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季氏·第十六·共十四章》上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論語
《論語》以一個人物，即孔子為中心描繪各種人物形象，這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是個首創。這些人物來自十分廣泛的社會階層，包括執政者、貴族、各種等級的官吏、軍隊首領、學者、隱士等。書中寫得最多的是同孔子關係最密切的弟子。
目錄
原文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譯】
季氏準備進攻顓臾，冉有、子路來見孔子說：「季氏將對顓臾用兵。」
孔子說：「冉有，這難道不是你的過錯嗎?這個顓臾，上代的國君讓他做過東蒙地區的主人，而且就在魯國境內，是國家的重要臣屬。為什麼要去攻打?」
冉有說：「主人要這麼幹，我們兩個人都不主張呀。」
孔子說：「周任有句話說：『盡力而為，以求秩序;如不能夠，就該辭職。』遇到危難而不堅持，將要傾倒而不扶持，那還要用你們助手幹嗎?而且你的話就是不對，老虎、野牛跑出了籠子，龜甲、玉石毀壞在匣中，是誰的過錯?」
冉有說：「今天顓臾力量已經不小而又接近費城。現在不去占取，以後一定會給子孫留下麻煩。」
孔子說：「冉有，君子厭惡不說想要而找藉口。我聽說過，一個國，一個家，不怕稀少就怕不平均，不怕貧窮就怕不安定。因為平均就不會有貧窮，和諧就不怕稀少，安定就不會傾倒。這樣的話，如果遠方的人還不服，就搞好禮樂制度吸引他們。他們來了，就安頓他們。現在子路和冉有幫助季氏，遠方的人不服從，不能吸引他們來;國家快要崩潰，不能夠守住，卻計劃在國家內用兵。我恐怕季氏該發愁的，不在顓臾，而在自己家門之內哩。」
【注】
《朱注》：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
《集釋》《集解》：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蕭牆，謂屏也。蕭之言肅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
【記】
這是《論語》中非常有名、字數最長的篇章之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已成流行語，這在遠古氏族社會以及農業社會或不無道理，但從後世儒生的「復井田」主張到新時代的「一大二公」的實踐，各種從分配着眼的農業社會主義和平均主義均假此語以行，造成的卻只是災難。其實這裡的「均」並非平均，而應作「分」解。康有為《論語注》：「均，各得其分。」即按不同等級、身份而有不同的分配。「不患」兩句或應作「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但錯簡流傳已久，不必再更正了。
原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譯】
孔子說：「天下太平，制定禮樂，決定戰爭，由天子做主。天下不太平，制定禮樂，決定戰爭，由各諸侯做主。由諸侯做主，十代就不行了。由家族做主，五代就不行了。由家族的臣下把持政治，則只能傳三代。天下太平，政治權力就不會在家族首領手裡。天下太平，老百姓也不會議論紛紛。」
【注】
《朱注》：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鉗其口使不敢言也。
《康注》：洪範稱「謀及庶人」，「庶人從，謂之大同」。……若今本「庶人不議」，則專制防民口之厲王為有道耶?
《楊注》：孔子這一段話可能是從考察歷史，尤其是當日時事所得出的結論。「自天子出」，孔子認為堯、舜、禹、湯以及西周都如此的;「天下無道」則自齊桓公以後，周天子已無發號施令的力量了。齊自桓公稱霸，歷孝公、昭公、懿公、惠公、頃公、靈公、莊公、景公、悼公、簡公十公，至簡公而為陳恆所殺，孔子親身見之;晉自文公稱霸，歷襄公、靈公、成公、景公、厲公、平公、昭公、頃公共九公，六卿專權，也是孔子所親見的。所以說「十世希不失」。魯自季友專政，歷文子、武子、平子、桓子而為陽虎所執，更是孔子所親見的。所以說「五世希不失」。至於魯季氏家臣南蒯、公山弗擾、陽虎之流都當身而敗，不曾到過三世。當時各國家臣有專政的，孔子言「三世希不失」，蓋寬言之。這也是歷史演變的必然，愈近變動時代，權力再分配的鬥爭一定愈加激烈。
【記】
當時的天子大約相當於部族聯盟的首領，諸侯大約相當於部落或部族，大夫相當于氏族或家族。為什麼是十代、五代等等?楊注或可參考。
康有為的注硬刪去兩「不」字，他說，「今本有不字，衍」，「衍文之誤也，或後人妄增」。於是原文變為「天下有道，則政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議」。他解說道：「政在大夫，蓋君主立憲。有道，謂昇平也。君主不負責任，故大夫任其政。」「大同，天下為公，則政由國民公議。蓋太平制，有道之至也。此章明三世之義，與《春秋》合。惟時各有宜，不能誤用，誤則生害;當其宜，皆為有道也。」這真可說是「企圖從中國中世紀掙扎出來的康有為，卻強迫傳統聖人來宣傳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了(拙作《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康有為思想研究》)。董仲舒尊孔子，講《春秋》，倡天人感應之說;朱熹講孔子，編《四書》，立天理人慾之論;康有為講孔子，主改制，證進化改良之理。這就是中國的解釋學，它向來發達，「六經注我」即此傳統，並多具政治意義，而又與天人(宇宙論)、古今(歷史觀)有關聯。康解當然以現代西方民主為張本。故張之洞、陳寶箴祖孫三代均責康乃假孔子之名，倡「改制」謬說以「用夷變夏」。其實所謂「用夷變夏」者，即以西方之現代化來變中國也，此變非僅技器工藝，而更涉乎思想觀念、政教體制，所謂「西體中用」是也。康有為確為此變禍首。但今人艷稱陳寅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亦且來自近代西方，而並非本土舊說。有如嚴復所云「夫自由一言，真中國曆古聖賢之所深畏，而從未嘗立以為教者也」(《論世變之亟》)。可見自由云云與陳之「中體西用」家學並不相侔，反不及康之「西體中用」(康之《大同書》以個體自由為「大同世界」之根本基礎)高瞻遠矚而眼光遠大。至於批評康立一烏托邦又不求實現，徒為亂階，大可不必，其實有一理想作為遠景目標，不但可感發興起，樹立高尚的倫理精神，使人生有所展望和依據，亦可避免庸俗爬行主義之滿足實際，迷失方向。烏托邦作為遠景烏托似無可責，關鍵在於不可構造實行藍圖。作藍圖即非烏托。康似未有此病，不同於毛。
原文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孔子說：「魯國政治不由國君做主已經五代了，政權屬於各家族已經四代了，所以魯國國君的子孫已衰落了。」
【注】
《楊注》：五世四世——自魯君喪失政治權力到孔子說這段話的時候，經歷了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五代;自季氏最初把持魯國政治到孔子說這段話時，經歷了文子、武子、平子、桓子四代，說本毛奇齡《論語稽求篇》……三桓——魯國的三卿，仲孫(即孟孫)、叔孫、季孫都出於魯桓公，故稱「三桓」。
【記】
這兩章都是孔子在講歷史以測未來，「祿之去公室」，就是說，爵祿(名位、薪水)都不能由國君決定，權力已不斷下移，原來的部落氏族體制已瓦解，實權和實力已一層層地轉移到了沒有貴族背景的新起的人物和家族手裡。真是時移世變。
前章曾議及陳寅恪之「獨立精神，自由思想」實來自現代西方(陳負笈美歐，浸有歲月)，但儒學本身亦有較為寬容的精神，孟子辟楊墨、韓愈排佛教以及朱陸異同、朱陳(亮)爭辯等等，議論激烈，卻沒有某些宗教教派之慘烈紛爭、毀滅打擊。儘管如此，就一般而言，中國傳統之主要情況仍然是一家(儒)做主，統攝人們，名教綱常，不可非議，如譚嗣同之名句「不惟關其口，使不能昌言;並乃錮其心，使不敢涉想」。自由、獨立云乎哉?故上章說陳所昌言者，實乃得自西方，用於中國，昌言「中體西用」，實乃「西體中用」。包括陳之史識和史學方法，亦如是。只因陳之人格學養，融會中西，已難言體用之分矣。
原文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譯】
孔子說：「有益的朋友有三種，有害的朋友有三種。朋友直爽，朋友信實，朋友見聞廣博，這就有益了。朋友虛浮，朋友圓滑，朋友誇誇其談，這就有害了。」
【注】
《朱注》：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
【記】
交友之道是從對方來說的為人之道。《論語》和孔子多用這種具體而有益的經驗概括來教導學生，此即儒學之宗教性道德的教育途徑和內容，與今日「現代新儒家」僅以高頭講章來談儒學之宗教性者，大有差異。拙之所以認為今日所謂「現代新儒學」(亦即「現代宋明理學」)只是宋明理學之迴光返照而不足構成(或開出)新時期者，亦以此。以之徒具宋明理學之軀殼(其思辨力度、範圍及水平也並未超出宋、明多少)，而失去其宗教性之實踐精神。於是只剩一堆哲學文章，似是玄思妙想，卻與實踐無關。與陳寅恪、錢穆、余嘉錫等人不宣講此項哲學，而以身體力行以見傳統精神者，誰更體現儒家、孔學，似亦頗值思考商量。[1]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祖籍宋國（今河南），中國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開創私人講學之風，倡導仁義禮智信。有弟子三千，其中賢人七十二。曾帶領部分弟子周遊列國十三年，晚年修訂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去世後，其弟子及再傳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語錄和思想記錄下來，整理編成《論語》。該書被奉為儒家經典。[2]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