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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殖傳》，本傳敘述自春秋末年至西漢前期幾十個貨殖人物及其從事生業致富的情況。所謂貨殖，是言財富的增長。班固的經濟思想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占統治地位，恰好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的一個思想根源。

原文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皂隸、抱關、擊■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僣大，賤不得逾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鱉、鳥獸、雚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徯隧。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茬櫱，澤不伐夭，蝝魚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蓄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後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雲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于田野，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

　　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貨有餘。

　　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僣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為王公，圉奪成家者為雄桀。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余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含菽飲水。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仆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為奸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由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雲。

　　昔粵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盪蠡、計然。計然曰：「知斗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見矣。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推此類而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強吳，刷會稽之恥。范蠡嘆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乃乘扁舟，浮江湖，變名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貯鬻財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而顏淵簞食瓢飲，在於陋巷。子贛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史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猗頓用盬鹽起，邯鄲郭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蠃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戎王。戎王十倍其償，予畜，畜至用谷量牛馬。秦始皇令蠃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台。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千蹄角，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波，山居千章之萩。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滎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漿千儋，屠牛、羊、彘千皮，谷糴千鍾，薪槁千車，舩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個，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漆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蹄<口敖>千，牛千足，羊、彘千雙，童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荅布皮革千石，漆千大斗，櫱曲鹽豉千合，鮐鮆千斤，鮿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它果采千種，子貸金錢千貫，節駔儈，貪賈三之，廉賈五之，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妻推輦行。諸遷虜少有餘財，急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崏山之下沃野，下有踆鴟，至死不飢。民工作布，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憙，即鐵山鼓鑄，運籌算，賈滇、蜀民，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魋結民，富埒卓氏。

　　程、卓既衰，至成、哀間，成都羅裒訾至巨萬。初，裒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強力。石氏訾次如、苴，親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裒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孅嗇，家致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弟約，俯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遍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間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無刀」，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刀間既衰，至成、哀間，臨淄姓偉訾五千萬。

　　周人既孅，而師史尤甚，轉轂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家相矜以久賈，過邑不入門。設用此等，故師史能致十千萬。

　　師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時，雒陽張長叔、薛子促訾亦十千萬。莽皆以為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

　　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桀爭取金玉，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桀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橋桃以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粟以萬鍾計。

　　吳、楚兵之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貣子錢家，子錢家以為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唯毋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十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毋鹽氏息十倍，用此富關中。

　　關中富商大賈，大氐盡諸田，田牆、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氏亦巨萬。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網，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萬，其餘皆巨萬矣。王孫卿以財養士，與雄桀交，王莽以為京司市師，漢司東市令也。

　　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富民兼業顓利，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隃侈，質氏以灑削而鼎食，濁氏以胃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鐘，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至於蜀卓，宛孔，齊之刀間，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皆陷不軌奢僣之惡。又況掘冢搏掩，犯奸成富，曲叔、稽發、雍樂成之徒，猶夏齒列，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譯文

從前先王的制度，從天子、公、侯、卿、大夫、士直到馬夫、門丁、更夫，他們在爵位、俸祿、供養、居住、車馬、服飾、棺槨、祭祀、養生送死的制度等，都各有不同的等級規定，下級不能僭越上級，卑賤者不能超過高貴者。惟有這樣，才能上下有序而民心安定。於是辨別土地、河流、湖泊、丘陵、沃地、平原、窪地等不同的地理條件，教導百姓種植和畜養技術；這樣，人民用於生活和殯葬的用品，包括五穀、六畜、魚、鱉、鳥、獸、柴草、木材、器械等各種物資，都生產出來了。生產要按照一定的時令，消費也要有所節制。在草木的葉子沒有凋落時，不能進入山林砍伐；在農曆正月前，不能到江湖打魚；在農曆九月前，不能到田野捕獸；在農曆匕月前，不能到小路邊上捕射飛鳥。除了要順應時令生產外，還不能在山裹砍小樹，在湖邊割嫩草，不能捕捉幼小的蟲、魚、獸，不能採集鳥蛋。這是為了順應時令氣候，使各種生物得以繁殖興旺。這樣做就可以充分發揮自然的功效，使各種財物貯備富足。然後，士農工商各自依據所在地區的自然條件，充分發揮他們的智力和體力，早起晚睡，治理自己的產業，相互交換：工作成果，滿足了各自的需要。這樣，並沒有對於民間人力和物力的額外徵發，而遠近地區財物都很充足。所以，《周易》上說：「君主用政令裁度自然的變化，輔助天地的所宜，教導萬民從事生產，」「生產各種財物，用於各個方面，製成各種器具，使天下都能受益，這是聖人的偉大之處」，就是這個意思。《管子》說：古代的士、農、工、商四民，是不許雜居的。士人在學習讀書的地方相互議論仁義，工匠在官府裹相互議論技巧，商人在市場上相互議論財利，農民在田野中相互議論農事。他們從早到晚從事一種職業，不會見異思遷。所以，他們父兄的教導即便不嚴格，也能教好子弟；其子弟縱使不勞苦也能學會本領。他們各安於自己所居住的地方，樂於從事自己的職業，雖然見到奇異和華麗的物品，因為不適於他們的習俗，也不會接受，這就好像西北地區戎族、狄族和東南吳越地區在風俗習慣上不能融合一樣。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的欲望少而事情簡單，財物充足而沒有爭奪。於是統治者再用道德來引導他們，用禮制來統一他們，所以庶民就有廉恥而且講禮貌，重視仁義而輕視財利。造就是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沿着正確的道路發展，不需採用嚴酷的政治而能治理國家的概要。

　　到周王室衰落時，禮法毀壞，魯莊公違反周禮在其父桓公廟的椽子上雕刻，把柱子染紅。魯國大夫臧文仲違反周禮，把柱頂方木刻上山形，把樑上短柱畫上水藻。魯國的世卿季氏競在家廟用八佾奏樂舞蹈，魯國的孟孫、叔孫、季孫三家，在祭祀祖先時竟唱着《雍》這首詩來撤除祭品，這種風氣流傳到一般的士人和平民當中，大家無不背離聖王的制度，放棄本業，務農的民眾減少，經商的百姓增多，糧食不足而奢侈品有餘。

　　這種衰落的趨勢發展到齊桓公、晉文公之後，禮義大為破壞，上下互相冒犯，各國的政治差別很大，大夫們的風氣各不相同，追逐利慾的活動不能遏制，破壞等級制度的行為沒有止境。於是，商人販賣奇珍異貨，工匠生產沒有實用價值的器具，士人進行歪門邪道的活動，以追逐時俗之所好而取得財貨。詭詐的人違背事實詐騙取名，奸邪之民犯法害人求利，謀殺君主篡奪國家大權的人成為王公，搶奪大夫封地的人成了雄傑。禮義不能夠約束君子，刑罰殺戮不能使小民畏懼。富人用絲綢來裝飾房屋、牆壁，犬馬吃糧、食肉還有剩餘，而窮人連粗布衣都穿不上，經常吃豆子喝生水。他們都是編戶平民，但因財力不同而地位有別，有人雖然成為奴僕，仍然沒有怨憤。所以，玩弄權術而為非作歹的人，可以一輩子富足；遵循義理、固守正道的人卻不能免受饑寒的威脅。這種風氣是從社會上層興起的，來源於法令制度的破壞。所以，列舉這些事情，以記載人世間的變化。

　　從前越王勾踐被吳兵圍困在會稽山上時，才任用范蠡、計然佐理國政。計然說：　「知道要打仗，就會整頓防務；知道何時使用何物，就真正懂得了東西的價值。把時間變化與貨物供求的關係搞清楚，那麼，對於各種貨物的行情就可以弄明白了。所以，天旱時就預買船隻以備澇，水災時就預辦車輛以備旱，這樣做符合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越國奉行計然的政策，治國十年，國家大為富裕，用重金獎賞戰士，終於向吳國報了仇，洗刷了會稽被圍的恥辱。范蠡感嘆說：「計然的計策有十條，越王衹用了五條就實現了自己的志願。既然能用來富國，我也想用來富家。」於是他乘着一葉扁舟，漂泊江湖，改名換姓，到齊國叫鴟夷子皮，到陶邑叫朱公。范蠡認為陶邑處在天下的中心，與諸侯各國四通八達，交易貨物非常便利。於是治理產業，囤積居奇，隨機應變，運用智巧取利，擇人放債，債務不須追討即可收回。所以善於生財致富的人，一要能夠擇人，二要善於把握時機。朱公在十九年裹，三次賺來千金，兩次分給了那些窮朋友和遠房兄弟。後來年老體衰，聽憑子孫們作主，子孫們都能繼承家業並有所發展，終致家財萬貫。所以，後世人們談論富翁時，沒有不稱譽陶朱公的。

　　子貢在孔子那裹學業有成之後，回到衛國做官，又在曹國和衛國之間經商生財。在孔子的七十個高足弟子當中，端木賜即子貢最為富有，孔子的另一位得意弟子顏淵卻窮得簞食瓢飲，住在狹陋的小巷裹。子貢高車駟馬，隨從騎士前呼後擁，帶着束帛厚禮出使諸侯，所到之處，與國君分庭抗禮。可是孔子卻誇獎顏淵賢明而譏諷子貢，說：「顏回的學問差不多接近了聖道，雖然囊中經常匱乏，但樂在其中。子貢不受教命，經商生財，揣度是非，僥倖得中罷了。」

　　白圭是周人。在魏文侯時，李克為相，致力於指導農耕、土地的利用，而白圭卻喜歡觀察不同時期市場的物價變化，所以他主張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白圭能做到不講究吃喝，克制嗜好欲望，節省穿戴，與管事的家僮奴僕同甘共苦，捕捉髮財時機就像猛獸凶禽搏取食物那樣迅速敏捷。所以白圭說：「我經商謀利就像伊尹、呂尚圖謀國事，孫子、吳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變法一樣。所以，凡是智慧夠不上同我這樣隨機應變，勇氣不夠堅決果斷，仁義而不能正確取捨，強悍而不能堅守原則的人，雖然想學習我的生財之道，我也始終不會告訴他。」大幾天下講論經商生財之道的人都以白圭為祖師。

　　猗頓靠經營池鹽起家，而邯鄲人郭縱靠煉鐵和鑄造鐵器積聚家業，財富多得可以和王侯相比。

　　烏氏贏經營畜牧業，等牲畜繁殖眾多時，就全部賣掉，搜購奇巧之物和絲織品，暗中獻給戎王。戎王回贈給他價值十倍於所獻物品的牲畜，所給牲畜多得用山谷為單位來計算牛馬的數量。秦始皇下令給烏氏蠃以封君的待遇，按規定時間同大臣一道入宮朝見。

　　巴郡的寡婦名字叫清，她的祖先發現一座丹砂礦，幾輩人一直獨享開礦的收益，家財多得不計其數。清是個寡婦，她能守住先人家業，用金錢保護自己不受侵犯。秦始皇認為她是一位貞婦，待之以賓客之禮，特地為她建了一座女懷清台。

　　按照秦漢時期的制度，列侯、封君徵收租稅，一般是每年每戶二百錢。千戶封君每年的收入就是二十萬錢，朝見天子、訪問諸侯和祭祀、鎖贈等費用都靠遣二十萬錢開支。百姓中的農夫、工匠、商賈等人，家有一萬錢，每年可得利息二千，百萬錢財的人家每年就有二十萬錢的收入，更徭、租賦都從逭裡面開支，這樣的人家。一般的衣食慾望都能得到儘可能好的滿足。所以說，陸地養馬五十匹，養牛一百六十七頭，養羊二百五十隻，沼澤養豬二百一十口，陂塘養魚千石，山中種植成材大樹幹棵。安邑地區有千棵棗樹；燕、秦有千株栗樹；蜀、漠、江陵有千株橘樹；淮北、榮水之南，黃河、濟水之間有千棵蔌樹；陳、夏有千畝漆樹；齊、魯有千畝桑麻；渭川有千畝竹園；以及在郡國萬戶名城近郊有畝產一鐘的千畝良田，或千畝梔子、茜草，或者千畦生薑、韭菜：凡是這樣的人家，都和千戶侯同樣富有。

　　諺語說：「窮人要想發財致富，種田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經商，繡花不如當街做買賣。」這就是說，經商是窮人發財致富的可靠途徑。四通八達的都市，一年之中，可以銷售酒千瓮、醋醬千缸、漿水千壇，宰賣牛、羊、豬千頭，售米千鍾，柴草千車，船隻千丈，木材千幢，竹竿萬根，軺車百輛，牛車千輛，漆飾木器千件，銅器三萬斤，沒上漆的木器，鐵器及梔子、茜草千石，馬二百匹，牛二百五十頭，羊、豬兩千隻，僮僕百人，筋角、丹砂千斤，其他帛、絲絮、捆布三萬斤，采緞千匹，粗布、皮革千石，漆千斗，酒麴、鹽、豆豉千合，海魚、刀魚千斤，小雜魚千斤，鹹魚三萬斤，棗子、板栗三千石，狐皮衣、貂皮衣千件，羔羊皮衣千石，氈毯千條，各類果菜千種，高利貸錢千貫。經紀人調節物價貴賤，貪心的商人，厚利滯銷，獲利十分之三；心平的商人，薄利多銷，獲利十分之五，他們的收入也可以和千戶侯相比。這是大致的情形。

　　蜀郡卓氏的祖先是趙國人，靠冶鐵致富。秦國攻破趟國時，把卓氏流放到蜀郡，夫妻倆推着小車前往流放的地方。同行的流放犯人中，稍微有點余財，就爭着送給管事的官吏，乞求遷徙到近一點的地方，被安置在葭萌縣。衹有卓氏家說：「葭萌縣地方狹小，土地貧瘠。我聽說婚山腳下土地肥沃，出產大芋，有它充飢，老死也不會挨餓。那裹的百姓很善於經商，做買賣方便。」於是他就要求流放到更遠的地方。官吏把他家遣送到臨Ip，全家人非常高興，就在有鐵礦的山裹開礦煉鐵，鑄造鐵器，妥善籌劃盤算，精心經營，和滇、蜀地區的人做買賣。富裕到家有奴僕八百人。平時釣魚遊獵，快樂得比得上國君。

　　程鄭是從山東流放到西南地區的俘虜，也經營冶煉鑄造業，把鐵器賣給當地少數民族，富有和卓氏不相上下。

　　程、卓兩家衰落以後，到成帝、哀帝年間，成都人羅裒家財達到萬萬。當初，羅哀到京師經商，自己隨身帶有將近一百萬錢，他為平陵人石氏掌管錢財。羅裒為人強悍有勇力。石氏的資財稍次於平陵如氏和苴氏，他很親信羅裒，給他很多錢，讓他往來於巴、蜀和京師經商，幾年以後，謀利一千多萬錢。羅裒拿出其中一半賄賂曲陽侯王根和定陵侯淳于長，依仗他們的權力，把剩餘的一半貸給郡國，沒有人敢欠他的賬。他獨占經營井鹽的利潤，一年所獲利潤是資本的一倍，於是大發其財。

　　宛縣孔氏的祖先是大梁人，從事冶煉鑄造業。秦滅魏國，將孑L家遷徙到南陽。孔氏大力經營冶鑄業，又規劃農田水利，車騎前呼後擁，交遊諸侯，趁機與各諸侯國通商牟利，博得了「游閒公子」的美號。可是他的盈利超過花費的本錢，賺的錢多於那些斤斤計較的人，家中積累的財富多達敷千金，所以南陽一帶經商的人都效法孔氏的雍容大方。

　　魯國人風俗節儉，丙家更為突出。丙氏以冶鐵起家，財富達到萬萬錢。可是他家從父兄到子孫都遵守一條家規：彎腰要有所拾，抬頭要有所取，一舉一動都要有利可圖。他家放貸，做買賣遍及各郡國。鄒、魯一帶的人因為受丙家影響的緣故，有很多人拋棄文學而經商牟利。

　　齊地風俗賤視奴僕，而刀閒卻喜歡看重奴僕。兇悍狡詐的奴僕，人們都感到頭痛，惟獨刀閒收留他們，派他們經營魚鹽商賈之利，其中有的人出門車馬成隊，交結郡守國相，而刀閒對這樣的奴僕更加信任。刀閒終於靠他們的力量，積聚起數千萬錢財。所以奴僕們說：　「與其出外謀求官爵，倒不如在刀家作奴僕。」意思是說刀閒能使豪奴個人富有而讓他們為自己盡心竭力。刀閒衰落以後，到成帝、哀帝年間，臨淄人姓偉有資產五千萬錢。

　　周人本來就夠節儉吝嗇了，師史更是一毛不拔，出動數以百計的車輛，滿載貨物到各郡國經商，無所不至。洛陽地處齊、秦、楚、趟的中心，富家相互誇耀自己在外經商時間長，往往路過洛陽而不入家門。能使用這類人，所以師史賺錢多到十千萬。　　師史衰落以後，到成帝、哀帝、王莽時，洛陽人張長叔、薛子仲家產也多達萬萬錢。王莽任命他們都為納言士，想效法漠武帝的做法，可是沒有能得到任用他們為官的益處。

　　宣曲縣任氏的祖先，做過督道地方的倉庫管理員。秦朝敗亡時，地方豪傑都爭着奪取金銀玉器，惟有任氏窯藏倉庫的糧食。楚漢相爭於榮陽時，農民無法耕種，糧價漲到每石一萬錢，結果豪傑的金玉全都到了任氏手中。任氏因此發財致富。富人競相奢侈，而任氏卻不擺有錢人的架子儉樸度H，大力經營農田畜牧。人們爭購便宜貨，任氏卻偏愛買價貴質高的東西。他家富有延續了好幾代。但任氏主人公的家規規定：不是自家種田畜養得來的東西不吃，公事不完成不許飲酒吃肉。因此，任家成為鄉里的表率，所以他富有並得到皇上的尊重。

　　國家開拓邊塞地區時，衹有橋桃得以達到有馬千匹，牛兩千頭，羊萬隻，粟以萬鍾計算。

　　吳楚七國叛亂時，長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跟隨大軍出關作戰，向放債人家借高利貸錢以供旅途使用，高利貸者認為他們的食邑封國都在關東地區，關東的戰事勝負未定，都不肯借。惟有毋鹽氏拿出千金貸給他們，收取十倍的利息。遇了三個月，吳楚七國叛亂被平息。一年之中，毋鹽氏就獲得了十倍的利息，因此而成為關中的富豪。

　　關中地區的富豪大賈，大抵都是姓田的豪族，以田牆、田蘭最為富有。韋家栗氏和安陵杜氏也是家財萬貫。前面這些富有者衰落以後，從元帝、成帝到王莽年間，京師長安的豪富人家有杜陵縣的樊嘉、茂陵縣的摯綱、平陵縣的如氏、苴氏，長安縣賣丹的王君房、賣豆豉的樊少翁、王孫大卿，都是天下富有資財的人家。樊嘉有錢五千萬，其他人的財產都上萬萬。王孫卿拿錢財供養士人，與雄才俊傑交往，王莽任命他為京司市師，就是西漢的束市令。

　　上述這些人都是非常著名而特別突出的富翁。至於其他郡國的富人兼業專利，並通過賄賂而顯赫於鄉里的，多得不可勝數。因此，秦楊因為有大片田地而富甲一州；翁伯以販賣動物油而成為縣邑的首戶；張氏靠賣醬發財，生活奢侈，超過制度的規定；質氏靠磨刀發家，列鼎而食；濁氏靠賣肉乾起家，侍從的車騎前呼後擁；張里憑藉醫馬致富，擊鐘而食；他們的生活都超越了等級制度的規定。但是他們通常還都是固守自己的事業，一點點地積累盈利，逐漸發家致富。至於蜀人卓氏、宛人孔氏、齊人刀閒，他們公然占有山川、銅鐵、魚鹽市場的收益，運籌謀劃，上同帝王爭利，對下專有平民的生業，他們都陷入了違法、奢侈、犯上的邪惡。更何況那些通過盜墓、賭博、搶劫、犯法奸詐而致富的人，如曲叔、稽發、雍樂成之流，他們依然和善良的人齊齒並列，不受懲罰，這是敗壞風俗，損傷教化，導致社會大亂之道啊。

作品出處

本文出自《漢書》。

《漢書》，又稱《前漢書》，由我國東漢時期的歷史學家班固編撰，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漢書》是繼《史記》之後我國古代又一部重要史書，與《史記》、《後漢書》、《三國志》並稱為「前四史」。 《漢書》全書主要記述了上起西漢的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漢書》包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後人劃分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萬字。

作者簡介

班固（32年—92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東北）人，東漢著名史學家、文學家。班固出身儒學世家，其父班彪、伯父班嗣，皆為當時著名學者。班固一生著述頗豐。作為史學家，《漢書》是繼《史記》之後中國古代又一部重要史書，「前四史」之一；作為辭賦家，班固是「漢賦四大家」之一，《兩都賦》開創了京都賦的範例，列入《文選》第一篇；同時，班固還是經學理論家，他編輯撰成的《白虎通義》，集當時經學之大成，使讖緯神學理論化、法典化。

班固還著有詩、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等，共41篇。《隋書•經籍志》載有《班固集》十七卷，可惜早已亡佚，現存的《班蘭台集》是明代學者輯錄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