人管，放縱之心一刻也沒消停過。
同一時期人們的種種怪異行為，是對當時虛假禮儀的不滿、蔑視和抗爭，他們追求的是一種「全真」。但其後在元康時期貴遊子弟的行為則是一種完全的「放縱」。
《楊朱》提出要人們只求「豐屋美服，厚味姣色」，這是一種典型的縱情、消極的人生，是以個人感官為滿足的價值觀和人生觀。《楊朱》也嘆人生之短，他說：「百年者，壽之大齊，千無一焉。」但他嘆人生之短，是告訴人們要恣情縱慾，這同曹操須抓緊時間建功立業的進取心態迥然不同。
隱游遁世的追求
隱游遁世，不始於魏晉，但魏晉的隱逸遁世殊為不同。兩晉許多隱逸者大多數是政治上的得意者，他們隱逸是為了「逐魚鳥林草」，調神養色。
正史單獨為隱逸者列傳，始於《後漢書》，《後漢書》有《逸民傳》。傳中所列隱逸者，或是政治上不得志者，或是標榜其志操者，他們中間大都為「眾望所歸」，即所謂「舉逸民而天下歸心者也」，而東晉戴逵罵元康時的遁逸之人是「好遁跡而不求其本」。
唯錢是求的錢神觀
魏晉以來上層仕貴貪得無厭、視錢如命，是另一類人生觀。聯繫晉人比財鬥富、賣杏鑿核的現象，它又代表了一個群體。
晉武帝時成公綏的《錢神論》，對這種人生觀是一個十分形象的描述和披露。
《錢神論》云：「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唯錢是求。朱衣素帶，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能己，執我之手，托分終始，不計優劣，不論能否，賓客輻湊，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何可暗使！』豈虛也哉？」（《太平御覽·資產部·錢下》）
魯褒又作《錢神論》。《晉書·魯褒傳》載：「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由此論之，謂為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仇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
佛教的虛幻世界
佛經說：在菩提樹下開悟的釋迦牟尼，看到這個世界上一切眾生都在六道輪迴的生死大海中升沉，不覺生起無比的大悲心。
晉、宋間的詩人陶淵明在《神釋》詩中寫道：「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更須盡，無復我思慮。」
甚至儒學色彩極濃的顏之推在《顏氏家訓》告誡他的子孫中談到，若不能出家，「當兼修戒行，留心誦讀，以為來世津梁」。反映了佛教對當時人們人生觀的影響。
佛教給人們指示的極樂世界，對生活在戰爭恐懼、窮困、飢役中的下層人民看來，是個富有無限誘惑力的世界，對那些困惑、迷茫的士人們來說這是一種精神上的慰藉。
上述種種人生觀，作為一種個體意識而言，其每種意識在每個朝代都可以找到，但作為一個群體意識出現，則是其他任何朝代都沒有的。無論「唯酒是務」者也好，「唯錢是求」者也好，還是把希望寄寓來世者也好，都是那個社會世態的一種折射，是對生命意義再審定，是人生價值再認識中的一種困惑和異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