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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高粱》是由西安電影製片廠出品的戰爭文藝片,由張藝謀執導,姜文、鞏俐、滕汝駿等主演,於1987年在中國上映。影片改編自莫言的同名小說,以抗戰時期的山東高密為背景,講述了男女主人公曆經曲折後一起經營一家高粱酒坊,但是在日軍侵略戰爭中,女主人公和酒坊夥計均因參與抵抗運動而被日本軍虐殺的故事。1988年,該片獲得第3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成為首部獲得此獎的亞洲電影

基本信息

《紅高粱》是由西安電影製片廠出品的戰爭文藝片,由張藝謀執導,姜文、鞏俐、滕汝駿等主演,於1987年在中國上映 。 中文名 紅高粱

外文名 Red Sorghum

類 型 劇情/戰爭/文藝 出品公司 西安電影製片廠

製片地區 中國

導 演張藝謀

第11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獎 出品時間 1987年

劇情簡介

九兒19歲時,不得不嫁在十八里坡開燒酒作坊的五十多歲的李大頭。按鄉規,新娘子要被顛轎的方法折騰一番,但不管轎夫怎樣折騰,九兒始終不吭聲。九兒到了十八里坡後,與余占鰲發生了感情。不久,李大頭死了,眾夥計不想再幹了,九兒勸住了眾夥計,又撐起了燒酒作坊。土匪禿三炮劫走了九兒,羅漢大叔和夥計們湊錢又將九兒贖了回來。但余占鰲看到九兒頭髮凌亂,非常生氣,跑去找禿三炮,將菜刀架在他的脖上,直到禿三炮用腦袋保證沒有動九兒,余占鰲才罷休。余占鰲在剛釀好的高粱酒里撒了一泡尿,沒想到高粱酒的味道格外好,九兒給它取名叫十八里紅。九兒的兒子9歲那年,日本鬼子到了青沙口,燒殺搶掠。九兒搬出被日本鬼子殺害的羅漢大叔當年釀的十八里紅給夥計們喝,大家鬥志昂揚地去打鬼子。九兒挑着做好的飯菜去犒勞余占鰲他們,卻被鬼子軍車上的機槍給打死。憤怒的余占鰲和大夥抱着火罐、土雷沖向日本軍車。塵埃過後,余占鰲拉着兒子的手,掙扎地來到九兒的屍體旁。日食,九兒的兒子放聲唱起了童謠:「娘,上西南,寬寬的大路,長長的寶船」 。 [1]

角色介紹

余占鰲 演員 姜文 余占鰲是一個具有獨特個性和民族精神的人,他個性剛烈,性格中有一種粗野、狂暴,但又富有原始正義感和生命激情。他是百里聞名的轎夫,在高粱地里他與九兒「野合」,他酒後沖酒槽撒尿,為報親仇怒殺日本鬼子,這都是余占鰲做的事情。

九兒 演員 鞏俐 因為一匹騾子,九兒的父母要嫁她給一位擁有一座酒坊的麻風病人。九兒乘坐花轎出嫁時,在途中被一名強盜攔截。九兒的丈夫死後,九兒接管了酒坊。後來,日本軍隊入侵中國。九兒的老朋友被日本人殺害,於是九兒要向日本人復仇,她請她的工人來幫忙。為了不讓工人們餓肚子,九兒帶來中飯犒勞大家,結果被日本人殺害。


羅漢大叔 演員 滕汝駿 羅漢大叔是李大頭家的夥計,李大頭死後,九兒讓他來當家,是他把李家的燒酒鍋重新支起來的,他私下裡對九兒也十分的敬重。羅漢大叔被日本人抓住後,殘忍的被剝皮殺害。

土匪 演員 計春華 土匪禿三炮劫走了九兒,羅漢大叔和夥計們湊錢又將九兒贖了回來。但余占熬非常生氣,跑去找禿三炮,將菜刀架在他的脖上,直到禿三炮用腦袋保證沒有動九兒,余占熬才罷休。

幕後製作

《紅高粱》根據莫言同名中篇小說改編。張藝謀看了莫言的小說以後覺着小說里的這片高粱地,小說里的這些男人女人,豪爽開朗,曠達豁然,隨心所欲地透出做人的自在和歡樂。在創作的時候,《紅高粱》無論是在精神氣質還是在電影形態上,都沒想學誰,就是想創造一種地地道道的民族氣質和民族風格。莫言小說里的高粱地是莊稼漢們種的,在電影裡則把它改成了神秘的野高粱地。《紅高粱》的編劇有三個人:陳劍雨、朱偉以及原著小說的作者莫言。1987年,莫言在高密的時候,張藝謀就把《紅高粱》的定稿拿給莫言看。莫言看完以後發現定稿跟原來的劇本完全不是一碼事了,張藝謀實際上作了大量的精簡。 角色選擇 《紅高粱》劇組選擇演員的時候俐還在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讀二年級。因為「我奶奶」這個角色很關鍵,劇組在尋找演員的過程也比較費勁,找了好幾個人選,史可也是候選人之一。之後李彤給《紅高粱》劇組的副導演楊鳳良推薦了鞏俐。劇組分別給鞏俐和史可試了造型,發現感覺不太一樣,後來又拍了她們兩段小品,還是覺得鞏俐更合適。楊鳳良表示《紅高粱》劇組選演員實際上出發點特別簡單,沒有任何功利的想法,就是想找長得像的人物。選擇姜文也是如此,雖然姜文在演《紅高粱》之前已經演過謝晉導演的《芙蓉鎮》了,但是劇組導演有意不去看《芙蓉鎮》,如果看過他演的秦書田,或許就不會選他演《紅高粱》中「我爺爺」這個角色。

修復放映

2018年10月,張藝謀經典代表作《紅高粱》推出2K高清「修復版」並放映。

影片評價

1987年,張藝謀導演的《紅高粱》以濃烈的色彩、豪放的風格而為人所稱道(《成都商報》評) 。影片塑造了「我奶奶」、「我爺爺」、羅漢大叔等一批中國普通老百姓群像,歌頌了他們敢生、敢死、敢愛,敢恨的民族精神,也對中華民族的歷史、性格、心理、文化以及生存方式作出了思考。該片最大的特色是拍出了中國人豪邁爽快的一面,跟中國內地電影一貫的哀傷沉重的傳統風格大相徑庭。攝影師顧長衛在取景和色彩的運用上有出色表現,男女主角在高粱地野合的一段有中國電影罕見的「景人合一」之美,令人看得暢快淋離(網易評) 。 相比於《英雄》中分塊式的色彩劃分,《紅高粱》就顯得不那麼繁複。整部電影似乎只由黃色和紅色組成。在黃土高坡上,黃沙漫天,特別是顛轎這個段落,幾個轎夫連唱帶跳,帶起了滾滾塵土。身為西安人的張藝謀用潑墨式的表象風格向它們表達着熱愛之情,那些黃色的土地正是他所要朝拜的對象。而紅色則更加出彩,除了比人高的「紅」高粱,還有「我奶奶」的紅蓋頭、紅轎子、紅鞋子,窗上的紅窗花、碗裡的血紅的高粱酒、紅彤彤的爐火,還有最後日食時那徹底變成紅色的世界。這份鮮艷的色彩的出現,更能表達出陝北人的熱情與豪爽,呈現了中國農民向上的精神狀態(鳳凰網評)。 《紅高粱》並不是十分具有現實性的作品,也不是一種對民族文化的尋根。相反,在這個聯繫三代的以過去時回敘出來的故事中,塑造的是一個未來意義的人格,是一種人格理想,超越了具體的社會表層,具有人的本性與本質的深度,影片自始至終所呼喚的主題就是勃勃的生命力,就是張揚活得不扭曲、無拘無束、坦坦蕩蕩的生命觀。因此擺在觀眾面前的作品不是一個已被理解的世界,而是對一個世界的生命的理想。《紅高粱》不同於以往任何一部反映農民的影片,它的視角已從傳統的對土地的禮讚轉向了對生命的禮讚。故事的超常特點決定了敘事的非現實性,故事的地點也被淡化。在影片中甚至淡化了社會最基本的結構——村落。影片中的所有敘事元素與視聽元素都在為這種自然生命的熱烈、自由自在和痛快淋漓的風格服務。 與以往的探索影片不同,《紅高粱》雖然也承載了導演對生命主題的意念,但並不是完全像《黃土地》等探索片那樣淡化情節,靠純粹的電影視像語言的震撼力來直接表達導演的意念。張藝謀在這部影片中是從實處入手,從規定情境下的具體人物性格人手,編織一個完整、美妙動人的故事框架,從而使意念通過故事的曲折、人物的行為、動作自然而然地流溢出來。

紅高粱海報

影片自身有一條完整的故事線,但這條敘事線大部分由畫外音來完成。影片一開始,還是全黑的畫面時,聲帶上就傳來了「我」的敘述;「我給你說說我爺爺我奶奶的這段事,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還有人提起。」這是一個以現在時進行回述的視點,這個「我」在此是一個故事的敘述者。由於他沒有在故事中出現,按理是一個客觀的敘述者,但他又是故事中人物的後代,這又使得他具有某種參與意識,從而又具有被敘述的意義。因此,這個視點是非常奇特而又新穎的,它使導演在處理全劇時有了一種遊刃有餘的視點參照,非常自由而又具有全知性。同時,他的敘述的特點把故事拉遠,又具有歷史的間離效果。在此視點基礎上,導演在這開場白中道明了故事的虛構性。「日子久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從而非常自如地把故事納入非現實的時空之中。畫外音在影片中出現了12處。而影片中的人物關係、周圍環境、時間轉換等幾個主要情節轉折點,幾乎都是由畫外音交待的。如我奶奶與麻風掌柜李大頭的關係,高粱地的「鬼氣」,新婚三天新娘回老家的規矩,李大頭被殺,禿三炮綁走我奶奶的過程等。畫外音這部電影中還承擔了一種「預敘」的功能,如抬轎出發時畫外音就告訴觀眾,轎把式將成為我爺爺,這就增設了觀眾的「期待視野」,使畫面故事的進展更富有張力(電影網評)[2]

紅高粱(第18集)

九兒擔心孩子百日那天,朱豪三會派人捉拿余占鰲。余占鰲告訴九兒他一定會來喝孩子的百日酒。淑賢來到縣衙請朱豪三和夫人到家裡喝孩子的百日酒,話語間,淑賢告訴朱豪三孩子百日那天余占鰲肯定出現在單家。

此外,淑賢還把單老二單老三想要霸占房產的事情也一起說了,希望朱豪三抓了余占鰲,豆官和琪官就名正言順的成了她單家的後代。

淑賢走後,朱豪三感嘆這個女人心機頗深。張繼長跑來報告朱豪三,說他尾隨俊傑,發現余占鰲的隊伍駐紮在東北鄉的大於村。

百日宴席上,朱豪三暗示九兒余占鰲會來。九兒讓戀兒攔住余占鰲,告訴他不要來單家。單家院外,朱豪三安排了人馬打算繳滅余占鰲的隊伍,而單老二,單老三也想趁機逮住余占鰲。

為了信守承諾,余占鰲冒着生命危險來看九兒和孩子,並喝了百日酒。朱豪三、單家兄弟沒能捉到余占鰲,撲了個空。另一邊,余占鰲的隊伍遭到了埋伏,成軍師堅信俊傑是奸細。

隨後,俊傑告訴余占鰲,自己曾經回了趟家,懷疑父親張繼長掌握了他的動向並告訴了朱豪三。俊傑告訴余占鰲自己本來是奸細,但看到余占鰲孝敬四奎娘,善待兄弟,不禍害百姓,他不會告發余,只是希望余占鰲走正道。余占鰲讓俊傑離開。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