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讓·保羅·薩特（Jean Paul Sartre，1905一1980）。1905年6月21日生於巴黎，法國作家，哲學家，社會活動專家。19歲入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攻讀哲學，後任中學哲學教師。1933年在柏林法蘭西學院哲學系學習。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被應徵入伍。1940年被德軍俘虜，次年獲釋，後參加法國地下抵抗運動。 　法國20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法國無神論存在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也是優秀的文學家。戲劇家、評論家和社會活動家。 　　薩特出生於巴黎一個海軍軍官家庭，幼年喪父，從小寄居外祖父家。父親是個海軍軍官，在薩特15個月大的時候在印度死於熱病。薩特12歲時母親改嫁，繼父是一名海軍工程師，迷信數理科學，主張薩特將來也學工程師，這使薩特十分反感，也加強了他從事人文學科的決心。他很小就開始讀大量的文學作品。中學時代接觸柏格森、叔本華、尼采等人的著作。1924年考入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攻讀哲學。1929年，獲大中學校哲學教師資格，隨後在中學任教。1933年，赴德國柏林法蘭西學院進修哲學，接受胡塞爾現象學和海德格爾存在主義。回國後繼續在中學任教，陸續發表他的第一批哲學著作：《論想像》、《自我的超越性》、《情緒理論初探》、《胡塞爾現象學的一個基本概念：意向性》等。1943年秋，其哲學巨著《存在與虛無》出版，奠定了薩特無神論存在主義哲學體系。 　　薩特雖然曾經是一個早熟的才華橫溢的學生，然而直到33歲時，他才發表第一部文學作品。在勒哈弗爾小城做中學教員期間，隨着歲月的流逝，薩特產生了失意感，於是開始撰寫對孤獨的思考，連續寫成了以下幾篇文章：《對偶發性的論述》、《論心靈的孤獨》、《憂鬱症》以及《安東納·洛根丁的奇特冒險》，最後一篇後來改編為小說《噁心》(1938)。 　　薩特是法國戰後存在主義哲學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哲學著作有《想象》、《存在與虛無》、《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辯證理性批判》和《方法論若干問題》。這些著作已成為二十世紀資產階級哲學思想發展變化的重要思想資料。 　　薩特把深刻的哲理帶進了小說和戲劇創作，他的中篇《噁心》、短篇集《牆》、長篇《自由之路》，早已被承認為法國當代文學名著。他的戲劇創作成就高於小說，一生創作9個劇本，其中《蒼蠅》、《間隔》等，在法國當代戲劇中占有重要地位。《恭順的妓女》是一部政治劇，揭露美國種族主義者對黑人的迫害，並對反種族歧視的普通人民的覺醒寄予深切的期待。此劇體現了他主張的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的思想。 　　1955年，薩特和其情人兼終身伴侶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訪問中國。1964年，瑞典文學院決定授予薩特諾貝爾文學獎金，被薩特謝絕，理由是他不接受一切官方給予的榮譽。1980年4月15日在巴黎逝世；法國總統德斯坦說，薩特的逝世，「就好像我們這個時代隕落了一顆明亮的智慧之星那樣」。 　　小說《噁心》和劇本《蒼蠅》、《問隔》、《恭順的妓女》、《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等已有中文譯本。 　　50 、 60 年代，薩特試圖改變存在主義哲學的這一方向，轉向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以求用馬克思主義來改造存在主義，使存在主義成為一種積極的人生哲學。因而，在《辯證理性批判》等著作中，薩特建立起了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 　　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並不是馬克思主義，在本質上，它是存在主義的變種，但由於薩特在闡發他的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時，大量地閱讀了馬克思的著作，一度被馬克思思想的博大精深所征服，並時常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這就造成了學術界長期以來存在着的一種誤解，似乎薩特是一個用存在主義來補充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確，薩特曾經說過馬克思主義存在着一個「人學的空場」，存在主義可以為馬克思主義輸進新鮮的血液。事實上，薩特所作的工作恰恰相反，他自始至終都是一個存在主義思想家，他 50 、 60 年代以後所作的工作，正是在極力用馬克思主義來為存在主義「輸液」。 　　應當承認，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與從克爾凱郭爾到薩特本人的《存在與虛無》所代表的傳統的存在主義有所不同，在《辯證理性批判》等著作中，薩特把個體的人放置到歷史發展 和社會環境之中進行考察，但由於他的基本立場是存在主義的，所以他不可能在這種考察中形成正確的結論，即不可能在歷史的進步中找到人的全面解放的道路。當然，薩特提出了歷史總體化的構想，認為在人的實踐中包含着歷史的總體化。但是，薩特認為歷史的總體化同時又是人的異化，所謂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無非是歷史的總體化和人的異化無限循環的空間。因而，當薩特談論歷史的總體化時，他是一個烏托邦的浪漫主義者；當他思考人的異化時，他又是一個苦悶的悲觀主義者。而且，陷入這種二難困境本身也是一種痛苦，也是存在主義精神的體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薩特終其一生都未走出存在主義的理論設計。 　　薩特在考察社會集團的時候，並不是象歷史唯物主義那樣從歷史的角度來探究每一社會現象的發生髮展，薩特的出發點是作為個體的人。薩特認為，集團形成於外部壓力的威脅，由於這種威脅，使每一個人在別人身上看到了自己。比如，在 1789 年 6 月， 當法國國王懼怕發生一場暴力而把軍隊調到巴黎時，本來只想到自己而彼此之間相互猜疑的巴黎群眾，一下子意識到國王對他們的不信任，意識到他們即整個巴黎群眾是一個整體，每個人都把對自己的威脅也看作是對其他一切人的威脅來體驗，認識到在被國王的軍隊包圍了的巴黎，每個人的命運是同全體人民的命運聯繫在一起的。所以，他們就不再搶劫麵包坊而去搶劫軍械庫，從而武裝起來共同反對國王。由於國王的軍隊已經開進巴黎，他們的首要目標就是要攻克國王在巴黎的堡壘——巴士底獄。所以，巴黎市民在攻占巴士底獄中組成的集團完全是由於國王的軍隊這一外部因素所促成的。在這種集團中，「個人之間的聯結，在其各種真實的形式上，是在他人那裡直接發現了人們自己的它者性的聯結。」 [1] 是共同的危險把分散的個人實踐聯結成為一個整體的。 　　薩特認為，巴黎群眾在共同的危險面前結成的集團，是一個「融合集團」，這個集團的特徵是，有一個統一的目標和行動，那就是「到巴士底獄去！」同時，統一的目標和行動並未抹殺個人的個性和自由，相反，統一的目標和行動正是個人實踐和自由意志的體現。在「融合集團」中，人性得到復活，自由得到恢復，在否定的君主專制的行動中，整個巴黎市民組成了一個共同的人。所以，薩特說：「融合集團的主要特徵是自由的突然恢復。」 [2] 也就是說，在融合的集團中， 「每個個人都以一種新的方式發生反作用：不是作為個人或他者，而是作為共同的人的個別體現。」 [3] 融合集團只是特定條件下的產物。在歷史的發展中，融合集團不可能長期存在，一旦共同的目標實現之後，融合集團就會曇花一現地消失了，巴士底獄被攻占，巴黎市民就可以解散回家了。因為融合集團在恢復了個人自由的同時必然面臨着遭到個人自由破壞的未來。一切人的個人自由只能夠實現瞬間的結合，如果去維護集團的形式，個人自由就得不到張揚，而維護個人自由就只能否定集團。也就是說，個人可以自由地組成融合集團，也可以自由地退出這個集團。融合集團只是個人自由的這種二重性的暫時效應。 　　薩特百年：引人心動的文化現象 　　作者：黃正平 來源：《瞭望東方周刊》 　　１９４０年年初，法英對德宣戰，法國阿爾薩斯前線已是劍拔弩張。德軍陣地離這裡只有幾公里之遙，雙方隨時都有交火的可能。法軍兵營里，一個３０多歲的士兵卻埋頭在筆記本里，寫啊，寫啊，周圍的世界對他來說似乎不存在。為了節省當時十分寶貴的紙張，筆記本上記得密密麻麻，竟找不到一公分的空隙。一年的前線生涯，他有了１５本這樣塗滿墨跡的本子。這些文字在作者身後以《筆記本》為名發表，有６００頁之多。從內容來看，筆記里有隨想，有哲學思辯，有小說梗概，有劇情構想，可以說是五花八門，毫無限制。這位幾乎是「寫作狂」的人便是日後成為法國文壇泰斗的薩特。 　　今年巴黎的春天深深印上了他的標記。 　　薩特生於１９０５年６月２１日，死於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５日，今年正是他的１００周年誕辰和２５周年的祭日。從３月至６月，法國和世界各地有許多紀念活動。其中６月２１日，在巴黎索邦大學將舉行正式的紀念儀式，同時有連續兩天的大型討論會。法國國家圖書館３月起舉辦為期半年的題為「薩特和他的時代」展覽會。摩納哥還專門發行了一枚１．１１歐元的薩特紀念郵票。在法國，報紙頭版、雜誌封面上，隨時可看到薩特手持雪茄的著名照片；電台、電視台則不斷有專題節目播出。時值春季，有此風氣，以至有「薩特之春」的說法。 　　薩特的鼎盛期是２０世紀的５０—６０年代，７０年代後期起，對他的批評漸多，但他的影子仍然覆蓋面很大，這從如今的百年誕辰紀念活動之豐富，可見其一斑。 　　那麼，今天看薩特，他的哪些地方最引人心動？從人們所憶所談的內容來看，以下幾點值得一提： 　　一部「思想機器」和「寫作機器」 　　薩特自幼喪父，生活艱難，又身材矮小，其貌不揚，被大家叫做「小個子」，但這對他沒有產生任何自卑的影響。相反，他是天生的自命不凡。他在年輕時給自己立下的人生目標也許是絕無僅有的：「我要同時成為斯賓諾莎和司湯達。」也就是說，即要當一個一流的哲學家，也要當一個一流的文學家。而這居然成為了現實。 　　１９３６年，他發表《想象》一書，以胡塞爾的現象學批判傳統形像思維理論，觀點深入淺出，行文豪邁自信，已經顯露出一個大哲學家的風範。 　　１９３８年，《噁心》問世。這部小說一反傳統，人物哲理化，情節內心化，是現代派文學的精品。 　　之後，薩特持續交替發表哲學作品和文學作品： 　　《牆》（小說，１９３９年），《想象》（哲學著作，１９４０年。此書是１９３６年《想象》一書的姊妹篇），《蒼蠅》（劇作，１９４３年），《存在與虛無》（薩特的哲學代表作，１９４３年），《間隔》（劇作，１９４４年）…… 　　這些作品都毫無疑問是２０世紀哲學和文學領域中出色的經典。法國哲學教授讓·呂克·南希最近在《世界報》上著文說，薩特是個古往今來從未出現過的兩面神：沒有一個哲學家象他那樣在文學海洋中游弋，也沒有一個文學家象他那樣大舉進行哲學操練；我們無法理解，邏輯思辯和形象推演，這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竟然在同一支羽毛筆下毫無妨礙地非常清晰地表現出來。 　　對此，薩特的反對者並不以為然，說薩特所作的一切，就是處心積慮地要向人們表明，他是一個怎樣的天才。 　　有意也好，無心也罷，有一點誰都不會否定：薩特是個勤奮的人。除了去世前幾年間因半失明而輟筆外，他一生中從沒有停止過寫作。與許多人把筆耕看成是一種苦役不同，薩特把它當作是一種樂趣，一種需要，一種人生的基本支撐點。他這樣說：「我沒辦法讓自己看到一張白紙時，不產生在上面寫點什麼的欲望。」 　　巴黎被德軍占領時，薩特喜歡去一家咖啡館寫作。他每天早上９點到咖啡館，開始工作，奮筆疾書，直至中午。出去吃飯和休息後，下午２點又回咖啡館，繼續工作到晚上８點。晚飯後則在那裡接待朋友。他的存在主義哲學實際上是在咖啡館定型的。據說，那家咖啡館的氛圍特別適應他那無法收斂的思緒和無法叫停的筆耕。 　　咖啡館叫「花之咖啡館」，坐落在聖·日耳曼大街的一個路口上。作為存在主義的發源地，咖啡館現在已成為巴黎的景點之一，是懷舊的知識分子愛去的地方。去年，我陪來訪的復旦大學幾位教授特地去這家咖啡館喝咖啡。不大的店堂內飄散着特別郁濃的黑咖啡香，只見一桌一桌的有好幾圈人，分別在小聲地討論各自的文稿，也有人在埋頭寫作。分明是一個文化俱樂部。教授們感慨地說：「薩特氣息猶在啊。」這地方可以說是薩特奮鬥及其影響的一個見證。 　　「存在先於本質」：一種入世精神 　　但是，薩特的魅力大約還在於他的近於狂熱的入世精神。存在主義的著名公式是：存在先於本質。薩特把這運用到人生觀中。他這樣看待人的社會參與：人的出生是由於他的先人撒了幾滴精液造成的結果，他的出生或不出生本來是完全偶然的；人的存在因此並不是按照某種事先設計好的路線而規劃的，人應當「自由地」做自己生活的主人，應當完全介入到自己生存的社會中去，以自己的行為來決定自己的命運。 　　這種精神使他很自然地對當時的社會持批判態度，而對社會革命大表支持。他的實踐也使他成為當時的大社會活動家，大政治理想家。 　　４０年代，薩特既在戰場上，也在文壇上參與反法西斯運動。５０年代，薩特與***日益接近，是西方社會主義最積極的鼓吹者之一。６０年代，薩特和他的終生女友西蒙·德·波瓦的身影出現在世界各地最敏感的前線上：１９６０年加勒比海危機時，他們在古巴；１９６７年中東７日戰爭爆發時，他們在加沙地帶。１９６４年，薩特更以他的超常舉動，令世界震驚。這就是對諾貝爾文學獎的拒絕。這是歷史上第一個自覺拒絕諾獎的人（之前有兩人因政治原因被迫拒領）。６０年代後期，法國多次發生學生運動和工潮，而薩特始終是運動中的精神領袖。 　　總之，薩特很長時間在法國知識界如日中天，是無可爭議的無冕之王。有人把他叫作「老闆」。德里達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那時對我們這些年青人來說，只有一條路，那就是跟着他（薩特）走。」 　　但薩特追求入世只限於精神領域。與他的勤奮和聲望不相稱的是，他的物質生活極其簡陋粗淡。在這方面，他是本質先於存在。他的收入並不少，有時甚至有成百萬的錢在口袋裡。但他樂施好舍，不知經紀，加上視財富如糞土，再多的錢也放不了幾天。那年為論文的事我去巴黎，順便去看了薩特在巴黎最後的住處。愛德加·基內大街２９號，第１０層樓上。從樓上能望見他長眠的公墓。那是個很小的被稱之為「悲慘」的套房，現在已換了房客，沒有任何關於這位了不起的思想家的標誌。我知道即使保留原貌的話，裡面也沒有任何值得注意的東西：少的不能再少的舊家具，幾個煙灰缸，小半架子零亂的書。但我還是在樓上樓下徘徊了很久。這個生前對身外之物極端不在乎的人，對死後人們如何紀念他也同樣不在乎。也許這也是他的魅力之所在吧。 　　「薩特恐懼症」及其它 　　物極必反。威望過重，阻人之道？，久而久之，引起反彈；或者時過境遷，理論不再符合實際。總之，薩特在他晚年以及死後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認為他搞錯了很多事情。例如盲目支持造反，把年青人引入暴力歧途，極端主義，等等。這些批評，後來愈演愈烈，有的到了將薩特全盤否定的地步：他除了在政治上一無是處外，學術上也毫無可取之處。同時，薩特的私人生活，薩特與卡謬、梅洛·龐蒂這些同時代大文豪之間的恩恩怨怨，也成為評論的熱點。很多時候，事情到了動感情的程度，就不再是學術上的爭論了。人們把這種全面詆毀現象叫做「薩特恐懼症」。在某種意義上說，薩特是他生前名聲過大，威望過大的犧牲品。 　　２０００年，我去巴黎索邦大學參加由薩特研究協會舉辦的薩特逝世２０周年討論會。作開場白的被稱為「新哲學家」的貝爾納·亨利·萊維的一句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說：「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喜愛薩特，就像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不喜愛薩特一樣。」這反映的正是人們在一個有爭議的人物面前無所適從的現實。 　　2000年，正逢薩特逝世二十周年，法國掀起一場不大不小的薩特熱，僅評論薩特的專著和專刊專集就有十幾種，依然褒貶不一，依然左派褒者多貶者少，右派貶者多褒者少。其中影響較大的左翼代表，貝爾納·昂里·萊維，八九十年代走紅的哲學家、社會活動家，目前人氣最旺的學者之一，於2000年1月發表厚厚的論著，題為《薩特世紀》，認為法國的二十世紀是薩特世紀，法國思想界由薩特主宰。而著名的資深記者、政論家讓·弗朗索瓦·雷韋爾，1924年出生的法蘭西學院院士，則出版薄薄的專著《大表演》，其中認為作為法共同路人的薩特，比法共左得更厲害，排斥一切異議者，投考斯大林主義，下場雖說悲壯，對二十世紀法國的負面影響卻太大了，是不可寬恕的。這兩位名人的高論，有人贊成也有人反對。如果說萊維年富力強，到處演講，對遭到蛋糕撲身的倒彩並不介意，那麼八旬老人的宏論，姑妄聽之，也不必太認真。無非說明薩特仍是各有爭議的人物，一談起他，必有臉紅脖子粗的爭論。 　　直至如今，爭論還在繼續。當薩特百年誕辰和２５周年祭日來臨時，我們看到的是五光十色的評論：有頌揚，有批評，有反駁，有善意的調侃，有惡意的嘲弄，把薩特弄成了一個千面人。法國最有影響的雜誌之一「ＥＸＰＲＥＳＳＥ」新聞周刊的有關專號是以如下句子作為主題的：「薩特總是搞錯嗎？」這提出的就是在今天如何看待薩特的「錯誤」的問題。 　　薩特曾在美國一家雜誌寫過一片哲學雜文，其中說：「我想創造一種炒雞蛋，期望它能表達存在的虛無。但到燒成，它卻並非如此，只飄散出一股奶酪味。我眼睜睜地看着盤子裡的它，而它卻不回答我。我試着把它端到黑暗裡去吃，但這一點兒也沒用。馬爾羅（薩特同時代的法國作家）建議我在裡面加辣椒粉。」如今的薩特也如一盤炒雞蛋，人們在裡面添了不少料，很難再找到其原味了。 　　薩特與中國 　　薩特和波瓦於１９５５年９月訪問中國，受到高規格的接待。９月２９日在人民大會堂出席了周恩來主持的國慶招待會，１０月１日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了國慶觀禮，毛澤東、陳毅分別接見了他們。對於這次訪華，薩特本人除了接受一些專題採訪外，沒有多作評論，而由波瓦執筆寫了題為「長征」一書，我猜想這是他們的一個分工。據說波瓦為寫此書，經常熬夜，搞得眼睛紅腫，薩特為之心疼。書成之後，由於內容上對中國革命的熱情頌揚，在西方引起不少爭論。 　　但是，當時中國主要是把薩特當成一個革命者來看待的，對他的理論與創作基本不了解。在日內瓦大學任教的薩特研究專家德尼思·貝爾多萊先生對我講過這麼一個細節：薩特在北京與茅盾、丁伶等知名作家會面時，由於雙方都沒讀過對方的作品，所以大家只好談美食。 　　薩特著作在中國的大量引進是在８０年代後的事。也就是說，當薩特沉寂於西方之時，中國人開始以極大的熱情研究他，帶着崇敬，至今不變。至少余秋雨近年寫《行者無疆》時，便是把薩特當作至尊者來寫的。有些學者感嘆說，人家在本土已是強弩之末，我們卻剛剛在補課；此地的薩特並非那處的薩特。 　　但是我想，我們對薩特的興趣並不僅僅在於想了解點別人的東西，而是有我們自己的意向。薩特的學說對當時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有着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而西方對薩特的種種批評，對中國讀者來說，可能並不重要。這也就是儘管外面雜音很大，薩特在中國始終是個偶像，沒有什麼人會板起臉來批他的原因。接受從來不是照搬。接受以後的東西也不再是原來的樣子了。這在世界文化史上並非少見：一個在本國已崩潰的神話，在另一國土上卻生了根，開了花。 　　不過，真正科學的方法也許是中西互補，讓西方經典與中國文化實現有機揉合。比如有漢學家提出，薩特哲學中特別重要的關於「虛無」（ｎéａｎｔ）的思想，可以用來對老莊哲學中有根本意義而又含混的「無」的概念進行有效地科學地闡釋；而另一方面，如果說薩特的虛無在西方已很難再有理論發展前途的話，那則是因為那裡沒有老莊哲學滋潤過的深層土壤。在這意義上，西方哲學是否也有借鑑中國哲學的必要？這類問題是不可迴避，也總是引人入勝的。巴黎已是初夏景色，塞納河邊的風還幽幽地帶着薩特的獨特氣息，時淡時濃，似遠尤近。 　　讓·保羅·薩特年表 　　w1905 讓·保爾·沙特六月二十一日生於巴黎第十六區米涅阿德街（Rue Mignard）二號一個海軍軍官家庭。 　　1906－1911 沙特的父親海軍軍官讓·巴蒂斯特·沙特，因患腸熱病去世後，沙特母子隨外祖父母居住在默東（Meudon）。 　　1911 隨外祖父夏爾·斯威哲移居巴黎勒高爾夫街（Rue Le Goff）二號。 　　1912－1913 沙特開始讀福樓拜著作《包法利夫人》等，並開始練習寫「小說」：《為了一隻蝴蝶》、《賣香蕉的商人》。 　　1913 就讀於蒙台涅中學。 　　1915 入巴黎亨利四世中學。學年末老師評語：「全面優秀」。 　　1916－1920 母親改嫁海軍工程師芒西後，隨母親及繼父移居拉羅舍爾市。沙特入該市中學。 　　1920 沙特重返巴黎亨利四世中學。 　　1922 沙特獲中學業士畢業文憑。 　　1922－1924 在路易大帝中學讀大學預科，準備考巴黎高等師範學院。 　　1923 發表小說：《有病的天使》（L』Ange du morbide）和《貓頭鷹耶穌——一位外省教師》（Jesus la Chousette, professeur de Province）。 　　1924 與保爾·尼讓、雷蒙·阿隆和達尼爾·拉加斯一起考入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攻讀哲學。 　　1928 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畢業，得哲學博士學位。 　　1929 在準備考取中學哲學教師資格文憑時，遇西蒙·德博娃，從此結下終身之交。考試通過，題目為：《自由與偶然》；沙特名列第一，西蒙·德博娃第二。十一月，開始為期十八個月的服役，當上氣象兵。利用業餘時間，集中考慮偶然性問題，並寫小說：《關於真理的傳說》和獨幕劇《艾比默黛》。 　　1931 二月，服兵役期滿，拒絕當士官生，遂復員任教于勒阿弗爾中學。六月，出版《關於真理的傳說》（Legende de la verite）。年底，開始寫論偶然性的論文，此為《噁心》初稿。 　　1933 九月，繼雷蒙·阿隆之後，到柏林法蘭西學院，作為官費研究生，攻讀胡塞爾現象學。 　　1934 在柏林完成《噁心》第二稿。寫出《論自我的超越性》。九月回到勒阿弗爾中學，繼續任教。 　　1936 出版《論想像》（L』Imagination）。沙特、西蒙·德博娃與奧加爾開始過「三重奏」的共同生活。後德博娃依據「三重奏」生活的失敗經驗，寫出小說《女賓》（L』Invitee）。七月初，爆發西班牙內戰。十月，沙特在巴黎東北部的拉昂中學任教，德博娃在巴黎莫里哀中學任教。 　　1937 沙特在巴黎巴斯德中學任教。《論自我的超驗性》、（Essai sur La Transcendance de l』Ego）在巴黎正式出版。 　　1938 三月，出版《噁心》（La Nausee），獲輿論界好評。七月，寫出小說《一位要人的童年》（L』 Enfance d』un shef）。 　　1939 一月，發表小說集《牆》（Le Mur）。撰寫論胡塞爾、莫里亞克、納波科夫，德尼斯·德魯茲芒、夏爾·莫爾干和福克納的論文。九月二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全國總動員，應徵入伍，前往南錫報到，後隨軍駐阿爾薩斯地區，並利用閒暇寫《懂事的年齡》和《存在與虛無》。十二月，發表《關於感情的理論概論》（Esquise d』une theorie des motions）。 　　1940 四月，《牆》獲民眾小說獎。六月二十一日，沙特與馬其諾紡線的其他法國守軍，未經交戰，一起被俘。關押在德國特列夫戰俘營。在營中，為神父們授海德格哲學課，並在聖誕節時，編導話劇《巴里奧那——神之子》（Barionaou le Fils du tonnerre）。 　　1941 三月底，沙特自戰俘營獲釋。任教於巴斯德中學，結識瑞士畫家吉亞柯美迪。與默里奧·彭迪合辦「社會主義與自由」知識分子抵抗組織。因法共不予以支持，該組織不久自行瓦解。夏，騎自行車旅行各地，會見吉特、馬爾羅等人。九月在孔多塞中學任教。寫劇本《蒼蠅》。 　　1942 發表一部份日記，寫完《蒼蠅》劇本。 　　1943 年初參加法國全國作家協會，並為法共領導的地下文學刊物《法蘭西文學報》撰稿。四月，出版《蒼蠅》（Les Mouches），六月二日，首次演出。夏初，出版《存在與虛無》（L』Etre et le Neant）。天主教哲學家卡普里爾·馬塞爾首先使用「存在主義」一詞。 　　1944 發表論布里斯·巴連和弗蘭西·彭日的文章。三月，在馬塞爾·莫列家參加關於犯罪問題討論會，與喬治·巴戴、馬塞爾等人爭論。五月，在卡繆的陪同下，認識頹廢作家熱內。《密室》（Huis clos）首次上演。八至九月，寫巴黎解放的報導文章。九月，建立《現代》雜誌編委會，馬爾羅拒絕參加。與海明威相見。年底，發表文章回答法共對存在主義的批評。卡繆委託沙特以《戰鬥報》記者身份訪美。此後不再任教。 　　1945 《密室》出版。長篇小說《自由之路》之第一部《懂事的年齡》（L』Age de Raison）和第二部《延緩》（Le Sursis）同時出版。一月十二日，作為《戰鬥報》和《費加羅報》記者前往美國，直至五月為止。認識多羅列（M. Doleres V），見羅斯福總統，參觀好萊塢。夏，與德博娃一起訪問比利時，參加天主教出版社組織的狂熱。十月十五日，《現代》雜誌第一期出版。十月底，在「今日」俱樂部組織「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的討論會。年底，再次赴美。 　　1946 《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死無葬身之地》（Morts sans sepulture）、《可敬的妓女》（La Putain respectueuse）、《關於猶太人問題》（Reflexions sur la question jutive）和《戲演完了》（Les Jeux sont faits）出版。五、六月，前往瑞士參加學術討論會，在洛桑遇安德列·哥爾茲。不久，前往意大利。《現代》雜誌編委會內部發生嚴重分歧，雷蒙·阿隆離開編委會。七月，《現代》刊登沙特著《唯物主義與革命》（Le Materialisme et la Revolution），第一次探討馬克思主義。法共指責沙特的唯心主義。沙特譴責戴高樂派。十一月，前往荷蘭，起草《什麼是文學？》。開始與阿爾伯特·卡繆爭吵。 　　1947 發表《境況種種》第一集（Situation I）、《論博德萊》（Baudelaire）和《戲劇》第一集（Theatre I）。二月，《現代》開始連載《什麼是文學？》（Quest-ce que la literature?）四月，著文為亡友尼讓申冤，駁斥法共誹謗尼讓的言論。五月底，參加論卡夫卡的討論會。六月二日，在法國哲學會發表《自身意識和自身的認識》（Conscience de soi et connaissance de soi）。支持讓·熱內為「七姐妹星文學獎」候選人。九月，參加電影學術討論會，會上發表《戲演完了》劇本。十至十一月，在電台主持《現代雜誌評論節目》，反應強烈，後被取消。沙特與雷蒙·阿隆和柯斯特勒爭吵。十一月，由沙特、卡繆、汝塞等簽署的《現代》和《精神》兩雜誌編委會的國際呼籲書發表。 　　1948 發表《骯髒的手》（Les Mains sales）、《境況種種》第二集以及電影劇本《嚙合》（L』Engrenage）。二月，前往柏林參加《蒼蠅》演出儀式。與汝塞等人建「革命民主聯盟」、奉行「第三條路線」。四月二日，《骯髒的手》首次公演，極為成功，但受法共方面猛烈攻擊。五月，支持建立以色列國。十月，梵蒂岡將沙特著作列為禁書。十一月抗議美國方面歪曲《骯髒的手》的內容，使之成為「反蘇」宣傳。年底，沙特開始研究道德問題。 　　1949 出版《自由之路》第三部《心靈之死》（La Mort dans l』Ame）、《境況種種》第三集（Situation Ⅲ）和《關於政治問題的談話》（Entretien sur la politique）。一、二月，盧卡奇訪法，沙特與盧卡奇爭論。五月，與作家莫利亞克爭論。夏，訪中美各國，再次遇海明威，多羅列相陪。十月，辭去革命民主聯盟職務。年底，在《現代》雜誌連載《自由之路》第四部的一部份。 　　1950 放棄對道德的研究，轉向歷史與經濟問題，鑽研馬克思著作。一月，與默里奧·彭迪揭發蘇聯集中營的設置。六月，朝鮮戰爭爆發，因政治意見分歧，與默里奧·彭迪發生爭論。 　　1951 紀德逝世時，著文哀悼。六月七日，《魔鬼與上帝》（Le Diable et le Bon Dieu）首次公演，《骯髒的手》拍成電影。 　　1952 發表《聖熱內——喜劇作家受折磨的人》（Saint Genet, Comedien et martyr）。一月，總統奧里約接見沙特。沙特就亨利·馬丁拒絕前往印度支那打仗而被捕一事，提出抗議。沙特為論述亨利·馬丁事件一書作序。七月，《現代》發表《共產黨人與和平》（Commuistes et la Paix）的第一部份。八月，發表《致卡繆書》（Reponse a Albert Camus），與卡繆的友誼從此斷絕。十、十一月，發表《共產黨人與和平》第二部份。此後四年，沙特大部分精力耗用在政治問題上，與法共關係改善。十一月，邀畢卡索、卓別林到米雪爾·維安家做客。十一月五日，同法國作家協會簽署反對冷戰的聲明。十二月，參加維也納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到西德弗萊堡參加學術討論會並會見馬丁·海德格。 　　1953 一月，到法蘭西學院參加默里奧·彭迪首次開課儀式。三月，再次與莫里哀爭論。默里奧·彭迪正式辭去《現代》編委職務。七月，到羅馬改變大仲馬原著《金恩》。十月，為《亨利·馬丁事件》一書寫序。十一月，《金恩》（Kean）首次上演，年末，擬出寫自傳的計劃。 　　1954 一月，參加大會抗議「歐洲國防委員會」（C.E.D.）的成立。二月，到比利時參加東西方作家會議，遇布萊希特。五、六月，為攝影集《從一個中國到另一個中國》寫序。與雷諾工廠談伏契克的《絞刑架下的報告》。參加柏林世界和平理事會特別會議。第一次訪問蘇聯。回巴黎在《解放報》和《團結報》發表訪蘇觀感。夏，到意大利見陶里亞蒂。十二月，被任命為法蘇友協副主席。發表《金恩》（Kean）。德博娃的《一代名流》（Les Mandarins）發表。 　　1955 六月，《涅克拉索夫》首次上演。參加赫爾辛基世界和平運動大會，再遇盧卡奇。默里奧·彭迪發表《辯證法的冒險》批評沙特。九、十月，訪問中國。年底，著文盛讚新中國。拍攝電影《沙勒姆的巫婆》（Les Sorcieres de Salem）。 　　1956 與伽羅第探討比較存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研究福樓拜。一月，抗議法政府在阿爾及利亞的戰爭政策。參加在維也納召開的歐洲文化協會，與默里奧·彭迪爭論。五月，在巴黎大學發表《意識形態與歷史》（Ideologie et histoire）。七月，認識阿爾列特·埃爾·卡伊姆（Arlette El Kaim），十月，匈牙利事件爆發，沙特對《快報》發表聲明，譴責蘇聯，辭去法蘇友協職務。十一月起《現代》雜誌連載《史達林的幽靈》（Le Fantome de Staline）。 　　1957 支持波蘭等東歐國家的共產主義，在波蘭雜誌上發表《存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Existentialisme et marxisme）——成單行本出版時改名為《方法問題》（Questions de methode）。開始寫《辨證理性批判》，為哥爾茲的《叛徒》（Traitre）寫序。多次抗議政府在阿爾及利亞的非正義戰爭和非人道鎮壓措施。 　　1958 集中寫《辨證理性批判》。與哲學家讓·瓦爾（Jean Wahl）參加「辨證法與異化」討論會。五月，上街遊行反對戴高樂重新上台。接受約翰·胡斯頓（John Huston）要求，寫關於佛洛伊德電影劇本。 　　1959 支持弗朗西·尚松領導的支持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地下聯絡網的活動。九月，《阿爾及利亞的被監禁者》首次公演，獲得成功。前往愛爾蘭與約翰·胡斯頓創作關於佛洛伊德的電影。 　　1960 《辨證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re）出版，一月四日，卡繆死於車禍，沙特著文哀悼。二月中旬，訪問古巴，與卡斯特羅關係密切。見格瓦拉。五月，赴南斯拉夫，受鐵托元帥接見。八月，在「一百二十一人宣言」上簽名，支持在阿爾及利亞前線造反的法國士兵。沙特從巴西寄信給審判尚松聯絡網的法庭，表示支持尚松聯繫網的活動，引起戴高樂派分子反對。 　　1961 五月四日，默里奧·彭迪去世，《現代》雜誌發專刊紀念。七月十四日，沙特住處被炸。七月底到十月，到意大利，會見弗朗茲·法農，並為其書《世界的受苦人》（Damnes de la terre）寫序。十二月，與哲學家伽羅第、羅傑（Vigier）和伊波利特爭論辨證法問題。年底，到羅馬參加葛蘭西學院組織的「論主觀性與馬克思主義」的討論會重新研究福樓拜。 　　1962 一月七日，沙特住處再次被炸。二月，遊行反對法西斯勢力。三月，在比利時參加關於阿爾及利亞問題的討論會，並向電視電台發表談話：《論法國的法西斯主義》。三月十四日，被選為歐洲作家會議副主席。六、七月，再次訪問波蘭、蘇聯、受赫魯曉夫接見。七月，在莫斯科參加作家會議，發表論文化的非軍事化的演說。 　　1963 至一月中旬，在莫斯科忙於籌建國際作家聯盟，八月五日至八日，在列寧格勒參加歐洲作家聯盟，發表論小說的演說。發表《字句》（Les Mots）。十一月，訪問捷克，認識作家安東寧·黎姆（Antonin Liehm）。參加《阿爾托納的被監禁者》在布拉格的演出儀式。 　　1964 在意大利出版《哲學與政治》（It Filosofo e la Politica）。出版《境況種種》第四、五、六集（Situation Ⅳ.Ⅴ.Ⅵ）。四月，在巴黎參加教科文組織的論齊克果的討論會。五月，在羅馬參加葛蘭西學院組織的「論道德與社會」的討論會。六月，訪蘇，為《字句》的俄譯本寫序。八月，著文悼念意共領袖陶里亞蒂。十月十五日，得知將獲諾貝爾獎金的消息。十六日，致信諾貝爾獎金委員會，表示謝絕。十月二十二日，瑞典皇家科學院不顧沙特的拒絕，仍然決定向他頒發獎金。十二月，在互助大廳參加關於文學問題的爭論會。 　　1965 出版《境況種種》第七集（Situations Ⅶ）。《特洛伊城女人》首次公演。拒絕到美國康奈爾大學講學訪問，沙特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不到敵人那裡去，」以抗議美帝在越南的罪行。八月，赴蘇聯訪問。十月，在歐洲作家聯盟會議上發言，論述作為「先鋒隊」的作家使命。年底，支持密德朗作為總統候選人。 　　1966 《現代》雜誌發表論福樓拜的部份內容。五、六月間，訪蘇。七月，接受羅素的邀請，同意成立國際戰犯審判法庭，調查發動越南戰爭的戰犯罪行。九、十月間，訪問日本並發表知識分子的演說。十一月，在倫敦參加國際戰犯審判法庭的組織會議。十二月四日，到波恩參加論戲劇的討論會。 　　1967 二、三月間，赴埃及訪問並參加討論會。與納塞爾會見，訪問巴勒斯坦難民營。三月下半月，訪問以色列，與列維·埃斯科爾（Levi Eshkol）會談。四月十三日，致函戴高樂總統請求允許國際戰犯審判法庭在巴黎召開。戴高樂覆信拒絕。五月，該法庭在瑞典斯德哥爾摩開庭，沙特人執行主席。五月末，拒絕參加蘇聯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隊莫斯科公審不同政見作家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爾表示抗議。《現代》雜誌發專刊論以色列與阿拉伯問題。支持在波利維亞被捕的法國作家雷吉斯·德伯雷（Regis Debray）。十一月至十二月，在丹麥哥本哈根召開國際戰犯審判法庭第二次審判大會。 　　1968 一月，患動脈炎，未去哈瓦那參加文化會議。三月，參加支持越南抗美鬥爭的大會。去南斯拉夫休養。五月六日，支持學生造反；十二日，對盧森堡電台發表講話，支持學生造反；二十日，到巴黎大學參加造反的學生們組織的討論會，並與學生領袖柯恩·邦迪談話。批判法共的消極態度。六月，與雷蒙·阿隆發生激烈爭論。七月，對西德《鏡報》雜誌譴責法共背叛五月革命。夏，在意大利支持對威尼斯電影節的造反行動。八月二十四日，譴責蘇軍入侵捷克。十一日前往捷克，參加《蒼蠅》和《骯髒的手》的公演儀式。 　　1969 一月三十日，母親去世。二月，與米謝·傅柯等人遊行，反對開除巴黎大學三十四名學生。反對教育改革。五月，發表聲明支持托洛斯基分子阿蘭·克里維因（Alain Krivine）參加總統競選。夏，訪意大利、南斯拉夫，繼續寫論福樓拜的著作。十一月，與莫利亞克等要求釋放在玻利維亞被捕的法國作家雷吉斯·德伯雷。十二月，在電視台接受記者採訪，談越南問題。抗議蘇聯將索忍尼辛開除出作家協會。 　　1970 為捷克作家東寧·黎姆的《三代人》作序，表示與蘇聯最後決裂。四月，《人民事業報》負責人勒唐代克和勒伯利被捕。沙特自第二十期起接任社長，並任《我控訴》、《一切》、《革命》等報刊的領導職務。六月十九日，因《人民事業報》上發表的文章，沙特被指控犯有誹謗罪。六月二十日及二十六日上街叫賣報紙，受警方拘禁質詢，旋被釋放。九月，為勒唐代克和勒勃利案出庭作證，宣布：「如果他們有罪，我比他們更有罪；假如他們是無辜，我也比他們更無辜。」年內，應邀訪問越南。 　　1971 五月，出版《家庭中的白痴》（L』Idiot de la famille）的第一、二卷。在《我控訴》雜誌上發表《論人民的正義性》（Sur la Justice populaire）四月，因古巴逮捕詩人赫伯多·巴迪亞，與卡斯楚斷交。 　　1972 出版《家庭中的白痴》第三卷及《境況種種》第八、九集。二月，到雷諾汽車廠講話，被警衛人員趕出。三月，參加被殺害的毛派分子奧凡奈的葬禮。四月，致信給海德堡大學學生組織，指出資本主義已「病入膏肓」。十月，發表《我們控告共和國總統》（Nous accusons le Preisdent de la Republique）。十二月，與一百多名知識分子聯合發表《新的種族主義》（Le nouveau racisme）。 　　1973 出版《境況劇》（Un Theatre de Situations）。二月，接受西德《鏡報》雜誌記者採訪，為西德「赤軍」活動辯護。在《現代》雜誌發表《選舉——屁眼兒們的詭計》（Election Piege a cons）。同記者談《在法國的毛派》。五、六月份，雙目瀕於失明，無法看書寫字，但繼續開展社會活動。《解放報》創刊。 　　1974 出版《造反有理》（On a raison de se revolter）二月，弗朗西·尚松發表《生活中的沙特》（Satre dans sa vie）五月，因視力嚴重衰退，辭去《解放報》領導職務。拒絕參加總統選舉投票。五月二十六日，在沙特家組織關於《造反有理》討論會，赫伯德·馬兒庫斯前來參加，沙特第一次與馬爾庫斯會面。夏天，開始向西蒙·德博娃講述生平事跡。十一月，接受電視二台建議，準備《二十世紀七十五年歷史講座》。十二月，去西德斯圖加特市監獄探視被捕的西德赤軍領袖巴德爾。十二月，訪問礦區列文（Lievin），控告礦主不負責任導致礦井內發生不測事件。 　　1975 六月二十一日，七十歲生日，《新觀察家》發表米謝·貢達訪問記，以《七十歲自畫像》為題連載三期。六月二十九日，發表致捷克哲學家卡列·柯西克（Karel Kosik）的信，支持他的政治觀點，譴責捷克政府追隨蘇聯當局迫害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九月，中止歷史講座電視節目，沙特批評政府的無理干涉。 　　1976 出版《境況種種》第十集。《沙特自演》（Sartre par luimeme）電影拍成。二月，與其他五十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聯合簽署聲明譴責蘇聯當局逮捕米海依爾·斯特恩醫生。十一月，在以色列駐巴黎使館接受耶路撒冷大學授予之榮譽博士。 　　1977 發表《權力與自由》（Pouvoir et Liberte）、《沙特與婦女》（Sartre et les femmes）、《論音樂的談話》（Entretien sur la musique）及《自由與權力並不是並列而行的》（Liberte et pouvoir ne vont pas de pair）。二月，反對德美霸權主義，發表《社會主義支持者與歐洲的建設》（Les militants socialistes et la construction de l』Europe），七月，布里茲涅夫訪問期間，沙特會見流亡法國的蘇聯持不同政見者。十二月，在《世界報》發表《致以色列朋友》，號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對話。巴黎伽里馬出版社發行一部由沙特自導自演的影片《沙特自傳》（Sartre par Lui-meme）。 　　1978 在埃爾·卡伊姆陪同下，去耶路撒冷，會見被占領地區巴勒斯坦知名人士。六月，反對政府禁止德籍學生領袖柯恩·邦迪延長在法居留權。 　　1979 六月，與雷蒙·阿隆一起為越南難民向總統請願，要求政府救濟越南難民。十一月，《晨報》刊登《沙特論左派：絕望和希望》一文，認為「政黨是右派搞起來的，左派應該通過群眾運動發動起來。」年底，蘇軍入侵阿富汗，沙特嚴厲譴責蘇聯侵略。 　　1980 《新觀察家》連載沙特訪問對話錄：《希望，在今天……》（L』espoir, maintenant…）。同時，刊登沙特另外兩篇談話錄：《博愛與暴力》、《猶太史和排猶主義》。三月二十日，因肺水腫入巴黎勃魯塞醫院。四月十五日晚九時病逝於醫院。享年七十五歲。四月十九日出殯，數萬群眾前來哀悼。火化後，骨灰入蒙巴納斯公墓。 　　1981 巴黎伽里馬出版社將沙特的小說作品（Jean-Paul Sartre, Oeuvres romanesques, Gallimard , Paris ,1981）,作為法國經典作品系列的一部分，編入「七姐妹圖書系列（Bibliotheque de la Pleiade）中，表明沙特小說已被法國文學界公認為「文學大師級的經典作品」。這部書為研究沙特的小說及其創作思想提供了完備的資料。同一年，西蒙·德博娃發表她與沙特的對談錄《告別禮》（Simone de Beauvir, La cerimonie des adieux, 1981） 　　1983 沙特的義女整理和發表了沙特生前未完成的論道德的著作：《為一種道德而寫的筆記》（Sartre, Cahiers poour une morale: 1947-1948, Gallimard, Paris , 1983）。這本書是沙特在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期間思索道德問題的○星筆記。沙特當時本來打算系統地闡明他在《存在與虛無》一書中所奠定的論理學原則，但是未能完成。在這本書中，顯示出沙特的存在主義道德的核心概念是自由。同一年，伽里馬出版社出版了沙特的《奇特的戰爭筆記》〔Sartre, Les carnets de la Drole de guerre(1939-1940), Gallimard, 1983〕。 　　1984 伽里馬出版社出版了兩卷集的沙特書信集：《致河狸及其他人的信札》〔Sartre, Lettres au Castor et a quelques autres (depuis 1926), Gallimard, Paris, 1984〕。同一年，沙特關於佛洛伊德而寫的電影劇本《佛洛伊德劇情概要》〔Sartre, Les scenario Freud (1958) , Gallimard Paris, 1984〕出版。 　　1985 沙特的義女整理並出版了沙特未完成的遺著《辨證理性批判》第二卷（Sartre,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Tome Ⅱ:L』Intelligibilite de l』Histoire , Gallimard, 1985）。這本書是沙特在一九五八年撰寫但未完成的作品。沙特本來計劃寫兩大部分，即共時的總體化過程和歷時的總體化過程。在沙特看來，既然歷史是由於稀有性而在緊張的領域中產生和發展的，所以，關於歷史的可理解性的問題，也就是關於歷史中的鬥爭的可理解性的問題。 　　1986 沙特的朋友熱內（Jean Genet）和沙特的最親密的朋友西蒙·德博娃先後逝世。西蒙·德博娃的遺體入葬於沙特的墓穴中。ww.bai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