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道不同，不相為謀·論語》
論語
《論語》以一個人物，即孔子為中心描繪各種人物形象，這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是個首創。這些人物來自十分廣泛的社會階層，包括執政者、貴族、各種等級的官吏、軍隊首領、學者、隱士等。書中寫得最多的是同孔子關係最密切的弟子。
目錄
原文
[十五·四十]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鑑賞
所謂「道不同」，是指信仰不同，理想不同，志向不同;「道不同，不相為謀」就是保持獨立的人格，走自己的人生道路。
孔子這句箴言可能首先是主張對統治者應當採取的態度，這是孔子所代表的士，即知識分子階層所面對的一個重大問題。在古代社會，君主或權臣掌握着臣下的生死予奪之大權： 獲得他們的歡心，就可以受到重用，得到榮華富貴，能夠榮宗耀祖;違背了他們的意志，冒犯了他們的威嚴，就會受到無情的壓制，甚至殘酷的打擊。在這種制度下，臣下對長上一味阿諛奉承，以博得統治者的賞識為能事，諂媚逢迎，無所不用其極。由此會把政治原則、倫理道德和自己的人格尊嚴完全棄而不顧。孔子對這種風氣極其反感，他在《季氏》第四章中對這類「便辟」、「善柔」、「便佞」之人表達了他的厭惡和鄙夷。
春秋時代諸侯國的當政者大多驕奢淫逸，昏聵無能，又兇殘貪鄙，孔子從心底里看不起他們。他曾經應弟子子貢的要求評價當時上層社會四類人的品質，他把執政者貶為最低下的等次，輕蔑地稱他們為「斗筲之人」，即卑賤之人，說他們「何足算也」，就是說他們算得了什麼呢!(見《子路》)對於這種人控制下的官位，孔子視為敝屣，因為「道不同，不相為謀」。孔子對於無道君主一貫採取不合作的態度，所以他提出：「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泰伯》)孔子自己正是這樣做的。他曾在魯國朝廷內任職，但是當他看到魯國統治者接受齊國贈送的幾十名美女，沉迷於歌舞，不理朝政，認定他們只知享樂，毫無進取之心，感到不值得為之效力，毅然離開故國，開始了漫長的周遊列國的歷程。此後每到一國，一旦發現統治者不足與之共謀，就毫不猶豫地離去，另外尋找能實行自己理想的地方。孔子的思想和行為顯示了知識分子的崇高的氣節。
「道不同，不相為謀」也是交友之道的基本原則。世間總是會有一些眾人仰慕的人，他們或是有錢，或是有權，或是有才，世人為了各種各樣的目的，千方百計與之結交，以同他們認識為榮幸。這種顯達之人，如若是正人君子，那麼有機會與之接近，自然是件好事。但是，如果發現這種人心術不正，志趣粗鄙，人格卑下，行事奸險，則應當對其保持警惕，或與之決裂，而不能被其身上的耀眼光芒所迷惑。不然很可能受其所害，或受其連累。
即使對於一般的朋友，友誼也應以志同道合為基礎。如果發現朋友人生的方向不正，追求的目標低下，也應好意相勸，如若反覆勸告不聽，也應當與之保持距離。即使是小時密友，患難之交，然而時過境遷，社會地位發生變化，思想感情、人生價值取向都有了根本的改變，那麼人們也不能為過去的友情所束縛，被舊友錯誤的傾向所支配，仍然需要遵循孔子「道不同，不相為謀」的原則。
這樣做難免被人譏為清高，然而君子處世應當顯示出脫俗的超逸之風，只要清高不會變成孤高、孤傲、孤僻和孤行就可以了。對此孔子有許多精闢的表述，他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又說「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為政》)，又說「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衛靈公》)。這些絕妙好辭表明在一般情況下君子是不會孤立的，但是在人生的某些境遇中可能會產生孤獨的感覺，然而這種孤獨是與醜惡的分離，是超越平庸和流俗。有時為了掙脫歪風的控制和時尚的束縛，為了追求美好的精神價值和卓越的人格，人們不得不付出感受孤獨的代價。[1]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祖籍宋國（今河南），中國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開創私人講學之風，倡導仁義禮智信。有弟子三千，其中賢人七十二。曾帶領部分弟子周遊列國十三年，晚年修訂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去世後，其弟子及再傳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語錄和思想記錄下來，整理編成《論語》。該書被奉為儒家經典。[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