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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全注》，出版社： 人民文學出版社。
人民文學出版社，1951年3月成立於北京，系國家級專業文學出版機構。除用人民文學出版社之名出版了大量圖書外，還先後使用過作家出版社（1953至1958，1960至1969）、藝術出版社（1953至1956）、文學古籍刊行社（1954至1957，1987至1989）、中國戲劇出版社（1954至1979）、外國文學出版社[1]（1979至2009）等副牌出版各類文藝圖書[2]。
內容簡介
《詩經》是我國現存很早的詩歌總集，收有305篇詩作，代表了詩歌創作的個高峰。千百年來，它對後世的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被儒家奉為重要經典，是歷代啟蒙教育的推薦閱讀之書。
本書繼承了歷代《詩經》研究的很好成果，對《詩經》的每篇作品進行了精到的詮釋，準確地解釋了每首詩的寫作背景、作品主題，並對重要的語詞和關鍵章句作了註解，是《詩經》的經典讀本。
作者介紹
褚斌傑（1933-2006），北京市人。筆名楚子。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是先秦文學，主要專著有《先秦文學史》、《詩經全注》、《白居易評傳》、《中國文學史綱要(先秦秦漢)》、《兩漢詩傳》等。
前言/序言
前 言
中國詩歌有着久遠的傳統。早在公元前六世紀左右，就出現了一部經當時樂師之手收集、編輯起來的詩集——《詩三百篇》，也就是被後世儒家學者所尊稱的《詩經》。
《詩經》收錄了我國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之間產生的三百零五篇作品，主要出現於當時的北方中原地區，是根植於我國黃河流域古老文化土壤中的藝術花朵，它以貼近現實，淳樸自然為特徵，受到人們的喜愛，成為我國文學園林中最早的碩果。
現存《詩經》一書，是按風、雅、頌分類編排的。為什麼有這種劃分呢?原來《詩經》中的詩篇，有的原本是人民口頭上傳唱的民歌，有的雖是文人的創作，也是經樂師配樂後用來演唱的，它們都是「歌詩」，與音樂有關。由於這些歌詩的來源、產生的地域不同，樂調也有所不同，所謂風、雅、頌，乃是按樂調劃分的類別。風，土風俗曲的意思，是指當時各諸侯國所轄不同區域的地方樂曲。它占《詩經》作品的大部分，主要是上述各地區的民歌。雅，指當時周王朝國都(豐、鎬)附近地區的樂曲。其中有民歌，也有文人創作。頌，是古代祭神祀祖用的歌舞曲。曲調肅穆而徐緩，與一般樂曲不同，故單成一類。大約是當時王朝中的史官或巫祝(掌管祭祀活動)創作的。
《詩經》是一部詩歌總集。從年代說，它包括了上下五、六百年間的作品；從作者說，它包括了當時社會不同身份、不同生活經歷，以及不同性格、性別的作者的創作；從體裁說，它包括有抒情、敘事、諷諭、頌讚等各種文學樣式，而題材內容更是多種多樣，有的寫政治、行役、戰爭、農事、狩獵、祭祀、宴飲，有的寫愛情、婚姻、民俗、歌舞，而且形象極為生動，感情濃郁，美妙動人。它就像當時社會的一部形象化的歷史，一個精金美玉雜收並儲的寶庫，豐富多彩，炫人耳目。
由於《詩三百篇》的內容十分豐富，從而很早就受到重視。我國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曾把它作為教導學生的教材，認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不僅如此，他認為學詩還可以體會出如何侍奉父母，怎樣輔佐君王施政的道理，以至通過它可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另外，孔子還說「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在孔子看來，《詩三百篇》無疑是一部政治、倫理、文學、語言，以及博物知識的百科全書。
《詩經》作為文學作品，作為生動優美的詩歌創作，無疑是我國古典文學輝煌的開始，同時，它的廣闊而豐富的內容，又是我國古文化和古文明的載體，是我們了解古代社會和我們民族古老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典籍。
《詩經》中的詩篇，是否有商代的遺存，尚有爭議，但有相當一部分作品可以上溯到西周初年是無問題的。《詩經》「大雅」中有一組古老的詩篇，即《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它們記述了從周始祖后稷的誕生到武王滅商興周的史跡和傳說，是傳唱於周初前後的「史詩」，十分可貴地保存了一些遠古歷史的面影。「史詩」是一個民族發祥、創業的勝利歌唱，是民族歷史的第一頁。這些僅存的古老詩篇，無疑是非常珍貴的。
《詩經》中還保留下一批具有鮮明時代特點和民族特點的祭祀詩，如《詩經》中的「三頌」。周人把祭天和敬祖置於同等地位，視祖先亡靈為本民族的保護神，反映了我國古代宗法制社會將宗教倫理化的特點。在祭祀詩中，有一部分是屬於祀田祖 (農神)、祈豐收的詩，它們寫祭事，但也反映了古時耕、種、收、藏等農事活動以及相關的禮俗和農田管理等。在虔誠的宗教感情中，透露出當時人們對農事的重視，以及對家族興旺和過富足安康生活的嚮往。
《詩經》中的宴飲詩(又稱燕饗詩)，是中國古代禮樂文明的獨有產物。周代君臣朝會，家族團聚，故舊相逢皆舉行宴飲，特別是在上層社會，宴飲之際，要奏樂歌詩。而舉行各種宴飲活動的目的，「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禮記·鄉飲酒禮》)故在這些詩里，除寫酒食的豐盛外，主要寫賓主彬彬有禮，尊卑長幼有序，特別是表達情義的可貴。實際上是要在觥籌交錯、琴瑟鐘鼓的歌樂聲中，達到尊賢敬老，親親睦友的目的。所以《詩經》中的宴飲詩，實際表達着周人尚道德、重教化的禮樂文明。
《詩經》中還有一部分反映王道興衰、政教得失的政治詩。它們包括了「美」、「刺」兩方面內容。美，是頌美；刺，是怨刺。這些詩多出於當時中下層文人之手，大約是當時「獻詩」制度的產物。美詩，是對某些當權者、政治人物和英武傑出之士的頌揚；刺詩，則是憤世傷時之作，是對君昏臣佞，政治弊端，社會問題的揭露和諷刺，表現了當時進步士人關心國事的熱情和對時代興衰、民生疾苦的責任感。這種憂國憂民的精神，一直影響到後世，被無數進步詩人、作家所繼承，成為我國文學的優良傳統。
當然，最值得我們珍視的是占全書大部分的民歌作品。它們是當時勞動人民口耳相傳的集體創作，是勞動人民的理想和智慧的結晶，是他們在各種生活遭遇中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例如《七月》一詩，是一個飽經風霜和壓迫之苦的年長農夫，對他年復一年所過生活的回憶，在痛苦的回憶中，他感到悽苦、哀傷和不平，於是用樸素的語言，把它隨口唱了出來，其感情是非常真實感人的。《伐檀》、《碩鼠》也是這樣，這些勞動者想到自己終年艱苦的勞作，但勞動果實卻被那些自命為「君子」、實際上是吸血鬼的人掠奪一空，於是感到無比憤恨，一時怒火中燒，而隨口唱出了他們的久積於心頭的怨恨，並產生出「適彼樂土」去尋求美好生活的願望。行役之人久滯不歸，他想到家裡的田地荒蕪，年老的父母在餓肚子，因而感到撕腸裂腹的痛苦，於是呼叫蒼天，放聲長號(《唐風·鴇羽》)；征夫的妻子，傍晚看到牛羊下坡，雞兒歸巢，因而流淚佇望，發出心底的怨思(《王風·君子於役》)；如此等等，這些作品無不是「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是當時勞苦大眾血淚生活的真實而形象的寫照。
以戀愛和婚姻為題材的作品，在《詩經》中占很大比重。從社會制度和文化習俗發展上看，《詩經》中大量的婚戀詩，反映了古代由群婚制向對偶婚姻的轉化，表現了男女間由原始的生命欲求，向個人的性愛及其精神品格上的升華；同時也打上了宗法社會的某些烙印。從而這些詩，既迸發出自由、大膽、忠於所愛的青春活力，又表現了對某些禮制的衝突。
《詩經》中大量的愛情作品，多方面地反映了男女戀愛生活中的各種情景及心理。正在戀愛的青年，聽到河邊水鳥成雙捉對的鳴叫，於是滿懷幽情地想念起所愛的人(《周南·關雎》)；一對情人相約在角樓相會，贈物傳情，並相互逗趣(《邶風·靜女》)；情人相會在一起，是歡樂的，幸福的，但分別時是惆悵難挨的，於是唱出「一日不見，如三秋兮」的度日如年的痛苦(《王風·采葛》)；有的男女愛情受到了家長的干預，於是發出「之死矢靡它」的誓言，以示反抗到底(《風·柏舟》)；一個被男子欺壓、無辜被棄的婦女，撫今思昔，恨夫悲己，不由得發出「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的決絕之詞(《王風·氓》)。《詩經》中愛情詩歌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它既表現出兩性間的吸引和大膽追求，又表現出愛情是兩性間心靈的溝通，是一片聖潔的美的世界。如《秦風·蒹葭》寫痴情人所求不得而產生的淒迷心境和孤獨憂傷；《周南·漢廣》寫水畔思人，一往情深，渴望之切與失望至極的苦戀心情；《陳風·月出》寫月夜幽獨，意中人的倩影揮之不去，空勞遐想。這些詩的共同特點是，都表現出一種純情專一，深婉優美的浪漫情致。在兩千年前能達到這種精神境界和高超詩藝，是令人驚嘆不已的。
偉大的《詩經》，是我國文學輝煌的開端，是一批富於首創性的傑作。這些詩篇蘊含了對社會現實生活的熱情關注和直面苦樂人生的偉大現實主義精神。它涉及的生活面廣闊，內容豐富，題材多樣，舉凡征人之苦，勞人之怨，國難「黍離」之悲，故土懷歸之思，以及親朋契闊，男女哀樂之情，這些在後世詩文中所屢見而富於民族特色的主題，在《詩經》作品中均發其端，導其源。至於它在賦、比、興藝術手法方面的開創，它的「為情而造文」，貼近生活，不追求華麗之美而又深藏藝術魅力的高超藝術成就，更對我國後世文學藝術的發展，產生至深至巨的影響。至於它的深厚文化意蘊，也正是研究我國文化傳統和民族心理的淵藪。
在古代，《詩經》是作為儒家經典而流傳的，因此每被舊日經學家所塗飾和曲解。如漢人以「政教」說詩，宋人以「理欲心性」說詩，還有的學者為了達到「經世致用」，而以「微言大義」說詩等等。總之，就論析每篇詩歌之主題來看，可以說切合詩之原意者少，借題發揮者多。近代以來，舊日經學家的偏見雖逐漸被克服和撥正(當然某些訓詁成果還是可取的)，但終由於這些詩產生的時代久遠，資料有闕和古今語言的變遷，要正確無誤地解釋每一篇詩的作意、主題，註解清楚詩中的每章每句，仍屬大難事。
我做這一工作時，所採取的方法是，先涵詠詩作原文，細味全篇文意，再參以相關文獻和前人解詩成果。或對前人之見擇善而從，或經過體察研究而裁以己意。其異同之間，正如劉勰所說：「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文心雕龍·序志》)在具體操作時，雖往往斟酌再三，採取謹慎態度，但由於學識有限，恐終難做到切實穩妥。因此並不敢存有什麼後來居上之想，實只願不至於「離本彌甚」，經過一番努力，為讀者提供一個平實的讀本而已。
本書在編撰過程中，除參考、引用古文獻外，還參考、吸取了時賢的某些研究成果，未能一一注出，謹表感謝。另外，本書之告成，更承蒙黃筠、宗明華和孔慧雲諸同志的協助，他們或為我費時費力借書、搜集資料，或代為整理、抄寫稿件，特別是宗明華同志相助尤多，特致謝意。
需附帶說明的是，本書引用前人着述，除首次出現用全稱外，為節省篇幅，均酌用簡稱，如漢毛亨《毛氏故訓傳》(毛《傳》)、漢鄭玄《毛詩傳箋》(鄭《箋》)、唐陸德明《經典釋文》(陸德明《釋文》)、唐孔穎達《毛詩註疏》(孔《疏》)、宋朱熹《詩集傳》(朱熹《集傳》)、清陳奐《毛詩傳疏》(陳奐《傳疏》)、清姚際恆《詩經通論》(姚際恆《通論》)、清方玉潤《詩經原始》(方玉潤《原始》)、清牟應震《毛詩質疑》(牟應震《質疑》)、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馬瑞辰《通釋》)、清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王先謙《集疏》）、清俞樾《毛詩平議》(俞樾《平議》)、清王引之《經傳釋詞》(王引之《釋詞》)等。至於偶加引用者，概用全稱。
褚斌傑
1997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