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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壩會議(中國紅軍長征路上的重要會議)
簡介
苟壩會議是1935年3月在苟壩的一場會議。苟壩會議成立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團,完成了遵義會議改變黨中央最高軍事領導機構的任務。進一步確立和鞏固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苟壩會議與遵義會議一樣,是在戰爭的大環境中召開的。3月10日收到林彪、聶榮臻關於進攻打鼓新場的電報後,張聞天當即召集有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王稼祥、劉伯承、張雲逸、李富春、葉劍英等20多人討論。會議開了整整一天,爭論很激烈。在遵義戰役大捷的鼓舞下,大家希望多打勝仗來創造雲貴川三省地區根據地,求得生存,再圖發展。所以,都贊同進攻打鼓新場。只有毛澤東一個人不同意進攻打鼓新場。
會議爭論不休,毛澤東以不當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進行抗爭,但還是說服不了大家。主持會議的張聞天只好搞民主表決,少數服從多數。結果,進攻打鼓新場的意見通過了,毛澤東前敵司令部政委的職務也被表決掉了。
會議結束後已是深夜,毛澤東出於高度的政治責任感,提着馬燈走了幾里地又去找到周恩來,力陳己見。第二天,周恩來提議繼續召開20多人參加的會議。一番爭論後,一致同意放棄進攻打鼓新場的計劃。
本來苟壩會議到此可以結束了,但囿於張聞天接替博古後,每遇戰事都要召集20多人開會討論,往往爭論不休,不僅無濟於事,又貽誤戰機,毛澤東據此提議成立由幾個人參加的小組,全權指揮軍事,這一提議立即獲得周恩來、張聞天的贊同。3月12日,張聞天在苟壩「新房子」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提議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小組(新「三人團」),全權指揮紅軍軍事行動。該提議在會上獲得一致通過。[1]
基本信息
中文名稱:苟壩會議
相關戰役:中央紅軍三渡、四渡赤水戰役
召開時間:1935年3月
作用:鞏固毛澤東在中共紅軍的領導地位
苟壩會議
1935年1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一、第三、第五、第九軍團和中央(軍委)縱隊突圍轉移到遵義創建川黔邊新蘇維埃區域根據地。在遵義地區活動長達三個月,建立起中國共產黨遵義縣委員會、遵義縣革命委員會(蘇維埃政權)、赤色工會、農會和工農武裝游擊隊。中共中央在遵義縣境內,幾乎天天都在召開會議,決定中央紅軍行動方針。尤以政治局遵義擴大會議、泗渡會議、扎西會議(雲南威信縣境)、苟壩會議等系列會議確立、鞏固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使中國革命實現生死攸關的轉折。
遵義會議,毛澤東進入黨中央領導核心,政治局常委分工毛澤東幫助周恩來指揮軍事。用鄧小平的話講:"儘管名義上毛澤東沒有當總書記或軍委主席,實際上他對軍隊的指揮以及重大問題上的決策,都為別的領導人所承認。朱德同志、周恩來同志、張聞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們這些同志確實照顧大局,確實有黨性原則,只要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對的,都一致支持,堅決執行"(《百年小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78~79頁)。1935年3月10日,毛澤東、朱德正集中精力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定,指揮中央紅軍乘遵義戰役的勝利同駐仁懷壇廠的國民黨追剿軍周渾元縱隊作戰。
3月10日1時,紅一軍團林彪、聶榮臻一個"萬急"電報建議中央紅軍改駐打鼓新場(時屬黔西縣,今金沙縣城)的國民黨追剿軍王家烈縱隊(黔軍)。紅軍總司令、前敵司令部(3月4日根據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提議成立的)司令員朱德認為:打鼓新場是黔北首鎮,又是通往畢節的要塞,黔軍比國民黨中央軍好打,打開打鼓新場有利於中央紅軍拓展川滇黔邊根據地(中共中央政治局扎西會議決定創建川滇黔邊根據地)基礎。前敵司令部政治委員(時稱前敵總指揮)毛澤東在雲南威信縣境就構思好把滇軍調到貴州腹地來,繞個大圈子把中央紅軍帶出蔣介石大包圍圈套小包圍圈的絕境,北渡長江(金沙江)去川西北會合紅四方面軍,創建新根據地的戰略計劃;同時軍委二局戴鏡元截獲敵方向遵義調動部隊的電令,國民黨中央軍、川軍、滇軍正從四面八方向遵義、鴨溪、楓香、打鼓新場壓來;同朱德產生分歧。
猴場會議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回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決定權和指揮權,中央紅軍的每一個軍事行動都須經中央政治局召集有20多人參加的中央會議討論決定。張聞天接替博古職務後,幾乎天天都要召集20多人參加的中央會議,討論決定中央紅軍的行動方針。
3月1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在遵義縣第十二下區平安鄉苟壩新房子(今遵義縣楓香鎮苟壩村四合村民組)召集駐苟壩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和部分中革軍委局以上首長開會,專題討論進不進攻打鼓新場問題。會議從早上開到夜間,毛澤東堅決反對進攻打鼓新場,其餘參會首長都贊成林彪、聶榮臻 "萬急"電報建議。毛澤東來了脾氣,對主持會議的張聞天說道:"你們硬要打,我就不當這個前敵司令部政委了!"(《大長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第1版195頁)。在座的首長毫不客氣地頂撞毛澤東:"少數應該服從多數,不干就不干"(《從轉折走向輝煌--苟壩會議研究文集》·中央黨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81頁)。毛澤東離開會議,張聞天搞了個舉手表決(電視劇《長征》中有這個場境),結果把毛澤東的前敵司令部政治委員職務表決掉了。深夜,毛澤東獨自一人打着馬燈,去到周恩來住處,要周恩來晚一點下發進攻打鼓新場的作戰命令,說服周恩來後,又同周恩來一起去說服朱德。
討論決定撤銷進攻打鼓新場計劃。經過爭論,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終於說服參會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中革軍委委員。毛澤東堅決反對進攻打鼓新場,使中共中央、中央紅軍再一次避免全軍覆沒的危險。"如果沒有毛澤東當夜此行,歷史的結局會改寫成另外的樣子"(石仲泉·《從轉折走向輝煌--苟壩會議研究文集》·中央黨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4頁)。會後,毛澤東向周恩來提出:成立中央新三人團,代表政治局全權指揮軍事。周恩來將毛澤東的提議轉達給張聞天。[2]
3月12日,張聞天召集政治局擴大會議,提議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最高軍事指揮機構三人團。毛澤東1943年在一次中央會議上說:"在打鼓新場,洛甫每天要開二十餘人的中央會議。洛甫提議要我為前敵總指揮……以後組成三人團(毛、周、王)領導"(《從轉折走向輝煌--苟壩會議研究文集》·中央黨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1頁)。1959年初努力糾正已發現的"大躍進"的一些"左"的錯誤的時候,毛澤東在講到真理有時在少數人手裡時說:"大多數人也可以搞錯的,而一兩個人可能是正確的。列寧那個時候有這種情況。我也有許多經驗。比如,苟壩會議,我先有三票,後頭只有一票,就是我自己。我反對打打鼓新場;要到四川繞一圈,全場都反對我。那個時候我不動搖,我說要麼聽我的,我要求你們聽我的,接受我的這個建議。如果你們不聽,我服從,沒有辦法。散會之後,我同周恩來講,我說,不行,危險,他就動搖了,睡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又開會,聽了我的了"(石仲泉·《從轉折走向輝煌--苟壩會議研究文集》·中央黨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2頁)。
苟壩會議成立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團,完成了遵義會議改變黨中央最高軍事領導機構的任務。進一步確立和鞏固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突圍轉移("長征"的提法是1935年5月中央紅軍進入彝民區後朱德提出的)中的中共中央,主要是領導紅軍打仗、求生存。毛澤東在遵義縣楓香鎮苟壩村復執中國工農紅軍最高領導權、指揮權,使黨中央和中央紅軍的命運實現了生死攸關的偉大轉折。在幫助周恩來指揮軍事時,就構思成熟把"滇軍調出來"戰略計劃。這個計劃是從一渡赤水河、二渡赤水河兩次被動轉移實踐中形成的。毛澤東不放棄進攻駐仁懷壇廠的國民黨中央軍周渾元縱隊,反對進攻打鼓新場;就是希望從長計議,實施把滇軍調出來,進滇入川戰略計劃。
3月13日,毛澤東命令紅三軍團第十三團團長彭雪楓指揮紅十團、紅十三團由楓香壩奔襲駐遵義縣第十二上區西安鎮(今泮水鎮西安村)、泮水鎮黔軍猶禹九旅周相魁團、宋華軒團,佯攻黔西縣打鼓新場,是毛澤東實施把滇軍調出來戰略計劃之始,目的是把固守在仁懷壇廠的國民黨中央軍周渾元縱隊引出來聚殲。彭雪楓指揮紅十團、紅十三團一舉將黔軍周相魁團、宋華軒團驅逐到打鼓新場,駐進遵義縣第十二中區岩孔場(今金沙縣岩孔鎮),開展打土豪、建立蘇維埃政權。國民黨中央軍周渾元縱隊傾巢而出,向打鼓新場開進;前鋒行進到三元洞,發現主力紅軍沒有去進攻打鼓新場,急返魯班場修築碉堡、工事固守。
3月14日,紅三軍團第十三團團長彭雪楓率領紅十團、紅十三團奉命由岩孔場趕往魯班場參加會攻國民黨軍周元縱隊,途經遵義縣第十二上區(泮水區)洪關壩(今洪關苗族鄉),遭潰駐小壩場(今洪關苗族鄉小壩場村)的黔軍伏擊,犧牲30多名紅軍戰士,當地農民將這30多位烈士掩埋在皂角樹樑子山上。時已9歲的老農馬光昌述說:他親眼看見一個60歲左右的老頭剝光了紅軍屍體上的衣帽,挑到馬家溝河中沖洗。那個老頭還送給他一頂帽子,帽子上有紅布五角星,他戴着跑回家遭到老父親一頓臭罵。如果皂角樹樑子山上埋的是土匪或黔軍士兵的屍體,我寧可相信那些土匪或黔軍官兵沒有父、母、兄、弟等親人,也不敢相信他們的親人那麼狠心!
3月15月2時,紅一、紅三、紅五軍團和軍委幹部團各部由現駐地向魯班場運動,對國民黨軍周渾元縱隊3個師形成扇形包圍,拉開決戰態勢。目的是要把各方面的國民黨軍都吸引到黔北來,找個縫隙突出蔣介石設置的大包圍圈套小包圈。雙方激戰至下午5時,毛澤東、朱德接報:距魯班場西北60里,川軍8個團向魯班場開來;國民黨中央軍吳奇偉縱隊兩個師向魯班場開進,前鋒已到遵義縣第十二下區楓香壩、花苗田。毛澤東、朱德命令中央紅軍主動撤出戰鬥,向仁懷縣中樞鎮(今仁懷市中心城區)、茅台鎮轉移。16日,朱德從壇廠經懷陽洞向中樞鎮行進,前往茅台鎮指揮中央紅軍三渡赤水河,第二次挺進川南。如果說中央紅軍一渡赤水河、二渡赤水河是受國民黨軍圍追堵截所迫的被動轉移。那麼,從茅台三渡赤水河就是帶有戰略性的主動轉移。
3月16日17日,中央紅軍從茅台鎮第三次渡過赤水河,進入四川古藺縣。渡河前,毛澤東吩咐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派工兵去二郎灘和太平渡查看二渡赤水河時架設的浮橋是否存在。雖然時任中革軍委工兵營營長王耀南的回憶有待考證(因為當時為了擺脫國民黨軍追擊,後衛部隊過河後是要毀橋的),但是卻佐證了三渡赤水河的目的完全是為了迷惑蔣介石,調動國民黨軍。中央紅軍進入川南,再次擺出北渡長江的態勢。蔣介石再次把主力和注意力集中到川南。
3月20日~22日,毛澤東命令中央紅軍秘密、迅速地從太平渡、二郎灘、九溪口第四次渡過赤水河,
3月23日經習水二郎、仁懷三合、大壩、高大坪。
3月24日經小箐溝到喜頭的石火爐、李村溝及魚塘。
3月25日進駐悶頭台(今仁懷市喜頭鎮)竹林灣、
3月26日經土地坎、天子廟(今喜頭鎮共和村)、火石坪、當晚進住洞口坪(今遵義縣芝麻鎮竹元村)
3月27日經草皇壩到干溪、到干溪後,朱德命令紅九軍團,立即移狗(苟)壩西之馬鬃嶺(苟壩與紙房的界山)為暫時活動樞紐。從28日晨起分兩部:一向長干山(今仁懷市長崗鎮)、一向楓香壩(遵義縣楓香鎮)偽裝主力活動。
3月28日,朱德再次命令紅九軍團在馬鬃嶺西北路上(楓香壩至長干山至壇廠路上)擺露天標語,路側放煙火扮炊煙,散消息,偽裝主力將在此地區誘敵向北出擊消滅之的模樣,掩護主力秘密迅速南轉移。
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指揮下,紅一軍團、紅三軍團、紅五軍團、中央縱隊秘密、迅速地鑽過鴨溪至白臘坎不足15華里國民黨軍封鎖線縫隙,轉移去黔西縣沙土鎮後山鄉,
3月30日從後山的梯子岩、江口、大塘河3個渡口全部渡過烏江,進入息烽地域,跳出蔣介石精心設置的"絕境"。
3月31日,毛澤東去到紅二師,在路旁攤開地圖,在圖上畫了一道從貴州省向東南、向西、向西南,入雲南,經昆明附近至元謀、金沙江畔的一長條大迂迴的紅槓槓,第一次公開他把"滇軍調出來"的戰略構想。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說:"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除留一支小部隊牽制敵人之外,其餘急行軍通過楓香壩,南渡烏江,直逼貴陽,並且分兵一部東擊甕安、黃平。這時候,蔣介石親自在貴陽督戰,慌忙調雲南軍閥部隊來'保駕'……在部署這次行動時,毛主席就曾說:'只要能將滇軍調出來,就是勝利'。"
四渡赤水河,是中央紅軍創建川黔邊根據地、川滇黔邊根據地中在赤水河流域進行的運動戰戰役。都是毛澤東在遵義會議進入黨中央領導核心後幫助周恩來、朱德指揮和在苟壩會議進入黨中央最高軍事領導、指揮核心後親自指揮的,一渡、二渡赤水河的過程是毛澤東構思把"滇軍調出來"戰略計劃的基礎;苟壩會議成立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團,代表政治局全權指揮軍事,為毛澤東實施把"滇軍調出來"戰略計劃提供了堅強的組織保證。蕭華將軍《長征組歌·四渡赤水出奇兵》、毛澤東本人說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最得意之筆",廣義上指一渡、二渡、三渡、四渡,狹義上特指三渡,四渡。
會議獨特意義
苟壩會議不僅是毛澤東職務變化的一次飛躍,更是全黨全軍對毛澤東「認知認可」的一個飛躍。
毛澤東自寧都會議之後重新執掌軍事指揮權。
毛澤東作為黨中央核心人物,開始名正言順地走向前台。
苟壩會議後毛澤東指揮紅軍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變被動為主動,奪取了一個又一個勝利,直至取得長征的最後勝利。
苟壩會議用事實論證了「有時真理在少數人手裡」的客觀性。[3]
苟壩軼事
苟壩是個山清水秀的小山村,1935年,三個人在這裡改變了中國的命運,在小的時候常常聽奶奶講起她們當年看見這些人來到這裡的故事,她說剛開始她們聽說是一群什麼都要強的人來咯,全都躲進了我們家後面的那些山洞裡,嚇得要死,過幾天她們偷偷地跑了回來看見了他們(這就是革命先輩中國工農紅軍)。他們在那兒忙忙碌碌,到了晚上有的就睡在我們家的曬壩里。等他們走後奶奶們回家來看見自己家的東西都在,他們究竟是些什麼人?奶奶們都愣住了。後來解放了她們才知道紅軍就是當年來過我們家鄉的那些人。
苟壩會議舊址於 2011年7月1日對外開放。
參考資料
- ↑ 苟壩會議讓毛澤東難以忘懷林茂前 2016年07月19日08:04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 ↑ 苟壩會議新華網 2019-01-20 17:20:53 來源:中共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
- ↑ 苟壩會議讓毛澤東難以忘懷林茂前 2016年07月19日08:04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