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里仁·論語》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論語
《論語》以一個人物，即孔子為中心描繪各種人物形象，這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是個首創。這些人物來自十分廣泛的社會階層，包括執政者、貴族、各種等級的官吏、軍隊首領、學者、隱士等。書中寫得最多的是同孔子關係最密切的弟子。
原文
[四·一]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四·二]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四·三]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四·四]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四·五]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四·六]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四·七]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四·八]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四·九]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四·十]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四·十一]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四·十二]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四·十三]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四·十四]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四·十五]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四·十六]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四·十七]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四·十八]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四·十九]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四·二十]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四·二十一]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四·二十二]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四·二十三]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四·二十四]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四·二十五]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四·二十六]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注釋
里： 居住。 處仁： 擇居求有仁厚風俗之鄉。 知： 同「智」。 約： 窮困。 好(hào)： 喜愛。 惡(wù)： 厭惡。 苟： 如果。 不以其道得之： 此句解釋歷來多有歧義，朱熹釋為「不當得而得之」，也可讀為「不以其道去之」。 惡(wū)： 何處。惡乎： 在哪裡。 終食之間： 一頓飯時間。 造次： 匆促之時。 尚： 超過、勝於。 蓋： 大概。 黨： 類別。 仁： 同「人」。 適： 親近，一說釋為敵對。 莫： 疏遠，一說釋為羨慕。 比(bì)： 適從、靠攏。 放(fǎng)： 依照。 何有： 有何難。 參： 孔子弟子曾子，名參。 貫： 貫穿。 唯： 是。 喻： 知曉、明白。 幾： 這裡表示婉轉。 逮： 及。 約： 約束。 訥(nè)： 說話遲鈍，此指謹慎。 數(shuò)： 煩瑣。
鑑賞
《論語》第四篇着重論仁，思考層層深入，進入到孔子思想體系中的核心。因而弄通本篇內容對於理解孔子思想有着重要的意義。
可是開篇就碰到難題。孔子說：「里仁為美。」里有居義。難道孔子真的認為「擇居」有那麼重要，成為成仁之首麼?康有為認為「擇鄰里為熏德之要義。此篇言仁，故孔子首貴擇鄰焉」(《論語注》)。有人引孟子論函矢巫匠之術而認為孔子強調的是「擇業」。這些說法未必有很強的說服力。其實這裡還是順第三篇而談禮與仁相結合的關係。荀子曾說：「仁有里，義有門。仁，非其里而處，非仁也。」(《荀子·大略》)荀子以「里」、「門」來喻「禮」，強調「禮」的重要。孔子也是以「里」喻「禮」，而強調「仁」的重要。首章既已提出「仁」的重要性，那麼需要進一步闡述。往後各章展開了以下一些問題：
第一，仁與智的統一。孔子常以仁智並舉。從本篇開始，《論語》多次記述孔子這方面言論。孔子說：「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第二章)有仁德的人必然會自覺地實現道德原則，有知識的人也會懂得如何去實現道德原則。在這裡知識與道德是統一的。孔子認為只有把仁與智統一起來，才達到了理想的人格。以後儒家後學也常用「仁且智」來稱道孔子的人格。
第二，義與利的統一。孔子開始把義、利作為一對倫理範疇，規定原則與功利的關係，用來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義」重在群體利益，「利」重在個體利益。孔子並不完全排斥個體利益，相反承認私利為人之所欲。他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第五章)。可是私利不能背離仁道。他認為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如果無所抑制地「放於利而行」，偏離於「義」，必然招致「多怨」(第十二章)，引發多種社會矛盾。究竟是把「義」放在第一位，還是把「利」放在首位，孔子認為這是區別「君子」與「小人」的試金石。所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第十六章)就是這個意思。
第三，為仁在己。「君子」與「小人」，「好仁者」與「不仁者」有根本的區別。前者是「義以為上」，後者是「利以為上」。孔子認為造成兩者不同的一個基本原因是一個人是否真心實意努力為仁。如以行仁作為自己人生的根本目標，就能從內心「好仁」，「惡不仁」。好仁者既然以追求仁德為最高理想，那麼就應該以自己的言行去影響「不仁者」，更不能「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受「不仁者」所左右。孔子說：「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第六章)從求仁的角度來說，最重要的是一個人主觀上肯不肯「用力」，而不是力足與不足的問題，因為，無論什麼人從根本上來說都有為仁的能力。這裡已蘊涵着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以後孟子加以發展，提出「人皆可以為堯舜」的命題。
第四，言與行的統一。在道德實踐過程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言行之一致。針對人們往往言過其行的弊病，孔子說：「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第二十四章)提倡說話要謹慎，行動要敏捷。他還以古代賢人的道德榜樣告誡弟子：「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第二十二章)對於口頭上表示「志於道」，而行動上卻「恥惡衣惡食者」，孔子非常厭惡地斥之為「未足與議也」(第九章)。
第五，一以貫之之道。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第十五章)的確如此，整部《論語》似有一根紅線貫串始終，那就是「仁」的思想。可是由於曾子立即答以已經明白，孔子未加以明說。而其他門人疑惑不解時，曾子告之：「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以忠、恕二道來表述孔子一以貫之的思想，引起後世各種不同的詮釋。據《衛靈公》篇所記：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其意一致。「忠、恕」二者可看作為「仁」的內涵。朱熹注釋「忠恕」為：「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盡己心以待人，並將心比心，推己及人，不以己所不欲者施於人。這與孔子所闡述「仁」的思想是相通的。
第六，以孝達仁。首篇已明孔門視「孝悌」為「仁之本」。以後又有多篇申述以孝達仁之意，這並不奇怪。除第二十章與前《學而》第十一章有所重複外(可能弟子各有所記，而詳略不同)，其餘幾章論孝，皆有新意。例如第十八章提出的「幾諫」，即可解除一般人的疑慮。父母之言行也可能有不當之處，也會有過失。子女決非一味聽從，而是婉言規勸，如果父母不從，待父母心平氣和，再相機勸諫。讀了這一章，對孔子的「無改於父之道」，會有較全面的理解。[1]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祖籍宋國（今河南），中國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開創私人講學之風，倡導仁義禮智信。有弟子三千，其中賢人七十二。曾帶領部分弟子周遊列國十三年，晚年修訂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去世後，其弟子及再傳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語錄和思想記錄下來，整理編成《論語》。該書被奉為儒家經典。[2]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