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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稗 [gǔ bài] 稻穀與稗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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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甄 《潛書·用賢》:「譬如不耘之田,穀稗並生;納稼於場,穀稗並積;北碾南捶,穀稗並下。」

唐甄對君主專制制度進行大膽的揭露和批判。他認為皇帝也是人,沒有什麼神秘,並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惡的根源,他認為「自秦以來,凡帝王者皆賊也」,「殺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尤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有其不布粟之富,而反不謂之賊乎?」,他們為了奪取皇位常常無故殺人,殘害百姓。唐甄憤然地說:「川流潰決, 必問為防之人,比戶延燒,必罪失火之主,至於國破家亡,流毒無窮……,非君其誰乎」(《潛書·遠諫》)。 唐甄提出了「抑尊」,即限制君權的主張,要求提高大臣的地位,使他們具有同皇帝及其他權貴作鬥爭的權力,以 「攻君之過」,「攻宮闈之過」,「攻帝族、攻後族、攻寵貴」之過,使皇帝有所顧忌。唐甄還發展了產生於先秦的民本思想,強調民是國家的根本,離開了民,便沒有國家的政治。他指出,國防靠民來鞏固,府庫靠民來充實,朝廷靠民來尊崇,官員靠民來養活。君主只有愛護人民才能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如果無道於民,縱然 「九州為宅,九州為防,九山為阻,破之如椎雀卵也」 (同前)。 唐甄對「官」也進行了猛烈抨擊,他認為天下難治,人們以為是民難治,實則不然,「難治者,非民也,官也。」他認為大多數官吏「為盜臣,為民賊」 他還提出了愛民、保民、富民的具體政策,主張打擊貪官污吏,強調「刑先於貴」;呼籲政府幫助農民種值農桑,發展生產,提高人民生活。針對當時貧富懸殊的社會現象,唐甄提出貧富要相對平均的主張。他指出「天地之道故平,平則萬物各得其所」(《潛書·大命》),否則,必然引起社會動亂。唐甄還提倡為民的功利主義,反對理學家們「儒者不計其功」的說法。他認為儒學的可貴之處就在於它能定亂、除暴、安百姓。如果儒者不言功,只顧自己,那就同一個匹夫匹婦沒有什麼區別。 唐甄的民本思想對後世有較大影響。

思想的局限性

在唐甄思想深處,仍把國泰民安的希望寄托在賢明君主身上。他說:「天下之主在君,君之主在心。」唐甄提出的為君之道仍然沒有跳出儒家的思想圈子。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