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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娛樂》是中國現代作家周作人寫的一篇散文。
作品欣賞
我不是清教徒，並不反對有娛樂。明末謝在杭著《五雜俎》卷二有云：
「大抵習俗所尚，不必強之，如競渡遊春之類，小民多有衣食於是者，損富家之羨鋤以度貧民之糊口，非徒無益有損比也，」清初劉繼莊著《廣陽雜記》卷二云：
「余觀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戲者，此性天中之詩與樂也。未有不看小說聽說書者，此性天中之書與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與禮也。聖人六經之教原本人情而後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勢而利導之，百計禁止遏抑，務以成周之芻狗茅塞人心，是何異塞川使之不流，無怪具決裂潰敗也。夫今之儒者之心為芻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為之，愛以圖治，不亦難乎。」又清末徐仲可著《大受堂札記》卷五云：
「兒童臾嫗皆有歷史觀念。於何征之，征之於吾家。光緒丙申居蕭山，吾子新六方七齡，自塾歸，老傭趙餘慶於燈下告以戲劇所演古事如三國志水游傳等，新六聞之手舞足蹈。乙丑居上海，孫大春八齡，女孫大慶九齡大庚六齡，皆喜就楊媼王媼聽談話，所語亦戲劇中事，楊京兆人謂之曰講古今，玉紹興人謂之曰說故事，三孩端坐傾聽，樂以忘寢。坷於是知戲劇有啟牖社會之力，未可以淫盜之事導人入於歧途，且又知力足以延保姆者之尤有益於兒童也。」三人所說都有道理，徐君的話自然要算最淺，不過社會教育的普通話，劉君能看出六經的本相來，卻是絕大見識，這一方面使人知道民俗之重要性，別一方面可以少開儒者一流的茅塞，是很有意義的事。謝君談民間習俗而注意經濟問題，也很可佩服，這與我不贊成禁止社戲的意思相似，雖然我並不着重消費的方面，只是覺得生活應該有張弛，高攀一點也可以說不過是柳子厚題毛穎傳里的有些話而已。
我所謂娛樂的範圍頗廣，自競渡游者以至講古今，或坐茶店，站門口，嗑瓜子，抽旱煙之類，凡是生活上的轉換，非負擔而是一種享受者，都可算在裡邊，為得要使生活與工作不疲敝而有效率，這種休養是必要的，不過這裡似乎也不可不有個限制，正如在一切事上一樣，即是這必須是自由的，不，自己要自由，還要以他人的自由為界。娛樂也有自由，似乎有點可笑，其實卻並不然。娛樂原來也是嗜好，本應各有所偏愛，不會統一，所以正當的娛樂須是各人所最心愛的事，我們不能干涉人家，但人家亦不該來強迫我們非附和不可。我是不反對人家聽戲的，雖然這在我自己是素所厭惡的東西之一，這個態度至少在最近二十年中一點沒有改變。其實就是說好唱歌看戲是性天中之詩與樂的劉繼莊，他的態度也未嘗不如此，如《廣陽雜記》卷二有云：
「飯後益冷，沽酒群飲，人各二三杯而止，亦皆醺然矣。飲訖，某某者忽然不見，詢之則知往東塔街觀劇矣。噫，優人如鬼，刺歌如哭，衣服如乞兒之破絮，科諢如潑婦之罵街，猶有人焉沖寒久立以觀之，則聲色之移人固有不關美好者矣。」又卷三云：
「亦舟以優觴款予，劇演玉連環，楚人強作吳歈，丑拙至不可忍。予向極苦觀劇，今值此酷暑如焚，村優如鬼，兼之惡釀如藥，而主人之意則極誠且敬，必不能不終席，此生平之一劫也。」劉君所厭棄者初看似是如鬼之優人，或者有上等聲色亦所不棄，但又雲向極苦觀劇，則是性所不喜歡也。有人沖寒久立以觀潑婦之罵街，亦有人以優觴相款為生平一劫，於此可見物性不齊，不可勉強，務在處分得宜，趨避有道，皆能自得，斯為善耳。不佞對於廣陽子甚有同情，故多引用其語，差不多也就可以替我說話。不過他的運氣還比較的要好一點，因為那時只有人請他吃酒看戲，這也不會是常有的事，為敷衍主人計忍耐一下，或者還不很難，幾年裡碰見一兩件不如意事豈不是人生所不能免的麼。優觴我不曾遇着過，被邀往戲園裡去看當然是可能的，但我們可以謝謝不去，這就是上文所說還有避的自由也。譬如古今書籍浩如煙海，任人取讀，有些不中意的，如卑鄙的應制宣傳文，荒謬的果報錄，看不懂的詩文等，便可乾脆拋開不看，並沒人送到眼前來，逼着非讀不可。戲文是在戲園裡邊，正如鴉片是在某種國貨店裡，自面在某種洋行里一樣，喜歡的人可以跑去買，若是閉門家裡坐，這些貨色是不會從頂棚上自己掉下來的。現在的世界進了步了，我們的運氣便要比劉繼莊壞得多，蓋無線電盛行，幾乎隨時隨地把戲文及其他擅自放進入家裡來，吵鬧得着實難過，有時真使人感到道地的絕望。去年五月間我寫過一篇北平的好壞，曾講到這件事，有云：
「我反對舊劇的意見不始於今日，不過這只是我個人的意見，自己避開戲園就是了，本不必大聲疾呼，想去警世傳道，因為如上文所說，趣味感覺各人不同，往往非人力所能改變，固不特鴉片小腳為然也。但是現在情形有點不同了，自從無線電廣播發達以來，出門一望但見四面多是歪斜碎裂的竹竿，街頭巷尾充滿着非人世的怪聲，而其中以戲文為最多，簡直使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硬聽京戲不可，此種壓迫實在比苛捐雜稅還要難受。」我這裡只舉戲劇為例，事實上還有大鼓書，也為我所同樣的惡痛絕的東西。本來我只在友人處聽過一回大鼓書，留聲機片也有兩張劉寶全的，並不覺得怎麼可厭，這一兩個月里比鄰整夜的點電燈並開無線電，白天則全是大鼓書，我的耳朵里充滿了野卑的聲音與單調的歌詞，猶如在頭皮上不斷的滴水，使我對於這有名的清口大鼓感覺十分的厭惡，只要聽到那崩崩的鼓聲，就覺得滿身不愉快。我真箇服這種強迫的力量，能夠使一個人這樣確實的從中立轉到反對的方面去。這裡我得到兩個教訓的結論。宋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這的確是一句有經驗的話。孔仲尼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句話雖好，卻還只有一半，己之所欲勿妄加諸人，也是同樣的重要，我願世人於此等處稍為吝嗇點，不要隨意以鐘鼓享受居，庶幾亦是一種忠恕之道也。
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於北平。
（1937年七月作，選自《秉燭後談》）[1]
作者簡介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周櫆壽，又名周奎綬，後改名周作人，字星杓，又名啟明、啟孟、起孟，筆名遐壽、仲密、豈明，號知堂、藥堂、獨應等，浙江紹興人。是魯迅（周樹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國現代著名散文家、文學理論家、評論家、詩人、翻譯家、思想家，中國民俗學開拓人，新文化運動的傑出代表。
歷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東方文學系主任，燕京大學新文學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運動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並曾任「新潮社」主任編輯。「五四運動」之後，與鄭振鐸、沈雁冰、葉紹鈞、許地山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並與魯迅、林語堂、孫伏園等創辦《語絲》周刊，任主編和主要撰稿人。曾經擔任北平世界語學會會長。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