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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烏斯·普林尼·塞孔都斯（Gaius Plinius Secundus），生於公元23（一說24年），卒於公元79年，世稱老普林尼（與其養子小普林尼相區別），古代羅馬的百科全書式的作家，以其所著《自然史》一書著稱。

人物經歷

普林尼出生於意大利北部的新科莫姆城（今科莫）的一個中等奴隸主家庭，屬騎士階層。 少年時代，他到羅馬求學。 公元47～57年，他在日耳曼行省（今德國境內）任騎兵軍官。在這期間，他與後來的羅馬皇帝提圖斯（公元79～81年在位）交誼甚篤。普林尼在晚年的時候常常津津樂道地談到他與提圖斯的「共同的營帳生活」。 他曾親自訪問過日耳曼人中的喬克人居住的海岸，搜集日耳曼各部落的方言和歷史資料。恩格斯在《論日耳曼人的古代歷史》一文中曾經指出，普林尼是不僅從政治上、軍事觀點上，而且從理論觀點上對日耳曼發生興趣的第一個羅馬人，他的報道具有特朗的價值。 他對日耳曼方言所作的分類符合實際情況，普林尼從日耳曼返回羅馬之後，從事律師工作，同時潛心讀書和著述。 公元69～79年在羅馬皇帝韋斯帕西安努斯（《愷撒傳》中又作韋巴薌），在位時，他歷任要職，在西班牙、高盧、北非等地擔任過財政督察官的職務，負責管理一個地區的財政收入。大抵從公元74年起，他擔任以卡佩尼亞的米塞姆港為基地的海軍艦隊的司令，負責清剿海盜。 公元79年8月24日，附近的維蘇威火山大爆發。普林尼為了了解火山爆發的情況，並且救援這一地區的災民，乘船趕往火山活動地區，因火山噴出的含硫氣體而中毒死亡。

人物年表

• 公元23（一說24年），出生於意大利北部的新科莫姆城；
• 公元23（一說24年）～公元47年，求學羅馬；
• 公元47～57年，擔任日耳曼行省任騎兵軍官；
• 公元57～69年，遊歷日耳曼地區，返回羅馬，潛心讀書和著述；
• 公元69～79年，歷任西班牙、高盧、北非等地財政督察官；
• 公元74年（ ？），擔任以卡佩尼亞的米塞姆港為基地的海軍艦隊的司令，負責清剿海盜；
• 公元79年8月24日，死於維蘇威火山大爆發中。

主要作品

普林尼一生寫了7部書，其中6部已經散失，僅存片斷，只有37卷《自然史》廣為流傳。 1．《關於騎兵投擲長矛》，講述如何使用作為騎兵武器的長矛，寫於在日耳曼任騎兵軍官期間。 2．《波姆波尼烏斯·塞孔都斯的生平》，計兩卷。 3．《演說術初階》，共3卷，每卷又分為兩部分，講述怎樣從兒童時代起就開始練習演說，並附有供朗讀用的範文。 4．《費解的辭》，共8卷。其中主要講解一些詞的意義和某些詞的搭配，也談到發音和詞形變化。 5．《在日耳曼的戰爭》，計10卷，敘述羅馬人和日耳曼人之間的所有戰爭，特別着意於使人銘記德魯蘇斯(公元前38—公元9)在日耳曼的戰功。塔西陀在《編年史》中曾援引過這部書提供的材料。 6．《續阿烏菲迪烏斯·巴蘇斯所著歷史》計31卷，阿烏菲迪烏斯·巴蘇斯是羅馬帝國初年的伊壁鳩魯學說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寫了一部從愷撒之死到公元54年的羅馬歷史．普林尼從他停筆處接着往下寫。 7．《自然史》一書於公元77年寫成，普林尼死後由小普林尼出版。普林尼在前言中說，這本書是獻給提圖斯的。他的書不是為了「富麗辭藻的愛好者」寫的，而是為了實際從事農業和手工業的人寫的。小普林尼稱這部書是「象自然本身一樣」題材廣泛多樣的學術著作。

普林尼生平及思想個性概述

有關普林尼（Pliny the Elder，23A.D.～79A.D.）的資料極少能倖免於歷史的沖刷，今天我們對於普林尼生活的了解主要來自於他自己唯一保留至今的著作《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和他的外甥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66 A.D.～115 A.D.）在書信中提到的一些片段。藉助於許多學者的不懈努力，我們尚可以對這樣一位羅馬時代的百科全書作者的生活勾勒一個大致的輪廓。普林尼，Gius Plinius Secundus，公元23年出生於北意大利的科摩鎮。他父母的情況已經不太清楚，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他的家庭比較富有，屬於當時羅馬社會第二等級的騎士階層。普林尼十二歲左右就來到了羅馬，從《博物志》中記錄的一些軼事可以推斷他在少年時代可能就已經涉足羅馬宮廷。普林尼在羅馬開始接受比較全面的修辭、演講、法律以及軍事方面的訓練，公元37年的時候，彭波尼（Pomponius Secundus）成了他的老師和監護人。彭波尼既是一位將軍，同時也是一位出色的詩人和劇作家。普林尼的博學多才可能就受了他的鼓勵和影響，普林尼後來還寫過他的傳記。21歲的時候，像在當時騎士階層中很常見的情況一樣，普林尼離開羅馬去高盧做了一個小軍官，在這期間普林尼培養了濃厚的軍事興趣，他很快被提拔為一個騎兵團長官，並駐紮在下萊茵的克桑頓(Xanten/Castra Vetera)，後來考古學家曾在這裡發現了他的馬籠頭。普林尼曾三次參加戰事：47年和Corbulo對戰Chauci；50年在上萊茵作為彭波尼部下對戰Chatti；57－58年在下日爾曼再次對戰Chatti，提圖斯（Titus， 79～81年在位）是他的頭領和朋友，提圖斯後來當了皇帝，《博物志》就是題獻給他的。在這些戰鬥中，普林尼表現為一位出色的騎兵，並寫出了三部著作：《關於如何從馬背上投擲標槍》（1卷）、《彭波尼傳》（2卷）和《日爾曼戰爭史》（20卷）。59年普林尼回到羅馬，停止了軍旅生涯轉而從事法律工作。這之後直到68年尼祿（Nero，54～68年在位）去世這段時期內的活動都不太確切，似乎很少在公共生活中露面了。這很可能是由於他對尼祿的暴政不滿，他曾毫不含糊地譴責尼祿的執政，說尼祿是人類的敵人。正是出於憤懣和自我保護，普林尼轉而低調地去寫他的語法書了。根據小普林尼的記載， 他這期間又寫了三部著作：《演說術》（共3卷）、《語法問題》（8卷）和《續阿烏菲迪烏斯•巴蘇斯所著歷史》（31卷）。尼祿一死，普林尼成了新任的韋斯巴薌 (Vespasian, 69-79年在位)皇帝的忠誠擁護者，重新活躍於羅馬的公共事務，並很快獲得重用，成為皇帝的顧問團成員之一。他可能還擔任過羅馬在高盧、西班牙以及北非等地的財政督察官（procurator），後來又被任命為兩支羅馬艦隊之其中一支的首領，負責地中海西半邊的海上安全。 普林尼的死是歷史上最富有戲劇性的事件之一。79年8月24日，也就是龐貝城附近的維蘇威火山爆發的那天，當時艦隊泊在附近的米塞努姆城（Misenum），普林尼和他的姐姐以及小普林尼住在一起。當天下午正在忙着讀書做摘錄的普林尼突然聽到姐姐招呼他出去看一個奇觀，原來那邊天上升起了巨大的蘑菇雲，普林尼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現象準備立刻前去近距離觀察，不過他很快改變了想法，出於好奇的觀察活動變成了人道主義救援行動，普林尼率領艦隊全速前往營救。他的艦隊在斯塔比亞(Stabiae)登陸並在那裡呆了一晚，然而在撤退的時候普林尼不幸死去，原因不是特別清楚，可能是犯了心臟病或者是被火山灰和毒氣窒息致死。[對於他舅舅的死，小普林尼在悼文中寫道：「在我看來，所謂幸福的人就是被神賜予了能力去做一些值得記錄的事情或者寫一些值得讀的東西的人，而最幸福的又莫過於能同時做到這兩者，我的舅舅就是這樣一個人。」 普林尼是歷史上最勤奮的人之一。如小普林尼在他的書信中所生動描述的， 普林尼總是半夜就起床工作，天未亮就上朝去拜訪韋斯巴薌皇帝，之後又是一天繁忙的公務。忙完公務回到家中的休息對他來說也僅僅只是表面的，因為不管是洗澡、吃飯還是躺着歇會的時間，他都手不釋卷，出行的時候也沒有停止閱讀，並且總是隨身帶一個秘書幫他記錄筆記和摘要。他還告誡小普林尼別把時間花在散步上，在他看來，任何沒有用於工作的時間都是浪費。普林尼在《博物志》前言中的一句話可以最好的概括他的這種生活態度：活着就是醒着（vita vigilia est，pref.19 ）。 除了上述小普林尼描述的對職責的嚴謹敬業與在閒暇時間的積極勤勉，普林尼的其他個性特徵在《博物志》中也體現地相當明顯。書中反覆出現的一個主題是普林尼對當時羅馬社會奢靡之風的斥責，在他看來對自然的大肆掠奪、對奢侈品的瘋狂欲求是羅馬人道德水準下降的原因和標誌。在帝國統治和政治問題上，他積極擁護弗拉維亞王朝（Flavian Dynasty），他對帝國統治下的和平、安全和穩定心懷感激；不過，對於帝國時期藝術、科學等文化領域的衰落亦深為痛惜。儘管普林尼自己的著述很大部分依賴和受益於古希臘作家，但在他這個羅馬看來希臘人缺乏德行、規矩和尊嚴，他們謊花連篇、誇誇其談，自持一種高於其它文化的優越感。他尤其痛恨希臘人醫學上的欺詐和無所顧忌。總之，普林尼各個方面的個性和思想特徵都反映出他是早期帝國時代既典型而又獨特的學者。

《博物志》

《博物志》是普林尼7部著述中唯一保存下來的一部，總共37卷。普林尼可能較早就已經開始收集材料，到77年時才正式題獻給提圖斯，最終的編撰可能要到他死後由小普林尼完成。在《博物志》的前言中，普林尼不無得意地說這是一樁希臘人和羅馬人都沒有嘗試過的全新的事業(NH,pref.14)。的確，就其作為一部涵蓋整個自然的百科全書來說是空前的。古希臘人從沒產生過如此綜合的作品，總體來說，他們對待知識的態度更少實踐性，而往往強調對某些特殊問題的沉思。智者派倒是注重教授年輕人日常生活中所需的各種技能，亞理士多德後來稱之為「eleutheriai epitemai」，即一個受過教育的自由人的基礎知識，意指非專門的而是更加廣泛的知識，它能使學生成為一個有教養和得體的公民。羅馬人開創了將各種各樣的知識合編為單本百科全書這樣一種傳統。同時注重語言和行動，強調實用性，這被認為是羅馬人對待生活的態度。這種羅馬人的實用性與綜合性正好也是普林尼《博物志》的最主要的特徵。實際上，在此之前已經有了兩部百科全書：瓦羅（Varro，116B.C.~27A.D.）九卷本的Disciplinae 和塞爾蘇斯（Celsus，25 B.C.～45 A.D.）的Artes。)相比之下，普林尼的《博物志》是更為龐大和出色的一部，幾乎囊括了整個自然界各個方面的內容，小普林尼概括說這是「一部全面而淵博的著作，其豐富程度不亞於自然本身」 。 普林尼說「我的主題是自然，也是生活」（NH,pref.13），「博物學」在字面上就意為「對自然世界的研究」。在這個獨立主題之下，普林尼不像之前的兩部百科全書那樣按照「學科」分別編輯成卷，而是採用他自己心目中的世界結構來安排整部書的敘述框架，從整個宇宙到地球，再從地球到其產物——動物、植物和礦物。全書各卷的內容編排分別是：第1卷 包括給提圖斯皇帝的獻詞，一篇總序、內容目錄和一份全書所引用過作者的名單；卷2討論天和地，可以說是關於宇宙論、天文學以及氣象學；卷3-6關於地理學，涵蓋歐洲、北非、西亞以及遠南和遠東地區；卷7討論人，包括人種志的、生理學的、人物傳記等多個方面內容；卷8-11關於動物，主要包括陸地動物、海洋動物、鳥類、昆蟲等主題；卷12-19關於植物學，涉及許多本地的或異域的、野生的或種植的植物；卷20-27主要關於藥用植物，其中卷26主要談疾病與治療。普林尼曾寫道：「自然界是如此的慷慨大方，甚至連真正的不毛之地也天生是個藥房。」（NH,7.3）卷28-32 主要關於藥物動物，其中第30卷談巫術，31卷談有關水的主題；卷33-37 關於岩石、土壤、金屬和寶石等。正如前面提到的，注重實用性是《博物志》的一個重要特徵，儘管全書是如上一種結構安排，但是在各主題的具體論述中，夾雜和整合了有關農林業、園藝、航海、建築、醫藥衛生、語言文字、繪畫雕刻、政治管理、戰爭等等許多實際事務方面的內容，而且插敘了許多寓言、傳說和逸聞趣事等等。 實際上，作為如此龐大和豐富的一部百科全書，《博物志》的許多事實和材料並不是普林尼通過實際考察或者親自經歷而得來，很大部分是從以往的著作中直接摘錄編纂而成。普林尼在書的前言中說有他從100個原始作者的2000本著作中摘引了20000個重要事實（NH,pref.17）。不過這尚是一個保守的估計，真正全部算上的話，其前後兩個數字將分別是473（其中包括146個羅馬作家和327個希臘作家）和34707。([ ],p.39)普林尼的資料和信息來源如果進行歸類，包括地理學者、歷史學家、某些領域的專家、百科全書作者、某些特殊主題的作者、羅馬軍官、騎士、行省長官、遠征探險者、本地居民以及不知名者等等。([1],pp.43-62)這樣一種情況為現代的古典文獻學者和歷史學家提供了絕佳的化石樣本，但在理解和評價《博物志》上也帶來許多困難。一方面除了普林尼自己提到或者有明顯痕跡或直接證據的情況外，有些內容和很難判斷究竟是他自己觀察所得還是援引他人或是道聽途說。另一方面，普林尼在引用他人著作時的輕信是很明顯的，很多內容的準確度和可信性頗值得懷疑。書中記錄了許多諸如怪鳥、畸形人、神秘動物等奇異現象也許與他的輕信和這種編寫方法有關。 不過對自然的或人造奇異物的興趣是當時普遍的情況。這種興趣一直可以追溯到荷馬的《奧德賽》，希臘化時期特別發展出一種著寫奇蹟的傳統，當時許多作者的名字出現在普林尼的清單中。普林尼自己也曾說道 「 我越多地觀察自然，我越少傾向於認為關於自然的有些說法是不可能的」（NH,11.6）。公元1世紀時由於帝國擴展和樂觀主義所刺激而流行起來的對奇異事物的興趣非常突出，以至於那些探險和攻入新疆域的先鋒騎士們清楚地感覺到他們返回羅馬時若是不帶回些奇異事件和故事去滿足那些人狂熱的好奇心，他們是會大丟面子的。因此，他們往往會編造一些東西而不是承認一無所獲。無疑，對於他們實際碰到的新鮮事物，他們往往也會誇大其詞地敘述而不是客觀地報道。普魯塔克（Plutarch， 45～120）在《論好奇》（On Curiosity）中批評了這種當時流行的時尚。不過按照古代的標準，從普林尼自己在書中的評論來看，他對記錄的許多奇蹟故事已經是很有懷疑精神的了。 《博物志》的語言和文體是理解它的又一個障礙。雖然第一卷給出了一個明確的框架，但是在往下讀後續的幾卷時實際碰到的卻是繁多細節的並列。而且普林尼常常會隨着他自己的聯想而突然插入一些故事或者別的話題，如此層層節外生枝，往往離題萬里而渾然不覺。此外語言上也常常有許多草率和晦澀的地方，以至於有學者稱「它給人一種印象象是由於時間倉卒而未完成的一部書。」 儘管如此，普林尼的《博物志》還是被廣泛地傳播和閱讀，它比古代類似的著作都要受歡迎得多，影響也大得多。瓦羅的百科全書到中世紀就消失了，中世紀的一些百科全書從未出版過，或者最多到17世紀就停止出版了，而普林尼《博物志》卻遠不是如此，據估計，到20世紀早期為止，出版過至少不少於222個版本的《博物志》，[ ]這還不包括42個不完全版和62個批評版本。

普林尼的自然觀念

作為這樣一部百科全書的作者的普林尼「似乎更是一個博學多識的人而非哲學家，更是一個繼承者而非革新者」。([3],p.53)普林尼的思想觀念常常是複雜而模糊的，在《博物志》中的具體細節上也常常會有一些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敘述。不過，普林尼顯然也並不就是完全躲在材料背後沒有面孔的編纂者，從整體上來說，普林尼作為早期羅馬帝國時代的知識分子，他基本的思想線索在《博物志》中仍然清晰可辨。 「世界…應當被認為就是一個神，它永恆而不可測量，沒有開始也沒有終結。在它之外還存在什麼不需要人去探索，而且也超出了人類心靈猜想的能力範圍。它是神聖的、永恆的、不可測量的；它全部包含在全體之中，或者它自己就是全體；它有限而又似於無限；一切都確定而有序，儘管表面看來不是如此；它把所有事物都外在和內在地囊括在它自身之中；它是自然的產物，又是自然本身。」（NH,2.1） 這是普林尼在第2卷開首的一段話。在《博物志》的2.1－2.27這一部分普林尼比較集中地論述了他眼中的宇宙和世界，他最基本的思想可以概括為當時流行的斯多亞主義。相對於原子論者機械的、可朽的、無限的世界來說，普林尼更相信一個神聖、永恆而有限的斯多亞主義的世界。斯多亞主義對人的問題的關注和對社會生活中責任的強調正好也與普林尼的興趣相吻合。 普林尼非常強調自然/世界的神性，他稱之為「神聖自然」。關於什麼是神，普林尼在2.14－2.27有比較詳細地討論。對於尋找一個神的定義，他是持否定態度的，而且在他看來，神不是一個有形體的具體的實體，而有點象塞內卡（Seneca， 4B.C.～65A.D.）所說的「神聖力量」。他認為不僅人的本性不是完美的，而且神也有它的限制，例如神不能自殺，不能改變歷史和數學規則等等。普林尼相信神是關注人類事務的，不過神只是對惡進行懲罰，對善行的獎勵是由人來做的。實際上，在神的問題上普林尼比一般的斯多亞主義者更象一個懷疑論者。他否定一蹴而就地創世的柏拉圖主義的造物主，也否認了奧林匹斯神，也排除了更近一些的信念如占星術，而在他看來「幸運女神」這樣的人為發明就離真正的神更遠了。如前面提到的，神也具有一些限制，普林尼認為這就是「自然力」存在的證據，它們是自然的法則，普林尼由此得出結論說自然其實就是所謂的神。「神聖自然」於是就成了普林尼思想中最基本的概念。普林尼表達的是一種非人格化的泛神論觀念。實際上斯多亞主義的pneuma（靈魂、精氣）概念就帶有泛神論色彩，塞內卡在Natural Questions中表達了他的泛神論觀念，他說神是所有能被看見的和所有不能被看見的。西塞羅(Cicero，106-43 BC)在《論神的本性》（De Natura Deorum）的有些段落中也清楚地將世界和神等同起來。不過普林尼的泛神論的還是有他的特別之處。例如塞內卡非常強調天與地之間的截然區分，在描述世界之城時他說「無論你在哪裡將你的視線從地上移到天上，神的王國和人的領域之間都有着遙不可及的距離。」 哲學家塞內卡意在強調哲學作為唯一能在人與神之間的鴻溝上建立聯繫的這個關鍵角色。而與塞內卡不同，對於普林尼來說，並不存在這樣的鴻溝，人和神的世界是結合在一起的。 人和自然/世界/神的關係是普林尼思想的核心。普林尼認為自然是神，而且在他看來在神聖自然與人類利益之間是和諧的。強調「人類利益」通常是晚期斯多亞主義的特徵，不過像塞內卡也主要是關注道德價值和對死亡的終極恐懼，他基本上主張輕視生活。相反，普林尼帶給人的對生活的印象卻是積極的和適度愉快的。實際上他對人類需求的興趣可能不僅僅是斯多亞主義的影響，他的思想形態中很多與早期智者有一定的類似，可以說是理性的、人本主義者的和功利主義的。不過智者派更多地強調人類社會的進化而普林尼則比較側重於人與自然的和諧而不是對立。當然普林尼的自然也不僅僅是一個人類活動的中性背景，人與自然之間也同樣存在着張力，兩者的關係可能是複雜和模糊的，但總是緊密的。 這種關係可以放到古代目的論傳統中來談。目的論這個術語大體上是指認為宇宙是為了一個目的而被創造的，這個目的可能是非人格自然的無意識目的，也可能是神有意計劃的結果。特別地，目的論尤其被用來指這樣一個觀念即宇宙和它的部分都是為了它的最高的造物——人的利益而被設計的，這種人類中心的目的論思想從古希臘到中世紀都是人們思想觀念中的基本層面。這樣一個觀點後來又被「人是一個小宇宙」的古代觀念所強化。斯多亞主義將遍布宇宙的精神與人的最高屬性——心靈或者理性等同起來，使得人和宇宙神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將理性僅僅歸於人，又強調了人和其他造物之間的差別，這樣一種區分也被普林尼所接受。實際上，普林尼對於人的獨特的優越性和中心地位並沒有做直接的哲學陳述，這是在《博物志》的結構安排和具體的敘述中體現出來的。由於理性是神聖自然與人之間的聯繫，普林尼的自然在某種意義上又具有了人的特質。她象一個藝術家創造作品那樣那樣創造了世界上的所有事物，而且她還為它們設計了連續存在的長遠計劃，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則就是保持一種平衡，也就是說任何一個事物都有與它相對的一面或者相克制的東西存在。例如毒蛇有它的天敵黃鼠狼；疾病都能找到相應的治療辦法；海豚反應極其迅速和敏捷，但因有嘴與吻之間距離較長的不便而使得其他被捕食的魚類保留了一線逃脫的機會。不過，最重要的一點還是在於強調自然對於人類利益的眷顧，她不僅產生了地球上的事物來滿足人類的物質需要，而且還從自然物中給人提供道德訓誡。例如，蜜蜂對普林尼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他認為蜜蜂不僅僅是為了人類對蜂蜜的需要而產生的，而且它們的不辭勞苦、嚴整的政治組織與友好的相互行為都是自然對人類的教育。甚至那些明顯對人類有威脅的事物，普林尼也如斯多亞主義所具有的為自然開脫的傳統那樣認為這些惡只是表面的，根本上還是為了人類的好處。例如，劇毒蜂蜜的存在雖然有可能致人於死地，但它恰恰可以讓人更加謹慎和少一點貪婪。不過，處於普林尼世界的中心位置的人不是抽象的形象，而特別地是指羅馬人。

四、《博物志》與古代科學

評價《博物志》的科學價值和普林尼在科學史上的意義是一件很讓人為難的事情。《博物志》無論從從編寫目的和編寫方式來說，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科學著作。就書的內容來說，不管是在新事實的發現還是在理論的建構上，他本人似乎並沒有多少原創性的貢獻。下面結合古代科學傳統從植物學方面來詳細談談這個情況。 普林尼說「真不知該如何去崇敬那些古人，他們付出了如此多的關注和努力，以至於幾乎沒有什麼沒有被嘗試過了。」（NH,23.112）到普林尼的時代，植物學的確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在古代早期，作為科學來研究植物的記錄首先出現在希波克拉底全集中，其中列出的藥用植物清單和簡單的描述是西方最早的關於草藥知識的記載，此外其中還對植物和動物在結構和生理上嘗試進行比較。隨着農業的發展也逐漸出現一些有關農耕栽種的著作，它們對農作物和許多其他植物的特性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描述。商業擴張和軍事征服使得人們對本地以外的廣闊領域中的植物也有了大量的認識和了解。到了提奧弗拉斯特（Theophrastus，372－287B.C.）的時候，以上三個方面來源的知識有了豐富的積累，再加上他本人作的大量觀察和研究，他運用亞里士多德哲學中的分析-邏輯方法，在呂克昂的學園裡第一次建立了一個科學性的植物學綱要，這主要被記錄在他的兩本著作《植物研究》（Enquiry into Plants ）和 《植物的原因》（Causes of Plants）中，它們分別介紹我們今天所說的植物形態學和植物生理學。在這兩本著作中，提奧弗拉斯特不僅對植物作了驚人精確的觀察和描述，預見了現代植物學研究的幾乎每一個分支或其萌芽，而且對植物學理論的基本問題已經有了非常深入的思考。提奧弗拉斯特的著作是古代植物學作為科學的第一個繁盛期，其實也是古代植物學的頂峰。希臘化時期和羅馬時期對理論科學興趣大大減弱，提奧弗拉斯特儘管繼續影響着希臘和羅馬的草藥醫生和藥學家，在農業上許多經驗性的農業手冊也仍然借用他的研究成果，但是他的綜合性的植物學理論卻很少被之後的作家提起，對於注重實效的羅馬人來說，作為哲學家的提奧弗拉斯特似乎已經很遙遠了。這就是普林尼在提奧弗拉斯特300年後寫《博物志》在植物學方面的基本背景。 在《博物志》中，普林尼花了16卷——也就是將近2/5的篇幅來寫植物。之所以對植物投注這麼多的筆墨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植物相比於其他主題來說，為羅馬社會提供了最多的日常需要，而且最為常見。在論述植物部分所引用的諸多先前作者中，普林尼將提奧弗拉斯特列為植物學的最高權威。在論述植物的16卷（12－27）中，前8卷(12－19)普林尼對植物進行一般的概述和介紹他對植物學的處理方法。從其內容來看，大量材料是依賴於提奧弗拉斯特（尤其是《植物研究》）的，而且許多段落基本上是直接轉述。實際上，普林尼是想仿效提奧弗拉斯特《植物研究》一書的基本編排，但實際上其邏輯線索往往因為頻繁的岔開話題和插入一些軼事趣聞給攪亂了。普林尼很可能也讀過《論植物的原因》，但是這本書的理論化與普林尼收集和描述事實的熱情並不相符，因而很少在《博物志》中有所體現。 後8卷（20－27）是關於藥用植物的，這一部分就更少嚴格的植物學的味道。普林尼大量摘引《論希臘醫學》(Treatise on Greek Medicine)，這是一本Sextius Niger編寫的按照字母順序排列的藥用植物清單（希臘語），該書又主要是從提奧弗拉斯特、Diocles of Carystos、Apollodorus of Alexandria、andreas of Alexandria和Crateuas（這些人在普林尼的名單中也都出現過）等人萌生出來的主流希臘草藥-藥學傳統中汲取而來的。普林尼也同樣引用了很多提奧弗拉斯特書中的段落，尤其他直接摘引提奧弗拉斯特《植物研究》一書末尾的結論來結束他自己植物部分最後一卷。 雖然普林尼另外的材料來源和他自己獨特的編寫處理也是不容忽視的，但提奧弗拉斯特無疑是普林尼工作的重要基礎。普林尼自己實際上並沒有認真地研究過植物學，儘管他曾跟園藝專家和草藥醫生有過一些接觸，在征戰或者出遊的時候也會碰到大量吸引他的植物，但是他並沒有真正研究，實際做的細緻觀察也相當有限，以至於他在書中對很多常見植物的描述都會出現明顯的錯誤，還有些描述就是從別的作者那直接摘抄過來的。相比之下，提奧弗拉斯特既是一個堅持不懈的觀察家，又是一個出色的理論建構者。我們通過他們兩者的對比既可以了解他們研究的特點，又可以看出他們對於科學史的不同意義。首先，在有關植物的基本問題上，提奧弗拉斯特基本上基於亞里士多德的方法論框架來處理，不過卻幾乎完全拋棄目的論的解釋模式，而是通過單獨強調質料因來理解植物的生長發育。這就與普林尼的情況完全不同，接受了斯多亞主義普林尼將植物看作是大自然神秘而奇妙的產物，是為了滿足人類的需要這個基本目的而被設計和生產的。其次，提奧弗拉斯特詳細分析和討論了植物的形式。他考察各個組織器官的功能、位置和相互關係並對其進行定義，他還類比了動物器官和植物器官並對其命名。這些工作就是植物形態學的開端。而普林尼並沒有對此產生興趣，仍然熱心於用一些隨意和修辭性的詞語來描述事實。再次，提奧弗拉斯特深層次地思考過植物分類和辨認的方法問題，他認為應當從形態學方面的特徵入手，在一個大的範圍內區分各植物各部分的特徵，以此來作為分類的依據。他還提出了植物的自然組群和一些典型種類。而這些又是普林尼不感興趣和認為不那麼重要的方面。儘管普林尼也曾作出過一些大致的分類，但基本上都是相當粗糙的。再次，關於花的本質和功能，這是古代植物學家一直為難的問題。經由大量的實際經驗，提奧弗拉斯特意識到花與果實以及種子之間有着某種聯繫，但他仍然不能肯定植物性別的存在，不過他在這個問題的思考是相當深入的。普林尼曾直接援引了提奧弗拉斯特有關植物人工授粉的一些事實描述，但他添油加醋地增進一些想象和戲謔的成分，根本就沒有顯示出任何理論興趣。實際上，普林尼就將植物的花認為是儀式用花環和藥物處方的物質原料，而不是像提奧弗拉斯特所認為的是一種可以展示一系列形式用以區別和類分植物的特殊結構。值得一提的是，普林尼曾獨自描述過三種植物花（可能是玫瑰、百合和蕃紅花）的細部結構，他的這些描述曾經非常流行，尤其是其中提出的雄蕊（stamen）的概念被認為是他首創，後來被吸收進林奈的植物命名法中。實際上，他的這些概念也應當是從提奧弗拉斯特借用過來，可以說他自己並未曾真正鑑別和命名過新的形態學術語。最後，至於普林尼是否記錄過他自己的原始觀察材料我們已經不得而知了，如果有，那也只可能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因此，可以說普林尼《博物志》不管就事實的記錄和描述的準確性和科學性，還是對植物學理論問題的思索和推進上，它的科學價值都相當有限。這在天文學、動物學、醫學方面的情況基本上也是這個狀況，在礦物學方面稍微好點。普林尼在73年時被任命為西班牙省的財政督察官，這使得他有機會獲得關於採礦和淘金技術的第一手知識，這些方面的記錄在《博物志》中相對比較詳細。此外他對礦物物理性質，尤其是對石英、鑽石、翡翠和彩虹石等礦石的結晶系統的描述是相當精確和先進的，不過也沒有系統地分類和研究，對於基本的理論問題如礦石的起源等問題沒有專門的思考。 不過，就對科學知識的傳播來說，《博物志》的價值仍然是不容否認的。在植物學方面，儘管《博物志》本身的風格和目的導致了它對於傳播提奧弗拉斯特植物學理論方面的內容上所起的作用並不非常突出，但非常有趣的情況是，普林尼死後不到兩個世紀，提奧弗拉斯特的著作就完全散失了，《博物志》中關於植物的幾卷意想不到地成了提奧弗拉斯特偉大的植物科學論著的唯一記錄。之後1400餘年的時間裡人們只知道普林尼《博物志》中和迪奧斯科里斯（Dioscorides，）的《藥物論》(De Materia Medica)中的提奧弗拉斯特。15世紀時重新發現了提奧弗拉斯特兩部著作的手稿，第一個將之翻譯成拉丁文的Theodore Gaza就是用的《博物志》來說明文本中一些難懂的段落。如果進一步評價《博物志》對於它產生之後直到文藝復興時期的植物學的影響，可以說「它保留了一種將植物學作為一門廣闊而又整體的植物科學的概念，這種植物科學不能被還原為關於藥用植物或者農業耕作的知識，這樣一種植物科學的概念最早產生於亞里士多德和提奧弗拉斯特所在的呂克昂學園……因而維持了某種程度的植物學的連續性。」《博物志》對植物廣泛而豐富的記錄，其中一共提到過1300種植物名字，很多不同的名字其實是同一種植物的，實際涉及的種類可能不超過希臘人已經有過記錄的800種([7],p.96)，不過這種記錄對於保存和傳播古代植物知識還是卓有成效的。

D.林德伯格就天文學方面的情況評論說「普林尼傳播了大量的宇宙論和天文學知識，儘管他們不總是可靠，而且他也肯定達不到數學天文學家的水平。他既不是在借鑑數學天文學的傳統，也不是在為天文學專家這樣的讀者寫作。他僅僅是致力於向那些對複雜的觀測或數學不感興趣或不具備能力應用它們的大眾，傳播沒有任何掩飾的基本精華。」(pp.150-151)而且從整體上來說，「他確實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尺度，使我們可以了解那些有教養的羅馬人可能期待去了解些什麼。另外，在其他許多普及著作佚失的情況下，《博物志》流傳了下來，這一事實有助於我們確認早期中世紀時學術的水平和內容。」普林尼《博物志》在中世紀的確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當時很多修道院都收藏着各種版本的手抄本。人們對其中記錄的事實和故事很感興趣，被很多學者頻繁地引用；而且由於希臘文本的缺失，《博物志》在某種程度上的確像普林尼在前言中設想的那樣發揮了基礎教育的作用。文藝復興的時候，意大利人文主義者如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都對《博物志》很熟悉，因為在《博物志》中它們可以找到大量他們感興趣的古典文化生活，彼特拉克還曾經修訂過《博物志》的文本，試圖整理從9世紀到11世紀出現的大量手稿。到十六世紀新的動物學著作以及出版的時候，《博物志》仍然還算是博物學研究最好的材料來源，甚至到十八世紀時，法國博物學家布封（Georges Buffon，1707-1788）還表示了他的欽佩，直到十九世紀才真正開始出現對普林尼著作的批判。 最近幾十年來，《博物志》作為1世紀的歷史文獻的價值又逐漸獲得重視，有學者贊為「關於早期羅馬帝國的科學知識和社會條件的無窮無盡的信息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