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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昌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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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昌英（1894-1973），女，作家、教育家，湖南省醴陵人。1916、1926年兩度出國，入英國愛丁堡大學、法國巴黎大學學習，獲文學碩士學位。1928年回國後先後任上海中國公學、武漢大學教授；創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戲劇有《孔雀東南飛》、《活詩人》等，散文有《巴黎的一夜》、《琳夢湖上》等，代表作《游新都後的感想》等被選入高中課本；出版《法國文學史》、《法國文學》等著作；生前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1956年加入民盟；次年劃為右派，後又被判反革命，交街道監督勞動，75歲時被遣送回醴陵鄉下，三年後去世；1979年獲平反昭雪。
人物簡介
- 1894年10月11日（農曆甲午年九月十三日）出生；
- 1902-1905年，在醴陵鄉下私塾讀書；
- 1905-1909年，在江西萍鄉正本女校讀書；
- 1911-1912年，在長沙遵道女校讀書，兼任培德小學教員；
- 1912-1914年，隨父親袁家普到北京、雲南，居家延師學英文；
- 1914-1916年，就讀於上海教會學校中西女塾。
- 1916年留學英國，初進倫敦Black Heath High School，次年升入蘇格蘭愛丁堡大學。
- 1921年畢業，獲文學碩士學位。同年，返回中國，與長其十歲的楊端六結婚。
- 1922年，由王世傑、周鯁生介紹，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教英國小說及散文。
- 1924年，轉至上海澄衷中學教英文。
- 1926年，赴法國巴黎大學研究院深造。兩年後，經劉秉麟介紹，在胡適主校的上海吳淞中國公學任教，講授莎士比亞及散文。
- 1929年，開始執教於武漢大學，主講希臘悲劇、希臘及羅馬神話、戲劇入門、法文、現代歐美戲劇、法國戲劇、中英翻譯等課程。
- 1945年，在顧如的引薦下，被聘為三青團一屆中央評議員。1948年，被武漢大學推選為「國大」代表。
- 1949年後，曾三次參加武漢市文代會；195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6年，當選為湖北省政協委員，並加入中國民主同盟。
- 1958年，被劃為右派分子；
- 1962年，右派帽子被摘除；
- 1970年，被當作「五類分子」遣送原籍；
- 1973年4月28日，離開人世。
- 1979年被平反昭雪；
- 1984年，中共武漢大學委員會對其右派問題重新複查後，去掉原改正結論中所留的「尾巴」。
人物生平
袁昌英（1894—1973年），號蘭紫、蘭子，湖南醴陵人。乃父袁雪安，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歷任北京民國大學部部長，湖南省代理省長，雲南、山東、安徽財政廳廳長等職。 袁昌英幼時在老家上私塾，稍長，被父親接到上海入教會學校中西女塾，學英文，開始受西方文化的啟蒙薰陶。1916年自費赴英國留學，在愛丁堡大學攻讀英國文學時，結識了周鯁生、楊端六等一群湖南籍熱血青年。 楊端六（1885—1966年），湖南長沙人，早年畢業於湖南師範學堂，赴日本留學。在日參加了同盟會。回國後因反對袁世凱被捕。後得黃興資助復又到倫敦大學攻讀貨幣銀行專業。袁昌英心儀淳厚、博學的楊端六。適巧，楊端六曾是她父親袁雪安的門生，素受袁的器重和信賴。由於這層關係，袁、楊日漸親密。1921年7月袁昌英獲碩士學位。回國後，這對富英國紳士、淑女風度的青年便攜手在上海步上紅地毯。證婚者是楊端六的總角之交、留英國際法博士周鯁生（一說在北京，證婚人是吳稚暉）。時袁昌英27歲，楊端六36歲。 婚後，楊任上海商務印書館主任會計，兼《東方雜誌》撰述。袁昌英則執教於北平女高師，教授莎士比亞，成為我國第一位研究莎劇的女學者。為求精進，1926年袁昌英舍下3歲的女兒楊靜遠，隻身赴法，在巴黎大學攻讀法國文學和近代戲劇。兩年後回國，在上海胡適任校長的中國公學當教授。不久，楊端六應楊杏佛之邀，出任中研院經濟所代所長。這一時期，他們生活穩定，情緒飽滿，是袁、楊兩人的著述豐收季節。他們各自在自己的領域均有卓越的建樹，學術專著陸續在商務出版。早在1920年，楊端六、趙元任等三人就代表中國公學和北京大學等四個團體，陪同美國哲學家杜威和英國哲學家羅素在全國作巡迴演講。楊端六在長沙應毛澤東之邀在第一師範講了《社會與社會主義》和《介紹羅素其人——與羅素一席談》等三個專題。毛澤東當時是新民學會的負責人兼長沙《大公報》的特約記者。楊演講時毛澤東作的記錄，曾用「楊端六講毛澤東記」的署名，將講詞刊在1920年10月31日的《大公報》上。袁昌英也於1920年始發表作品，1930年出版了她的成名作《孔雀東南飛》。
經濟學家楊端六崇尚理性、務實，他被公認為是中國商業會計的奠基人。袁昌英熱愛文學，有詩人的浪漫氣質。他們夫婦交遊甚廣，擁有一大批社科文藝界的碩儒時彥朋友，是時人欽慕的一對學者型伉儷。 珞珈三傑者，袁昌英、蘇雪林、凌叔華也。他們相識於20年代初新月社和《現代評論》時代，聚首於30年代初的武漢大學。當時袁昌英任外文系教授，蘇雪林執教中文系，凌叔華是文學院長陳西瀅的夫人，主編《武漢日報?現代文藝》。武大坐落在武昌東湖邊，珞珈山下。其時三人風華正茂，常有佳構問世，同為好友，被譽為珞珈三傑。三傑中，袁昌英年齡最大，學歷最高，資歷最深，是武大首批所聘的教授，又是在武大任教時間最長者。她聰慧過人，接人待物又有英國淑女風度，當屬三人中的大姐。 袁昌英是位思想、事業型的女性。在教學上她挑大樑，一人授「莎士比亞」、「希臘神話」、「希臘悲劇」、「現代歐美戲劇」、法文和「中英翻譯」等七門課，她恨不得把自己胸中的知識一下子掏給學生。她講課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精選幾位作家的代表作，做深入細緻的解剖，然後再指定閱讀同一作家的其他作品，以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她不僅抓教學，而且抓科研。她向學生傳授三種讀書方法：「遊戲式」、「跳躍式」和「討論式」。她還提倡三到：即「眼到」，「心到」和「 手到」。要求學生深入進去，由表及里，着力提高他們的分析判斷和綜合歸納能力。她並且把自己閱讀的所思所感形成文字，與學生交流。她這種教法深受學生的歡迎。
袁昌英教學最講究認真。1939年夏敵機在樂山大轟炸，她家片瓦無存，但她照樣堅持上課。通貨膨脹，生活困難，有的教授到外校兼課，她則始終把精力用在本校的教學上。教學之餘，擠出時間從事著述。她的散文小品《忙》，是身兼教授、作家、主婦、母親數職的袁昌英的真實寫照。戰亂歲月，原本大教授、大作家的大小姐袁昌英，入難敷出，不得不辭去傭人，自己下廚操持柴米油鹽。令人發笑的是，她第一次用秤，竟將秤砣放在秤盤內，將要稱的食物放在秤桿上稱來稱去；為了學會做菜，她用小本子記上十幾種做菜的方法，如「烹鴨」一條，她寫：一、把鴨子捉來，二、用刀將鴨殺死，三、在沸水中去毛……她的迂腐被友人譏為書呆子。 袁昌英精心教書，不忘育人。在介紹西方的「唯美主義」和「頹廢主義」時，持批評態度。當時武大學生劇社演出王爾德的《莎樂美》，大家希望她為劇本說幾句好話，可她實事求是，善意提醒大家：「別為美的藝術所誘而誤認為其內容的健康。這種病態的、頹廢的作品披上優美動人的藝術形式最易於把人們引入歧途。」 她愛國，用作品熱情謳歌前方將士、鞭笞大後方政府的腐敗現象。她的愛國情懷在《朴朗寧教授》和《游新都後的感想》、《再游新都的感想》中有充分的體現，一直為後來的研究者矚目。
令袁昌英欣慰的是，她的一些學生後來頗有成就，如翻譯家葉君健、莎士比亞研究者孫法理等。師恩難忘。戰前的老學生張培剛在談袁昌英的嚴格教學使他受益無窮時說：「……我赴美國哈佛大學讀研究生時，不到一年時間，就以筆試通過了第二外國語法文考試。」著名法學家、大法官端木正回憶說：「大學二年級開第二外語課，我選修法語，是袁昌英教授講課。她用的是美國教材，用漢語講，也用英語講。考試時，學生將法語譯成漢語，也可譯成英語。……這對我們幫助很大。我至今還十分感謝袁昌英先生和其他老師們。 附提一則軼聞：袁昌英與徐志摩的私誼較厚。徐志摩遇難後，袁昌英督請蘇雪林撰文悼念，同時自己也以小說體裁寫了《毀滅——紀念一個詩人》，幾年後發在凌叔華主編的《武漢日報?現代文藝》上，並收入1937年商務版的《山居散墨》文集。研究者一致推測「該文透露袁對徐的感情之深厚」，以至「張邦梅在《小腳與西服》一書中轉述了張幼儀見到袁昌英的『小腳』（實為「解放足」）時那種不安的心情，並且懷疑袁是徐打算娶的『二太太』」。這是張幼儀出於憂慮、嫉妒的臆測。袁與徐的感情，只不過文人之間意氣相投因敬而愛（柏拉圖式）的情感而已。那時袁昌英與楊端六已訂婚，並在幾個月後於上海結婚。
客觀地說，50年代前半期，袁氏夫婦的生活和心情是相對穩定和歡暢的。解放後他們向組織交代了既往的歷史，積極參加知識分子改造運動，受到社會的尊重和信任。袁昌英入了民盟，當選為省政協委員，出席了三次武漢文代會，並當選文聯執委。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後，武大外文系撤銷，她遵命到中文系講授外國文學。為譯介蘇聯資料，她苦學俄文；為表達對領袖的敬愛，她把毛澤東詩詞譯成英文……楊端六繼續在武大執教，同時兼任中南軍政委員會財政委員。1956年又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然而，這陽光燦爛的日子，被1957年的一場風暴統統捲去。 本來，袁昌英的歷史問題早在1951年、1952年已交代清楚，「肅反」中也沒做審查對象。1957年莫名其妙地被劃為「極右分子」，剝奪教職，下放到圖書館勞動。一年後，湖北省高院又突然宣判她為「歷史反革命」，開除公職，管制兩年。 因當時袁昌英年老體弱，沒有遣送外地勞改，留在校園內，由街道幹部監督勞動，每天揮着大掃帚，掃滿地掃也掃不盡的塵土和落葉……
袁昌英有一兒一女。女兒楊靜遠留美後，回國在北京工作，兒子楊弘遠在身邊。社會的高壓令楊弘遠透不過氣來，學生時代的楊弘遠因「和反動家庭劃不清界限」而屢受批評「幫助」。階級鬥爭像燒紅的磙子一樣來回碾壓年輕人的心，楊弘遠終於做出與父母分居的決定，「文革」開始後更與母親徹底地斷絕了一切關係。 楊端六在「文革」開始後不久，忍受着身體和精神的極度痛苦，於1966年9月5日病逝。他比袁昌英少受了七年的「文革」劫難，當時他的身份是「歷史反革命」，火化後連骨灰也沒留下。 是時，袁昌英已75歲高齡，無生活自理能力。被學校指令住到一間小屋，孤燈冷灶。女兒在外地幹校，兒孫又不上門，她只靠原保姆及侄兒及其兒子隔三差五地幫她干點買煤、裝爐子的體力活。更想不到的是，一個孤老婆子還遭不白之冤。她女婿單位的造反派來找她外調，偶然看到桌子上胡畫的字句，硬逼她承認那是反標，是惡毒攻擊。袁昌英再三解釋那不是她寫的。然有何用？來者不由分說，惡狠狠地打她一耳光。造反派正要將她扭送派出所時，鄰居家小孩子來了，主動說那是他畫着玩的，方才解圍。
林彪「第一號令」發布後，1970年1月，學校限令「五類分子」袁昌英於月底要離開武漢。身處「五七」幹校的女兒楊靜遠好不容易聯繫上，將袁昌英遷往老家醴陵鄉間一遠親袁星山家落戶。袁昌英卷着一床小被卷，帶着一條跛腳方凳兩口裝滿中外書籍的木箱，告別她生活了四十年的家園——第二故鄉武漢，跋山涉水到醴陵，由袁星山推着獨輪車吱吱嘎嘎推到老家駱家坳。 所幸，鄉風淳樸。鄉親們沒有理會袁昌英是什麼「份子」，把她看作是遠道歸來的老姑奶奶，叫她「老姑」。由於她的「身份」在縣裡榜上有名，所以不時被通知去參加「五類分子」訓話會什麼的。 袁昌英和楊端六治學幾十年的書籍，大部分都捐給了武大圖書館。她到鄉下，帶着剩餘的中外文書，一心想重譯《莎士比亞戲劇集》。可是她身心疲憊之極，實在力不從心了。
袁昌英為她晚年居駱家坳的小屋取名「陋園」。那恐是名副其實的談笑無鴻儒，往來皆白丁的陋園。 1973年4月28日，袁昌英這隻由愛丁堡振翅的孔雀，在歷經79個春秋之後，在故園駱家坳蛻變為一黃土。 袁昌英逝世後，女兒楊靜遠遵從母親的遺願，從解凍的12000元存款中，捐出4000元給駱家坳生產隊買了部手扶拖拉機，以謝鄉情。 孔雀畢竟是珍禽，應該受到保護和尊重，被遺棄或遺忘總是暫時的。 1978年末《中國文學家辭典》編委會向袁昌英發函，雲該辭書要為她立辭條，請她提供資料。殊不知袁昌英墓木早拱，青草萋萋，她告別人世已經5年了！ 她逝世6年後，1979年10月9日，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下達刑事判決書，白紙黑字冷冰冰地稱：「撤銷本院1958年12月16日對袁昌英判處二年的刑事判決」。僅以「不當」兩個字，就輕輕地為20年的不白之冤畫上了句號。武大黨組織也對她的右派問題作了改正。然而為武大奉獻了一生的袁昌英和楊端六，卻沒有舉行過追悼會。 倒是外國人沒有忘記袁昌英，早在1976年美國作家CatherineLee就研究袁昌英的劇本《孔雀東南飛》。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現代中國女作家》文集，收有袁昌英的《孔雀東南飛》全劇。挪威奧斯陸大學伊麗莎白·艾德女士，為研究袁昌英的《孔雀東南飛》，專門到北京訪問袁昌英的女兒楊靜遠…… 老學生們沒有忘記袁昌英。袁昌英逝世20周年，她的年近古稀的老學生們結伴到醴陵鄉下為她掃墓，以謝師恩。 1983年6月，胡喬木對《中國新文學大系》有關編選人員談話時說，像「袁昌英的《孔雀東南飛》這些歷史題材的作品也是不能忽視的。」隨之，該書第十五集收錄了《孔雀東南飛》全文。袁昌英的散文集《山居散墨》、《袁昌英作品選》、《袁昌英散文作品選》等隨後也相繼出版。1989年，湖南電視台播出的《我說瀟湘女》節目中，有專節介紹袁昌英… … 200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漫憶女作家》叢書，為袁昌英出了專輯《飛回的孔雀——袁昌英》。袁昌英與她的老友蘇雪林、凌叔華的名字必將被鐫刻在新版的中國文學史上。 「質本潔來還潔去，一淨土掩風流。」
代表作品
袁昌英集學者、作家和翻譯家於一身，有《法國文學史》（專著）、《山居散墨》（散文集）、《行年四十》（散文集）、《孔雀東南飛及其他》（劇作集）、《飲馬長城窟》（五幕劇）、《瑪婷：痛苦的靈魂》（譯劇）等行世。 儘管其著譯量不大，但她在法國文學研究、戲劇理論、散文創作、戲劇創作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卻是令人矚目的。 王哲甫說：「她的戲劇雖然就只有這一集（按：指《孔雀東南飛及其他》），已使她在文壇上占了一個相當的地位。」（《中國新文學運動史》，北平傑成書局1933年9月版） 沈從文稱袁昌英是「湖南留法女作家最露面的一位」，也是「目前治西洋文學女教授中最有成就的一位」。（《湘人對於新文學運動的貢獻》，上海《大公報·文藝》1946年7月30日第43期） 無論是文學史還是學術史，都不應該忽視袁昌英的文學地位和學術成就。
人物著作
比較知名的有：
法蘭西文學（論文）1929，商務
孔雀東南飛及其他獨幕劇（劇本）1930，商務
山居散墨（散文集）1937，商務
飲馬長城窟（劇本）1939（出版單位不詳）
春雷之夜（劇本）（出版年代及單位不詳）
行年四十（散文集）1945，商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