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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枝》作者劉禹錫 |
作品名稱:《竹枝》 創作年代:唐朝 文學體裁:詩詞 作者:劉禹錫 |
竹枝,是唐代著名文學家、哲學家 劉禹錫所作的一首詩詞。 [1]
目錄
作者介紹
劉禹錫(772年~842年),字夢得,籍貫河南洛陽,生於河南鄭州滎陽,自述「家本滎上,籍占洛陽」 ,其先祖為中山靖王劉勝 (一說是匈奴後裔) 。唐朝時期大臣、文學家、哲學家,有「詩豪」之稱。 劉禹錫於貞元九年(793年)進士及第,初任太子校書,遷淮南記室參軍,後入節度使杜佑幕府,深得杜佑的信任與器重。杜佑入朝為相,劉禹錫亦遷監察御史。貞元末年,加入以太子侍讀王叔文為首的「二王八司馬」政治集團。唐順宗即位後,劉禹錫參與「永貞革新」。革新失敗後,屢遭貶謫。會昌二年(842年),遷太子賓客,卒於洛陽,享年七十一,追贈戶部尚書,葬於滎陽。 劉禹錫詩文俱佳,涉獵題材廣泛,與柳宗元並稱「劉柳」,與韋應物、白居易合稱「三傑」,並與白居易合稱「劉白」,留下《陋室銘》《竹枝詞》《楊柳枝詞》《烏衣巷》等名篇。劉禹錫的哲學著作《天論》三篇,論述天的物質性,分析「天命論」產生的根源,具有唯物主義思想。著有《劉夢得文集》《劉賓客集》。
正文
日出三竿春霧消,江頭蜀客駐蘭橈。 憑寄狂夫書一紙,家住成都萬里橋。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劉禹錫,自稱祖先為漢景帝賈夫人之子中山靖王劉勝;七代祖劉亮,北魏冀州刺史、散騎常侍,隨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 [6] 。父親劉緒,為避安史之亂,遷居蘇州。劉禹錫生於大曆七年(772年),其父、祖均為小官僚,父劉緒曾在江南為官,劉禹錫並在那裡度過了青少年時期。他很小就開始學習儒家經典和吟詩作賦,既聰明又勤奮,在做詩方面,曾得當時著名詩僧皎然、靈澈的薰陶指點。
貞元六年(790年)十九歲前後,劉禹錫遊學洛陽、長安,在士林中獲得很高聲譽。 貞元九年(793年),與柳宗元同榜進士及第,同年登博學鴻詞科。兩年後再登吏部取士科,釋褐為太子校書,不久丁憂居家。貞元十六年(800年),杜佑以淮南節度使兼任徐泗濠節度,辟劉禹錫為掌書記。後隨杜佑回揚州,居幕期間代杜佑撰表狀甚多。 貞元十八年(802年),調任京兆府渭南縣主簿,不久遷監察御史。當時,韓愈、柳宗元均在御史台任職,三人結為好友,過從甚密。
貶謫生涯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唐德宗駕崩後,李誦即位,是為唐順宗。原太子侍讀王叔文、王伾素有改革弊政之志,這時受到唐順宗信任進入中樞。劉禹錫與王叔文相善,其才華志向尤受叔文器重,遂被任為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參與對國家財政的管理。這段時間裡,劉禹錫政治熱情極為高漲,和柳宗元一道成為革新集團的核心人物。 「二王劉柳」集團在短短的執政期間採取了不少具有進步意義的措施,但由於改革觸犯了藩鎮、宦官和大官僚們的利益,在保守勢力的聯合反撲下,很快宣告失敗。唐順宗被迫讓位於太子李純,王叔文賜死,王伾被貶後病亡,劉禹錫與柳宗元等八人先被貶為遠州刺史,隨即加貶為遠州司馬。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八司馬事件」(同時貶為遠州司馬的共八人,史稱「八司馬」)。此後,劉禹錫在朗州近十年。期間,劉禹錫創作了大量寓言詩,表達了對當朝權貴的極大不滿,又寫了許多賦來表達自己不甘沉淪的雄心。由於接觸當地民間歌謠,從中吸取了營養,他的詩歌創作表現出一些新的特點。同時,他還寫了多篇哲學論文,最重要的便是與柳宗元《天說》相呼應的《天論》三篇。 元和九年十二月(815年2月),劉禹錫與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次年三月(816年),劉禹錫創作了《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得罪執政,被貶謫到更遠的播州去當刺史,幸有裴度、柳宗元諸人幫助,改為連州(今廣東連州市)刺史。此後,劉禹錫在連州近五年。 元和十四年(819年),劉禹錫因母喪才得以離開連州。長慶元年(821年)冬,劉禹錫被任為夔州(今重慶奉節縣)刺史。長慶四年(824年)夏,調任和州(今安徽和縣)刺史。 寶曆二年(826年),劉禹錫奉調回洛陽。827年,任職於東都尚書省。從初次被貶到此時,前後共歷二十三年。
晚年生活
大和元年,劉禹錫任東都尚書。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寫了《再游玄都觀絕句》,表現了屢遭打擊而始終不屈的意志。以後歷官蘇州、汝州、同州刺史。從開成元年(836年)開始,改任太子賓客、秘書監,分司東都的閒職。 會昌元年(841年),加檢校禮部尚書銜,世稱劉賓客、劉尚書。劉禹錫晚年到洛陽,與朋友白居易、裴度等交遊賦詩,唱和對吟,生活閒適,和白居易留有《劉白唱和集》《劉白吳洛寄和卷》,與白居易,裴度留有《汝洛集》等對吟唱和佳作 [8] 。此後,他歷任集賢殿學士、禮部郎中、蘇州刺史、汝州刺史、同州刺史,最後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會昌二年(842年),劉禹錫病卒於洛陽,享年七十一歲,追贈為戶部尚書,葬在河南滎陽(今鄭州滎陽)。
文學成就
詩歌
詩歌內容 劉禹錫的山水詩,改變了大曆、貞元詩人襟幅狹小、氣象蕭瑟的風格,而常常是寫一種超出空間實距的、半虛半實的開闊景象,如「水底遠山雲似雪,橋邊平岸草如煙」(《和牛相公游南莊醉後寓言戲贈樂天兼見示》),「野草芳菲紅錦地,遊絲繚亂碧羅天」(《春日書懷寄東洛白二十二楊八二庶子》)。再如《望洞庭》;在這靜謐空靈的山光水色中融入了詩人的主觀情感,構成了一種恬靜平和的氛圍。不過,雖然劉禹錫說過「能離欲則方寸地虛」,但是他積極參與永貞革新,其實還是要在社會中實現人生理想;他的性格也比較倔強,詩中倒是常常表現出高揚開朗的精神。如《秋詞》二首之一、《同樂天登棲靈寺塔》,都有一種高揚的力量。
由於有了含蓄深沉的內涵、開闊疏朗的境界和高揚向上的情感,劉禹錫的詩歌便顯得既清峻又明朗。 劉禹錫又多次貶官南方,這也是民歌盛行的地方,所以劉禹錫常常收集民間歌謠,學習它的格調進行詩歌創作,如《白鷺兒》詩以隱喻方式寫自己孤高的情懷,但用的是輕快的民歌體。還有一些完全仿照民歌的作品,如《竹枝詞》《楊柳枝詞》《堤上行》《蹋歌詞》《浪淘沙詞》《西塞山懷古》等,都很樸素自然、清新可愛,散發着民歌那樣濃郁的生活氣息,以下兩首尤為傳神:《堤上行》三首之二、《竹枝詞》二首之一。
作品風格
劉禹錫及其詩風頗具獨特性。他性格剛毅,饒有豪猛之氣,在憂患相仍的謫居年月里,感到了沉重的心理苦悶,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但他始終不曾絕望,有着一個鬥士的靈魂;寫下《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重遊玄都觀絕句》以及《百舌吟》《聚蚊謠》《飛鳶操》《華佗論》等詩文,屢屢諷刺、抨擊政敵,由此導致一次次的政治壓抑和打擊,但這壓抑打擊卻激起他更為強烈的憤懣和反抗,並從不同方面強化着他的詩人氣質。他說:「我本山東人,平生多感慨」(《謁柱山會禪師》)。
劉禹錫早年隨父寓居嘉興,常去吳興拜訪作為江南著名禪僧兼詩僧的皎然和靈澈,據其《澈上人文集紀》自述,當時他「方以兩髦執筆硯,陪其吟詠,皆曰孺子可教」,這一早年經歷對其後來的詩歌創作影響很深。
劉禹錫的詩,無論短章長篇,大都簡潔明快,風情俊爽,有一種哲人的睿智和詩人的摯情滲透其中,極富藝術張力和雄直氣勢。諸如「朔風悲老驥,秋霜動鷙禽。……不因感衰節,安能激壯心」(《學阮公體三首》其二)、「馬思邊草拳毛動,雕眄青雲睡眼開。天地肅清堪四望,為君扶病上高台」(《始聞秋風》)這類詩句,寫得昂揚高舉,格調激越,具有一種振衰起廢、催人向上的力量。至於其七言絕句,也是別具特色,如:「莫道讒言如浪深,莫言遷客似沙沉。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詞九首》其八)「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樹小山詞。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楊柳枝詞九首》其一)就詩意看,這兩篇作品均簡練爽利,曉暢易解,但透過一層看,便會領悟到一種傲視憂患、獨立不移的氣概和迎接苦難、超越苦難的情懷,一種奔騰流走的生命活力和棄舊圖新面向未來的樂觀精神,一種堅毅高潔的人格內蘊。再如他那首有名的《秋詞》,全詩一反傳統的悲秋觀,頌秋贊秋,賦予秋一種導引生命的力量,表現了詩人對自由境界的無限嚮往之情。胸次特高,骨力甚健。
劉禹錫深信佛教,早年師從的詩僧皎然的著作《詩式》,已經將禪學與詩學聯繫起來。劉禹錫受到皎然的影響,又通過長期接觸禪學和詩歌創造實踐,明確認識到「悟不因人,在心而已」的道理,這八個字是劉禹錫對禪學精髓的把握,也成為他的詩論的基礎。 [23] 他還說寫詩的人應該「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董氏武陵集紀》),前句即指語言的簡練與含蓄,後句即指主體的觀照與冥想。所以他一方面重視通過錘鍊與潤飾使詩歌的語言既精巧又自然,而反對多用生僻字眼,提出「為詩用僻字,須有來處…… 後輩業詩,即須有據,不可率爾道也」(《劉賓客嘉話錄》);另一方面,他又極重視主體的觀照與冥想,在《秋日過鴻舉法師寺院便送歸江陵詩引》中他曾說: 「能離欲則方寸地虛,虛而萬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於詞。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詞,故粹然以麗。」
劉禹錫的詩大多自然流暢、簡練爽利,同時具有一種空曠開闊的時間感和空間感。像他的名句如「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後波」(《樂天見示傷微之敦詩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詩以寄》),越中藹藹繁華地,秦望峰前禹穴西。《酬浙東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長句》「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都是他對歷史、人生進行沉思之後的一種感悟。這種感悟以形象出現在詩里,不僅有開闊的視界,而且有一種超時距的跨度,顯示出歷史、現實、未來在這裡的交融。
劉禹錫的詠史詩十分為人稱道。這些詩以簡潔的文字、精選的意象,表現他閱盡滄桑變化之後的沉思,其中蘊涵了很深的感慨,如《酬浙東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長句》《西塞山懷古》《烏衣巷》《石頭城》《蜀先主廟》等都是名篇。
辭賦
除詩歌與論說文外劉禹錫的辭賦創作在唐代辭賦史中,乃至整個辭賦史中也是重要的不可忽視的環節,其存賦十一篇,與唐代各家所存辭賦數目相較,也不算少了。馬積高在其著作《賦史》中評價中唐時期的辭賦家,列柳宗元為首位,韓愈、劉禹錫並列其次,又將柳宗元之辭賦同屈原相提並論,即可見一斑。而實際上,劉禹錫本人也是對自己的文章水平頗有自信的,在其《子劉子自傳》中他說:「天與所長,不使施兮。」這裡的「所長」指的即是自己的長於文詞,而在這「文詞」之中當然也包括辭賦在內。在劉禹錫的十一篇辭賦作品當中以《秋聲賦》最受後人推崇。
由於劉禹錫的辭賦多數創作於貶謫時期,因此逐臣之悲與懷才不遇便成了其辭賦創作的重要主題,騷怨情懷是其主要的情感寄託,同時儒家兼濟天下的思想也貫穿始終。此外,除了反映貶謫愁思的作品,其辭賦還有應試科舉所作的律賦——《平權衡賦》,懷古傷今的《山陽城賦》,悼亡的《傷往賦》,描寫景物風俗的《楚望賦》。作為唐代重要的文學家與哲學家,劉禹錫的詩歌成就較高,是唐詩研究的重要領域,而詩文又為當時的文學主流,故劉禹錫的辭賦創作必然要受到其詩歌創作影響的。例如劉禹錫詩歌的主題便影響着他辭賦的主題,許多在其詩歌中描繪的場景畫面、表達的情感內容,同樣也出現在他的辭賦作品中,因此研究其詩文與辭賦的互動關係是其辭賦研究的有利環節。
論說文
劉禹錫的文章以論說文成就為最大。一是專題性的論文,論述範圍包括哲學、政治、醫學、書法、書儀等方面。哲學論文如《天論》三篇,論述了天的物質性,指出天人「交相勝」、「還相用」的觀點,並在當時的科學水平上分析了「天命論」產生的社會根源,在唯物主義思想發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他方面的論文如《答饒州元使君書》《論書》《答道州薛郎中論方書書》《答道州薛郎中論書儀書》,都徵引豐富,推理縝密,巧麗淵博,雄健曉暢。二是雜文。
一般因事立題,有感而發,如《因論》七篇;也有的是「讀書有所感,輒立評議」,如《華佗論》《辯跡論》《明贄論》等。這些作品,短小精悍,隱微深切。或借題發揮,針砭現實;或託古諷今,抨擊弊政,都具有一定的現實性。劉禹錫認為自己所長在「論」,韓愈所長在「筆」(《祭韓吏部文》),反映了他對自己的論文的重視。劉禹錫的散文,與他的詩歌一樣,辭藻美麗,題旨隱微。柳宗元說他「文雋而膏,味無窮而炙愈出」(劉禹錫《猶子蔚適越戒》引),為深中肯綮的評價。
哲學成就
唯物主義傾向
劉禹錫的哲學思想具有鮮明的唯物主義傾向。主要著作是《天論》三篇。在宇宙論方面,他的唯物主義思想比柳宗元更進步。關於自然與人的關係,劉禹錫提出了天與人「交相勝,還相用」的觀點,具有積極的進取精神。他認為,人之所以產生唯心主義思想,是與社會現實有密切關係的。「法大行」的時候,社會上「是為公是,非為公非」,人們就不會產生禍福來自天命的思想;「法大弛」的時候,社會上是非顛倒,人不能勝天,天命論就在人間得到了宣揚的條件;「法小弛」的時候,社會上是非不清,人們就會對天命將信將疑。 劉禹錫用社會實踐解釋天命論產生的根源,是在認識論方面的一個重大貢獻。這也是劉禹錫對有神論社會根源的看法。他認為,在法大行的社會裡,是為公是,非為公非,蹈道必賞,違善必罰,人們就會說,禍福決定於人的行為,與天沒有關係。在法大弛的社會裡,是非顛倒過來,賞恆在佞,罰恆在直,人們對不合理的現象找不到解釋,就不得不把一切歸之於天。他又認為,當「理明」時,人們就不會講「天命」;當「理昧」時,就不會不講天命。劉禹錫從法弛和理昧來解釋有神論產生的根源,可謂見解獨到,他指出神是人在一定條件下創造出來的,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他在所寫的《天論》三篇中,力求把柳宗元與韓愈的論戰深入下去,進一步探索天人關係問題。他認為,「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自然),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與人各有其自身的自然特點,「交相勝」,「還相用」。人雖不能干預自然界的職能和規律,但卻可以利用和改造自然。
尊重自然規律
劉禹錫以自然科學為根據,補充了柳宗元的自然觀。在對自然界的認識方面,劉禹錫認為整個自然界充滿了有形的物質實體,天地之內不存在無形的東西。他認為「空」是一種特殊的物質形態,「空」不能超越物質形體而獨立存在。這是對中國古代唯物主義自然觀的重大發展。在關於宇宙萬物的生成和發展方面,他認為萬物的生長、發展是一種自然過程,動植物和人類是天地陰陽之氣交互作用產生的。 他還認為客觀世界的發展變化有一定規律,宇宙萬物是在互相矛盾和互相依存中無窮地運動發展着的。他據此建立了天人關係學說,指出天地萬物各有其不同的職能和作用。自然界的職能在於生長繁殖萬物,萬物在生殺、壯健、衰老的自然發展過程中,遵循強勝弱敗的競爭規律;人的職能在於利用自然規律和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質資料,進行各種生產活動,向自然界謀取人們生活的需用品。劉禹錫提出:「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天論》上)他認為天不能干預人類社會的「治」或「亂」,人也不能改變自然界的運動規律。他還以科學知識為根據,宣傳無神論,批判有神論。
主要作品
劉禹錫書法
劉禹錫在元和十三年(818年)曾自編其著述為「四十通」,又刪取四分之一為「集略」。這是最早的劉禹錫集和選本,今都不傳。載《劉禹錫集》40卷。宋初亡佚10卷,僅剩餘30卷。而後宋敏求搜集遺佚,輯為《外集》100卷,但仍有遺漏。《劉禹錫集》三十卷,《外集》十卷,集中卷二十六,二十七收樂府兩卷。
現存劉禹錫集古本主要有三種: ①清代避暑山莊舊藏宋紹興八年(1138年)董刻本,題為《劉賓客文集》,屬小字本,今有徐鴻寶影印本。又於淳熙十三年(1186年)陸游據董本重刻,稱「浙本」。明清以來通行的刻本,基本上屬於這個系統。 ②日本平安福井氏崇蘭館所藏宋刻本,題為《劉夢得文集》,屬蜀大字本,今有董康影印本、商務印書館縮印本。 ③北京圖書館所藏宋刻殘本《劉夢得文集》一至四卷,建安坊刻本。明、清兩代的毛晉、惠棟、何焯、馮浩、黃丕烈等人曾對劉禹錫集作過初步的校勘工作,但多數是抄本,流傳不廣。現通行劉禹錫集版本:《四部叢刊》本《劉夢得文集》,《四部備要》本《劉賓客文集》,《叢書集成》本《劉賓客文集》。此外,尚有校點本《劉禹錫集》。 今人卞孝萱著有《劉禹錫年譜》,對劉禹錫的生平和各種史料多有考訂。
此外,劉禹錫還寫了一本醫書,名叫《傳信方》。
軼事典故
前度劉郎
劉禹錫被貶為朗州司馬,十年後承召回京,正值春天,游玄都觀,滿觀桃花燦爛如霞,桃樹皆為劉禹錫去京後所栽,劉禹錫心生感慨而作詩《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里桃千樹,儘是劉郎去後栽」,又被妒嫉他的人告發,說他心懷怨望,因此不久他又被任外官,十四年後才又回京都,而玄都觀中已一派蕭然,再無桃樹,只剩下「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於是作《再游玄都觀》詩曰:「百畝中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是為「前度劉郎」這一成語的由來。 司空見慣 劉禹錫被罷免和州刺史回京,司空李紳仰慕其才學,邀劉禹錫至家,盛宴款待。席間,李紳命歌妓演唱勸酒,劉禹錫乘興即席賦詩曰:「 䰀鬌梳頭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斷盡江南刺史腸。」李紳遂將歌妓贈與劉禹錫,是為「司空見慣」這一成語的由來。 也有記載是揚州大司馬杜鴻漸與劉禹錫之間的故事。
史書記載編輯 播報 《新唐書·劉禹錫傳》 《子劉子自傳》 《汝州上後謝宰相狀》 人物評價編輯 播報 著作評價 《新唐書》:禹錫恃才而廢,褊心不能無怨望,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易以詩自名者,嘗推為「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所施為人不以為當。太上久疾,宰臣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秘,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 《歲寒堂詩話》: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三人,筆力不能相上下,大抵工律詩而不工古詩,七言尤工,五言微弱,雖有佳句,然不能如韋、柳、王、孟之高致也,義山多奇趣,夢得有高韻,牧之專事華藻,此其優劣耳。 《滄浪詩話》:大曆後,劉夢得之絕句,張籍、王建之樂府,我所深取耳。 《杜工部草堂詩話》:上自齊梁諸公,下至劉夢得、溫飛卿輩,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其過在於理不勝而詞有餘也。 《唐音癸簽》:禹錫有詩豪之目。其詩氣該今古,詞總平實,運用似無甚過人,卻都愜人意,語語可歌,其才情之最豪者。司空圖嘗言:禹錫及楊巨源詩各有勝會,兩人格律精切欲同;然劉得之易,楊卻得之難,入處迥異爾。 《三唐詩品》:五言體雜不一。有如「深春風日淨」、「昔聽東武吟」等篇,宛轉徘徊,取塗樂府;「秋江早望」、「謫居悼往」,則結休允暉。若「水禽殘月」,模休文之韻思;「楚望蒼然」,結韓卿之茂體。余或放言理,失於音調,未求刻意,累在才多也。《女兒》作楚挽之哀詞,《泰娘》譜新聲之淒奏,七言此其選矣。《聚蚊》《百舌》托意深微,亦得樂府遺意。律體獨多,瑩瑕間采。 名人評價 黃庭堅:"大概劉夢得樂府小章優於大篇,詩優於它文耳」。 翁方綱:「夢得樂府小章優於大篇」極為確論。 蔡百衲:劉夢得詩,典則既高,滋味亦厚。但正若巧匠矜能,不見少拙。 白居易:「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應者聲同,交爭者力敵,一往一復,欲罷不能。繇是每制一篇,先相視草,視竟則興作,興作則文成。一二年來,日尋筆硯,同和贈答,不覺滋多。」 劉克莊:「雄渾老蒼,沉着痛快」指出劉詩風格之「豪」。以「精華老而不竭」一語指出了劉禹錫人品之「豪」 親屬成員編輯 播報 祖父:名不詳,為小官僚。 父親:劉緒,為避安史之亂,遷居蘇州。 籍貫爭議編輯 播報 劉禹錫籍貫爭議有三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江蘇徐州,第二種說法是河南洛陽,第三種說法是浙江嘉興。 彭城說 白居易稱"彭城劉夢得",不知白居易此說有沒有根據。《徐州師範學院學報》著文,力辯劉禹錫的籍貫和出生地是彭城而非嘉興。主要理由有:一,劉禹錫"聯牆住",不是"聯牆生",曾"住"嘉興。並不能推定他就"生"在嘉興。二。劉禹錫,裴度二人"踏芳"。同釣,至少已十幾歲。劉生於七七二年,"踏芳"同釣當在七八三年左右,而此時上距劉緒天寶末東遷已近三十年。三十年間劉緒不一定長期定居嘉興。劉禹錫可能是生長在外地而後避地或求學才客居嘉興。他的詩文中常說"少為江南客",這證明劉禹錫少年在江南是"作客",而不是以江南為家鄉。三、劉禹錫曾自稱"我本山東人","山東一書生"。唐代山東,指太行山之東,淮河之北,嘉興在江南,顯然不對,而劉禹錫的郡望中山,正在"山東",彭城也在"山東",彭城當是劉的籍貫。四,據作者考證,劉緒東遷後作官,是在七六一---七六九年間。他與盧氏結婚當在此間,七十二年生劉禹錫很可能就在彭城,這樣,彭城也是劉禹錫的出生地。 洛陽說 劉禹錫的籍貫,他自己說的分明。七十一歲時,劉禹錫的《子劉子自傳》,自稱:"子劉子,名禹錫,字夢得。其先漢景帝夫人子勝封中山王,溢曰靖,子孫因封為中山人也。七代祖亮,事北朝為冀州刺史,散騎常待,遇遷都洛陽,為北部都昌里人。世為儒而仕,墳墓在洛陽北山,其後地隔不可依,乃葬陽之檀山原…父諱緒,亦以儒學,天寶未應進士,遂及大亂,舉足東遷,以違患難。因為東諸侯所用,其後為淅西從事,本府就加鹽副使,遂轉殿中,主務於墑橋"。很清楚,他的遠祖是漢代中山王劉勝之後,其後子孫為中山人,七代祖在北朝時,遷居洛陽,其後世世代代變為洛陽都昌里人。到劉禹錫之父劉緒才因避難東遷。這樣看來,中山是劉禹錫郡望,洛陽是其籍貫,應沒有問題。而且就在同一年,劉禹錫又在《汝州上後謝宰相狀》中說:"忽蒙天恩,稍移邁郡,籍占洛陽,病逝江干,老見鄉樹。榮感之至,事倍常情。"這是他從蘇州刺史調任汝州後寫的。文中說,他家在河南,籍貫在洛陽,自不應有誤,後來清代修《洛陽縣誌》,也說劉禹錫是"河南洛陽人"。 嘉興說 1963年卞孝萱先生髮表《劉禹錫年譜》,認為劉禹錫籍貫是洛陽,而不是彭城,同時提出兩種新說:一說劉禹錫是匈奴族後裔,冒充漢中山王劉勝之後:二說劉禹錫出生在蘇州嘉興縣,理由是:劉禹錫《自傳》說的"七代祖亮",是北魏的劉亮,據卞孝萱考證,劉亮是"加入洛陽籍的匈奴"人。 後世紀念編輯 播報 故居 劉禹錫故居自宋代以來,明代、清代都對陋室進行過擴建和重建。1986年,陋室由安徽省、和縣撥款修葺。同年,陋室經省人民政府批准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占地5多畝。2008年,安徽和縣斥資千萬元改造劉禹錫陋室銘故居。 紀念館 劉禹錫紀念館坐落在連州中學燕喜山,飛檐斗拱,採用朱紅色的支柱,無不透露出中國古典式宮廷建築風格,顯得古色古香。古樸雄偉的紀念館經精心布展後顯得魅力四射:燈光、壁畫、詩詞、銅像等場景的搭配,烘托出一種豐富多彩的歷史厚重感。
墳墓
一代詩豪劉禹錫死後,被葬在了河南滎陽(今鄭州滎陽)。鄭州滎陽市政府在劉禹錫墓的基礎上,耗巨資建設了占地280多畝的大型文化主題公園——劉禹錫公園,並免費向市民開放。 劉禹錫墓位於河南省滎陽市城東二十里舖鄉(今豫龍鎮)狼窩劉村南高地上,古稱檀山。墓北距鄭州至上街公路約70米,坐北面南,有圓形土冢,冢高約7.5米,周長約20米。據民國《滎陽縣誌》載:「劉禹錫墓在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