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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時英

穆時英

（1912年3月14日－1940年6月28日），生於浙江省慈谿縣莊橋鎮。中國現代小說家。新感覺派（穆時英、劉吶鷗、施蟄存）的代表人物之一。筆名有伐揚、匿名子等。

1929年開始小說創作，翌年（1930年）發表小說《咱們的世界》、《黑旋風》；1932年出版小說集《南北極》，反映上流社會和下層社會的兩極對立；1933年出版小說集《公墓》，轉而描寫光怪陸離的都市生活，後又出版《白金的女體塑像》、《聖處女的感情》等；1933年前後參加國民黨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抗日戰爭爆發後赴香港，1939年回滬，主辦《中華日報》副刊《文藝周刊》和《華風》，並主編《國民新聞》，後被國民黨特工人員暗殺。

人物生平

父親穆景庭（1877-1933），浙江鄞縣人。一直從商，經營過金融生意，曾在通易信託公司當過副經理，做過寧紹輪船公司、三北輪船公司的董事，鼎甡錢莊的大股東，後獨自開辦鴻興金號，還做過房地產生意。他前半生沒有受過挫折，1927年（穆時英16歲時）生意失敗，家道變故。

母親石翠鳳（1895-1940），江蘇常熟人，是當地出名的美人。管理家務，喜歡打牌，喜讀小說。穆時英在《舊宅》描述「母親是帶着濃厚的浪漫諦克的氣氛的，還有些神經質。她有着微妙敏銳的感覺，會聽到人家聽不到的聲音，看到人家看不到的形影。她有着她自己的世界，沒有第二個人能跑進去的世界，可是她的世界是由舒適的物質環境來維持着的。她也是個愉快的人。」

穆時英出生於上海，祖籍浙江省慈谿縣莊橋鎮，中國現代小說家，新感覺派（穆時英、劉吶鷗、施蟄存）的代表人物之一，筆名有伐揚、匿名子等。此系穆時英妹妹穆麗娟（戴望舒的第一位妻子）的說法，過去一般認為穆時英出生於浙江慈谿縣，當屬誤傳。這也可以從穆時英在香港寫的散文《無題》（載1938年11月25日《蜜蜂》創刊號）中得到證實。他在抒發自己對上海的懷念之情時，明確提到「幾時才能回到這誕生了我的都市裡去呢？」

穆時英在《舊宅》中描寫的那棟別墅就是他出生的地方，坐落在老上海的澹水路上。穆時英十幾歲時，傭人傳說家裡鬧鬼，看見床底下滾出人頭，於是父母為避邪搬家到海寧路上一座三上三下的石庫門房子，後又因風水不好，再搬到虹口區七浦路的石庫門房子，一個弄堂只有兩家，房子相當大。

穆時英中學時已表現出文學天賦；1929年17歲時考入光華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西洋文學系。西洋文學系的說法，據顧雲天在穆時英遇害後寫的文章《悼穆時英先生》，見《國民新聞》1940年7月6日。

穆時英從1929年開始從事文學創作，次年發表第一部小說《咱們的世界》。1933年前後，穆時英出版四部小說集:《南北極》、《公墓》、《白金的女體塑像》、《聖處女的感情》。抗戰爆發後，他曾到香港任《星島日報》編輯。1939年返滬，相繼在汪精衛政府主持的《國民新聞》任社長，並在《中華日報》主持文藝宣傳工作。

1940年6月28日下午6點40分，穆時英下班乘人力車經過上海三馬路福建路195號附近時，突遭狙擊，右肩及右小腹各中一彈，因射中要害，失血過多，不治身亡。當時普遍認為是被上海潛伏的「鋤奸」組織射殺。終年28歲。

1972年康裔在香港《掌故》月刊第10期發表《鄰笛山陽——悼念一位三十年代新感覺派作家穆時英先生》一文，自稱是國民黨中統特務人員，親自安排穆時英到上海擔任偽職。由於國民黨軍統勢盛，已把槍殺穆時英作為成績「邀了功」，中統特工組織「只有犧牲穆時英」，保持沉默。許多年後，作者才第一次為穆時英鳴冤叫屈。

1972年12月香港昭明出版社出版了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作者採用了康裔的說法，標誌着為穆時英漢奸罪名的平反得到社會的認同。為慎重起見，司馬長風曾經多次與康裔通話會晤，詳詢有關人物和事件，宣稱「所有疑慮之點均告澄清」。據說，嵇康裔先生系浙江湖州人，為陳立夫親戚。當時安排穆時英回上海時，中統局長為朱家驊，負實際責任者為徐恩曾。戰後，徐氏因過錯被南京最高當局解職，批示「永不錄用」。在中統負責人失勢的情況下，穆時英的冤桉遂難以翻桉。（見《中國新文學史》下卷，第五編第二十五章注釋。）

創作生涯

穆時英在現代文學史上被譽為"中國新感覺派聖手"，將新感覺派小說推向成熟，同時亦為中國現代"都市文學"的先驅者，海派文學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大都描繪二三十年代上海都市文明曇花一現、畸形發展時的社會生活。但穆時英的早期作品表現的卻是下層百姓的"草莽"生活，揭示了社會上貧富對立的不平等現象，如《黑旋風》、《南北極》、《咱們的世界》等，藝術表現手法悖反都市文學的高雅，充滿了下層人民強悍、粗獷的生活語言，一度被譽為「普羅文學之白眉」。

1929年開始小說創作，當穆時英在1930年2月15日《新文藝》第1卷第6號上發表他的第一篇小說《咱們的世界》時，當時的編輯施蟄存曾用「使我非常驚異」來描述這篇小說給他帶來的震動，因而大力推舉，不僅置於篇首，而且還向讀者特別推薦，認為穆時英雖然是「一個生疏的名字」，但卻是「一個能使一般徒然負着虛名的殼子的『老大作家』羞愧的新作家」。施蟄存對穆時英的這番激賞也標誌着穆時英正式登上文壇嶄露頭角。當穆時英在1930年2月15日《新文藝》第1卷第6號上發表他的第一篇小說《咱們的世界》時，當時的編輯施蟄存曾用「使我非常驚異」來描述這篇小說給他帶來的震動，因而大力推舉，不僅置於篇首，而且還向讀者特別推薦，認為穆時英雖然是「一個生疏的名字」，但卻是「一個能使一般徒然負着虛名的殼子的『老大作家』羞愧的新作家」。施蟄存對穆時英的這番激賞也標誌着穆時英正式登上文壇嶄露頭角。

隨着穆時英陸續發表以底層民眾生活為素材的小說，一下子引起了當時文壇的注意，「幾乎被推為無產階級優秀文學的作品」，「一時傳誦，彷佛左翼作品中出了個尖子」，但實際上左翼文壇對穆時英的作品相當敏感，儘管肯定了穆時英從舊小說中探索出了屬於民眾的簡潔、明快、有力的語言風格；熟悉了無產者大眾獨特的為一般知識分子所不熟悉的語彙，但仍一致認為穆時英的作品在思想上有着「非常濃厚的流氓無產階級意識」。

1930年10月2日，穆時英的新作——中篇小說《被當作消遣品的男子》作為「一角叢書」之第5種出版，轟動一時。這篇以穆時英本人大學時的一段戀愛經歷為原型的小說富有意識流風格，與之過去發表的底層題材小說風格迥異，因此遭到左翼文壇的猛烈批判。其中，瞿秋白在對穆時英的批判中暗示穆時英及其同夥「第三種人」是「紅蘿蔔」，外面的皮是紅的，裡面的肉是白的，認為這群人「表面作你的朋友，實際是你的敵人，這種敵人自然更加危險」。這種來自左翼的批判聲一直伴隨着穆時英隨後的創作生涯。

1932年1月，穆時英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南北極》由上海湖風書局初版，其內容反映上流社會和下層社會的兩極對立。一年以後，此書改訂增補本由上海現代書局重新推出，引起很大的反響。當時的文學評論家們對穆時英描寫階級對立視角的獨特、形式的新穎和藝術手腕的巧妙，紛紛給予肯定，並把穆時英視作當年中國文壇的重要收穫；據說，當時在上海的大街上，隨意邁進一家書店，便會在書架上發現穆時英的小說《南北極》，經常有痴痴迷戀穆時英小說的讀者給他來信，甚至有崇拜者專程從千里之外的南洋趕來敲他舊宅的大門。而此時的穆時英年僅20歲。

穆時英後期亦涉獵電影工業。1935年穆時英加入了劉吶鷗、黃嘉謨與左翼電影界展開的「軟性電影」與「硬性電影」之爭。1935年8月11日至9月11日，穆時英在《晨報》上連載《電影藝術防禦戰——斥掮着「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招牌者!》，文章長達4萬字，針對左翼電影理論系統地闡明了自己的觀點及理論。1937年穆時英在香港《朝野公論》第2卷第4期到第6期上發表《MONTAGE論》，這篇長達18000字的電影理論文章計劃論述電影藝術的基礎、分解與再建、細部的強調、時間與空間的集中、畫面、Camera的位置與角度、畫面與畫面之編織、節奏、音響與畫面的對位法等8個有關電影蒙太奇藝術的重要問題，目前僅見前六部分，與穆時英小說創作關係最為密切的「節奏」問題未見刊出。但前幾部分的論述已經反映了穆時英對電影藝術揣摩已久，深得三昧。他的小說創作充滿了電影藝術的特徵，是對電影藝術的模彷、自覺追求和實驗。穆時英不僅通過小說，也通過理論表述，在電影藝術和小說藝術之間建立了一種溝通的橋樑。華南一家電影公司曾邀請穆時英拍一部「國防電影」，穆時英自編自導了一部描寫東北抗日游擊隊英勇事跡的《十五義士》，後因影片公司發生變故，電影沒有完成。但據說在當時的香港，一般人知道穆時英導演《十五義士》比知道他是《南北極》小說的作者還多。

人物結局

汪偽漢奸

20世紀30年代初期，春風得意的穆時英，渾身上下瀰漫着十里洋場上的浮華氣息。他獨自一人住在北四川路上的虹口公寓，稿費收入豐厚，讓他生活非常富裕。

年紀輕輕卻已經名利雙收的穆時英很快就日益墮落起來：咖啡館、跳舞廳、電影院、高爾夫球場……是當時的穆時英經常涉足的。 就連穆時英自己也情不自禁地在小說里發出「一個都市人」的哀嘆：「脫離了爵士舞、狐步舞、混合酒、秋季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車、埃及煙……我便成了沒有靈魂的人。」

從此以後，穆時英幾乎再沒有什麼像樣的作品面世。而隨着1935年施蜇存、杜衡退出《現代》編輯部，新感覺派分崩離析，穆時英的作品也漸漸無處發表，賣文謀生變得十分困難，以前的那點財產也幾乎被他揮霍殆盡。

抗日戰爭爆發後，穆時英赴香港，應大鵬影片公司之邀執導電影《夜明珠》。影片敘述了一個舞女遇上了一個真正愛她的男人，可是這段情愛卻不為社會所容，最後舞女含恨而終的故事。這期間，穆時英本人也迷上了一個大他六歲的舞女，並最終娶了她。然而，香港並未給穆時英帶來太多幸運。不會講廣東話的他找工作十分困難，生活也處處不便。他和他的舞女妻子一起住在九龍的一條僻靜的街上，一幢兩層樓的房子裡。房子裡十分簡陋，連床都沒有。白天，穆時英到處找人、謀職，晚上，疲憊的他就靜靜地站在窗前，眺望香港島上的萬家燈火，聽海上傳來的汽笛聲。期間，穆時英曾托人在《星島日報》的副刊上尋了一個編輯職位，但不知何故，幹了沒多久就不幹了。

1939年，穆時英應他的朋友劉吶鷗相邀，攜妻子回到上海，這個時候，劉吶鷗已經是汪偽政府的宣傳干將。穆時英在為汪偽政府工作時，日本人給他配備卡迪拉克高級防彈轎車。

穆時英回到上海後，主辦汪精衛偽政權的《中華日報》副刊《文藝周刊》和《華風》，並主編《國民新聞》。1940年，日偽政府下的上海風雨飄搖，正是國民黨政府的特工人員與汪偽特務機關之間的「特工戰」愈演愈烈之時，設在租界裡的日偽系統報社也成了國民黨特工人員襲擊的主要目標之一。6月20日，《國民新聞》社就收到一封恐嚇信，租界巡警房獲報後便派人員在報社周圍實行了警戒。這個時候的穆時英，正準備接管偽政權下的一份報紙並出任「國民新聞社」社長一職。

1940年6月28日傍晚，穆時英破例沒有乘坐日本人為他配備的凱迪拉克高級防彈轎車，往日形影不離的兩名保鏢也未隨其左右。他隻身一人招呼了一輛人力車上路。其時，天色昏暗，當車途經福建路的豐泰洋貨號門口時，突有兩條黑影從街邊迅速衝出，攔住去路，未等穆時英反應過來，對方立刻出槍，向其射擊，幾聲槍響過後，穆時英從人力車上一頭倒在血泊中。穆時英只活了短短的28歲，事後證實，此次暗殺為軍統所為。

在他被暗殺後的相當長一個歷史時期內，人們都認為他是一個「漢奸」而罪有應得，但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初，卻有人在香港撰文為穆時英辯誣，說他是中統特工而被軍統誤殺。從此，關於穆時英的身份和死因人們議論紛紛卻又各執一詞，成為一宗迷案。

死亡之謎

在現代文學史上，關於穆時英在偽上海時期的活動撲朔迷離，死因說法各異。

穆時英死前一年內的活動主要是投靠汪偽政府，效力於偽政府的新聞宣傳。但是，具體到當時穆時英擔任何家報紙的總編，則說法各異。施蟄存先生回憶說他當過《中華日報》的總編並因此而被殺。

但是，研究者考察當時的上海新聞史料發現，《中華日報》是汪偽在上海的機關報，1939年7月9日復刊。當時準備由林柏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上海文史資料存稿匯編》一書，則收入了郭秀峰自己的回憶。他回憶說，《中華日報》正式復刊後，「先後由劉石克、劉靜哉、殷再緯任總編輯」。回憶並沒有提到穆時英。那麼，穆時英作了什麼報的總編呢?有學者認為，當時，穆時英從香港回到上海後投靠了汪偽政府，具體的投靠對象就是胡蘭成。根據郭秀峰的回憶，當時的汪精衛親信林柏生當上了偽政府的新聞宣傳部長後，「在上海積極擴大宣傳，設立小型報《民族日報》，社長穆時英……」

1940年2月21日，汪偽的國民黨中宣部下令停辦《民族日報》。利用該報的機器設備於1940年3月22日改出一張的小型報《國民新聞》。同時，《國民新聞》的全班人馬甚至設備都來自穆時英任社長的《民族日報》社。開始，《國民新聞》社社長是偽江蘇省省長李士群，暫時由黃敬齋代理社長，但由於總主筆胡蘭成的推薦，穆時英很快當上了總編輯，不久，又取代了黃敬齋，正式任社長。 也有學者認為穆時英任過《文匯報》社長一職。但是，根據《上海文史資料存稿匯編》一書的記載，《文匯報》是英國人克明出面註冊、由嚴寶禮經營的。具體由徐鑄成、柯靈等進步人士主持，是一份進步抗日的報紙。它「創刊於1938年1月上海『孤島』時期，1939年5月被日偽逼迫停刊，抗戰勝利後，1945年9月在上海復刊。」而穆時英在抗戰全面爆發後不久就到了香港，這個時候，《文匯報》還沒有創刊，等到他1939年返滬後，《文匯報》已經停刊了，所以，在1938年1月至1939年5月間，穆時英不可能當《文匯報》社的社長。這是怎麼回事呢?有一種說法認為，1939年5月，《文匯報》被汪偽政權停刊後，汪偽政權想奪取該報的陣地來宣傳自己的主張，因此派人收買克明，想把《文匯報》改造成他們的報紙，穆時英當時就是籌備中的偽《文匯報》社社長。

由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的《上海特工站》一書，對這一內幕做了披露。

該書記載：1939年5月初，汪精衛一夥群集上海，籌組偽政府。上海的《中美日報》、《大美晚報》、《文匯報》、《申報》、《新聞報》等，無不對汪破口大罵，盡情抨擊。在這十里洋場內，「漢奸傀儡」臭不可聞，「弄堂政府」傳為笑柄。這使李士群恰如骨鯁在喉，必須一吐為快。一天，李士群、丁默邨等開會，商討對策。

他們認為應該來個雙管齊下：一是立即自己辦報；一是打掉那些報紙，使它從此說不出話來。

關於辦報人選，他們選中了人稱「鬼才」、頗有名氣的穆時英和劉吶鷗，他們認為這兩個人既和中統勾勾搭搭，又和他們暗通關節。 當時，《文匯報》的負責人徐鑄成等人知道汪偽政府的陰謀後，抱着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決心，聯合英方，成功地粉碎了汪偽政府的企圖。汪偽政府想迅速接管《文匯報》的陰謀失敗後，在進行《中華日報》的復刊和《國民新聞》創刊的同時，也仍然由穆時英在籌備《文匯報》，但尚未出版，他就被暗殺身亡。所以，所謂穆時英任《文匯報》社社長一事，僅僅是籌備時期的社長,而非正式的社長。

關於穆時英其人的研究，至今最大的分歧還是他被刺殺的原因。從史料上可知，穆時英先後曾經擔任汪偽政府控制的《民族日報》社社長、《國民新聞》總編、《國民新聞》社社長和偽《文匯報》的籌備社長。從這些情況來看，他被冠以「漢奸」的罪名可以說是名副其實，而其被懲罰的命運似乎也在劫難逃。實際上，他被殺的確是重慶國民黨軍統所為。根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新聞研究資料》記載，在29日「汪精衛就穆時英被刺一事打電話給《中華日報》編輯部，表示要堅決殲滅國民黨在上海的特務人員」。

撲朔迷離

1973年香港10月份的《掌故》月刊上發表了嵇康裔的文章《鄰笛山陽——悼念一位30年代新感覺派作家穆時英先生》，卻讓穆時英的身份和死因再次變得撲朔迷離起來。

該文章說，穆時英真正的身份其實「是國民黨中央黨方的工作同志」，他是被軍統誤殺的。作者自稱是穆時英在中統的上司，穆時英返滬任職於汪偽報界是他親手安排的。如果嵇康裔的回憶屬實的話，那麼，穆時英真正的身份應該是重慶方面臥底的軍統特工。汪偽政府完全有可能不知道穆時英的真實身份而誤認為穆時英是自己人，正因為如此，汪精衛才打電話給《中華日報》，揚言要報復暗藏在上海的重慶國民黨特務。認為穆時英是被軍統誤殺的人還以當時的新聞界反應為旁證。

自從1940年6月29日《申報》報道穆時英被刺殺後，接下來的幾天內，上海幾十家大大小小的親重慶方面的報紙對此事卻沒有任何報道。而劉吶鷗被刺殺後報界的反應卻很熱鬧，這顯然是極端反常的。惟一可能的解釋就是國民黨自己的特務機關協調出了問題，發生了自己人暗殺自己人的醜聞，而避免家醜外揚的最好辦法就是保持沉默。另外，穆時英被刺殺那天坐的是人力黃包車，並沒有乘坐日本人為他配備的凱迪拉克高級防彈轎車，往日形影不離的兩名保鏢也未隨其左右，這在暗殺頻繁的偽上海時期是非常奇怪的。而比較合理的推測就是他之所以敢隻身一人乘坐黃包車，也許他正自恃是中統特工，國民黨方面不會襲擊他，但未想到還是被軍統誤殺了。認為穆時英可能是中統特工的另外一個證據來自他的身世、早期經歷和作品。和在日本長大的劉吶鷗不同，穆時英並非一直都是遊戲於舞場和賭場的紈絝子弟。他的父親曾經是位很富有的實業家，後因經營股票而破產，家道中落，這讓他很早就體會到了上流社會的黑暗和下層人民的溫暖，從而在他的心靈里播下良知的種子。他早期的文學創作也證明了這一點。小說《咱們的世界》、《偷麵包的麵包師》等都反映了他對窮苦大眾的悲憫和對上流社會的憤恨，帶有濃厚的左翼文學色彩。因此，有些人認為，與劉吶鷗相比，穆時英不太可能真心情願地走上漢奸的不歸路。相反，他鼓吹「和平文學」，靠近汪偽政府和日本人，不過是為他日後成功地打入汪偽政府、為國民黨服務取得資本。

1940年，一個戰火紛飛的年代。穆時英被殺以後，關於他的卷宗和一大堆發生在戰時的偷竊、綁架、謀殺、失蹤、車禍、欺詐等案件材料和大事記、物資供應清單等一起被堆放在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的雜亂的檔案架上，隨着政治局勢的迅速變化，很快就被人們遺忘了。今天，由於證據的不足，關於穆時英的身份和死因儘管眾說紛紜，真相卻恐怕只能是一個迷。

婚姻

1934年6月23日，22歲的穆時英與舞女仇佩佩在上海北四川路新亞酒店舉行婚禮。他們的結婚照刊登在1934年7月1日《小說》第3期。

作品

小說篇目

• 《咱們的世界》
• 《黑旋風》（1929）
• 《公墓》，《小說月報》創刊首篇作品，標誌穆時英成為現代派代表作家。
• 《南北極》
• 《公墓》
• 《白金的女體塑像》
• 《聖處女的感情》
• 《夜總會裡的五個人》（1932）
• 《上海的狐步舞（一個斷片）》
• 《蓮花落》
• 《手指》（1930）
• 《CRAVEN "A"》（1932）
• 《某夫人》
• 《駱駝‧尼采主義者與女人》
• 《煙》
• 《黑牡丹》（1933）
• 《貧士日記》
• 《紅色的女獵神》
• 《五月》
• 《舊宅》
• 《父親》
• 《百日》
• 《本埠新聞欄編輯室里一紮廢稿上的故事》
• 《街景》
• 《空閒少佐》
• 《PIERROT》
• 《墨綠衫的小姐》
• 《G NO.Ⅷ》
• 《第二戀》
• 《交流》
• 《偷麵包的麵包師》（1932）
• 《被當作消遣品的男子》
• 《斷了條胳膊的人》
• 《生活在海上的人們》（1931）
• 《油布》（1931）
• 《田舍風景》
• 《玲子》
• 《夜》

作品集

• 《南北極》（小說集）（1930）
• 《公墓》（小說集）（1932）
• 《白金的女體塑像》（小說集）（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