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和而不同·論語》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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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

《論語》以一個人物，即孔子為中心描繪各種人物形象，這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是個首創。這些人物來自十分廣泛的社會階層，包括執政者、貴族、各種等級的官吏、軍隊首領、學者、隱士等。書中寫得最多的是同孔子關係最密切的弟子。

原文

[一·十二]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二·十四]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十三·二十三]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十五·二十二]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十六·一]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鑑賞

和而不同是孔子的一個重要思想。《論語·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說，君子(相處)和諧卻不苟同，小人則反是，只是苟同卻不和諧。「和」與「同」，這是兩種對立的處世原則和行為品德，由此而形成兩種不同的「關係狀態」，即「和而不同」，「同而不和」。很顯然，孔子是提倡「和」而反對「同」的。我們要深解其義，不能孤立地就「和」論「和」，也不能就「同」論「同」，而是要將兩者對應起來，考察「和同之辨」，這樣才能明白「和」、「同」之意，同時，更重要的還在於要弄清楚孔子為什麼要尚「和」而去「同」，提倡「和而不同」，又怎樣才能實現「和而不同」。為此，就必須考察「和同之辨」的由來。

「和同之辨」或曰「和同之異」是先秦思想史上的一對重要範疇和一個重要論題。在孔子之前明確論及「和同之辨」的史實就有兩起。一是在西周末年。周幽王專制昏庸，排斥異己而只親近阿諛奉承之人。太史史伯從哲學的高度稱這種行為是「去和而取同」，認為周「殆於必弊者也」。這是因為「去和而取同」違反了「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客觀規律。接着他解釋說：「以它平它之謂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和」就是不同事物的協調、平衡、相輔相成，達到多樣性的和諧統一，正因為如此，事物才能生生不已，世界才有萬物並茂。「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這就叫「和實生物」;「同」則反是，務求「專同」而排斥其他，否定事物的多樣性，這樣，猶如「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就不能產生更多的、新的事物，這就叫「同則不繼」。周幽王「去和而取同」，搞專制主義，「欲無弊，得乎?」(見《國語·鄭語》)

又一史實是在史伯以後的二百多年，齊相晏嬰與齊侯關於「和同之異」的一段對話。齊侯問晏嬰：「唯據(嬖臣梁丘據)與我和夫?」晏嬰說，據與公只是「同」，「焉得為和」!齊侯又問：「和與同異乎?」晏嬰回答道：「和」如烹飪，廚師把各種調料恰當地配置調和起來，這樣才能烹出美味的菜餚，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君通過聽取臣的不同意見，或確立或否定自己的意見，這就叫君臣之「和」，「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而今據與公的關係則相反，「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這是「同」而不是「和」，「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明確表示對「同」這種君臣關係的否定(見《左傳·昭公二十年》)。

由上述史實可見，「和」、「同」作為一對哲學範疇，「和」是對不同事物之間協調、平衡、相輔相成關係的概括，也就是指事物多樣性的和諧統一。「同」則是對事物多樣性的否定，即所謂「絕對的同一」。十分可貴的是，古代哲人從客觀辯證法的高度深刻地揭示了「和」、「同」的本質，這就是「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並據此應用於社會政治、倫理關係，對君臣政治關係和人際倫理關係的「和」、「同」現象進行價值評價，提倡「取和而去同」，反對「去和而取同」。這就是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以及尚「和」去「同」價值取向的歷史背景及理論根據。就是說，「和而不同」的提出，是對「和同之辯」思想史的總結和概括，並將「取和而去同」作為一種倫理原則運用於一般的人際關係，提倡「周而不比」，反對「比而不周」(《為政》)，強調「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衛靈公》)，認為人與人之間要互相團結，反對為了私利而相互勾結，搞黨同伐異。引申開來就是要心胸開闊、寬容大度、平等待人、謙虛平和、傾聽不同的意見，切不可盛氣凌人、唯我獨尊、排斥和打擊持不同意見的人、搞專制主義。更不可做「鄉愿」那樣的人。孔子最厭惡「鄉愿」，稱之是「德之賊」。這種人——如孟子所說——言行不一，是非不分，同乎流俗，合乎污世，「閹然而媚於世也者」(《孟子·盡心下》)，貌似「和」而實為「同」。

孔子還把「和」與「禮」統一起來，進而將「和而不同」提升為一種理想的社會倫理結構，即所謂「有序和諧」，成就了「和」以及「禮」的重大發展。

孔子關於「和」與「禮」統一的思想，見於學生有子的一段論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學而》)明確地把「和」與「禮」結合起來。

「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孔子所尊奉的「禮」是「周禮」，其基本特徵是「貴賤有等，長幼有差」，即所謂「禮別異」。「禮」的作用在於「節之」，節制各等級身份及其行為，使行為符合禮的規定，既不「過」，也不「不及」，即所謂「中節」，從而使各個不同的等級各安其位，和諧相處——「和而不同」，社會關係達到有序和諧，這就是所謂「禮之用，和為貴」。這裡，也體現了孔子的「中庸」思想。

可見，孔子關於「和而不同」的思想，集中地反映了中國傳統「和諧文化」之精髓，包含着十分豐富而深刻的內涵。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祖籍宋國（今河南），中國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開創私人講學之風，倡導仁義禮智信。有弟子三千，其中賢人七十二。曾帶領部分弟子周遊列國十三年，晚年修訂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去世後，其弟子及再傳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語錄和思想記錄下來，整理編成《論語》。該書被奉為儒家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