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見利思義·論語》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thumb|350px|right|[ 原圖鏈接] 圖片來自搜狐網]] 論語

《論語》以一個人物，即孔子為中心描繪各種人物形象，這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是個首創。這些人物來自十分廣泛的社會階層，包括執政者、貴族、各種等級的官吏、軍隊首領、學者、隱士等。書中寫得最多的是同孔子關係最密切的弟子。

原文

[十四·十二]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卡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鑑賞

成人，即成就一種君子的人格。孔子以為，完美的人格離不開禮樂的薰陶，如有臧武仲那樣的智慧、孟公綽之清心寡欲、卞莊子式的勇敢、冉求的才藝，再「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他還從義利之辯的角度，提出「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憲問》)。

在孔子看來，君子人格的造就，並不只是局限於心性的修煉和道義的堅守，還要在實功事利的追求中，仍能遵循和信守道義的原則，即使面對危險境地也能勇於承擔責任，雖長處困頓亦不忘平時許下的諾言。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孔子確認了「見利思義」才是君子人格的一項基本標準和培養原則。可見，片面地從純道義論立場上理解孔子關於君子人格的理念，不能真正契入孔子話語的本意。

誠然，孔子有許多關於「義以為上」的道義論思想。如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里仁》);又講：「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強調「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衛靈公》)。聲稱：「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以至他的學生都覺得「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罕》)。但孔子畢竟不是單純的道德學家，作為一個富有經世致用精神、懷抱救亂治平之志、敢於直面社會人生的仁人和智者，他有救世改良的使命感和重民、惠民、富民、教民的責任心，在張揚道義信念的同時，並不排斥實功事利的追求和富貴欲望的企及。他在合理設計義利關係的先後次序和輕重緩急的方面，凸顯了君子人格的立體性和豐富度。

其實，通讀《論語》，我們可以發現孔子還有許多關於功利關切、富貴追求的言語，如他直言：「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述而》)他又申明：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顯然，《論語》宣示了孔子一個強烈而執着的理念：　只要合乎道義，手段正當，追求富貴理所當然，脫貧棄賤當義無反顧。所以，《論語》說：「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子張》)又說：「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憲問》)其確認的「見利思義」原則，應該說是反映了孔子的心聲，昭示了原始儒家義利之辯的真精神。

實際上，「見利思義」的觀念，在孔子所處的春秋戰國時代並不鮮見。《國語·周語》就記載有「言義必及利」的命題，後來的孟子雖言必稱堯堯，重在闡發性善、養氣之論，以為「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孫丑上》)，但他同時指出：　「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孟子·滕文公上》)。孟子又強調「明君制民之產」(《梁惠王上》)，主張給民以「五畝之宅」、「百畝之田」的私人恆產，作為推行道義、落實仁政的經濟基礎。而荀子直接提出「以義制利」(《正論》)的命題，認為「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辱》)，更是把孔子的「見利思義」理念的深刻含義進一步闡明了。

至於漢代董仲舒所講「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以及宋代理學家倡導「存天理滅人慾」，應該說對孔子「見利思義」理念的解讀失之偏頗。難怪宋代的事功派儒家要對此作爭論、批判，而明清之際的啟蒙儒者更是通過對理學、心學作「悔過自新」(李二曲語)式反思，進而重揚先秦儒學的經世致用精神，更是在義利結合、理欲統一的基礎上，接續孔子「見利思義」的觀念，發展了儒家的義利之辯。

今天，社會主義中國正承擔着深化改革開放、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加快和諧社會建設的歷史任務，同時也面臨着貧富差距拉大、社會公正失衡、道德人格危機等現實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從先哲孔子「見利思義」理念的思想遺產中，我們可以得到有益的啟示和借鑑。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祖籍宋國（今河南），中國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開創私人講學之風，倡導仁義禮智信。有弟子三千，其中賢人七十二。曾帶領部分弟子周遊列國十三年，晚年修訂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去世後，其弟子及再傳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語錄和思想記錄下來，整理編成《論語》。該書被奉為儒家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