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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寶釵的別號「蘅蕪君」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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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寶釵

薛寶釵是個爭議非常大的人物,有人說她得體大方,有人說她心機深沉。    在《 紅樓夢》 中,林黛玉別號「瀟湘妃子」具有豐富的暗示意義及象徵意義。對這個重要間題,紅學界前輩及時賢多有精闢的論述。而薛寶釵別號「蘅蕪君」的意蘊內涵卻一直未能引起人們的注意。其實這個問題同樣十分重要.通過對「蘅蕪君」的暗示意義、象徵意義的考證探索,我們可以蠡測曹雪芹為寶釵安排的悲劇性結局,可以更準確地把握寶釵的思想品格,同時對曹雪芹創作《紅樓夢》 的主觀動機也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薛寶釵的別號「蘅蕪君」是什麼意思?

   一、「蘅蕪」一詞的出典

「蘅蕪」,香草名,典出於晉代王嘉的《拾遺記》 卷五:" (漢武)帝息於延涼室,臥夢李夫人授帝蘅蕪之香。帝驚起而香氣猶著衣枕,歷月不歇「① 。李夫人以美色和歌舞而受寵幸,早逝.她臨終前曾感慨地說:「夫人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馳,愛馳則恩絕」。②李夫人歿後,漢武帝作悼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③唐末徐寅《夢》 詩曰:「文通毫管醒來異,武帝蘅蕪覺後香。」④被認為和《 紅樓夢》 有些瓜葛的清初詞人納蘭性德的詞《 沁園春· 代悼亡》 曰:「夢冷蘅蕪,卻望姍姍,是耶非耶?悵蘭膏漬粉,尚留犀合,金泥蹙繡,空掩蟬紗。」⑤很明顯,「蘅蕪」的典故出自於《拾遺記》 中漢武帝與李夫人生離死別的悲劇故事。

《 紅樓夢》 的主要線索是「木石前盟」與「金玉姻緣」的愛情糾葛。寶玉痴愛黛玉是人所共知的,說寶玉一點不愛寶釵則是不負責任的。黛玉的前身是西方靈河岸邊的一棵「絳珠仙草」,而寶釵則是凡間大觀園中的一棵「蘅蕪香草」。我們姑且不論仙草與凡草孰優孰劣,我們只是說釵黛兩美合一、雙峰並峙,對寶玉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神瑛侍者與絳珠仙草的關係是「神緣」,是精神的契合;而石兄寶玉與蘅蕪寶釵的關係是「俗緣」,是肉體的結合。神緣與俗緣是對比關係,又是一種補償關係.在互相對比之中,顯示出精神契合與肉體結合的區別,在互相補償之中,傳達出作者對二者難以兩全,「嘆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的苦衷.神緣千載難逢,俗緣也極難圓滿。神緣是以了求好,俗緣是因色入空.探春引舜帝與娥皇女英的故事,命名林黛玉為「瀟湘妃子」,暗示了怡紅公子與瀟湘妃子的神緣悲劇。又用漢武帝和李夫人的故事,暗示寶玉與寶釵的俗緣悲劇。這都顯示出曹雪芹對人類悲劇命運思考的哲理魅力。

尤其耐人尋味的是《 拾遺記》 在記載漢武帝夢李夫人送蘅蕪之香故事的同時,交待了一個石人傳譯人語的故事:

(武帝)曰;「脫思李夫人,其可得乎?」少君曰;「可遙見,不可同幄帷。暗海有潛英乏後,其色青,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溫,署盛則石冷,刻之為人像,神悟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此石人能傳譯人言語,有聲無氣,故知神異也。…… 乃至暗海,經十年而還……得此後,即命工友依先圖,刻作夫人形。刻成里於輕紗續里,完如生時。帝大悅,問少君曰:「可得近乎?」少君曰;「譬如中宵忽夢,而聖可得近觀乎?且此石毒,宜遠望不可逼也。」

人與石生活在兩個世界裡.註定了彼此只能「遠望」而不能相濡以沫。這段文字中,潛英之後「寒盛則石溫,暑盛則石冷」等背逆天時.有違常情的特徵,與石兄寶玉「迂闊怪詭.百口嘲謗,萬目睚眥」的特徵頗有相似之處。這個石人又與寶釵居處「蘅蕪苑」里「迎面突出播天的大玲瓏山石」有着某種遙相呼應的關係。曹雪芹在數造石兄寶玉形象時,雖然借用了女媧鍊石補天的故事,但吸取和借鑑《拾遺記》 中有關石人的記載,當是很有可能的.

二、蘅蕪苑的楹聯

《 紅樓夢》 第17回「大觀園試才題對額」中,賈政父子與一斑門客來到剛剛建成的蘅蕪苑,有這樣一段描寫.

一人道:「我倒想了一對,大家批削改正」。念道是:「麝蘭芳靄斜陽院,杜若香飄明月洲。」眾人退:「妙則妙矣,只『斜陽』二字不妥.」那人道:「古人詩云『蘅蕪滿手泣斜暉』. 」眾人道.「頹喪,頹喪.」

這個門客所說的「古人詩」是唐代女道士魚玄機的詩《 閨怨》 。詩曰:「蘼蕪滿手注斜暉,聞道鄰家夫婿歸.別日南鴻才北去,今朝北雁又南飛.春去秋來相思在,秋去春來信息違.扁閉朱門人不到,砧聲何事透羅幃」,這門客才引了第一句,眾人便抨擊「頹喪想喪」,曹雪芹意識極強地省略了第二句「聞道鄰家夫婿歸」.鄰家夫婿早早歸來,則費蘅苑女主人的丈夫卻永久不歸,這正是寶釵未來的悲劇命運.與丈夫寶玉生離的痛苦遠勝於死別的痛苦.曹雪芹這種露頭截尾的暗示方法,避免了把人物的悲劇命運過於直白地披林出來,顯示了作者藝術構思的縝密精巧.

否定了門客的題聯後,寶玉為衡蕪苑題的楹聯是:「吟成豆艘才猶艷,睡足酶醛夢也香.」出句正如賈政所說:「這是套的『書成蕉葉文猶綠』,不足為奇.」對句「睡足酸酸夢也香」則是化用徐寅《夢》 詩「武帝蘅蕪覺後香」,直接用武帝與李夫人生離死別的典故,曹雪芹有意識未點明對句的來薄.其暗示意義卻是十分明確的。

三、蘅蕪苑的建築風格及室內布景

蘅蕪苑的建築風格是古樸曠朗.第17 回這樣寫道:「賈政因見兩邊俱是超手遊廊,便順遊廊步入.只見上面五間清廈連着卷棚,四面出廊,綠窗油璧,更比前幾處清雅不同。」 蘅蕪苑室內布里的特點是朴家淡雅.第40 回這樣寫道:「及進了屋裡,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無,案上只有一個土定瓶中供着數枝菊花.並兩部書,茶套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紗帳襖,衾褥也十分樸素。」

這種建築格局及室內布置,體現了寶釵不同凡俗、喜愛簡樸素淨的性格,如果將蘅蕪苑同黛玉的瀟湘館進行比較,人們不難發現,瀟湘館猶如一座精巧的蘇州園林,而蘅蕪苑則如一座冷寂的曠野古剎.賈政對蘅蕪苑建築風格的評價是.「此軒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名香矣」.賈母對蘅蕪苑室內布置的評論是.太簡樸、太素淨,缺少喜慶色彩。一個未出閣的姑娘把閨房收拾得這樣簡樸家淨,是犯了「忌諱」.在封建社會.只有婿居寡婦的居室才應該簡樸家淨,以防止寡婦門前多是非,很顯然,這個「忌諱」,是指婿居的「忌諱」, 賈母說到犯「忌諱」,忙把話頭一轉說.「我們這老婆子,越發該住馬圈去了」。儘管如此,其暗示意義仍是不言而喻的。

四、元妃踢名「蘅蕪苑」

「蘅蕪苑」是由寶釵居住蘅蕪苑而得名的.寶玉最初為蘅蕪苑題的匾額是「茹芷清芬」 ,同漢武帝、李夫人的愛情悲劇並不無關涉。元妃省親時,「命傳筆硯伺候,親搦湘管,擇其幾處最喜者踢名」,將「蘅芷清芬賜名曰蘅蕪苑」。

元春早年被家人送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以色事人,過的正是李夫人那種孤寂冷漠的日子.寶釵本來也是要走元妃的路的,她人都是為了待選為「宮主郡主入學陪侍,充為才人贊善之職的」,這懸封建社會裡女子較好的出路之一。不意寶釵進入賈府之後,竟不再提進宮之事,卻成為大觀園中的「群勢之冠」.元妃是否希望寶釵像自己一樣進宮侍候君主,筆者不敢妄自猜測。但是,元妃希望寶釵和人稱「寶皇帝」的寶玉成就「金玉良緣」卻是不容置疑的。第28 回元妃賞給賈府眾人的端午節禮時,頗費了一番心機,寶玉的節禮「同寶姑娘的一樣,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單有扇子同數珠兒,別人都沒了。」連寶玉都不解地說:「這是怎麼個原故?怎麼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樣,倒是寶姐姐的同我一樣!別是傳錯了罷?」這一點,青山山農在《紅樓夢廣義》 中說的十分明確:「元春才德兼備,足為仕女班頭,惟是仙源之濤,知賞黛玉,香麝之串,獨貽寶釵.此後之以薛易林,皆元春先啟其端也護」⑧ 。以元春的才學當是深諳「蘅蕪」之典的,不然則不會將「蘅芷清芬」特意賜名為「蘅蕪苑」。這個居處的賜名猶如惡讖,暗示了寶玉寶釵的婚姻只能像漢武帝、李夫人一樣恩愛短暫、然後是人石兩隔,「宜遠望而不可逼」,生別而非死離的悲劇。

五、李紈命名「蘅蕪君」

「蘅蕪君」的命名直接來源於寶玉的寡嫂李紈。第37 回「秋爽齋偶結海棠社」中,探春命名黛玉為「瀟湘妃子」,理由是黛玉住在瀟湘館,「又愛哭,將來她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變成斑竹的。」這個別號體現黛玉愛哭的性格特徵,暗含了絳珠還淚,淚盡而逝的意蘊。李紈接着說:「我替大妹妹也早已想了個好的… … 我是封他『蘅蕪君』了。」這個「封」字大有深意。

李紈嫁給寶玉之兄賈珠為妻,但不久丈夫就「撒手而去」。李紈青春喪偶,身處膏粱錦繡之中,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對世事無知無聞,只知道侍親養子。李紈在十二金釵中排名較為靠後,寡居的身份使她參與的活動並不是太多。但有兩齣戲如果缺少了李紈,就會使《紅樓夢》 有所遜色。一是第97 回「林黛玉焚稿斷痴情,薛寶釵出閨成大禮」。那邊寶玉娶寶釵,李紈因為孀居,自應迴避。這邊黛玉瀕臨死亡,只有李紈一人在身邊張羅,一個不幸的活者默默地送一個不幸的死者,意蘊深刻含蓄,令人思之悲之嘆之I 這不愧是高鶚續書中相當精彩的一筆。二則是李紈命名未來寡居的弟媳寶釵為「蘅蕪君」。李紈的文化水平並不高,由她來命名「蘅蕪君」,只是要傳達出寶釵將來要寡居的信息。妯娌倆將殊路同歸,同病相憐,一個守着賈蘭,一個將守着「蘭桂齊芳」中的「賈桂」,苦渡餘年。相比較而言,寶釵的守活寡比李紈的孀居更加痛苦十倍百倍。

六、「蘅芷清芬」的象徵意義

文學作品的環境往往就是人物形象的延伸。人物生活的環境同人物性格往往有着某種聯繫而不可分割.寶釵居住的蘅蕪苑的外在特徵是「蘅芷清芬」、「蘅蕪滿靜苑」.以費蕪為代表的香草遍布院落。第17 回寶玉對「蘅蕪苑」中各種香草的認識是:「這些之中也有藤蘿薛荔。那香的是杜若、蘅蕪,那一種大約是茝蘭,這一種大約是清葛,那一種是金簦草,這一種是玉落藤,紅的自然是紫芸,綠的定是青芷」。這些香草如寶玉所說,多次出現在屈原的《離騷》 之中.如「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費與芳芷」, 「攬木根以結茝兮,貫薛荔之落蕊」。屈原用這些香草「依詩取興」、「以配忠貞」,來象徵賢德君子高潔的美德和傑出的才能。曹雪芹移植在「蘅蕪苑」里的這些香草也具有同樣的象徵意義。

從總體上看,寶釵的品行確實具有古代青矜賢士和謙謙君子的風範。封建社會女性的最高標準― 賢孝德才四者俱備。她家資巨萬,但頗有「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的君子之風。她「從來不愛這些花兒粉兒的」, 居室簡樸,不事鋪張,則正是「淡泊以明志,寧靜而致遠」品德的發展與衍化。不分尊卑貴賤,一律寬厚待人,「不疏不親,不遠不近。可厭之人,亦未見其冷淡之態形諸聲色;可喜之人,亦未見其酸蜜之情形諸聲色」。她才學過人,擅長詩詞,精通書畫。在理家方面,她與探春不相上下,甚至在用「學問提着」這點上她還超過了風姐。寶釵的這些品行,正汝蘅蕪、蘭草一樣,不艷不俗,味雖不濃而香氣長存,呈現出博古通今、擁才不驕、品格端方、行為豁達、雍容大雅的風貌。可以說,寶釵是集封建社會的精神文明於一身的藝術形象。在賈府這個「詩禮替纓之家」里,還沒有哪個人能夠達到這個境界。

曹雪芹認為「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校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他自嘆「無才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許多年」時,「兼濟天下」的理想並沒有完全破滅。他這理想無法寄托在寶玉、賈珍、賈璉、薛蟠等人身上,只得寄托在「裙釵」的代表寶釵身上。讓寶釵在大觀園這個「小世界」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故脂硯齋稱寶釵是「大賢大德」的人物。曾國藩稱寶釵是「才大心細、勁氣內斂」, 「心明力定,從耐煩二字下功夫」的「王佐之才」。⑨曹雪芹的好友敦誠也意識到寶釵在曹雪芹心目中的地位,他在《 挽曹雪芹》 詩中說:阮故人慾有生當吊,何處招魂賦楚蓄?」[10]這既是憑弔懷才不遇的曹雪芹,其實又何嘗不是憑弔大觀園中的蘅蕪君呢?

七、「異草仙藤」的負面意義

「自有《 紅樓夢》 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11]敘寫好人不再完全是好,敘寫壞人也不再完全是壞。曹雪芹既賦予蘅蕪君以品格端方、雍容博雅的特徵,又通過寫異草仙藤,突出蘅蕪君攀援和功利主義的性格特徵,從而使「蘅蕪君」的別號具有了負面象徵意義。

第17 回寫薪蕪苑內「一株花木也無。只見許多異草:或有牽藤的,或有引菱的,或垂山峨,或穿石隙,甚至垂檐繞柱,縈砌盤階,或如翠帶飄飄,或如金繩盤屈,或實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芬氣馥,非花香之可比。」這些「異草仙藤」牽藤引蔓、柔屈夾纏、垂檐繞柱、縈砌盤際,多具有向上攀爬的特徵。正如寶玉的詩《蘅芷清芬》 中說的是「軟襯三春草,柔拖一縷香」。在黛玉的瀟湘館裡,「千百竿翠竹遮映」,竿竿修長挺拔、遒勁硬朗。兩相比較,剛與柔、曲與直,風格迥然不同。

對於蘅蕪君「攀援」的特徵,我們應當有一個辯證的認識。寶釵《柳絮詞》 曰:「萬縷千絲終不改,任它隨聚隨分。韶華休笑本無根: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這裡既有她對命運的反抗,又表現了她不甘久居人下的勃勃雄心。做為女子,她當然難以實現青雲直上的理想。在這種情況下,她所能做的只有兩件事:一是多次冒着被「生分」的危險,勸寶玉走「仕途經濟」之路,以求得將來飛黃騰達、封妻蔭子和光宗耀祖。她也因此被寶玉斥之為「釣名沽譽,入了國賊祿宏之流」。二是她只能喋喋不休地大講女子的「針線紡績」之道,表面上看這是對姐妹們的勸諫,實質上卻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自我精神安慰。她在做詩講句中爭先恐後,在品詩論畫中鑿鑿宏論,在協理家政時精明強幹,都已表明她絕非甘居人下之輩。

蘅蕪苑的「異草仙藤」的另一個特徵是不以花香色艷誘人,而是以累累碩果引人注目。第17 回寫蘅蕪苑的異草仙藤是「實若丹砂」。第40 回寫蘅蕪苑裡的「奇草仙藤愈冷愈蒼翠,都結了實,似珊瑚豆子一般,累垂可愛」。蘅蕪苑內不植一株花木,只種植異草仙藤,且多結實纍纍,正是寶釵自高一格、不慕虛幻、講求實際的功利主義入世思想的形象反映。第37 回寫大觀園裡結海棠詩社,在討論作東問題時,寶釵曾對湘雲說:「既開社,就要作東。雖然是玩意兒,也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後方大家有趣。」寶釵家資頗豐,又非吝嗇之人,但這段文字卻真實反映了她講究實際、患得患失的功利主義處世原則。在愛情方面她從心底愛慕寶玉,同黛玉不同的是,寶釵首先看重的婚姻,是「寶二奶奶」的位置,其次才是愛情。她知道寶玉和黛玉無論多麼親熱,都是不能做數的,他們的婚事最終還要靠父母之命和媒的之言。因此,她很少在寶玉身上下功夫,而多是在賈母、王夫人等「說了算」的人物身上下功夫,遷回包抄卻事半功倍。她憑藉着機智聰明.一直腳踏實地地關心着現實利益,靈活嫻熟地把握着生活技巧。從這個角度看,寶釵不愧是一個講求功利和實際的「俗士」。她也終於如願以償,登上「寶二奶奶」的寶座,並為賈家結下了一穎「希望」之果。

總之,「蘅蕪君」的意蘊豐富深刻。對蘅蕪香草的讚美,寄託了作者積極入世的政治理想。寶釵不甘久居人下而又獨守空房.正是作者未得「補天氣半生僚倒、倍受冷落的曲折體現。而蘅蕪苑中異草仙藤的「攀援」則是作者不屑一顧的,這又正是作者半生潦倒、一事無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對蘅蕪君的讚美與不屑是作者思想矛盾的藝術體現,也正是寶釵這個形象令人毀譽參半的原因。[1]

曹雪芹

曹雪芹(約1715年5月28日—約1763年2月12日),名霑,字夢阮,號雪芹,又號芹溪、芹圃,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的作者,祖籍存在爭議(遼寧遼陽、河北豐潤或遼寧鐵嶺),出生於江寧(今南京),曹雪芹出身清代內務府正白旗包衣世家,他是江寧織造曹寅之孫,曹顒之子(一說曹頫之子)。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幼子夭亡,他陷於過度的憂傷和悲痛,臥床不起。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除夕(2月12日),因貧病無醫而逝。關於曹雪芹逝世的年份,另有乾隆二十九年除夕(1764年2月1日)、甲申(1764年)初春之說。[2]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