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
內容簡介
自1961年出版以來，這本書即成為城市研究和城市規劃領域的經典名作，對當時美國有關都市復興和城市未來的爭論產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響。作者以紐約、芝加哥等美國大城市為例，深入考察了都市結構的基本元素以及它們在城市生活中發揮功能的方式，挑戰了傳統的城市規劃理論，使我們對城市的複雜性和城市應有的發展取向加深了理解，也為評估城市的活力提供了一個基本框架。
作者簡介
簡·雅各布斯（1916-2006），出生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斯克蘭頓，早年做過記者、速記員和自由撰稿人，1952年任《建築論壇》助理編輯。在負責報道城市重建計劃的過程中，她逐漸對傳統的城市規劃觀念發生了懷疑，並由此寫作了《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一書。1968年遷居多倫多，此後她在有關發展的問題上扮演了積極的角色，並擔任城市規劃與居住政策改革的顧問。1974年成為加拿大公民。她的著作還有《城市經濟學》（1969）、《分離主義的問題》（1980）、《城市與國家的財富》（1984）、《生存系統》（1993）。
原文摘錄
一個成功的城市地區的基本原則是人們在街上身處陌生人之間時必須能感到人身安全，必須不會潛意識感覺到受到陌生人的威脅。 一條城市街道要想應付陌生人，在陌生人多的時候能確保安全，就像那些很成功的城市街區那樣，必須要具備三個條件： 首先，在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之間必須要界線分明，不能像郊區的住宅區那樣混合在一起。 第二，必須要有一些眼睛盯着街道，這些眼睛屬於我們稱為街道的天然居住者。街邊的樓房具有應付陌生人、確保居民以及陌生人安全的任務，它們必須面向街面，不能背向街面，使街道失去保護的眼睛。 第三，人行道上必須總有行人，這樣既可以增添看着街面的眼睛的數量，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從樓里往街上看。沒有人會喜歡坐在門廊里或從窗子裡往外看空蕩蕩的大街。幾乎沒有人會這麼做。相反，很多人常常會通過觀看街上的活動自樂自娛。
書評
閱讀了《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之後，我想起了自己的經歷。我住在遠離市中心的一個大型小區里。所謂「大型」，指的是整個小區的門牌號碼有近80個，人口上萬。小區的景色很優美，有一個和未名湖相比差不多大小的人工湖，植物也很茂盛。小區的東西兩側各有一個非常大的公園，西邊的公園同時也是一個烈士陵園。小區與西側公園之間有一條六車道馬路，馬路的盡頭，是一座小有名氣的寺廟，初一十五來燒香拜佛的香客有不少。小區的南邊有一所住宿制的小學，小學旁邊有一家小便利店。
有這樣的一件事情，一直令我印象深刻。2000年小區一期剛剛建成，卻在建成一年之內突然就更換了物業公司。當時小區還在建設二、三期，因而還沒有業委會，物業公司是由開發商雇的。而開發商突然把那家大品牌的物業公司變成了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業主們紛紛表示憤慨，因為這家有名的物業公司是很多人購房的考慮因素之一。但是大家只是每天上下班在樓道口碰到的時候就抱怨幾句，沒有什麼人採取什麼行動——自己的工作都忙不過來了，哪還有時間管這件事呢？後來要繳物業費了，人們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於是幾個在小區里比較活躍的退休阿姨「代表」了全小區的居民向開發商討說法。問題的確是合理解決了，開發商因為沒有履行合同而敗訴，雖然沒有能夠把小區物業公司換回來，但是減免了那幾戶人家五年的物業費。但是只是「那幾戶人家」而已；退休阿姨們只是得到了居民們的聲援，但沒有委託代理關係，因而小區的大部分居民依然無法保障自己的利益。 有人提議說，趕緊成立一個業委會吧，把居民自己的權利從開發商手中要回來。我想，大家應該是紛紛響應的；但是到了投票那天，來的人寥寥無幾。在差點選舉無效的情況下，選出了第一屆的業委會，由業委會出面代表全體居民維權。但是由選舉的悽慘境況，我們已經可以想象之後工作開展之困難了。貼在樓道里的聯名信得不到足夠的響應，業委會資金的管理也因為參與不夠而不僅短缺、混亂、而且時時遭人質疑。最終，業委會決定還是每戶人家自己與開發商談判。這樣做的結果可想而知：每戶人家得到的優惠是不同的，而談判成本（包括物質和精神的）之巨大也困擾着許多家庭，當中還因為問題得不到解決而發生了肢體衝突或者打擊報復等種種惡行。於是在搬入這個小區的頭三、四年，人們就發現這裡的生活其實並不如想象中的、或者房地產商廣告中說的那麼美好。於是，五六年間，越來越多的住戶搬出了小區，把自己的房子租了出去。
物業公司事件只是種種不愉快之一。一個遠離商業區和工作區的大型純住宅區，由於缺少足夠的公共交通，周邊的馬路在上下班高峰——也只有在上下班高峰——的時候，會出現極其擁堵的情況；白天，只有周邊的那座寺廟還有少量遊客，而周邊的營業場所只有兩家供應針對遊客和香客的毫無特色的素食飯館和三四家香火鋪，而小區裡面則只剩下三五結伴的退休老人們在花園裡聊天曬太陽；另外就剩下小學和靠着小學生們存活的便利店，而小學也只有在每天放學之時和周末家長們接小孩回去的時候才稍顯熱鬧。很多時候，這個上萬人的住宅區比馬路對面的烈士陵園還要冷清；那個烈士陵園至少隔三差五還會有很多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沿街的商鋪永遠在「招租」。，縱使有幾萬個人住在裡面，縱使晚上寬闊的馬路上有明亮的路燈照着，每每稍晚一點回家卻還是會有點毛骨悚然的感覺，令人不禁加快腳步。
為什麼會這樣？我父親給出的答案是，這地方沒有什麼公共交通，所以人來得就少；人來得少，所以就沒有什麼活力。這也是我周圍很多鄰居的感覺。這個結論的結果是：既然我們改變不了公共交通的現狀，大家就都買了車，結果公交車就更加沒有人坐了。對於這樣一個結論，我很同意後半部分，但是對於前面一半理由，卻頗有微詞。且不論私家車對於公交車的擠占，即使有足夠的公共交通，把這地方變成了一個地鐵樞紐，那人一定就回來麼？來了做什麼呢？這地方除了住人，以及具有很強時間性的廟會和掃墓外，其實「沒什麼可留戀」的。對於這個地區以外的人來說，是因為這裡的生活都與他無關——如我生活的那個小區，外人對小區里居民的生活毫無興趣——或者與他有關卻是千篇一律的統一模式或者過於紛繁複雜以至於毫無重點；而對於這個地區內部的來說，既然這裡只是一個睡覺的地方，而我生活的其他方面都在這個地區之外，那麼只要能睡上一覺，其他的還有什麼關係呢？
問題的關鍵在於：為什麼這裡不值得留戀？為什麼大家覺得自己無法改變現狀？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個沒有「人」的社區——作為「城市」的一個縮影——呢？
顯然我所居住的那個地方是一個純住宅區。無論是成人還是孩子，我們都不能否認，一個一元化的社區，對於一個自然追求多樣性需求的「人」來說，總是不相協調的。但是，事實上我們的城市卻變得越來越「一元化」。在這裡，「一元化」並不是指我們擁有了越來越多的單一功能城市，而是在城市中居住的人們的生活可及範圍內的所獲得功能越來越單一。我們擁有超級大的住宅區，但是在住宅區我們除了睡覺卻有可能什麼都做不了：我們的工作區域卻是在兩個小時車程之外的中央商務區或者市郊的大型工業區，而我們買東西則要去那些被特意開闢出來的商業步行街和商圈；甚至只是要買個菜，我們還要開車出門去已經被規範化的菜場或者大型賣場，而簡單的、家門口的路邊菜場則因為衛生和安全問題被明令禁止。
簡•雅各布斯（2006）認為這是傳統城市規劃理論——她特別批評了霍華德的花園城市和勒•柯布西耶的輻射城市理論——把城市看成是簡單性問題或無序複雜性問題、並一直試圖從這個方面來分析和對待城市問題的結果。早期的規劃理論和實踐中，規劃概念中的變數，如人口、用地規模，以及服務設施、交通設施、開敞空間等等，它們往往被認為是簡單的、又相互關聯的簡單的變數，被置於一種封閉的、靜態的體系中。當然，許多規劃理論家和實踐者早已發現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在20世紀，城市規劃理論開始汲取統計、概率理論這些新思想，一不小心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似乎城市問題就是無序複雜性問題，只有通過純粹的統計分析才能理解城市。有了這種認識和概率統計方法，也就有了可能對城市進行的聲勢浩大的調查，也就有了很多可以炫耀的統計數據和各種圖表。一如柯布西耶所言：「人類的幸福已經存在於數字、數學、經過計算的設計和規劃等術語中，從這些術語中已經可以看到城市」（斯科特2004，154）此外，從統計方面勾畫出城市規劃圖也就有了可能，而人們往往對這種圖還深信不疑。這也恰恰是我們許多人在今天樂此不疲正從事的工作。新的方法在原有的基礎上增加了新的內容，但城市中的問題真的是非理性、不可理解、不可預測的嗎？事實並非如此。簡單來說，概率和統計這種方法只能使得我們對所謂的城市問題進行「鳥瞰」式的分析，提供一個更廣泛的分析範圍而已。事實上，以柯布西耶理論為基礎建造起來的巴西利亞等城市已經證明了這種理論的錯誤。社會是自發的，是無法通過數字化的「俯瞰」式的、出於管理方便和財政導向的「清晰化」和「簡單化」的管理方式所能限制的：「在規劃中心區的秩序和清晰的代價要由邊遠地區規劃外的巴西利亞來支撐。兩個巴西利亞並不是不同的，它們是共生的。」（斯科特2004，173）這正如雅各布斯所言，對貧民區的「消滅」不會「消滅貧民區，而只是把它從這個地方挪到了另一個地方」（雅各布斯2006，262）。
作為反現代主義城市規劃理論的先鋒，雅各布斯認為，「城市就像生命科學一樣也是一種有序複雜性問題」（雅各布斯2006，397）而非「簡單性問題」或「無需複雜性問題」。城市中的各要素處於這樣一種情形中：諸多的變數各不相同，但同時又通過一種微妙的方式相互聯繫在一起。因此，城市問題表現出來的往往也不會是單獨的一個問題，我們只要通過對現實的觀察和分析就不難發現這樣的事實。這些問題表現出很多變數，但並不是混亂不堪，毫無邏輯，相反，它們互為關聯組成一個有機整體。
在這一點上，我認為當今的這種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CBD的明晰的區分其實已經關注到了「有機整體」這個概念——雖然仍然帶有無需複雜性問題那種簡化的視角。它將整個城市比作一個生物體，而其中各個地區、街區、街道就扮演者器官、組織、細胞、血管的作用。我們不能說在城市規劃時那些設計師規劃師們沒有考慮到「多樣性」的概念或者沒有思考過這些區域的位置、功能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規劃師們事實上也在不斷改進住宅區和工作區之間的交通出行（因而出現了高速路、沿着地鐵站的大型停車場和巨大而擁擠的交通樞紐），但是似乎問題從來沒有被解決過。
那麼，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呢？我認為，至少從表面上看，問題在於「多樣性」的層次。我們仔細閱讀《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就會發現，雅各布斯所謂「多樣性」指的並不只是城市總體功能的多樣性，而是深入地區、街區、街道的多樣性，是每一條街的多樣性。無論是主要用途的混合、小街段、老建築還是合適的密度，也無論是隔斷還是地標的運用，都在於一個小範圍內的——或者借用上文的名詞，即「城市居民生活可及範圍內」的——多樣性。雅各布斯認為，「儘管城市的街區有着其內在的外向性的特質，城市人並不是因此沒有街區也可以生活得很好。即使是對一個最具城市化的人來說，不管在街區外面有多少選擇，他也得關心他所在的街道和地區的氛圍；對於城市人的日常行動和生活而言，他們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他們所在街區。……城市人互相間擁有的最大的共同點莫過於共享一個地理位置。但是，如果他們不能很好地管理，這裡就會成為一個失敗的地方。」（雅各布斯2006，104-105）
人的多樣性、人的需求的多樣性以及人的欲望的多樣性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每一條街道的多樣性實質反映的是街道中生活的「人」所內生的多樣性的要求。而這恰恰就是（極端）現代主義所要消滅的。（極端）現代主義想要建立的是源生於「人」、又在城市發展中逐步脫離了「人」的、作為客體存在的城市；它的目標並非是人的自身價值的最大化，而是城市本身、以及城市擁有者（國家）價值的最大化。 這樣一種宏大的、而非「個人」的視角可以稱之為「俯瞰」的視角。1929年，勒•柯布西耶訪問南美。在兩位飛行家的幫助下，他從空中考察了里約熱內盧。對於這位建築大師，這絕對不僅是一次激動人心的經歷。飛機在高空中為他提供了一個史無前例的視角，從這個制高點看下去，里約熱內盧被簡化成一座線性城市，它像一道飛檐那樣伸展，一邊是浩瀚的大海，一邊是陡峭的火山岩。柯布西耶興奮地勾畫出城市的規劃草圖，一條離地約100米高的混凝土高架橋沿着海岸線延伸了數公里，在高聳的橋下才是人們的居住地（弗蘭姆普敦，2004）。柯布西耶喜歡俯瞰；俯瞰，是一個超越的視角，同時也是一個簡化的視角。它似乎一覽無遺，實際上卻極端抽象。它崇尚簡約的線條、幾何的色塊和巨大的體積，幾乎本能地厭惡複雜、混亂和細節，因為這些現象是非數字的、非概括性的。
因為「俯瞰」，我們就不會奇怪在《明日之城市》裡面看到了一座沒有「人」而只存在着「功能」的城市；遙遠的俯瞰完全忽視了人的存在，而只看得見遠遠比人要宏大得多的城市片區。然而我認為，城市本身，只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人類為了通過規模效應實現更大利益的一種組織形式而已。這種「組織形式」集合的是「有共同興趣的人」（雅各布斯2006，106），是「廣泛的選擇和豐富的機會」（雅各布斯2006，104），因而城市最初應當是為了突破農村社會的資源限制、更大程度上滿足城市人的從生理、安全到情感、自我實現的不同層次、方面、類型的需求而存在的；而「功能」只是城市實現人的願望過程中的一個附屬品而已。城市應當是為「人」服務的，而不是為了「城市」自己而服務的。但事實是，當城市成為掌權者的領地，或者成為國家的最重要的收入來源時——即「對社會的發現」（斯科特2004，120），城市的目的發生了偏移。掌權者們——或者籠統的說，「國家」——正如城市中的其他居民一樣，關注的是自身的利益，而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擁有對於城市這個「共同家園」的絕對的、或者相對強勢的支配權。他們將城市作為實現自身價值最大化的工具，而城市原本內生的多樣性就是一股天然的反對他們的強勢介入的巨大力量。他們要改變的正是這一點：「現代國家的先決條件就是假設一個簡單和一致的財產制度的存在，它們是清晰的，因而可以自上而下加以操縱。」（斯科特2004，41）他們關注的並不是「城市人」，而是城市的「功能」（財政）：「實用主義者的話語中用『自然資源』代替了『自然』就反應了他們只關注自然可為人類有用的那些方面。」（斯科特2004，7）為了達到這樣的工具性的目的，國家就需要忽略那些在他們看來並不重要的存在，在「將無限具體的的內容簡化為幾種類型，使之可以進行概括的描述、比較和匯總」（斯科特2004，22）。換言之，要實現國家的利益，就要從自然的繁複中抽出真正重要的內容，使之清晰化；而實現清晰化的最有效便捷的方法，就是簡單化，雖然與之伴隨着不同程度的不準確、缺失、各種各樣的錯誤、偽造、疏忽和有意的歪曲。因此，作為城市創造者的城市中活生生的人變成了統計數字和身份證號，被抹去了其異質性，成為了為城市「功能」服務的流水線上的工人。這樣對作為城市主體的人的壓抑和對作為客體的城市及其功能的人為提升，使得城市，如齊美爾的「主體文化」與「客體文化」的概念一樣，脫離了誕生了它的「人」，本身成為了具有主體性的客觀存在。柯布西耶的「明日之城」就是一個典型：在那座空寂無人的卻極其宏偉壯觀的都市裡，似乎沒有人在其中生活，城市也能照常運作。城市逐漸脫離「人」，從為「人」服務變成了為「城市」自身服務；城市來源於人，卻在發展過程中失去了人，由一座座活生生的生活世界變成了規劃師們筆下的設計藍圖。這就是沒有「人」的城市的第一層含義。
至此，城市這個「第二自然」，也就被當作「自然」的對立面、甚至「替代自然」而存在了。在這裡，「自然」不僅僅是作為生物性上的存在，而且還是一種對於繁複、多樣、自治、平衡的社會事實的描述。既然清晰化、簡單化已經成為城市之所以成為城市的手段，那麼這種顯然與清晰、簡單相反的「繁複、多樣、自治和平衡」自然也要遭到最致命的打擊。「多樣性和複雜性所反映的不是國家利益，而是純粹的地方利益。這也就是說，如果不加以轉變和簡化，變成至少有一部分是虛構的簡單表達，它們就不可能被國家的管理結構所吸收。」（斯科特2004，25）如果我們說，城市的產生是因為人群的自然集合，是一種「自然」的話，如果我們承認人本身的對於需求多樣性的追求也是一種「自然」的話，那麼當城市脫離了「人」而成為了一種客觀存在之時，這種城市就成為了對抗自然、對抗「繁複、多樣、自治和平衡」的武器。但事實上，這種對抗的真正對象是人本身，是將城市與城市中的人相對立，是將「自身具有主體性的城市」與「自然的城市」、「客體的城市」、「被建構出的城市」相對立。在這種對立中起到關鍵作用的，如上文所言，是掌權者的利益驅動；而推波助瀾的，則是「極端現代主義」——「對科學和技術進步的強烈（甚至是僵化的）的信念」（斯科特2004，117）。這種「極端現代主義」認為人工的、被操作的社會完全有可能被按照經過思考的、理性的和科學的標準設計，而不是習慣或歷史偶然性的產物。於是，城市發展中的角角落落、點點滴滴都可以被加以改進：個人衛生、飲食、兒童教育、住房、娛樂、家庭結構、社會風氣，乃至臭名昭著的人類遺傳基因與種族主義。
當一種全面的、且不一定正確合理的標準以強迫的姿態凌駕於原本繁複、多樣、自治的一切時，我們就可以看到權力的轉移。對於柯布西耶來說，最能體現這種權力轉移的，並不是城市規劃，而是他所推崇至上的統計學。統計學與城市規劃一樣，背後都活躍着權力的身影，都具備同樣的俯瞰視角。在城市規劃中，最沒有發言權的最不值得描繪的就是被規劃的人。在統計學中，最沒有細節特徵的也是人，他們在抽象化的過程中成為數字和代碼。柯布西耶甚至將俯瞰的視角等同於極權主義的視角。他的格言就是：「規劃：獨裁者」，因為「真正的專制統治者並不是人，而是規劃。正確的、現實的和精確的規劃是全面而和諧的。」（斯科特2004，148）這種基於現代技術的獨裁性具體表現在它與現代社會本身的矛盾中。社會的突出特徵是流動，而現代性的經驗首先是令人眩暈的速度、運動和變化的經驗。令人諷刺的是，肇始於現代的技術和統計方法，卻被用來形成單一的計劃權威，來取代同樣現代的多樣性和流動性。技術至上引發了一種新的秩序，簡單、明了、類型化、數字化；這種新的秩序的誕生伴隨着自然的、紛繁複雜但是自成一體的舊秩序的迅速消亡。
因此，用極端現代主義所包裝出來的城市，就是這樣一個去異質性的、千篇一律的、令人乏味的、抽象的城市，是一個只能看見標準而看不見每一個具體的生命力的城市。然而「在那種社會裡，對不同可能性的限制，對個人的約束不僅僅只是體現在同於創造藝術品的材料和觀念上，而是設計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思想領域）以及人與人的關係。這樣的限制和約束對我們來說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能忍受的，因為它是對生活的窒息。」（雅各布斯2006，343）在「極端現代主義」推波助瀾下的城市作為一個主體的獨裁性的存在，是沒有「人」的城市的第二層含義。
大部分在這樣獨裁性的城市中進行社會化的人，必然也就失去了其獨特的生命力以及展現自己多樣性和獨特性的權力。一方面，統計學和俯瞰視角下的城市規劃忽略了個體的存在，將所有的個體視作是一致的、雷同的、平均的；另一方面，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正是因為整個城市社會秉持着這樣的「平均人」的、將人數字化、符號化的理念，因而社會化出來的人也就是幾無個性的「平均人」——他們不能也不敢實踐自己的多樣性和獨特性，否則將被視為「越軌」而被社會排斥。因此，對於統一和秩序的渴望提醒我們注意，現代國家機器（例如已經國家重要組成部分的城市）也是國家內部殖民化項目，它借用帝國主義「傳播文明」-「反對落後、越軌」的花言巧語實現自己的目的。它告訴人們：你們無法改變世界，因而只有改變自身；而改變自身的過程，則是一個平均化、一致化的社會化過程。它的目標是使個人由對於自身多樣性需求的關注轉移到對於城市整體功能的服從。這樣一種社會化的過程，在我們的教育體系中已經體現出來：城市經濟學告訴我們，CBD、工業區和純住宅區的產生是必然的、而且是最有效率的。這種效率體現在它能夠最大規模的實現資本的集結，從而推動整個城市經濟的發展；而其中最讓人心動的一點是，這種資本集結和發展不正是人們集合在一起形成城市的目的嗎？但是在整個論述中，我們發現個體——「人」——成為了一種非人的、平均的「勞動力資本」，它假設了每個人的目的都是如此，每個人都能夠在這樣的資本集結中發揮出自己最大的「人力資本」。我們或者完全忽略人的存在，追求的是整體城市的發展；如果把「人」納入了考察範圍，那麼我們也只關注「人力資本」，而且是可數字化、可規範化、可預測的「人力資本」，而人性、人的多樣性作為不可考的內容而被故意忽略了。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不再是互相交融的社會交往，而只是流水線上人力資本之間的連結；猶如一串珍珠項鍊，「人」只是一顆顆外形相似、互不相關的珠子，由一條線從中穿過。原子化的個人體現出：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者並不僅僅是描述、觀察和繪製，他們要重新塑造人民和景觀，使之適合他們的觀察技術。 除了「社會化」之外，另一條剝奪了城市人的多樣性權力（權利）的途徑是資源的掌握。中世紀末期資產階級對於城市的贖買換得了自治權，通過民主的手段將城市社會的資源集中在掌權者手中進行集約化、規模化的再生產。然而當城市本身已經異化為一種反過來制約城市人的客體時，所有的掌權者（無論是否是通過民主體制上台的）本質上都是以為「城市人」服務的名義在為一個客觀的「城市」服務；因而，與其說是掌權者掌握了城市的資源，不如說是一個作為主體而存在且不因掌權者變換而變換的「城市」掌握了城市的資源。城市人賴以生存的資源的集結產生了「城市」對於「城市人」的權力；按照韋伯的定義，「權力意味着在一種社會關係里哪怕是遇到反對也能貫徹自己意志的任何機會，不管這種機會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2006:81）。而權力的存在對應着權利的具體使用；當沒有權力的時候，即使名義上仍然擁有權利，但這樣的權利沒有任何可以實施的基礎。
因而，齊美爾（1991）得出了他認為的「城市性」，即認為大都市的迅速發展帶來了一系列與現代性有關的暈眩：陌生人、原子化、新穎性、奇異性、片段性和碎片化。但是這是否是不可避免的呢？如果像上文柯布西耶及其追隨者們所預測、規劃和實現的那樣，在這樣一個逐步脫離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城市中，的確是這樣的。在文章開頭的故事中，已經說明了這種原子化的特點。人們不再關心自己所身處的社區、社會、城市，把這樣一種與生俱來所擁有的「城市權利」拱手讓給了外部的規劃者們。城市人從城市的主人變成了為城市服務的僕人，在城市的獨裁性下，城市人逐步喪失了自己的權利；平均化、原子化的個人在橫向上拆散了城市人之間的聯繫，而資源的集結則是在縱向關係上剝奪了城市人應有的權利。這樣的結果，是一個龐大的、權力旺盛的「城市」，以及它治下的原子化的、無力的「城市人」。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城市要做到壓抑乃至奴役個人是非常方便的，因為個體之間少有橫向的聯繫、每個個體本身又被奪去了抗爭的資本。這就是沒有「人」的城市的第三層含義。
但顯然，在反現代主義的雅各布斯看來，這不是必然的結果。她反對極端現代主義規劃思想下的城市，因而她認為「只有充滿活力、互相關聯、錯綜複雜的用途才能給城市的地區帶來適宜的結構和形狀。」（雅各布斯2006，346）她認為「組建一個行之有效的地區的關鍵過程……必須發展一個互相關聯但保持差異的關係網。」（雅各布斯2006，119）自然的多樣性的城市自有一套自己的秩序規範，它是可以實現自治的、不需要從外部來的干涉。這種自治的基礎就在於自然生髮出的多樣性和錯綜複雜。被賦予對等權利和義務的個體之間的互動的結果，是權利和義務的相互勾連、相互契合和相互制約。這就是城市自有的秩序；而這種秩序形成了「共同體」，在共同體之上又形成了村社、城鎮和城市。城市的發生和發展應該是由下而上的，而不是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變成了現代主義那般的由上而下。這種自下而上的自然秩序與自上而下的現代主義秩序一樣，（至少在理論上）都保證了城市人行為的可預測性。但是兩者具有本質上的不同：自然秩序建立在人和人的需求的多樣性、全面性之上，它強調了城市人之間的相互連結，具有主動性、自發性的特點；而現代主義秩序，則是建立在人的一致性、平均化基礎之上，它通過人的原子化、去異質化強調的是城市本身的利益，具有被動性和權威感。在自然秩序之下，城市的發展是每一個城市居民的權利，也是每一個城市居民的義務；而現代主義秩序下，城市的發展脫離了城市人，城市本身具有了通過一切途徑實現自我發展的動力，因而也承擔了以往由城市人來發展城市的義務。顯然，在前一種情況下，城市人有動力去營造一個合意的城市，即使發生了錯誤，也容易改正；而在後一種情況下，一旦發生了錯誤，又有誰去擔當這個責任呢？城市的掌權者？即使他們下台了，新上任的無非是用另一種方法去為「城市」服務。那麼城市人呢？他們已經被剝奪了管理城市的能力和權利，又怎麼能期待他們能夠為城市發展的失敗買單？如同在我自己的故事中所描述的那樣，人們對於自己所住的街區沒有認同感，「沒有什麼可留戀的」。那麼他們對於城市的其他地方有什麼留戀嗎？也許有，留戀往往停留在那些他們認為有所作為的地方，在這些地方，人們會主動去保護、維持乃至參與到街區的建設中去。同樣也可能沒有，因為正如同住宅區那樣，他們感到一種身處於城市之中的無力感。現代主義秩序束縛住了人的多樣性需求，城市人只能在城市不同角落獲得相應的、單一的需求，因而他——就像他所身處的城市那樣——是分裂的、清晰的、簡單化的。「城市」的發展必然離不開「城市人」，但是被奪權了的「城市人」已然沒有能力也沒有興趣再去關注自己身處的「城市」了。這樣的「城市」還會有「明日」嗎？ 自然秩序顯然比現代主義秩序更加具有「人」性、更加令人嚮往。然而我還想提出另一個問題：這種自然秩序是否只是一種假說呢？或者說，自然秩序本身是不是與城市這個人類的組織方式天然違和的呢？一方面，自然秩序要求一定範圍內的人能夠形成一個大家公認的「合約」，而形成合約的前提就是相互了解和信任。而城市作為一個將大量資源和各種人集合一起的一種組織，生活在其中的人必然會接觸到各種自己所不熟悉的人和資源，這種由陌生帶來的不確定性我們如何消除？雅各布斯的論述固然是關注到了「城市人」的狀態，但其最多只涉及到了街區的發展，但是街區本身是城市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謀求的也不僅僅是一個個街區的發展，而是整個城市的發展。不得不承認，現代主義抨擊自然秩序的一個重要原因「多樣性和複雜性所反映的不是國家利益，而是純粹的地方利益」（雅各布斯2006，25）是有一定道理的。與「民主」一樣，隱含着地方主義、利己主義前提的自然秩序可能會對整個城市的發展造成致命的影響，但是如果能夠得以協調，也是能發揮出巨大的推動作用的。但是正如雅各布斯也不得不承認，「這既是最需要的也是最困難的。」（雅各布斯2006，383）
即便假設我們能夠協調好這種地方主義，自然秩序的另一個暗含是「分散」，而這恰恰與人類集合成城市的初衷「集中資源」、「規模發展」是相違背的——正如城市經濟學和人文地理學告訴我們的那樣。雅各布斯在談論到「多樣性的自我毀滅」時，談到「關鍵的問題是要阻止在一個地方過度複製一種用途，把這種重複分散到別的地方去，在那些地方，它們就不會是重複，而是有益的增補。」（雅各布斯2006，251）雅各布斯出於反對現代主義的角度，指出三種方法，即目標是多樣性的劃分，公共建築的「堅強性」和競爭性分散（雅各布斯2006，251）。這種想法的初衷是好的，也是處於關注城市人本身的利益的，但是這是否會降低、損害人們之所以集合形成城市的目的呢？我們很難想象，一個城市的工業如果散漫在城市之中會造成何種程度的污染，我們也很難想象金融機構或者商業機構若不能集中在一起的話，怎樣實現規模效應。如果強行驅散的話，不僅不能達到「城市」之所以為「城市」的目的，同時還可能會造成巨大的浪費和破壞。不僅如此，「分散策略」本身是註定要要失敗的，正如雅各布斯自己所承認的，「任何形式的劃分，任何形式的公共建築，任何形式的稅收評估政策，不管它們是多麼的開明，最後都會在強大的經濟壓力之下敗下陣來。」 （雅各布斯2006，231-232）城市本身具有的集約性、經濟發展的巨大壓力、城市土地面積的有限性以及城市區域發展的歷史延續性，都會導致人為「分散」的失敗。在這個過程中，極端現代主義只是一個助手而已；它滿足並實現了城市自身的種種要求，成為了壓抑城市人的一種手段。 這是不是意味着沒有「人」的城市終究是一種必然？也許是必然的吧。如前文所言，隨着城市本身的發展和其特點的不斷展現，城市脫離了城市人而成為主體的存在；進而在極端現代主義的推波助瀾下，城市形成了獨裁性，而城市人喪失了其應有的地位和權利（權力），從城市開創者和主人淪為了城市的附屬品。由此形成了一座沒有「人」的城市。但也許，我們是可以改變這種趨勢的。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雅各布斯（2006）所提議的這些或者這些中的某幾項，包括交叉功能、老建築的保留、較短的街道、適度的密度與公園的布局、競爭性分散、助人自助的非貧民區化、漸次性資金、隔斷與地標等等，也許我們能夠延緩這樣一種趨勢，為真正的對策積累經驗、創造時機。我一直相信，人們為了生存，來到了城市；為了生活得更好，人們留在了城市。沒有「人」的城市在短期內可能是發展的，但是長期來看，它是不可持續的。它所忽視的那些「人」的因素必將以其他的形式表現出來，而這些形式往往是現代主義秩序更加不能接受的。柯布西耶們所決不能容忍的貧民窟即是一例：它既是現代主義秩序所要消滅的，同時也是現代主義秩序的必然產物。它是對於現代主義秩序的最現實的、最徹底的報復。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