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爾瓦多·吉列爾莫·阿連德·戈森斯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薩爾瓦多·阿連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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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就: 拉美歷史上首位通過競選獲勝的 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總統等 |
薩爾瓦多·吉列爾莫·阿連德·戈森斯（英語:Salvador Guillermo Allende Gossens，西班牙語:Salvador Guillermo Allende Gossens）（1908年6月26日——1973年9月11日），智利醫生、政治家、總統。
薩爾瓦多·阿連德1932年畢業於智利大學醫學系，1933年參與創建智利社會黨，1934年擔任社會黨瓦爾帕萊索支部秘書，1937年作為瓦爾帕萊索省和基略塔省代表當選為眾議員，1937年—1939年任社會黨瓦爾帕萊索支部秘書長，1939年—1942年擔任衛生和社會福利部長，1943年—1944年擔任智利社會黨總書記，1945年當選為參議員，1953年、1961年和1969年三次連任參議員職務，1966年—1969年任參議院議長，阿連德在1952年、1958年和1964年三次參加總統選舉，但均以失敗告終，1970年9月—10月，他作為人民團結陣線的候選人參加總統選舉，成功當選為總統，當年11月正式就職，1973年9月11日，以陸軍總司令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將軍為首的軍人集團發動軍事政變，阿連德在軍事政變中以身殉職。
阿連德在總統任內實行國有化政策和土地改革、積極發展教育事業，外交方面加強智利同第三世界國家的聯繫和團結，與中國建交，執政後期智利國內經濟形勢惡化，政局動盪。[1]
1908年6月26日，薩爾瓦多·吉列爾莫·阿連德·戈森斯出生於智利瓦爾帕萊索省首府瓦爾帕萊索市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
父親老阿連德因工作的關係常年在智利全國各地奔波，阿連德一家也因此經常搬家，年少的薩爾瓦多·阿連德·戈森斯在智利國內的很多地方都生活過，小阿連德8歲以前的大部分時光是在塔克納（1929年該地劃歸秘魯管轄）度過的，他在塔克納學院接受了基礎教育。
1916年，阿連德全家搬往伊基克居住，在伊基克定居期間，薩爾瓦多·阿連德前往當地的男子學院接受教育，1918年阿連德曾短暫的在聖地亞哥的智利國家學院就讀。
1919年，阿連德前往瓦爾迪維亞的公立學校阿曼多·羅伯斯中學學習，1921年阿連德返回故鄉瓦爾帕萊索並就讀於當地的愛德華多·巴拉中學。
1924年，阿連德從中學畢業，在中學學習的同時還協助父親進行律師工作。
少年時代的阿連德目睹了智利社會貧富差距日益加大、勞資矛盾此起彼伏，逐漸產生了改變不合理社會現狀的想法。中學學習期間，阿連德的政治觀點深受在智利瓦爾帕萊索定居的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胡安·德馬爾契的影響，德馬爾契是一名工匠，他經常致力於保護當地工人和貧苦百姓的利益，阿連德和德馬爾契是忘年之交，當時的阿連德在放學後經常前往德馬爾契的家中做客，兩人經常一起下棋，討論國內外的時事並發表自己的看法，德馬爾契還將自己的收藏的圖書借給阿連德閱讀，在德馬爾契的影響下，阿連德閱讀了一些關於德國哲學和俄國無政府主義者米哈伊爾·亞歷山大羅維奇·巴枯寧的著作，首次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思想。
1924年，中學畢業後的阿連德決定前往軍隊服役，他先後在駐守塔克納和比尼亞德爾馬的智利陸軍騎兵團服兵役。
1926年，阿連德兵役期滿退役，
同年阿連德進入智利大學醫學系學習。
阿連德在青年時代受到社會主義和自由、平等、博愛等思想影響，在大學學習時便參加政治運動，他閱讀過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列寧）和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等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著作，積極參加和領導學生運動並成為學生運動的重要領導人。
1931年，阿連德領導學生罷課，參加街頭示威以反對卡洛斯·伊瓦涅斯·德爾·坎波總統的獨裁統治，不幸被捕入獄，政治犯特赦時他才被釋放。
1932年，阿連德因抗議軍隊推翻存在僅12天的智利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而再次遭到政府監禁，不久後他在新政府實行的大赦中得以被釋放，阿連德被釋放之前獲准參加父親的葬禮，他在葬禮上發誓要為社會主義事業奮鬥終生。
1933年，阿連德從大學畢業，畢業時發表博士論文《精神衛生學與犯罪行為》，獲得醫學博士學位。
目錄
公職經歷
1932年—1936年，阿連德在瓦爾帕萊索和蒙特港等地的醫院工作，擔任醫生。
1933年，阿連德參與創建智利社會黨，並成為該黨瓦爾帕萊索支部的負責人、
1934年，阿連德擔任社會黨瓦爾帕萊索支部秘書。
1935年，阿連德加入瓦爾帕萊索醫療委員會，同年他還出任《智利醫療報》和《社會醫學雜誌》的編輯，並加入了共濟會。阿連德從醫期間，萌生了「民主社會主義」思想，他認為：只有革命性的民主社會主義，才能解決智利面臨的問題。
1937年3月，阿連德作為瓦爾帕萊索省和基略塔省代表當選為眾議員，當年5月15日正式就職，任期4年，1937年—1939年任社會黨瓦爾帕萊索支部秘書長。
1938年，德國發生「水晶之夜」事件後，阿連德向納粹德國政府發送電報，譴責納粹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反猶太人活動，1939年他出版著作《智利社會—醫治現實》。
1939年9月28日—1942年4月2日，阿連德擔任政府的衛生和社會福利部長，任職期間他竭力遊說議會通過工人安全法，建立起婦女保護體系，頒布了學校免費午餐制度，並創立了智利國家衛生局。
1943年—1944年，阿連德擔任智利社會黨總書記，擔任總書記期間，他提出了社會黨應與智利共產黨結成聯盟的主張。
1945年3月，阿連德作為瓦爾迪維亞省、延基韋省、奇洛埃省、艾森省和麥哲倫省代表第一次當選為參議員，當年5月15日正式就職，任期8年。
1948年，阿連德在美國政府和美資銅礦公司的壓力下，智利總統加夫列爾·岡薩雷斯·魏地拉制定了《保衛民主法》，宣布智利共產黨為非法組織，並與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斷交。阿連德強烈譴責了岡薩雷斯·魏地拉總統的做法，將其斥之為「智利的麥卡錫主義」。
1953年3月，阿連德作為安托法加斯塔省和塔拉帕卡省代表連任參議員職務。
1961年3月，阿連德作為阿空加瓜省和瓦爾帕萊索省代表再次參議員。
1966年12月27日—1969年5月15日，阿連德擔任參議院議長。
1969年3月，阿連德阿連德作為奇洛埃省、艾森省和麥哲倫省的代表當選為參議員，當年5月15日開始新一屆參議員任期。
三次競選
1952年9月4日，阿連德作為智利社會黨的候選人首次參加總統大選，他獲得51975張選票，僅占選票總數的5.45%，負於卡洛斯·伊瓦涅斯·德爾·坎波，阿連德在所有總統候選人中墊底。
1958年9月4日，阿連德作為左派聯盟—人民行動陣線的候選人參加總統競選，獲得356493張選票，占28.9%，居第二位，由於當年選舉中沒有候選人獲得絕對多數選票，根據智利憲法規定，在總統候選人沒有獲得半數以上選票的情況下，從得票最多的兩人中由議會通過投票選舉來決定總統人選，簡單多數即可獲勝，阿連德在議會投票中負於獨立候選人豪爾赫·亞歷山德里·羅德里格斯（議會投票中阿連德獲26票，亞歷山德里獲得147票），再次落選。
1964年9月4日，阿連德作為左派聯盟—人民行動陣線第三次參加總統競選，獲得977902張選票，約占選票總數的38.93%，敗給了基督教民主黨人愛德華多·弗雷·蒙塔爾瓦（獲得1409012張選票，占總票數的56.09%）領導的中立派聯盟。
出任總統
1970年，智利總統選舉期間，以智利社會黨和共產黨為主，聯合激進黨、人民行動運動、社會民主黨和獨立人民行動共同組成了人民團結陣線，阿連德被推舉為人民陣線的總統候選人，參加總統競選，這是阿連德第四次參加總統競選。人民團結陣線在其競選綱領中指出：「智利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它依附於帝國主義國家，並被資產階級集團所控制。」基督教民主黨政府不過「是為國內外資本主義服務的資產階級政府」，它所進行的改革「只造成了經濟停滯、生活費用上升和嚴厲鎮壓群眾」。要根本解決智利存在的問題，必須要走「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道路。人民團結陣線提出的施政綱領是：擺脫外國資本主義的控制以獲得經濟上的獨立；加強和擴大人民的民主權利；進行全面的土地改革；減輕工人階級的負擔；重建智利的經濟和政府，以便過渡到社會主義。
1970年9月4日，智利總統選舉的結果正式公布，在第一輪中沒有候選人人超過半數，基督教民主黨候選人拉米多羅·托米奇得票獲得824849張選票，占總票數的28.08%，人民團結陣線候選人阿連德獲得1075616張選票，占總票數的36.63%，民族黨（由保守黨和自由黨於1966年合併成立）支持的獨立候選人豪爾赫·亞歷山德里·羅德里格斯獲得1036278張選票，占總票數的35.29%。根據智利憲法規定，在總統候選人沒有獲得半數以上選票的情況下，在得票最多的兩人中由議會通過投票選舉來決定總統人選，簡單多數即可獲勝。
阿連德熱衷於馬克思主義，公開批評資本主義，致力於社會主義改革。美國在智利擁有實質性的經濟利益，一旦社會主義者執政，一些美國的大公司就有可能被智利政府國有化或沒收。美國擔心智利會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加入蘇聯的社會主義陣營，因此阿連德在美國政府中不受歡迎。
第二輪選舉開始前，美國中央情報局聯繫即將卸任的智利總統愛德華多·弗雷·蒙塔爾瓦，希望他能說服他所在的智利基督教民主黨在國會投票中支持民族黨候選人豪爾赫·亞歷山德里·羅德里格斯。按這一計劃，亞歷山德里在就任總統後將會立即辭職，並舉行新一屆總統選舉。弗雷就能夠合法地再次競選總統（智利憲法不允許同一人「連續」擔任兩屆總統，但對非連續的當選沒有限制），按照當時形勢，亞歷山德里應該能夠輕鬆擊敗阿連德。
美國政府及智利一些右派集團力圖阻止阿連德當選，在進行二輪大選前夕暗殺了智利武裝部隊總司令雷內·施耐德（施耐德主張反對軍人干政），這件事使智利民眾和基督教民主黨極為震驚。之後基督教民主黨決定支持阿連德當選，但向阿連德提出了「憲法保證條例」，作為在議會選舉中支持他的條件。其主要內容是：阿連德政府執政以後一切活動必須嚴格遵守憲法，所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革不能破壞憲法的任何條文；必須尊重軍隊和國家警察的原有體制、等級制，不得建立同國家軍隊和警察相平行的武裝組織，不得任意沒收新聞媒體等。阿連德接受了「憲法保證條例」，智利共產黨也保證要在資產階級法律範圍內行事。
在10月24日舉行的議會投票中，基督教民主黨支持人民團結陣線的阿連德，從而保證了阿連德的勝利，阿連德在議會選舉中獲勝，擊敗獨立候選人豪爾赫·亞歷山德里（在議會選舉中，阿連德獲153票，豪爾赫·亞歷山德里獲35票），當選為新一任智利總統。
1970年11月3日，阿連德正式就任智利總統一職，任期6年，他也由此成為智利乃至整個拉丁美洲歷史上第一位通過競選獲勝並順利就職的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總統。
困難局面
由於阿連德沒有掌握軍隊等重要的國家機構，以及政府忽視了組織生產和恢復必要的社會經濟秩序，加上政策失誤、國際形勢變化，阿連德執政兩年後，智利經濟形勢惡化，政局動盪。
1972年，由於需求過旺，智利出現了商品短缺的局面，物價持續上漲，通貨膨脹率高達140%，而政府採取的限量供應，凍結物價等方法使黑市上的大米、大豆、糖、麵粉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價格飛漲，在土地改革方面，農民和地主的矛盾加深，衝突日益激烈。國際銅價此時也在下跌，1970年高峰時銅價在66美元每噸，而到了1972年銅價每噸不足50美元。智利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罷工和遊行次數不斷增加，早在1971年年底，婦女們便組織了遊行，以喚起人們對商品奇缺的關注，1972年8月，零售商們舉行罷商活動，當年10月，爆發了席捲全國的大罷工，此次罷工由公司職員、商人、律師、司機、工人和學生等發起，持續了長達24天，此次全國大罷工給智利經濟造成了沉重打擊，阿連德總統也由於過於擔憂得了心臟病，為了防止引發政變，阿連德生病的消息一直被嚴格封鎖，11月2日，卡洛斯·普拉茨·岡薩雷斯將軍出任內政部長後，罷工才通過談判逐漸平息。
到了1973年，智利經濟形勢進一步惡化，社會動盪加劇，國內局勢一片混亂。1973年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3.6%，為了增加就業和生產，政府積累了大量的財政赤字，1973年9月通貨膨脹率達到381%；由於土地改革的失誤，農業生產下降，1973年農業生產下降22%，小麥產量下降40%，政府為保證糧食的供應不得不增加糧食進口，1970年進口糧食花了1.35億美元，而1973年則花了5.11億美元，國際貿易和國際收支出現了嚴重問題，銅價下跌使智利銅的生產和出口下降，加上美國對智利的制裁，阻止國際組織給予阿連德政府援助，阿連德政府的國家財政儲備瀕臨枯竭，智利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困難。
政治危機
阿連德與基督教民主黨主導的國會摩擦不斷。基督教民主黨作為左翼政黨參加了1970年大選，然而在阿連德的任期內，該黨不斷右傾，最終與右翼的民族黨結成聯盟。他們指責阿連德將智利引向古巴式的獨裁政治，試圖反對阿連德的一些激進改革措施。阿連德與他的反對者在國會互相指責對方違背憲法，踐踏民主。
阿連德愈加堅定的社會主義政策（部分是應同盟中激進成員的要求）和與古巴的親密聯繫使美國政府憂心忡忡。尼克松政府通過多邊組織向智利施加經濟壓力，繼續支持阿連德在國會中的反對派。阿連德當選後，尼克松隨即指示中央情報局和國務院對阿連德政府「施加壓力」。
對政變的擔心持續了很久，最遲在1972年就有流言傳出。1973年，由於智利的貿易夥伴對阿連德心懷不滿，而銅價又快速下跌，智利經濟墜入低谷。到9月，惡性通貨膨脹和商品短缺導致整個國家陷入一片混亂。
雖然經濟指標下滑，但是阿連德所在的人民團結聯盟在1973年早先舉行的議會選舉中所獲席位仍然些微上升至43%。然而此時與基督教民主黨結成的非正式聯盟已經解體，基督教民主黨與右翼的民族黨結盟組成「民主聯盟」，繼續反對阿連德政府。
1973年6月29日，羅伯托·索帕中校指揮一批下級軍官起事，政變軍隊的坦克團朝國防部前進，到了國防部，坦克就開始密集開火，導致22人死亡，32人受傷，此次軍事暴動被稱為「坦克突擊」，政變軍人還企圖攻占總統府，但並沒有成功。最終暴動軍人在武裝部隊總司令普拉茨的勸說下放下了武器。
8月9日，阿連德任命普拉茨將軍為國防部長，但這一決定招致包括人民團結陣線政府內部和部分軍人的不滿，8月23日，普拉茨宣布辭去國防部長和武裝部隊總司令的職務，阿連德任命馬科斯·奧蘭多·萊特列爾接任國防部長職務，任命奧古斯托·皮諾切特為陸軍總司令。阿連德相信萊特列爾和皮諾切特能使國家恢復穩定。
在這幾個月中，由於擔心國家軍隊對政府的忠誠度，阿連德始終不敢動用軍隊來維持國內秩序。1973年8月，憲政危機已經浮出水面，最高法院公開抱怨政府執行土地法不力，而眾議院（此時基督教民主黨已與民族黨結成緊密同盟）指責阿連德政府違背憲法，號召軍隊維持憲法秩序。
內部紛爭
黨派紛爭是導致阿連德的「人民團結陣線」政府的「社會主義道路」失敗的重要內因，「人民團結陣線」是智利社會黨、智利共產黨、智利激進黨、統一人民行動運動、社會民主黨和獨立人民行動組成的左翼政黨聯盟，其中社會黨和共產黨是聯盟內最主要的兩個政黨，然而兩黨的分歧由來已久，在很多觀點上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
阿連德就職總統後，「人民團結陣線」內部的各個左翼政黨的分歧日益嚴重，共產黨和社會黨的兩黨紛爭很快演化成以智利共產黨為首的「溫和派」和以智利社會黨為首的「激進派」在政府內的派系鬥爭。兩派在「實現社會主義道路」、「軍隊的政治角色」、「基督教民主黨的地位」和「經濟改革的實施方式」等焦點問題上展開激烈交鋒；溫和派主張只有議會道路才能實現社會主義，激進派則倚重武裝鬥爭和暴力革命來實現社會主義，號召武裝左翼工人，為即將到來的社會主義革命暴動未雨綢繆；溫和派認為智利軍隊不是外國利益的代言人，軍隊的愛國主義和憲政主義傳統值得肯定，他們呼籲阿連德政府重視軍隊建設，吸引軍隊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邀請軍人參加內閣。激進派則極其不信任軍隊，主張建立工人階級武裝力量， 以制約智利軍隊；溫和派認為只有聯合基督教民主黨，才能走通「社會主義道路」，激進派則反對向基督教民主黨做出任何妥協和讓步；溫和派主張以溫和的方式進行經濟改革，建議在鞏固好已有經濟改革成果的前提下，循序漸進的建立公有制部門，按照社會各階層的實際收入和生活成本制定相應的分配政策；激進派則主張實行激進的變革，建議以最快的速度在所有經濟領域推行國有化改革，迅速建立起公有制部門，在分配政策上偏向低收入群體，大幅度增加低收入群眾工資。這兩派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始終無法達成一致，在政府內的不斷黨爭中耗盡了政治資源，使政府開展的改革事業日益陷入困境。
「智利左派革命運動」是阿連德時代最有影響力的極左翼政治組織，該組織成立於1965年，在1970年總統選舉期間，該組織大力支持阿連德競選，阿連德出任總統後，該組織負責阿連德政府的日常保衛工作，部分成員在阿連德政府中擔任了職位；然而「左派革命運動」不認同阿連德提倡的「議會道路」模式，始終強調通過武裝鬥爭奪取政權才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唯一途徑，他們不但經常同國內的極右翼組織「祖國與自由陣線」的發生武裝衝突，與阿連德的「人民團結陣線」政府也是矛盾不斷，嚴重的阻礙了政府的改革進程。
儘管阿連德是社會黨人，但他本人傾向於政府內「溫和派」的立場，同時反對左派革命運動的極端主張，阿連德上台之初，便引用列寧的論著《極端主義是共產主義的通病》，強烈批評了左派革命運動」，表示該組織的極端行動有損於他倡導的「議會道路」，之後政府與「左派革命運動」的分歧變得公開化。此時政府內的各黨派尚能維持表面的團結，隨着阿連德總統不斷推進改革事業，各左翼政黨之間的分歧日益公開化，到了1973年8月，政府內各派系的分歧變得徹底公開化。這期間，政府以外的極左組織「左派革命運動」和極右組織「祖國與自由陣線」雙方相互的暴力活動，加劇了社會動盪。
由於阿連德對各左翼政黨和政治組織缺乏實質性約束，導致政府內部的派系鬥爭走向失控，嚴重影響了「人民團結陣線」政府的改革實踐。不斷激化的黨爭和派系鬥爭使阿連德政府始終難以形成有效的政治決策核心和行政執行力量，政府的凝聚力和公信力也隨之不斷下降，黨派紛爭引發了智利政治的碎片化，各個政黨之間不斷分化組合，很多政黨內部分裂出不同的派系，一些黨派不斷改變政治立場，政府內閣更迭頻繁，導致政府令從多出，有些政策甚至前後矛盾，智利國內政局因此日益動盪，種種這些，都給美國政府對智利的干涉製造了可乘之機，為日後的軍事政變埋下了伏筆。
政變殉職
智利國內外反動勢力本來就對阿連德政府懷有敵意，政府在政策上的失誤、經濟形勢的惡化和人民團結陣線內部意見分歧，再加上阿連德沒有掌握軍隊等重要國家機器，使得政府受到左、右兩面夾擊，智利政局愈發動盪，阿連德政府面臨着政變的危險。阿連德預感到政變將在不久後發生，他的朋友曾勸他出國，但他表示拒絕。
1973年9月，全國性的大罷工持續不已，內外交困的阿連德想通過公民投票的方法解決危機，同時決定自己的去留。
9月10日，智利海軍的「普拉特」號巡洋艦、「柯克倫」號、「布蘭科·恩卡拉達」號和「奧雷拉」號驅逐艦、「阿勞科」號航行補給船、「辛普森」號潛艇及兩艘海軍拖船組成的艦隊離開瓦爾帕萊索港，前往太平洋參加智美「UNITAS」海軍聯合演習，在午夜時分返回港口。9月11日凌晨1點半，智利全國各地的軍隊紛紛開始行動，分頭出擊的部隊很快控制了國內各大城市的廣播電台、要害部門，瓦爾帕萊索港於早晨7點落入回港發動政變的海軍之手，康塞普西翁不久後也被政變軍人占領。
9月11日早上6時20分，阿連德得知瓦爾帕萊索的海軍已經發動兵變，之後立即命令國防部長萊特列爾通知陸軍總司令皮諾切特加強首都的警備力量。然而，萊特列爾一直沒有找到皮諾切特，隨後萊特列爾在前往總統府莫內達宮的路上遭政變軍人的逮捕。為了儘快掌握情況，早上7時整，阿連德帶着總統衛隊分乘5輛汽車出發前往總統府莫內達宮並回絕了下屬們讓他出國避難的請求。7時20分，阿連德一行人全副武裝到達憲法廣場，隨後進入總統府的辦公室，阿連德總統相信國家局勢依舊可以控制，他試圖聯繫萊特列爾和皮諾切特等軍中高級將領，但不論是他們的辦公室電話還是私人電話都無法打通。
8時15分，阿連德總統接到空軍副官羅伯托·桑切斯打來的電話，說：「你去轉告加夫列爾將軍，智利總統決不逃跑。」並召集部下宣布自己誓死守衛總統府的決定。8時30分，以皮諾切特為首的軍政府委員會勒令阿連德立即辭去總統職務，並把政權交給軍警當局。叛軍首腦聲稱如果阿連德願意投降就放他一條生路。阿連德隨後拒絕。幾分鐘後，政變部隊在坦克的掩護下迅速包圍莫內達宮。阿連德之後兩次向全國發表廣播講話，強烈譴責軍事政變，拒絕辭職，起初他呼籲人民保衛政府，但之後他為了減少無辜群眾的傷亡，放棄發動民眾抵抗軍隊。
10時30分，叛軍開始向總統府進攻，總統衛隊與政變部隊展開激戰，政變部隊用輕武器對總統府進行了20多分鐘的掃射，總統衛隊隨即進行反擊，雙方互有傷亡。隨後皮諾切特通過電話再次要求阿連德投降。阿連德再次拒絕。利用停戰的間歇，阿連德把一批婦女送出總統府。11時30分，皮諾切特向阿連德發出最後通牒，如不投降就轟炸就派飛機轟炸莫內達宮。阿連德依舊拒絕投降。12時，兩架「獵鷹」戰鬥機升空向總統府投彈。
在總統衛隊的狙擊下，叛軍未能前進。13點左右，軍政府呼籲同阿連德進行談判。阿連德派了談判小組同叛軍交涉，但毫無結果。皮諾切特再次要求阿連德投降。阿連德斷然拒絕。13時30分，政變軍隊發起最後進攻，阿連德和他的一隊人退入獨立廳內，13時45分，政變部隊徹底攻陷總統府。總統衛隊依舊同叛軍發生交火，政變軍官高喊，要阿連德在10分鐘內投降。當10分鐘快要到的時候，阿連德命令他的戰士們「放下武器，向軍隊投降」。
隨後阿連德總統以身殉職，人民團結政府垮台。
14時30分，聖地亞哥市消防隊抵達總統府莫內達宮，開始撲滅因雙方交戰而引發的大火，16時，大火被消防隊員徹底撲滅，17時30分，阿連德總統的遺體被運送至軍隊醫院。
政治理念
阿連德對新政府立法機構改革的總體設想是通過改革，讓立法機構由原來服務於資產階級統治的政治工具，變為維護民眾利益的機構。新政府要在各個階層廣泛地實行政治民主化，發動民眾進行廣泛的政治參與，並以此為基礎，建立新的立法機構。立法改革的目的是為了從制度上保證民眾有權力參與國家的各項政治事務。
立法改革的具體內容有：對現有的立法機構進行民主化改革，並徹底清除其中的官僚化現象，使其能切實解決民眾的利益訴求；建立新的一院制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新的機構將廣泛匯聚民眾的政治觀點和意見；新的立法機構將捍衛每一個智利公民的政治自由和發展權利，國家將用嚴格的法律體系來保障人民的尊嚴和榮譽，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受侵犯；政府將加強底層人民的政治參與，從體制上保證人民有權參與和自己生活息息相關的本地區政治事務。
阿連德也設想了新政府的司法和行政機構。他認為：新政權應該有自己高度自治的獨立司法機構，其各項工作應該在人民代表大會的支持下展開，司法機構的成員也應該通過人民代表大會指派產生。新政府的行政機構將變成為人民服務的機關；「人民團結陣線」將鼓勵地方分權，中央權力應受地方政府的節制，新政權將努力克服現階段行政機構中中央高度集權、官僚化現象嚴重等弊端；
阿連德呼籲各級行政人員不能脫離生產第一線，要與工人一起參加勞動，這樣新政府才能有權威和公信力。
阿連德論述了新政府中軍隊和警察的政治職能。他的核心思想是：軍隊的首要職能是國防，軍隊最基本的任務是捍衛國家的主權和獨立；「人民團結陣線」當政之後，將在保持軍隊國防職能的前提下，給予軍方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讓他們積極參與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事業。阿連德一直對智利軍隊和警察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對軍內的右翼勢力缺乏足夠警惕。有觀點表明，這可能與他的個人經歷有關。阿連德青年時代曾在軍隊服役，他對智利160餘年的憲政傳統深感自豪。並且相信軍隊會尊重憲政權威。
阿連德的理論主張有：1，通過選舉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智利人民團結陣線的具體法案是：首先，以選舉獲得行政權；第二步，以選舉贏得議會多數，掌握立法權；第三步，進行社會經濟結構的改革，實現政權的社會主義化。2，在資本主義法制範圍內進行社會主義變革；3，多元化的社會結構；薩爾瓦多·阿連德在1971年5月向國會提出的第一個總統咨文中，提出要在智利建立世界上「第一個以民主、多元化和自由樣式的社會主義。」他認為多元化是馬克思主義前輩預言過，但是沒有具體實現的革命道路，是建設社會主義的一種新的方式，主張要「在民主、多元化，特別是意識形態的多元化中過渡到社會主義。」智利人民團結陣線所主張的多元化包括：建立多黨制政府，允許多元化的政治觀念和意識形態，建立多元化的經濟成分——即以以公有制為主，公有制、合營和私有製成分並存。4，智利社會主義理論；智利社會主義，指薩爾瓦多·阿連德領導的智利人民團結陣線政府在智利推行的一套社會主義理論和進行的一場試驗。
阿連德當選總統後，明確表示智利將實現社會主義，但不是使用暴力，也不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提供幫助，而是要用「紅葡萄酒和餡餅」來實現。他在就職演說中保證效忠於多元民主制，宣告「智利今天是地球上第一個負有使命要樹立第二種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樣式的國家」；智利「要樹立第一個按民主的多元性的和自由的樣式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社會」。阿連德就職後成立了左翼黨派的聯合政府，由社會黨、共產黨和激進黨掌握政府各重要部門，並建議修改憲法，將兩院制的立法機構改為一院制。
經濟方面
經濟理論
阿連德把國家的落後和貧困歸結於外資公司及其在智利利益關聯者的盤剝，他談道：儘管智利取得政治獨立已經一百多年了，但是國家在經濟、文化方面仍然處於殖民地階段。不同的是，這是一種較為隱蔽的殖民主義，跨國公司多年的壓榨使得智利在經濟上高度依附於外資，缺乏經濟主權。阿連德把他的當選看作是智利繼1818年擺脫宗主國西班牙取得政治獨立之後的第二次獨立，即國家的經濟獨立。阿連德的經濟改革思想有着自己的內在邏輯。首先，阿連德闡述了經濟改革的目標和總體規劃，接着他對具體的經濟領域，如跨國公司、土地改革、銀行業改革、中小企業等提出了相關的改革設想；最後他論述了應對經濟困難的措施。
1969年，阿連德在競選演說中，闡述了「人民團結陣線」政府關於經濟改革的目標和總體規劃。阿連德談道，經濟改革是一場體制改革，其目標是為了結束現存的代表大資本家和大莊園主利益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建立能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具體來說，阿連德經濟改革要達到以下幾個目標：減少專供上層消費的奢侈品的生產，國家的生產計劃要以滿足民眾的基本生活需要為目標；提高勞動者的報酬，讓所有的勞動者能達到同工同酬；擺脫外資對智利經濟的控制，實現真正的經濟獨立；合理利用國家的各種資源以促進經濟發展，滿足民眾的基本需求；大力發展貿易，促進出口的多樣化發展；採取措施穩定貨幣匯率，治理通貨膨脹，從而穩定經濟形勢。值得注意的是，阿連德特別談道：在新經濟體制下，國家干預和市場調節將在經濟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
國有化政策
阿連德政府為了擺脫外國壟斷資本對智利的剝削和控制，大力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將基本資源收歸國有，對外國和本國企業實行了國有化；改變經濟結構，建立國營、公私合營和私營三種所有制。1971年初，阿連德向議會提交了一份有關銅礦國有化的提案，7月11日議會一致通過這項提案，政府把原美國資本控制的銅、硝石、鐵礦和本國私人資本經營的煤礦等企業收歸國有，同時宣布成立銅礦法庭，審理有關銅礦國有化後所引起的各種案件。到了1973年，國家已控制了500多家企業，90%的金融業，80%的出口和55%的進口貿易也由政府控制，阿連德政府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
土地改革
阿連德政府加快土地改革進程，先後從4000多個大土地所有者手裡徵收800多萬公頃土地，建立國營農場，集體合作社，或直接把土地分給農戶。
社會方面
文化方面
阿連德任內大力實行教育改革，其執政期間，「在智利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指導下，政府提出：「整個社會關心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是國家社會結構改革的基本因素。因此，必須實行開放教育，使全國人民在向社會主義過渡時，都能自覺地擔負起建設新社會的責任。」為此，阿連德政府確定了教育改革的五大目標：第一，迅速掃除文盲；1971年，智利教育部發起大規模的掃盲運動，組織了大批志願人員奔赴農村和邊遠地區開展掃盲活動。除進行掃盲外，還進行基礎文化教育；第二，普及初等教育，使所有適齡兒童都能接受教育，使教育向民主化方向發展；第三，大力發展中、高等職業技術教育，使職業技術教育向普遍化、多樣化的方向發展；第四，加強非正規教育體系的發展；第五，改善教育工作者的待遇。
阿連德推動的的文化改革提倡改變過去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文化理念，推進為人民服務的新文化。要用階級兄弟之情來代替個人主義，尊重勞動及勞動者，鼓勵普通民眾進行文化創作。阿連德呼籲智利文化要擺脫殖民主義色彩，建立一個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文化體系。
外交方面
智利——拉美國家關係
阿連德1970年訪問委內瑞拉，會見委內瑞拉總統拉斐爾·卡爾德拉·羅德里格斯，1971年7月，阿連德總統訪問阿根廷，會見了阿根廷總統亞歷杭德羅·阿古斯丁·拉努塞，8月—9月，訪問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和秘魯，會見了哥倫比亞總統米薩埃爾·帕斯特拉納·博雷羅、厄瓜多爾總統何塞·馬里亞·貝拉斯科·伊瓦拉和秘魯總統胡安·貝拉斯科·阿爾瓦拉多。
1972年11月—12月，訪問墨西哥、美國、蘇聯和古巴，會見了蘇聯領導人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墨西哥總統路易斯·埃切維里亞·阿爾瓦雷斯、古巴總統奧斯瓦爾多·多爾蒂科斯·托拉多和總理兼武裝部隊總司令菲德爾·卡斯特羅等領導人。
1973年5月25日，參加阿根廷總統埃克托爾·何塞·坎波拉的就職典禮，阿連德與墨西哥總統路易斯·埃切維里亞·阿爾瓦雷斯、秘魯總統胡安·貝拉斯科·阿爾瓦拉多和厄瓜多爾總統何塞·馬里亞·貝拉斯科·伊瓦拉保持着良好的關係。
在同鄰國玻利維亞的關係方面，阿連德政府初期承認智利同玻利維亞有近百年的邊界糾紛，表示願意儘快結束爭端，提出玻利維亞出海口問題的解決方案，使玻利維亞重新擁有在太平洋出海口的主權，阿連德政府多次派出外交代表同玻利維亞胡安·何塞·托雷斯的左翼軍政府進行接觸，1971年8月21日，右翼的烏戈·班塞爾·蘇亞雷斯上校推翻托雷斯總統政變奪取政權後，阿連德政府不再同玻利維亞就出海口問題舉行任何談判。
智利—中國關係
1970年12月15日，智利同中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之後與中國的雙邊貿易始終正常發展，兩國政府在1971年—1973年間先後簽訂了貿易協定、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商品貸款協定、貿易支付協定和海運協定等，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
在1971年10月25日舉行的聯合國大會第26屆會議上，智利在關於「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問題」表決中投贊成票，贊成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
智利—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關係
1971年，智利恢復了同古巴的外交關係，古巴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於當年11月10日—12月4日對智利進行了訪問，卡斯特羅在訪問期間積極參與智利內政，走訪智利北部礦區和南部農村地區，組織集會，發表演說，問候民眾。卡斯特羅對智利向社會主義過渡很感興趣，並親自向阿連德提出建議。此外，阿連德執政時期智利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越南民主共和國等國建立了外交關係。
人物榮譽
表格參考資料：
社會活動
阿連德在擔任參議員期間，曾多次以個人身份出國訪問或遊歷。
1954年，阿連德率領「智利—中國文化協會」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接見，與周恩來總理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還旁聽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毛澤東為國家主席並通過國家憲法的全體會議。阿連德說他對那次訪問「印象深刻，記憶猶新，不會磨滅」。通過訪問，阿連德同中國第一代國家領導人建立了親密的私人友誼。訪華後，阿連德擔任智利—中國文化協會主席達5年之久，他在這個組織里做了大量工作，並多次在議會中呼籲智利政府與中國台灣當局斷交，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1959年，古巴革命勝利後，阿連德出訪古巴，會見了古巴革命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1965年他第二次訪問古巴，之後他還訪問了部分歐洲國家。
1967年，阿連德前往蘇聯首都莫斯科，出席了為紀念十月革命爆發50周年而舉行的紅場大閱兵及相關紀念活動，會見了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安德烈·安東諾維奇·格列奇科等蘇聯領導人。
至1969年，阿連德已經訪問了古巴、墨西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越南民主共和國和柬埔寨等國，會見了古巴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朝鮮領導人金日成、越南國家主席胡志明和柬埔寨國家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等第三世界國家領導人。
阿連德之父是土生白人後裔，是一名律師，也是共濟會成員。薩爾瓦多·阿連德·戈森斯是家中第三個孩子，由於他的兄長阿爾弗雷多和姐姐伊莉絲早亡，薩爾瓦多·阿連德·戈森斯成為家中的長子，同時也成為家裡唯一的兒子，他還有一個妹妹。
婚姻生活
奧頓希婭·布希（1914年7月22日—2009年6月18日）是薩爾瓦多·阿連德·戈森斯總統的妻子，兩人於1939年結婚，1973年軍事政變後攜阿連德的女兒們流亡國外，1988年返回智利。阿連德和布希兩人共育有三個女兒。
與聶魯達
智利詩人巴勃羅·聶魯達是阿連德的好友，曾為了支持阿連德競選總統而四處奔走。
1970年，聶魯達被委任智利駐法國大使。在法期間，聶魯達接到了自己獲得諾貝爾獎的喜訊。阿連德向全國人民宣布了聶魯達得獎的喜訊，他還提到了《巴勃羅・聶魯達：人民詩人詩歌選集》的出版。詩集由阿連德撰寫「序言」，共有一百二十六頁，封底短短几行字簡述了聶魯達的生平和作品。
「人民團結戰線」執政期間，智利受到了經濟封鎖。聶魯達發起了一場為了遏制內戰威脅的鬥爭。他懇請藝術家朋友們參與聖保羅雙年展創始人馬里奧·佩德羅薩領導的國際藝術家團結智利委員會，並鼓勵同仁們把自己的作捐給為了民族團結而設立的阿連德團結博物館。在這個時期，聶魯達還創作了《鼓動刺殺尼克松並讚美智利革命》，力挺阿連德。
面對危險，聶魯達回國後於1972年12月5日在國家體育館發表演講，闡述了他的政治使命。詩人警示，智利正面臨着內戰爆發的威脅。不久後，聶魯達住黑島臥病在家時也不忘強調這一點：1973年3月3日——議會競選前夕，詩人在接受電台訪談時又明確而堅定地重申了內戰的危險。5月28日，聶魯達在電視節里援引曾親身經歷過的西班牙內戰史實來告誡觀眾國內形勢的危急，他請求智利國內外都做好準備工作來應對隨時可能爆發的武力衝突，呼籲人們捍衛民主、自由和文化免受「內戰、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威脅。聶魯達還倡議智利和全世界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譴責企圖推翻阿連德憲政的伎倆。
個人語錄
———「他是和平與建設的標誌，是革命的旗幟，是創造執行力的旗幟，是人類情感極度張揚的旗幟。」—— 關於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逝世的講話。
———「對於那些中產階級國家，我們要戰勝他們，我們要推翻他們。」——同法國記者雷吉斯·德布雷的談話，1970年。
———「我不是所有智利人的總統。我不是說這種話的偽君子。」——1971年1月17日在一次公眾集會上的講話，被所有的智利報紙引用。
———「讓他們拽着我的雙腳，把我拖出拉莫內達宮！」——阿連德在預感到要發生政變，朋友勸他出國避難時的回答。
———「你去轉告加夫列爾將軍，智利總統決不逃跑。他知道怎樣履行一個戰士的職責！」——阿連德在其空軍副官為他準備飛機，勸他流亡國外時的回答。
———「我決不辭職。我將用一切方式進行抗爭，哪怕以生命為代價……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的聯合——使得智利軍隊放棄了傳統，發動了政變……智利萬歲！智利人民萬歲！……我相信，自己不會白白犧牲；我相信，這至少給大家上了一堂道德課，是對犯罪、懦弱和叛國的斥責！」——1973年9月11日，阿連德向全國發表最後的講話。
———「智利萬歲！人民萬歲！工人萬歲！」——1973年9月11日上午的廣播。阿連德為人所知的最後一句話。
———「每個人都放下武器下樓，我是最後一個。」——阿連德在政變士兵攻入總統府時，向最後陪同他的隨從人員說的話。
人物評價
亨利·基辛格：我看不出為什麼我們要對一個國家由於其人民不負責任而走向共產主義袖手旁觀。對於智利選民決定自己的命運來說，這個問題是他們不堪承受之重。在這一地區的所有領導人中，我們認為阿連德對我們的利益是極其有害的。他口頭上傾向卡斯特羅，反對美國。他的對內政策是對智利民主解放和人權的威脅。
愛德華·考瑞（時任美國駐智利大使）：阿連德治下，一粒堅果、一個螺絲也不能進入智利。一旦阿連德上台，我們要盡全力使智利和智利人民陷入極端匱乏和貧窮中。
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哥倫比亞作家）：阿連德是挨家挨戶做工作的，他能同普通人建立起如同家庭醫生般的、直接真誠的關係。他將對人性的理解與動物本能結合到了一起，並運用到他的政治工作之中，有時感覺那些會相互矛盾，無法解釋。
巴勃羅·聶魯達（智利詩人）：我認識這位候選人（阿連德）。以前我曾三次與他做伴，在智利廣袤無邊的崎嶇大地上朗誦詩和發表演說。每六年一次，我這位極其頑強的朋友曾連續三次成為競選總統職務的人。阿連德的耐力把所有與他同行的人都比下去了。他有堪與丘吉爾本人匹敵的一種本領，那就是：他什麼時候想睡，馬上就能睡着。這種場景——人群、旗幟、歌曲、演說和回到夢鄉——每二十五分鐘重複一次。迎着智利成千上萬的廣大群眾，阿連德毫不動搖地完成那令人筋疲力盡的幾個月行程。他的隨行人員幾乎全都累得掉了隊。後來，他當上名副其實的智利總統後，他那無情的效率曾使他的四五位合作者心臟病發作。
奧斯瓦爾多·普喬·吉森（阿連德的秘書）：儘管阿連德生活在20世紀，但他更像19世紀最後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對理智及語言的力量深信不疑的啟蒙者。他與游擊戰領袖切・格瓦拉是同時代的人，他們有共同的目標，都是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社會主義者，但他們卻用各自的方式去實踐：格瓦拉堅持武裝鬥爭；阿連德則是反對用武力奪取政權，他堅信，只要通過交談和探討，民眾會被他引向一個更公正文明的社會。
周恩來（中國總理）：偉大的阿連德總統生前為了智利人民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鬥爭以及促進中智兩國人民的友誼和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團結的反帝事業，作出積極的努力。
（智利政變後發唁電給阿連德夫人及家屬說，1973年9月14日）
劉上洋（中國散文家）：①阿連德是個理想主義者。他熱切地希望在智利快速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主義社會，他的舉措與當時的國內外環境並不完全吻合。
②阿連德總統並沒有失敗，並沒有倒下，也並沒有犧牲。因為正是他的失敗，反而使他獲得了永久的勝利；因為正是他的倒下，反而使他的形象變得更加高大；也因為正是他的犧牲，反而使他在人們的心中獲得了永生。
③不像我們想象中的那樣橫刀躍馬、高大雄偉，作為總統，阿連德的銅像實在太普通了，甚至普通得同一般銅像沒有任何區別。阿連德身穿西服，表情嚴肅地站立着，瘦削的臉上架着一副近視眼鏡。除了那直視前方的目光透出政治家的堅毅外，他看上去更像一位學問深邃的教授。
④阿連德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也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作為智利社會黨的創始人和領導人，他克已奉公，關心群眾，作風樸實，平易近人，經常坐着吉普車深入鄉間田野，每當看到群眾在地里勞動，他都會主動下車，蹲下來和群眾談心。他的小小的會客室里總是擠滿了求見的群眾。
1908年出生的阿連德小時候清純可愛，羞澀如女孩，長大後又風流成性，頻頻被對手以「花花公子」的綽號攻擊。「他情趣高雅，喜歡純種狗，喜愛藝術作品，喜愛優雅的服裝，喜歡女強人。他的政敵將他誹謗為好色之徒，專門出書著述他的私人愛好，他的風流韻事，他的麂皮夾克，還有他的絲綢領帶。」侄女伊莎貝爾回憶說，「他是一個很有小資情調的社會主義者。」
阿連德最初的夢想是像一個高喬人那樣在草原上如風般自由自在地生活，但長大後走遍智利的荒山野嶺，卻是為了政治的鼓動與宣傳。他熱情、感性、聰明、幽默，年輕時滿腦子夢幻般的浪漫主義，中年後卻被現實的政治目標牽引，尤其在1970年上台擔任總統後，「他的笑話，那曾是感覺細膩、帶有諷刺意味的話語，也變得突兀和乾澀起來，妻子奧頓希婭回憶，「我堅信，他是生來就要領導國家的人，可作為一個人，這個角色還是使他失去了以往的瀟灑。」
與人決鬥
1952年，身為參議員的阿連德與同為參議員的勞爾·雷蒂希因政見不同而展開決鬥，在決鬥中，阿連德用槍打倒了對方，勞爾身受重傷，阿連德在決鬥中獲勝，在勞爾傷愈後，兩人成為了朋友。
四選總統
阿連德一生四次參加總統選舉，前三次均以失敗告終，只有第四次獲得成功，在第三次競選失敗後，阿連德曾自嘲說自己的墓碑上應該刻上「下一任智利總統長眠在此」。
君子之風
阿連德和基督教民主黨人愛德華多·弗雷·蒙塔爾瓦在政治立場上雖然對立，但在1972年，弗雷母親去世時，阿連德總統派自己的妻子奧頓希婭·布希作為總統代表參加了弗雷母親的葬禮，事後，弗雷向阿連德總統寫了一封信，稱呼阿連德為「親愛的總統」和「朋友」，並對阿連德總統能夠派人參加自己母親的葬禮表達「最深切的感謝」。
1973年9月11日，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支持下，奧古斯托·皮諾切特發動軍事政變，阿連德在政變中陣亡。政變後，皮諾切特政權不允許阿連德的家人看到他的屍體，也沒有對阿連德的死進行犯罪調查。
按照軍政府的官方版本，阿連德是用AK—47自動步槍自殺身亡的。
這是根據醫生何塞·巴斯克斯和托馬斯·托瓦爾在政變當晚進行的屍體解剖結果得出的結論，阿連德死於自殺，因為他的下巴上有一處自殺留下的槍傷。
然而，2008年由死亡學家路易斯·拉瓦納爾提供的一份分析報告卻認為，阿連德身上有兩顆子彈。這一看法再次引發了猜測。
關於阿連德的死因還一直存在多種猜測。多年以來，阿連德的支持者幾乎一致認為他是被政變軍人殺害的。另一個版本稱，阿連德是在總統府外台階上的交火中被射殺的。
法醫鑑定組的帕特里西奧·布斯托斯認為，這些猜測與專家組的一致結論存在差異。
布斯托斯指出，實際上阿連德死於自殺。「我們進行了牙齒和法醫基因方面的驗證。這就是歷史真相，現在這一真相得到了專家的認定，將提交給負責調查死因的政府部門。」
2011年7月19日，智利法醫部門公布了前總統阿連德的開棺驗屍報告，確認在1973年9月11日的軍事政變中，阿連德並非死於他殺，而是自殺。該報告結束了對阿連德死亡真相長達近40年的猜測。由多名智利和外國專家組成的多學科調查小組對阿連德的遺骸進行了兩個多月的分析，最終呈遞給法官的長達500頁的報告稱阿連德死於自殺。7月19日，阿連德的女兒瑪麗亞·伊莎貝爾·阿連德·布希在首都聖地亞哥向記者講話，認同由法醫部門出具的科學分析結論，重申阿連德的家屬一向認為他死於自殺。她說：「這一結論就是阿連德的家屬一致持有的觀點。在1973年的政變中，面對極端局面，阿連德總統選擇了寧願自殺，也不願投降。」醫生何塞·巴斯克斯和托馬斯·托瓦爾在政變當晚進行的屍體解剖結果顯示，阿連德死於自殺。
英國彈道專家戴維·普賴爾解釋說，阿連德的遺骸上的確有兩顆子彈，但卻只有一處槍傷，來自於一支每秒可以射擊10次的自動步槍。他指出，「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存在其他人的參與」。
下台政變
美國在政變前插手了智利政治，介入的程度仍眾說紛紜。中央情報局在政變前兩天得到了消息，但中情局稱其「沒有直接參與」政變。皮諾切特掌權後，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向總統尼克松匯報說，美國「沒有發動政變」，但是「盡力創造政變的條件」，包括領導經濟制裁。1977年，尼克松承認美國曾捲入智利政變，他表示：「對於美國的安全來說，智利的右派獨裁要強於左派民主。近期解密的文件顯示，美國政府和中央情報局曾試圖在1970年阿連德就職之前推翻智利政府，計劃代號「福貝爾特」，導致當時智利陸軍總司令雷內·施奈德被暗殺。許多相關文件仍未解密，因此中央情報局是否直接參與了1973年的政變還沒有公開的檔案證據。
評價之議
阿連德身亡以來，他依然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他未能完成自己的總統任期，因此有很多關於如果他當時能夠繼續執政，智利將是什麼樣的揣測。
阿連德的生平在討論共產主義政府是否贏得過民主選舉的勝利是常被提及。阿連德合法地贏得了民主選舉，但是在投票中他獲得的是相對多數而不是絕對多數，人們為此爭論不休。他的支持者認為，因為基督教民主黨候選人拉米多羅·托米奇的左傾競選立場與阿連德相仿，分流了左翼的選票，而他們兩人獲得總共64%的選票。而反對者認為，阿連德比選民預計的更為左傾，而基督教民主黨後來又與右翼勢力聯盟，並獲得軍隊的支持最終導致阿連德政府下台。
在左翼政治家的眼裡，阿連德是一位英雄。有些人認為他是為社會主義獻身的烈士。他的形象如同切·格瓦拉一樣，成為了馬克思主義的標誌。有些人認為，美國政府，尤其是亨利·基辛格和中央情報局，應當對阿連德之死負責。他們把阿連德視作美帝國主義的犧牲品。
另一些人眼中的阿連德迥然相異。他們批評他的政府對私有工業進行大規模國有化，與一些激進組織如左翼革命運動關係親密，以及執政後期出現的物資供應短缺和惡性通貨膨脹。這些都導致了阿連德支持率的明顯下滑和與基督教民主黨的分道揚鑣。他們還指責他試圖繞過國會，實行獨裁，對媒體批評懷有敵意。一種普遍的批評源於他與卡斯特羅和中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緊密聯繫。批評者認為他試圖將智利轉變為古巴式的獨裁國家。這些評論爭議頗大。後來的軍政府曾稱，阿連德政府密謀先發制人，自行發動流血政變以建立阿連德的個人獨裁。這一所謂阿連德政府的「Z計劃」被證明是軍政府的虛假宣傳。
近來的辯論圍繞阿連德1933年的醫學博士論文《精神衛生學與犯罪行為》而展開。有人認為，阿連德具有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傾向。阿連德基金會對此反駁說，阿連德只是在論文中引用了一位意大利科學家的話，而阿連德本人對那些理論是持批評態度的。
實際上，在1938年德國發生「水晶之夜」反猶活動時，阿連德還通過電報發表聲明，譴責納粹德國所進行的反猶活動。
2008年，智利國家電視台策劃製作了一個名為「最偉大的智利人」評選節目，智利國內有400多萬人參與投票。在由專家學者預選出的十位歷史人物中，薩爾瓦多·阿連德以38.81%的選票被評選為「最偉大的智利人」，在十位被選出的歷史人物中得票數位居第一。
後世紀念
薩爾瓦多·阿連德是阿連德社會主義理論的締造者和實踐者，在後世被廣泛的紀念。
紀念活動
智利恢復民主後的1990年9月4日，阿連德的支持者們在智利總統帕特里西奧·艾爾文·阿索卡爾獲准下為阿連德舉行葬禮，而後阿連德被安葬在聖地亞哥市公共墓地。
2008年6月27日，智利政府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總統府前舉行的紀念薩爾瓦多·阿連德誕辰100周年活動，阿連德的小女兒伊薩貝爾·阿連德向阿連德塑像敬獻花圈。
2021年9月11日，智利民眾在首都聖地亞哥憲法廣場的前總統阿連德雕像前紀念阿連德遇難48周年。
紀念郵票
20世紀70年代，蘇聯、保加利亞、匈牙利、民主德國和古巴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發行了紀念阿連德總統的郵票。
2008年，阿連德誕辰100周年之際，智利政府發行了紀念阿連德總統的郵票。
紀念建築
智利國內的許多地方包括總統府莫內達宮前的廣場上都豎立着阿連德的雕像。每年9月11日，阿連德的支持者們往往要舉行紀念阿連德的活動。
2003年，政變30周年紀念日臨近時，智利總統里卡多·拉戈斯·埃斯科瓦爾在總統府內專辟一個房間來紀念阿連德。
在中美洲尼加拉瓜共和國的首都馬那瓜附近有以阿連德命名的港口，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俄羅斯首都莫斯科、摩爾多瓦首都基希訥烏、莫桑比克首都馬普托、法國城市勒阿弗爾、英國埃塞克斯郡的哈洛以及加拿大的多倫多和安大略都有以阿連德總統名字命名的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