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學詩賞樂·論語》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論語
《論語》以一個人物，即孔子為中心描繪各種人物形象，這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是個首創。這些人物來自十分廣泛的社會階層，包括執政者、貴族、各種等級的官吏、軍隊首領、學者、隱士等。書中寫得最多的是同孔子關係最密切的弟子。
原文
[二·二]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
[三·八]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三·二十]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三·二十三]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 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繳如也，繹如也，以成。」
[三·二十五]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七·十四]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七·三十二]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八·八]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八·十五]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九·十五]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十三·五]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十五·十一]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十七·四]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十七·九]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十七·十]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鑑賞
如果說西方是一種思性文化，那麼中國文化則帶有鮮明的詩性特徵。在中國這塊感性早熟的土地上，孕育了難以數計的詩人。我們要追溯其源頭的話，《詩經》無疑是哺育這個民族的詩性之母。詩可以歌、可以詠，中國的詩和樂本是一體，而國樂又被中華哲人賦予禮的內涵。可以說，詩樂人生是古代士人的生活寫照，也是每一個流淌着炎黃血液的中國人的情趣所在;禮樂文化顯示了東方文明的獨特色彩和獨有魅力。學詩賞樂是傳統中國人不可或缺的生活內容。
《詩經》，是周初至春秋時代中原地區的詩歌匯集。正如當今「國學」之風大熾，而深契傳統文化精神者鮮見，在兩千五百年之前的「前」孔子時代，吟詩賞樂雖是社交必需的禮儀，但存在的問題也很多。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一是詩歌內容龐雜，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准入」規則，以至其中良莠不齊、瑕瑜互見;二是音樂性上，那個年代的詩歌雖無不可以按弦而歌，但眾口相傳，輾轉傳唱，時間一長難免荒腔走調。到了孔子時代，周王朝已呈分崩離析的亂象，更不要說不同諸侯國間社交禮儀方面的錯亂與蕪雜。所以孔子晚年刪定詩樂，使得「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由此詩經用詞更齊整，吟唱起來更鏗鏘悅耳，形式上更錯落有致，思想上更加淳正健康了。為孔子特別關注的思想內容，直接貫徹了他仁學的主張。一言以蔽之，詩三百「思無邪」，即純正無邪，直現生命本性，自然奔放，無功利計較之心。我們看後世很多學者以「溫柔敦厚」、「中庸」來概括孔子的思想，以個人身心的修養來看待孔子的仁學，實在是看扁、看輕了孔子，孔子的襟懷和氣度當不至於如此狹隘和平庸。他另一方面的工作是在音樂上溯本歸源，使之儘量合乎古樂的原貌。可惜歷經無數次文化劫難後，詩經中按弦而歌的古樂漸漸散失殆盡。
以詩經為載體的詩樂文化本來是我們這個東方民族的生命成分，此時又經過孔子的文人化的提高工作，其在國人心目中地位和影響更加顯著。而孔子提出「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的成人成己的人生構想，隨着歷史浪潮的奔騰向前，漸漸成為千千萬萬華夏子孫自覺的人生追求與人生坐標。
動物人、自然人如何成長為社會人、文明人，是講倫理、重教化的東方哲學關注的核心問題。在孔子看來，詩教啟蒙的作用是基礎性的，脫離詩教啟蒙的人生鍛造，成就社會人、文明人的希望就會落空。這正如畫學中的「繪事後素」，詩教啟蒙可以把自然人脫胎換骨，改造為社會人，即把人之為人的可能條件變為必要條件。
此之謂「興於詩」。這其中的依據是什麼呢?孔子認為他刪定後的《詩經》，在幼童乃至成人學習、吟誦與社交的過程中，可以起到興、觀、群、怨的作用。
簡單地說，興就是打比方，作比附，詩歌本身承載着無窮的物象、意象，在學習、吟唱的過程中，自然會把這些銘記於心，一旦有所感觸、體悟，就能觸類旁通，詩思妙想自會如萬斛噴泉般汩汩而出;觀，就是觀察，詩歌不但是藝術，更是社會現實與心靈世界的鏡子，在吟詩品樂之中，不難體味到詩中之事、詩中之人、詩中之情，從而開啟、拓寬「我」的視野和境界;群，就是以詩會友，在詩的國度，詩自然能夠成為人與人間心靈溝通的最佳橋樑;怨，就是拿詩說事，以吟詩作歌這種易於接受的方式對君王、重臣作出戒勉和勸諫。總之，詩不但可以幫助少年兒童快樂地熟悉人情世事，而且寓教於詩、寓教於樂，與其他教育內容、教育手段相結合，把他們塑造為有修養、有作為的民族、國家、社會的棟樑。就其社會實際效用言，學詩可以使你懂得長幼之序，懂得如何關心民事，規諫帝王。這絕不僅僅是當下有些人所講的，孔子所關心的只是自我的內心平衡，實現自我與他人的關係一片和諧(其實很多人講的是和氣、謙和)。他刪定《詩經》，用意當然不限於規範社交禮儀，引導啟蒙教育，更重要的目的仍在於貫徹、弘揚自己的仁學。孔子的人學(仁學)，是一種內外兼修，成人(仁)成己之學。向內轉是為了「成己」，即完成自身從動物人向社會人的轉化;向外推是「成人」，即憑藉自身或藉助王權力量把大我的人生理想、社會構想向外推，把我內在修養所匯聚的光和熱向外輻射，實現自我與社會、社會與自然的和諧。而一味沉浸在「成己」的小我層面上，是矮化、庸俗化、小市民化，甚至醜化、扭曲孔子的聖人形象，是以小市民的心態揣度君子、聖人。孔子所具有的悲天憫人的情懷、憂國憂人的志向，不是常人所能想像的。
「言之不足，歌之詠之」，作詩吟志或有其缺憾，而音樂則可以超越語言、文化、國界與地域的局限。在表達愛憎、宣洩情感方面，音樂較之詩歌來得更直接、酣暢。
就成己來說，音樂可以提高個人的修養，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在欣賞《關雎》等風、雅、頌之樂的過程中，如果你是一個富有音樂素養的人，每當樂音乍響，感覺就像陣陣清風拂面，心靈輕盈如翠羽般隨之盤旋、飛翔、遨遊，仿佛回到精神的故鄉，有時聲音激越，心底不禁盪起陣陣漣漪。最後，餘音裊裊，樂聲漸逝，心緒也慢慢恢復了平靜。這真是無與倫比的聽覺和心靈的盛宴，在這種審美的愉悅中，心靈得到了淨化和升華，自然能夠對煩躁與抑鬱，對惡俗與邪念產生免疫力。另外，他還深刻地意識到，優美的音樂不但可以提升自我的精神境界，還可以作為一種人與人間心靈溝通的橋樑、結交志同道合良朋的絲帶。所以每次遇到悠揚悅耳、振奮人心的樂曲，孔子必定興致勃勃地引吭高歌，帶領大家反覆吟唱，興盡始返。
孔子意識到美妙音樂的巨大社會效用。一個地區雅俗共賞的是什麼風格的音樂，大致反映了這個地區的政治狀況與道德水準。而如果一個民族或地區喜歡的是那些委弱柔靡、不堪入耳的淫邪之音，如果全國都迷上了這樣的曲子，那麼國家就會很危險了。就像鄭衛之音，表達的是一種安逸享樂、驕淫奢靡的情感，所以，這兩個國家人無鬥志、民心散亂，無法抵禦強敵的入侵，很快就國覆家亡了。後人總結說：「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禮記·樂記》這正是對孔子音樂思想的繼承和發揚。
孔子非常重視詩、樂等藝術作品的社會功能和教化作用，他關於詩、樂的言論奠定了中國古代美學和文藝理論的基礎，對於提高古代中國人的文化素養和藝術氣質發揮了無可估量的作用。[1]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祖籍宋國（今河南），中國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開創私人講學之風，倡導仁義禮智信。有弟子三千，其中賢人七十二。曾帶領部分弟子周遊列國十三年，晚年修訂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去世後，其弟子及再傳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語錄和思想記錄下來，整理編成《論語》。該書被奉為儒家經典。[2]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