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缺最是「大丈夫」(李漢君)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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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缺最是「大丈夫」是中國當代作家李漢君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稀缺最是「大丈夫」
《史記》的《屈原列傳》上記載，屈原這天來到了江邊，「被發行吟」（詩人到底不可藥救，落魄至此,依然不改直抒胸臆的本性，還在諷詠），此時屈原的形象，司馬遷用了八個字：「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但江邊上的漁父還是認出了他（楚國的高官也真易見，不然，一個奔波於江湖的漁父，怎會識得高居廟堂上的屈原呢？要知道，那個年月是沒有「出鏡率」的）。漁父問他「何故至此」。屈原面對一個區區漁翁，卻也並不小覷，更不敷衍，直以真情相告：「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聽了，卻不以為然，徑直勸說道：「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漁父希望屈原去作一個為朝廷搖唇鼓舌、鳴鑼開道的「合作者」或是國策「詮釋者」）何故懷謹握瑜而自見放為？」（讀到這裡，姑且不說漁父的話是對是錯，讓我們心生疑竇的是：古時候的老百姓，真的敢於如此開導三閭大夫這樣身居高位的官員嗎？他們的自身素質果真如此之高，連草民如漁父者，也有資格和那個時代、那個國家的文化巨擎大談處世哲學？）從漁父的話里，我們不難聽出來，他認為屈原此人太過執拗了，總是「凝滯於物」而不能「與世推移」；他還明言屈原有些自愛——「懷謹握瑜」而不能隨波逐流（的確，眼前這位高陽苗裔，應該帶有某種自戕的成份，因為並沒有人押解他來此。他的放逐，也算一種精神上的自我流放——「自見放」。這便讓漁父不能理解：一個人何苦這樣折磨自己呢？自古識時務者為俊傑，別人不都在順應時勢嗎）。但屈原聽不進漁父的說辭，毫不為之所動，態度反而更加決絕了。他仰對高天遠山，俯視滔滔江水，朗聲宣告：「寧赴常流而葬乎江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屈原此言已流露出了投江自盡的念頭。在清白赴死與苟活於世這二者間，他寧肯選擇前者）
千古以來，豪傑俠士，文人騷客，每讀至此，無不激昂慷慨，為屈原擊節讚嘆。我們要問，這幕悲劇，究竟是緣於屈原性情狷介？還是怪他杞人憂天？（想想當時的情景吧：朝廷斥責他，百姓非議他，主流社會沒人理解他的另類言行，流風污雨一起撲向他……如今兩千多年過去了，屈原的形象早已固定成了「愛國詩人」，成了一個文化符號，再也沒人說三道四了。但倘若作個假設，假設他如今就在你我身邊，或是同事，或為朋友，你會怎樣對待他呢？整個社會將怎樣看待他呢？恐怕我們早沒了端午節吃粽子的那份怡然自得了吧？你對身邊的這個人，也許不但不景仰，反而反感至極，甚至想要領他去看心理醫生，檢查他是否為「人格偏執」，有沒有「自殺傾向」……如果褚項病症一一得以排除，很多人大約便會指着他的鼻子說：簡直胡鬧！你以為你是誰呀？！太狂妄自大了吧）還是讓我們看看後來的事實吧！屈原死後不久，昔日強盛的楚國以整個國家的迅速滅亡證明了屈原的先見之明，至此，一朝的袞袞諸公和一國的喁喁百姓方才如夢初醒，但已然追悔莫及了（歷史出具的這份國破家亡的證明，實在太過沉重了。這也是屈原最不願看到的後果）！可見，獨立思考而又能堅持己見，固守真知，甚而至死不渝，確實是古往今來一切有良知、有膽識、有血性的「大丈夫」的基本品質，是他們的人格底色。
說到「大丈夫」，我們不能不提到儒家。
儒學能夠流傳兩千多年（期間歷經焚書坑儒、「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等幾番劫難，現在卻又「死灰復燃」，甚而出現了「國學熱」），其中必有其內在的存廢之理。薪火相傳的儒學，在現代化的今天，對於當代人來說，其值得繼承和發揚的價值究竟何在？這無疑是擺在世人面前的一道必答題。個人以為，儒家學說，除了它是中華民族凝聚人心的一面旗幟，除了它作為中國人精神面貌的一種文化基因，除了它所倡行的仁義禮智信乃是中國人所遵循的普世價值觀，更重要的，儒學其實是任何一個成熟社會、成熟民族、成熟公民的基本行為規範，其中最核心的一點，正在於它是以天下興亡為己任（顧炎武便作如是說），以國家、生民的福祉為己利（因而他們提出，要實現天下大同，進入小康社會），以仁義、博愛作為核心價值觀。因此，孔孟他們才積極入世，周遊列國，遊說諸王，在他們那個時代「知其不可而為之」，一心要實現儒家修齊治平的理想。這樣一來，儒家與道家、佛家就有了處世上的不同態度。道家是「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知命認命，因而放棄奮爭，退而隱逸養生。而佛家所關注的，更多的則是生命的生滅輪迴，講的是個人如何通過自我修持，脫離塵世苦海。所以，此生不好修來生，此世不好修來世，與儒學志在當世截然不同。從這個意義上說，儒學並不是書齋里的「學問」，更不是裝潢門面的「文飾」，它是經世之學，致用之學，最低，也是個人道德修養必做的功課。這大概就是儒學歷經幾千年的大浪淘沙，經過數度滅頂之災，今天仍然能夠得以傳播的理由之所在。
說到個人修養，我們說，由於人們對外部世界的認知頗有不同，因而，對待生活的態度也便迥然有異。此乃一般而論。除此之外，古來男女由於自然屬性的不同，社會分工的差異，以及眼界的限制，所思所想所行，也會有某些區別。一般來說，男人，總認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認為國家大事，該有自己參與，該盡一份心力（「大丈夫」處世，「當埽除天下，安事一室乎！」「放得俗人心下，方名為「大丈夫」），於是兩眼老是往國是上盯，即便「處江湖之遠」，也常高談闊論，或激昂，或憤慨，或憂虞。而女人則不然，她們認為謀國興業，乃男兒本分，即便是國難當頭，也該由男人去扛着，小女子又能何為？（況且，她們實有下情稟告：今天要是不多買些米麵回來，明日米谷踴貴，一斤就要多花好些銅板；另外，自己那條好看的褶裙，急需換上兩個顏色更搭配些的鈕扣；還有哇，家中盆子裡還泡着一堆小孩的尿片沒洗呢……瑣事如此繁多，哪裡還有空閒去扯那些遠在天邊的、管不着也管不了的事呢）足見，男人的眼光總愛放在自家以外（這才有「老婆都是人家的好」一說），而女人的眼光多半都是內斂，僅聚焦於自身以及自身周圍的孩子、丈夫、家庭，多半只到自家小院牆以內為止，最多，也就議及左鄰右舍的家長里短罷了（由此也可證明，中國古代女子紅杏出牆，還是很少見的，不然的話，何以把卓文君、張鶯鶯那幾個人的事編成了戲劇翻來覆去的上演？假若此類故事不是故事，現實中俯拾皆是，還演給誰看、說給誰聽呢）。自古以來，男女眼界的這個邊線至今也還不曾被徹底打破。
當然，事情也總有例外，偏有女子「不愛紅裝愛武裝」，專一志在寰宇，言行激昂澎湃，能成就一番事業且不讓鬚眉。這樣的女子我們不能不贊她一句：真乃女中丈夫！既然女有「女中豪傑」，男人呢？自然也有「粉面男」、「娘娘腔」等等男作女態者。但說文化藝術界：有的躲進書齋里，專一「治學」，以博取聲名（他們格外在意頭銜，特別留心稱號，尤其喜歡「著名」、「大師」、「專家」一類的高帽）；有的則鑽進勞什子「工作室」，搖筆潑墨，賣字鬻畫，成了一個文化小商販，立志要「先富起來」。（這些人把聖潔的藝術當商品，熱熱鬧鬧開起了小說作坊、繪畫作坊、攝影作坊、影視劇加工作坊，只為賣而寫，只為錢而畫，只為市場而拍攝……總而言之，一切看着趙公元帥的臉色行事，什麼社會良知，什麼批判精神，什麼藝術原則，統統置諸腦後於不顧，「只要給錢，讓我咋寫就咋寫，畫啥來錢就畫啥，多色情的鏡頭都敢拍，管它什麼藝術不藝術！」更有卑瑣者，竟然一頭扎進了褲襠里，緊盯着私處去寫，任你千呼萬喚，他/她只不回頭，直恨得老作家王蒙咬着牙根兒斥道：「文學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墮落與無恥過！」）凡此種種，皆小男人也！
這種小男人，雖然高舉着各式獎牌，頭頂着諸多的名銜，平日裡狂言傲語，頤指氣使，視萬眾為草芥，擺出一副學問大家偉乎高哉的架勢（倒也是，所謂丈夫者，本意指的就是身長古尺一丈的人），但其實，他往往不敵窮閭陋巷中路見不平拍案而起的傖夫俗子（就說那個賣炊餅的武大吧，雖說身材短小，形容醜陋，但品行卻也端正寬厚，而且一直做的都是守法買賣。即便是兄弟成了陽穀縣的打虎英雄，他也未曾叫喊過「我弟是武松！」特別是面對着豪強西門慶，他捉起奸來，卻也未曾後退半步）。這等人雖然賤為一介草民，而一旦道義在胸，卻也是血氣方剛的（就如《水滸》里那個小人物鄆哥，也是能出面打抱不平的，更不要說燕青、石秀和魯智深了）。所以這些人遠比那些頂着星星的這個「家」那個「者」的不知要高貴多少！當今之世，不需放眼遠眺，只要瞅瞅你的左右，便不難見到，那些專一營建自己小天地的男女，比比皆是（他們恍若置身桃花源中，「兩耳不聞窗外事」，「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所以說，中國現在不缺男人，缺的是鐵骨錚錚的男子漢！不缺有家有業的好夫君，缺的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俠者以武犯禁」，古時不為官家所旌表，他們從來只屬於民間。但司馬遷卻獨具膽識，在《史記》中開闢了遊俠列傳專章，這一舉動說明，司馬遷本身就是歷史學家中的俠義之士）！
有人會說，我們今天的社會日見多元，「小資」也沒什麼不好（他們扭捏作態，嗲言嗲語，視奢侈鋪張為時尚，拿無行、濫情當浪漫，奉自私自利為品位……不一而足）。的確，現在人心不古，世風頹變，以大丈夫之身、之態、之氣行世者，已然少之又少，而以利害為考量、為算計、為取捨的人卻越來越多，中國古來所涵養的「大丈夫」之氣，如今早已成了稀缺元素。
那麼，究竟何謂「大丈夫」呢？
標準不一，各人眼中的「大丈夫」各有不同。《史記·高祖本紀》載：「（高祖）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在他的眼中，能夠統御四海，稱孤道寡，這才算得上是「大丈夫」）而宋朝的文瑩在《玉壺清話》里則曾記述：「一卒白晝持刀求害於（孫）忌……（忌）謂賊曰：『爾輩殺吾未晚，大丈夫視死若歸，無名而死，然亦可惜。』」（在孫忌看來，死不足惜，怕的是名聲不顯。後來他為了不賣主求榮而自刎，果然是個視死如歸的「大丈夫」）而詩人白居易對「大丈夫」則另有解說，他說：「敦詩說禮中軍帥，重士輕財大丈夫」。更與常人所見不同的，則有三國時候的李謐，他竟然說「丈夫擁書萬卷，何暇南面百城」（擁書萬卷、讀書明理即為「大丈夫」，給個皇帝的寶座也不稀罕）。在這些眾說紛紜之中，最為大家認可的，恐怕還是孟子的說法。他那段定義「大丈夫」的話，實乃千古絕響：「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這三句話已成為了經典名言：得其富貴不放縱，身處貧賤不移志，面對權勢不屈服。這樣的人，就夠得上「大丈夫」了）。
其實，「大丈夫」立於天地之間，雖志存高遠，但終究強不過時勢造化（正如劉向所說：「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迎，反受其殃。」）。人生一世，功業固有成敗，所事者亦有大小，處身自然也有高有低，但「大丈夫」不以成敗論，不以大小分，那些失敗者、小角色、尋常人，其嘉言懿行仍是可以風範千古的，正如南宋詩人謝枋得所言：「人可回天地之心，天地不能奪人之心。大丈夫行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逆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生。」而且，他本人就是這段話最好的腳註：宋亡之後，他堅決不肯降元，最後竟至絕食而死。
歷史上固然有許多建立豐功偉業的人，如文王開周朝八百年基業，非「大丈夫」安能至此！但其子周公旦，一生無改父王遺志，不負兄長所託，任勞且能任怨（須知：任勞乃身體之累，較容易；難的是任怨，那是一種精神上的委屈，很痛苦！周公不避誤解和誹謗，自行王權，實非私心，更無權欲），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平三監，分封建，制禮作樂，成王長大之後，他便還政而退（退則休，且心安，也不是每個執掌過權力的人所能輕易做得到的），這不同樣居功至偉嗎？他自己雖然沒有成為一代帝王，但在歷史上的地位，卻遠非後來的那些帝王可比（包括成王在內。故而孔子以不夢周公為憾）！還有諸葛孔明。其以一人之智，謀定天下三分之勢，本可建不世之業（劉備臨終亦言：「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憑諸葛之智，如欲自己做皇帝，十個阿斗也不在話下），但人算到底不如天算，奇才竟然未勝常才。白帝託孤之後，孔明雖三擒孟獲，兩齣祁山，事必躬親，鞠躬盡瘁，但至其死，也未能恢復漢祚（「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志雖未成，但他的人格卻成為後世的楷模。據說，當他的死訊傳回成都時，不要說全軍慟哭，就是「全無心肝」的劉禪也哭得昏厥，連東吳的吳國太，聞訊後亦放聲大哭。曾有書記曰：「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政聲人去後」。一個人，死後評價尚能如此，夫復何求）周公也好，孔明也罷，他們都不是開國之君，也非守成之王，但他們卻在自己的位置上，成為了彪炳千古的大丈夫。
如果說，那些人都是大人物，一般人學不了、做不來，那麼，且讓我們來看一個普普通通的老太太吧（央視曾過做報道）。她在六十歲左右死了丈夫，當時欠下了五萬多元的外債。她本欲一死，但轉念一想，尚有債務未償，自己怎可撒手而去？於是她堅持活下來，並決心用自己的餘生還清所有的債務。平日裡，她吃干饅頭就着咸鹽水，天寒地凍而室內卻星火不生（救濟她的煤炭她一粒不留，統統換錢），撿垃圾，拾剩菜（賣菜的小販把好菜送給她，她卻一概不要，只撿地上丟棄的菜葉），把錢一分一分地積攢起來，以十年之功還上了四萬多元的外債（後在當地政府幫助下，終於償清了所有的債務）。借而有還，一諾千金。這小老太與屈原、周公、孔明，骨子裡的那份高貴不是一樣的嗎？她難道不同樣也是位「大丈夫」嗎？如果說，自家一介平民，凡夫俗子，比不上周公，作不了孔明，更成不了屈原，那麼，面對這個年過古稀的小老太，我們又該怎麼說呢？
今天，那些肥頭大耳的「油膩男」，如果你缺乏義氣、豪氣、俠氣和膽氣，也沒有銳氣與火氣，那麼，你最起碼該有點男人本身帶有的「爺們兒氣」吧？
的確，時代不同了，古今有別。但無論什麼時候，作為一個男人，還是應該有點精神寄託，有點氣節，有點陽剛之氣。生活中，應多一些「大江東去」，「氣吞萬里如虎」，少一些小家子氣，甚至只會作埋頭漿洗縫補的「模範丈夫」，更別去入「宅男」、「啃老族」之流的伙……
須知，大丈夫是我們民族復興的中流砥柱，是英雄豪傑產生的土壤！現在，我們的社會太少男人氣了，我們的男人太少大丈夫氣了，而我們的一些丈夫們則操着一口娘娘腔，早已不再血氣方剛了。
不信，你看看身邊的男人，又有幾個堪稱「大丈夫」呢？[1]
作者簡介
李漢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