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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神學（Philippine Theology ），像其他地方的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724Liberation Theology）一樣，菲律賓的神學與她的人民過去所受的不義壓迫與剝削，有深不可分的關係，可分政治與經濟兩方面來撮述。

神學（古希臘語：Θεολογια，拉丁語：theologia，英語：Theology）一詞，廣泛指稱所有對神（上帝）這個主題展開的研究或學說。神學一詞的希臘文Θεολογια是由Θεος（即「神」）和λογος（即「邏各斯／話語／學說」）兩個字組合，字面上便有建立人類對上帝正確認識的學說之意。為宗教研究的一個領域。

簡介

菲律賓受殖民主義的統治達四百年之久，先是西班牙（1521～1898），繼是美國（1903～41），後是日本（1941～6）。長期外族的統治，已使一般人民只求兩餐一宿便心滿意足，但部分較具反省能力的天主教會，則早在1870年便領導群眾投身社會，參與改造；另一方面又致力尋找一種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314Contextualization）表達信仰的方法。

到了近四十年的獨立自主期，社會及經濟的不公平現象在官商勾結之下，變得愈來愈荒謬，土地改革的結果不是使耕者有其地，而是讓巨富更能集中他們的土地，好使用現代巨型農業機械來操作，結果使國家60%的土地和財富，只集中在0.003%的人民手中（1972）。政府與商人同流合污，貪贓枉法，官僚主義和貪污風氣使他們迫不及待的引進外資，發展工業，其後果是國民生活的水平不但沒有提高，反而是急劇下降。70年代的土地改革使整個村莊連根拔起，農民失去土地，只能到巿場購買他們日益不能負擔的基本糧食；或是涌到城巿，接受工資極低的粗活來生活（84年一個警察的月薪是四百披索，而米是二百八十披索一百斤，酒店一瓶香檳卻賣二千二百披索）。加上天主教徒占九成以上的菲律賓，一般都是家庭成員眾多，於是成年人做兩份工作，童工、皺妓等社會問題，便日益嚴重了。荒謬的是，部分教會（包括當地之主流教會及外僑教會）竟能為這種不義的制度，提供教義上的支持（參J. England, Living Theology in Asia, 1981, p. 85）。

但針對這種荒謬情況發出公義之聲的，也是教會人士。自本世紀中葉起，一些具社會良心的神職人員便指出，要忠於福音的召喚，便必須實踐先知的批判角色。由天主教與基督教建立的多種社會行動中心非常多，像1953年全國遍立的「自由農民聯盟」（Federation of Free Farmer）、60年代的「基督徒社會公義協會」（Christian For Social Justice）、「平信徒在梵二後期的改革運動」（Laymen for Post Vatican II Reform），和「菲律賓教士協會」（Philippine Priests Incorporated），無不是為推動本土神學，及訓練領袖、實行公義的組織。基督教人士更積極參與土地改革和工人教育的工作，重要的領袖有Fidel Galang, Valentino Montes, Richard Poethig及Henry Aguilan，均屬菲律賓基督教會協進會。到了60年代，教士與信徒已走出教會的圍牆，神學院更推行「實驗神學」（Experiental Theology），使信仰與生活結合在一起。

耶穌會修士在這方面的工作成效斐然。高斯達（Horatio de la Costa）在着述及實際行動上，為教會建立了一個堅固的基礎，使教會宣教工作能進入社會發展的各階層，重申人是社會發展的目的，不是犧牲品（Costa,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Our Jesuit Apostolate', 1974）。哥洛斯佩（Vitaliano Gorospe）是個道德哲學家，他在作品中指出，個體和集體的罪同是菲律賓社會剝削和暴力的主凶，要有效地對付它們，教會就要透過神學的教導和反省，「好發展出一套有組織的暴力神學（去對付貧窮）」（The Morality of Demonstration and Violence, 1970）。

阿雷瓦洛（Catalino G. Arevalo）是梵諦岡教廷之神學顧問，重視世俗社會的宣教策略。他指出若望二十三世所言之「時代的徵兆」，就是一般男女的願望和掙扎；神學一定要「促進公義的行動」，而救恩亦只能透過「實際的慈善事工」才能達成。第一個慈善工作，「就是建立公義的政府」（Philippine Studies, vol. xx, no. 3, pp. 421f.）。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最重要的人物是阿比撒米斯（Carlos H. Abesamis），他是聖經學者和神學家。他說「推動人研究聖經的，是近代人面對的重大人生問題」，而神學反省的目的，就是去「描述救恩歷史在此時此地之意義」，因此我們一定要「實際委身於人民真正的生命和掙扎」（Salvation, Total and Historical, 1978, pp. 41, 43, 39）。他是其中一位草根神學家。

所謂草根神學（Grassroot Theology）者，是要正視草根階層的人民所受到的踐踏，而中產階級與教士不僅要在精神上或意識形態上認同小民，更要身體力行的站在他們一邊，不是為他們作神學反省，乃是與他們一起作神學反省，因為他們才是身受其害的人；沒這經驗的不能越庖代俎地為他們出主意。這聲音在80年代的菲律賓有着特別的意義。

原來菲律賓進入80年代，情況每況愈下，貧者更貧，而無告的人所受的苦害更為加劇；監獄的政治犯日多，郊野發現飽受折磨而死去的屍體更是屢見不鮮。本性溫和、慣於逆來順受的菲律賓人民也要起來反抗，就如科拉發（F. Claver）說的，這種「小民的暴力」是人民的一種自覺，為要推翻不義，建立人權而走在一起的運動（The Stones Cry Out, 1978, pp. 20～2）。人民在軍靴踐踏下太久了，教會不能再漠視，乃要透過信仰的亮光，解釋他們的處境，並提供出路和希望；然而不能用以前那種中產階級的角度，乃是透過實際參與小民的掙扎，從旁協助他們作出生命信仰的反省。

他們認為教會的生命力，在乎匯集草根人民，對政府持批評的態度，迫使政府改變壓迫的政策。教會要幫助他們從現實生活來分析社會，以歷史的角度來讀聖經，揉合本土之智慧及宗教經驗來改變社會，並在直接參與社會的苦難中，去重新發現生命的真諦。教會受過訓練之人的功用，就是提供材料給草根人民作這種神學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