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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城金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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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城金藏

《趙城金藏》是我國在宋代第一部木刻版大藏經《開寶藏》的覆刻本，因其刻版於宋金時期、1933年首次被發現於山西趙城廣勝寺而得名。

《趙城金藏》全藏共682帙，千字文始「天」終「幾」，總計6980卷 [2] ，六千多萬字。今存4000餘卷，全世界只此一部，因而被視為稀世瑰寶，與《永樂大典》、《四庫全書》、《敦煌遺書》並稱國家圖書館四大鎮館之寶。 在《趙城金藏》的故鄉，臨汾市博物館館藏並常設陳展一卷經書，位於博物館《千秋平陽》展廳。

《趙城金藏》是《開寶藏》的復刻本，並有部分遼藏復刻本和遼藏坊刻本，裝幀也同是捲軸式，每版23行，每行14字，保留了開寶蜀刻本的許多特點 。

2016年，臨汾市啟動了為期五年的《趙城金藏》複製工程，運用現代科技結合傳統工藝，對國圖館藏《趙城金藏》進行原貌複製，每卷複製3件，由國家圖書館全程監製。2017年4月，首批百卷《趙城金藏》回歸廣勝寺。

定名緣由

《趙城金藏》是宋代我國第一部木刻版大藏經《開寶藏》的版式，這部藏經是唐代三藏大法師玄奘自天竺取回的梵文經卷中譯善本，金皇統八年（公元1148年）佛教界聘請高師用三十年時間在平陽（今山西臨汾市）刻印，大定十三年（公元1173年）前後工畢。因刻於金代，後被供養在趙城縣（今山西省洪洞縣）廣勝寺，故名《趙城金藏》。

廣勝寺位於山西省洪洞縣霍山南麓，是一座有着1800多年歷史的古剎，始建於東漢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原名為俱盧舍寺。《趙城金藏》每卷卷首又加刻廣勝寺刊刻的《釋迦說法圖》，被叫做《趙城金藏》，也簡稱為「趙城藏」。這部規模浩瀚的佛教典籍以7000餘卷的篇幅匯集了佛經、史料，字體剛勁，雕刻工整，紙質優良，印刷清晰，在當今世界上已成孤本，極為珍貴。

1933 年，一個名叫范成的高僧到山西洪洞縣廣勝寺考察，在廣勝上寺彌陀殿的十二個藏經櫃中發現了這部藏經。他對寺院收藏的5400 多卷的經卷進行考察研究，其中發現了一部珍貴的藏經，當時沒有人知道這部藏經是誰主持刻印的。1934年，南京又派遣一個名叫蔣唯心的人到廣勝寺考察 ，前後40多天，他將大藏經全部展閱一遍，經過多方面研究考證，最終認定這部藏經為金代刻印，又因在趙城廣勝寺發現，故定名為《趙城金藏》。

1942年春，侵華日軍企圖搶劫這一稀世珍寶，八路軍某部聞訊後派員夜入古剎，奪得經卷。這部珍貴的經卷已整修完好，今存中國國家圖書館。

孤本秘笈

能進入中國國家圖書館的藏品，皆為國寶級的善本。其中《永樂大典》《四庫全書》《敦煌遺書》和《趙城金藏》，更被譽為國家圖書館的四大鎮館之寶。 1933年，《趙城金藏》在山西境內被發現，這是現代佛教文獻史上的一件大事，在當時的文化界也引起很大的轟動。這部佛教全書，既是佛書，也是涉及哲學、歷史、語言、文學等領域的古籍，被佛教界譽為「天壤間的孤本秘笈」。

《金藏》由來

1934年10月，近代著名佛教居士歐陽漸派弟子蔣唯心從南京出發，北上山西趙城廣勝寺「檢校」前一年剛剛發現的古版經卷，即《趙城金藏》。蔣唯心一路輾轉到達廣勝寺後，他連續工作40天，寫成了《金藏雕印始末考》。此1.5萬字的長文對《趙城金藏》的歷史謎團進行了全方位的梳理和論述，至今仍是這方面最具權威性的考證文章。

根據蔣唯心的考證，山西趙城廣勝寺發現的古版經卷《趙城金藏》，是由金代民間勸募，在山西解州（今運城市鹽湖區解州鎮）靜林山天寧寺刻成的。發起人是潞州（今山西長治市）的崔法珍。

崔法珍善良賢淑卻口不能言，17歲那年邂逅一老僧得以治癒，終於開口說話，欣喜異常。後與家人赴寺致謝，得知老僧欲刻一部藏經，只是囊中羞澀無力刻印。姑娘遂出門用刀自斷左臂，自此開始了長達數十年在晉陝之間的化緣道路，最終感動許許多多的善男信女，籌得所需資金，大約在金熙宗皇統8年（1148年）開始刻造，歷時約30年完工。

明代刑部尚書陸光祖在萬曆十二年（1584年）所作《嘉興藏刻藏緣起》中如此描述：「昔有女子崔法珍，斷臂募刻藏經，三十年始就緒，當時檀越有破產鬻兒應之者。」《永樂大典》與《金史記事本末》均詳細記載了崔法珍化緣雕刻藏經一事。

《金藏》發現

1928年至1930年，陝西發生了歷史上罕見的大旱災，全省人口銳減三分之一。慈善家朱慶瀾來到陝西放賑，他除了慈善家的身份外，還有一個特殊的身份，就是「著名居士」。他篤信佛教，對佛教文化的保護和傳承一向熱心，而陝西恰是佛教隆重的歷史文化區域，於是朱慶瀾在賑災之餘遍訪了陝西古剎。1930年他無意中在西安城內的臥龍寺和開元寺中發現了宋版藏經，經認真鑑定考證，這些居然是世所罕見的《磧砂藏》。

這次發現顯然讓朱慶瀾異常興奮，他回到上海後立即邀請滬上佛門名流開會集議。各名流眾口一詞，皆認為宋版《磧砂藏》是古版藏經中最完善的版本，不僅為佛教之瑰寶，也是中國文化歷史遺產。他們一致認為這部流傳600餘年的宋版藏經大有影印的必要。朱慶瀾等人當即決定成立一個名叫「上海影印宋磧砂藏經會」的民間組織，負責影印事宜。范成法師被推舉為這個民間組織的常務委員。

《金藏》影印

「上海影印宋磧砂藏經會」成立後，除籌集影印資金外，第一要務就是委派專人赴西安翻檢核勘經書的完整齊全狀況，並安排照相、製版等事宜。這份差事不但需要被委派的專人要有充裕的時間，更需要有對佛典版本的鑑別能力和學識。眾人商討良久，認為這項工作只有范成法師是最佳人選。大夥一致勸請，范成法師即一肩承擔下來。

1931年春，范成法師從上海帶着照相技師、沖印技師及助手20餘人抵達西安。經與西安方面協商，將開元寺和臥龍寺兩處的藏經運至陝西省立圖書館中辟專室保管，並由雙方人員共同開篋清點。范成一行在西安清理經書的結果是：宋代刻印者以開元寺的2889卷與臥龍寺的4548卷，兩相比較，除有雷同外，共得5226卷，尚缺576卷。後來查到北平松坡圖書館的《宋藏目錄》，有一部分可補西安所有「宋藏」之不足。

就這樣，西安與北平兩處的藏經合起來，仍缺173卷，如此影印仍顯美中不足。於是范成繼續到山、陝各地古剎查訪藏經舊本，以補缺憾。說來也巧，1933年春，范成在西安偶遇一位法號性空的老僧，性空和尚剛從山西朝拜五台山歸來，他向范成法師提及「晉省趙城縣太行山廣勝寺有四大櫥古版藏經，捲軸式裝訂」。范成聽後立刻動身，徒步前往山西。當他在山西趙城縣廣勝寺內看到滿滿四大木櫥5000餘卷古版藏經時，驚喜萬分，馬上將這一重大發現公布於世，整個文化界為之轟動。由於是在趙城縣廣勝寺發現的金代刻版藏經，故定名為「趙城金藏」。

《金藏》收散

范成法師根據隨身攜帶的《大藏聖教法寶標目》，用了5個月的時間對廣勝寺古版藏經進行了逐一的校核整理，還走村串戶，尋訪附近村莊，收回已散失在民間的300餘軸散卷，使廣勝寺古版藏經達到5700餘卷。

非常遺憾的是，有關《趙城金藏》被發現的這段歷史記錄少之又少，只是在山西省檔案館中保存着一件在1949年5月23日形成的《趙城縣廣勝寺佛經歷年保管及轉移運送情況》。這份檔案是毛筆手書件，文字如下：

「佛經歷年保管在廣勝寺下寺佛殿陳列，於每年舊曆三月十八日逢集會時，群眾參觀者甚多。因無專人負責，據說遺失四五卷，以後在北京又配了些新的。 民國十幾年，有該寺僧人明澈、法炎二人將此項佛經加以整頓，於民國十八九年間轉移至廣勝寺上寺大佛殿保管。此時，適有上海僧人范成在該寺見到此項佛經，認為很貴重，即托各方面關係通過全縣士紳將此經借去一箱，限期翻印歸還，至期歸還後，並有贈送新印宋版藏經一部……」

歷史沿革

最先覬覦《趙城金藏》的是所謂的「日本東方文化研究所」。《趙城金藏》剛剛問世，該所便派人來到廣勝寺，表示願出22萬銀元購買，遭寺院住持力空和尚及眾僧人斷然拒絕。接着來的是日本一些僧人，他們先後幾次竄入廣勝寺，仍然想用高價買斷藏經，同樣沒有得逞。這兩件事情的發生，引起了具有強烈愛國心的廣勝寺僧人的警覺，為防止藏經遭遇不測，他們把5000餘卷經卷由霍山南麓的廣勝下寺遷移到山頂上寺，吊運進13級琉璃飛虹塔，並用磚石固封，進行集中保管。

蔣介石聽聞發現《趙城金藏》正值日軍七七事變開始。1937年9月，他出於保護藏經的目的，電令駐防晉南的國民黨14軍軍長李默庵前往廣勝寺，通知寺廟住持力空和尚欲將《趙城金藏》運往西安。力空和尚擔心搬運時士兵可能哄搶藏經，召集趙城縣各寺廟僧眾及士紳與李默庵說明道理，經艱苦舌戰，終使未讓其採取行動。但一波剛息，另一波又起。1938年2月，閻錫山派手下一位師長來到廣勝寺，告訴力空和尚其打算將《趙城金藏》轉移到山西吉縣山區。力空和尚推辭說：「藏經已封存於塔頂，留此萬無一失。轉遷吉縣路途遙遠，國軍搬運辛勞不說，也難保安全。」那位師長也被說服，《趙城金藏》再次被原地保護下來。

侵華日軍占領中原後之際，就開始在占領區大力搜刮文物。1942年初春，駐紮在廣勝寺附近的日軍突闖寺廟，通知住持力空和尚，說要在農曆三月十八廟會時登臨琉璃飛虹塔，鳥瞰廟會盛景。力空和尚深知日軍是想趁機搶劫藏經，冒着被日軍發現的危險，深夜下山跑到數十里外的趙城縣抗日政府駐地興旺峪，找到時任縣長楊澤生，提出要將經卷交給抗日政府，並要求轉運延安。

楊縣長知道《趙城金藏》是國寶，但此時的廣勝寺周圍已陷入日軍包圍，轉運5000卷的藏經談何容易。於是，他打電報請示上級領導。時任太岳區軍政領導陳賡、薄一波接報後亦覺事態嚴重，立即轉呈延安。黨中央馬上復電命令太岳區全力保護《趙城金藏》，絕不可讓國寶落入侵華日軍之手。

太岳區接命後緊急動員，作出周密部署，特派太岳軍分區基幹營、趙城縣游擊大隊和洪洞縣游擊大隊百餘人藉助夜色，秘密進入廣勝寺，登上琉璃飛虹塔，經四個多小時的搶運，將5000卷藏經全部轉移出寺廟，由民工馱運隊運抵安全地帶。

由於行動悄無聲息，駐廣勝寺幾里內的幾個日軍據點並無察覺。當日軍如期登臨飛虹塔時，發現藏經早已搬空，欲拿力空和尚問罪，但力空和尚連同藏經早已不知去向。在接下來的5月反「掃蕩」中，地委機關同志身背經卷在崇山中與侵華日軍周旋。

由於行軍戰鬥頻繁，攜帶不便，深恐散失，這些經卷又被分別藏在山洞、廢煤窯內，派人看管。儘管藏經運抵安全地帶，但因日寇掃蕩頻繁，藏經以後又幾經輾轉遷移，先是存放於太岳區二地委機關駐地安澤縣亢驛村，後又轉移至太岳區黨委駐地沁源縣，抗戰勝利後又轉至太行山區涉縣。

1931年，朱慶瀾等在西安開元和臥龍兩寺發現向所罕見的宋《磧砂藏》，因而把它運到上海影印流通。「上海影印宋版藏經會」常務理事范成和尚為尋宋《磧砂藏》的缺本到各地去訪求古經，著破衣，經戰亂區，冒很大的危險。

他的最大收穫是1933年春，在山西趙城廣勝寺意外地發現了《趙城金藏》。「在從來出版之文獻中，尚不知有此版藏經之學術界，乃成為一時甚為轟動之事件。」因「向所未知而近日始發現」、「中外人士連袂躡履往趙城探討者不絕。」范成和尚還走村串戶，從附近農村尋訪收回已散失在民間的300餘軸散卷。

1934年10月，南京支那內學院歐陽竟無命其高足弟子蔣唯心前往廣勝寺校驗。蔣氏抵潼關黃河渡口時，正遇大風，他冒險登舟捨命強渡，不幸失足落水，耳目皆着泥沙，從此落得眼疾。在廣勝寺他忍着眼疾披閱經文，連續工作40天，寫成《金藏雕印始末考》，1934年12月發表於南京《國風雜誌》第5卷12號上，1935年1月又有南京支那內學院印了單行本。

蔣文考證「嚴謹詳審」，「思想入微，搜剔得間」，「糾正日本人紕謬尤為切要」，對《趙城金藏》的歷史價值做了正確評估，至今仍是這方面最具權威的論述。後蔣唯心赴四川崇慶縣上古寺校驗《洪武南藏》，途中被土匪綁票而亡，為挖掘祖國文化遺產獻身。

現狀延續

1945年日寇投降後，此經交當時北方大學保管，北方大學校長范文瀾派專人守護，年年晾曬。

1949年北平解放後，《趙城金藏》運至北平，移交當時的北平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收藏。《趙城金藏》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由國家撥款的大型古籍整修項目。

1949年4月30日，當4300多卷、9大包《趙城金藏》運抵北平時，人們難過地發現，由於多年保存條件惡劣，多數經卷潮爛斷缺，粘連成塊，十之五六已經不能打開。國家專門調來4位富有經驗的裝裱老師傅幫助修復，歷時近17年，終於在1965年修復完畢。

2008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發行出版了《趙城金藏》這一經典。整體原樣複製，再現了盛世經典。堪稱當今時代最有價值的盛世珍藏！其中特選出陳天竺三藏真諦譯本，也就是《陳金剛》，高仿存放在國家圖書館的《趙城金藏》，此卷字體雋秀、印製精美、可誦可藏。不僅如此，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還贊曰：「下真跡一等」。

2016年，臨汾市啟動了為期五年的《趙城金藏》複製工程，運用現代科技結合傳統工藝，對國圖館藏《趙城金藏》進行原貌複製，每卷複製3件，由國家圖書館全程監製。

2017年4月，首批百卷《趙城金藏》回歸廣勝寺 。

文化價值

佛教發軔於古天竺，但佛教典籍在全世界只有漢譯本保存得最多，這些倖存的漢文佛教典籍不僅是中國的寶貴文化遺產，而且也是全人類的精神財富。 大藏經是佛教典籍匯編而成叢書的總名，是一部百科式的佛教全書，它收集廣博，既是佛書，也是涉及哲學、歷史、語言、文學、藝術、天文、歷算、醫藥、建築等領域的包羅宏富的古籍，對中國和世界文化都曾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佛教的傳播，是伴隨着佛教典籍的譯介展開的，漢譯佛典絕大部分是在東漢到隋唐時期翻譯的。安世高、鳩摩羅什、玄奘、義淨等是這方面做出卓越貢獻的翻譯家，也是交流中外文化和友誼的使者。隨着譯經和著述的大量增加，約在公元二世紀，即開始了漢譯佛經的收集和目錄整理。唐開元年間（公元730年）智升編撰的《開元釋教錄》集其大成，首次將中國僧人的著作入藏流行，並創「千字文」各字為序的編次方法。佛教經典的流通刺激了雕版印刷術的創造發明和不斷完善。北宋開寶年間（公元971年～983年）我國第一部木刻版漢文大藏經《開寶藏》在成都雕印完畢。它以《開元釋教錄》入藏經目為底本，第一次採用千字文編次順序，起「天」字，終「英」字，共480帙，5048卷，捲軸式裝幀。這部佛教大藏經，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早最龐大的一部叢書，一編便是數千大卷，數千萬言，這在世界史上十世紀以前，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例子。公元1403～1407年成書的由明代僧人道衍主持編纂的《永樂大典》總匯當時漢文化的全部內容，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書，就是受其影響模仿佛教大藏經纂成。

宋太宗雍熙元年（984年）《開寶藏》由沙門奝然傳入日本。端拱年間（公元988～989年）傳到高麗。高麗和日本還據以復刻，直接間接刺激了兩國的刊印事業。伴隨着大藏經的外傳，雕版印刷術也從中國傳播到外國，佛教成為當時文化藝術傳播的主要媒介之一。

自宋、遼、金、元、明、清以來各朝官方和民間均投入巨大人力物力進行大藏經的編輯和雕印。計官刻本七藏，私刻本十藏，國外漢文刻本還有高麗一藏，日本的七藏。《開寶藏》是這一切各版大藏經雕版的鼻祖。它以書法端麗嚴謹，雕刻精良著稱，是宋版精品。漢文大藏經的編輯、雕印，以它的宏篇巨製，版本眾多，歷史久遠而聞名世界，它不僅是中國，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壯舉。

我國現存各版大藏經中，屬於未經傳世的孤本，有石刻本的《房山雲居寺石經》，木刻本的《契丹藏》、《趙城金藏》、《元官藏》、《洪武南藏》、《武林藏》和《萬曆藏》等七種版本。其中有三個版本殘存印本未超過40卷。《趙城金藏》是當今大藏善本中卷帙最多的，而且是世界上僅存的一部。它基本上是《開寶藏》的復刻本，並有部分是遼藏的復刻本與遼藏的坊刻本，裝幀也同是捲軸式，每版23行，每行14字。它保留開寶蜀刻本的許多特點，在《開寶藏》早已散佚殆盡的情況下，它還保存着數千卷開寶蜀本與遼藏的原貌，不論是在版本和校勘方面，都具有無可比擬的價值。

中華大藏經編輯局經過鄭重選擇決定以稀世孤本《趙城金藏》為底本，按《趙城金藏》千字文編次的目錄體系影印，重編《中華大藏經》。據以作為底本的《趙城金藏》為國內外歷次大藏經編輯者所未及見，新編《中華大藏經》搜羅宏富，遠非前代刊行諸藏所能企及，在這方面，世界上通行的日本《大正藏》無法與之相比。新編《中華大藏經》必將為祖國贏得榮譽，它不僅是中國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趙城金藏》印刷清晰，字體勁拔，每卷首均有精美的佛陀說法圖，其刀法線條和宋版佛經相比，具有豪放嚴整和生氣有力的特點，是我國印刷史上的珍貴標本，是研究我國刻經史和版本史的珍貴資料。從中可以看出歷代佛教書籍製作演變過程，也可以看出佛藏與當時金本的平水（臨汾）水平，特別是每平水版畫之間的關係，是印刷發展史上的一座了不起的寶庫，在中國版本目錄學和雕版印刷史上也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大藏經也叫「藏經」，是中國古代對所有佛教典籍的總稱，按內容分經、律、論三藏。大藏經的刊印始於北宋初年。宋太祖趙匡胤開寶四年(971年)，派太監張從信到成都刊印藏經，至太平興國八年(983年)，用了十二年的時間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官方主持刊印的藏經。因刊刻地在成都，後世把這部大藏經稱為《蜀版大藏經》，因始刻於開寶年間，也稱《開寶藏》。《趙城金藏》就是以《開寶藏》為藍本覆刻的。因《開寶藏》及其別的覆刻本均已散佚，《趙城金藏》便成為我國第一部官方刊印大藏經之覆刻本中的孤本，這對佛學、版本學以及在雕版史上，皆具有無與倫比的價值和意義。

史上刻制

據蔣唯心考證，趙城金藏系金代民間勸募，在山西解州（運城西南）靜林山天寧寺刻成。刻制發起人為潞州（長治）崔法珍，相傳她毅然斷臂募緣刻經，感動了很多佛教信徒，紛紛捐資協助。施主始終以村民為主體，施錢、「施樹、施騾、施布、傾其所有」、甚至「有破產鬻兒應之者」，勸募的地區遍及晉南和秦西各州縣。

大約在金熙宗皇統9年（1149年）前後，於天寧寺組成「開雕大藏經版會」負責刻造，到金世宗大定13年（1173年）完工，歷時約30年。《趙城金藏》全藏共682帙，千字文始「天」終「幾」，總計約7000卷。

蔣唯心考證時已有佚失，尚存4957卷。金藏刻成後，崔法珍於大定18年（1178年）將印本送到燕京，受到金世宗的重視，在聖安寺設壇為崔授比丘尼戒。 三年後，崔又將經版送到燕京刷印流通，為表彰她的功績，賜紫受封為「宏教大師」。難能可貴的是，作出重大貢獻的崔法珍在《趙城金藏》的題跋中，沒有留下自己的名字，風格高尚。蔣唯心感慨道：「此藏捲軸之富，工事之巨，原刻歷三十載星霜，補雕勞十餘路僧眾，創此偉業者，寧遂湮沒不彰乎？理決其不然也。」

《趙城金藏》系一弱女子斷臂發起，民間募資私刻，洋洋7000卷，實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大壯舉。

1935年，部分《趙城金藏》曾借到北平展覽。「上海影印宋版藏經會」與「北平三時學會」從中挑選出宋元明清各大藏所無的孤本經籍，共46種249卷，作方冊本共120冊影印發行，題為《宋藏遺珍》。當時，胡適先生評述說，「這是影印磧砂藏的一個副產品，其重要性可能不下於磧砂藏的本身。」國內外學術界，宗教界異常重視這部「天壤間的孤本秘笈」，日本的學術界也在那裡打主意，日本辦的東方文化研究所曾派人到趙城考察過，欲出重金購買《趙城金藏》，遭到愛國僧人理所當然的拒絕。

各方關注

自《趙城金藏》發現後，一些市井無賴想方設法，從廣勝寺偷出數百軸經卷，運到北平高價出售，許多藏書家和古玩店不惜重金買它一兩卷置於案頭玩賞。北平圖書館善本部有遠見卓識，陸續從私店手中收購了191卷，減少了這部珍貴典籍的流失。

1952年趙城縣好義村，張奇玉之侄張筱衡把家藏67箱古書全部捐獻給國家，其中第l 3箱是早已佚失的152卷《趙城金藏》，而且是當年蔣唯心考證時尚未發現的珍籍。而後，陸續向北京圖書館捐獻《趙城金藏》零散經卷的有：周叔韜、周一良、徐森玉各兩卷，賈靜言一卷。

1959年9月，文化部西藏文物調查團在薩迦北寺圖書館發現《趙城金藏》補雕本的另一印本，現存540卷，原藏於燕京大寶集寺，是天寧寺藏經板轉入燕京後的補雕印本。北大宿白先生據此寫了《趙城金藏和弘法藏》一文在《現代佛學》1964年二期上發表。

1983年6月28日，《光明日報》報道了「山西老農馮玉璋獻出稀世珍品——趙城金藏散經卷」。這是兩卷當年八路軍搶運途中遺失在路旁的經卷，被撿拾珍藏多年後獻給了國家。

在人民的愛護下，歷盡滄桑，積沙成塔，現存《趙城金藏》共4800餘卷，是當今孤本藏經中卷帙最多，保存最完整的一部。其中北京圖書館存有4813卷，上海圖書館存有17卷，南京圖書館存有6卷，北京大學圖書館、廣西博物館、崇善寺各存2卷，廣勝寺、山西圖書館、山西博物館、蘇州西園、台灣中央研究院各存1卷。此外北京民族宮存有《趙城金藏》補雕本的另一印本500餘卷。

輾轉運到北京圖書館的經卷，由於煤窯中潮濕，許多已糟朽不堪。有的霉壞得像敗絮，有的擠壓成硬梆梆的黑色紙棍，揭裱修補工程，首先遇到是缺乏一種與《趙城金藏》顏色一致，拉力韌勁都很大的廣西特產棉紙。佛教協會副會長巨贊法師向王冶秋表態，廣西棉紙由佛教協會募化。得李濟深先生鼎力相助，在他的發動下，兩廣佛教徒募捐了數萬張廣西棉紙，直接寄到北京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先從琉璃廠「文藝山房裱店」請來揭裱能手韓魁占，繼又請來張萬元、徐朝彝、張永清三位琉璃廠高手。他們把經卷浸濕，用針尖小心地去挑，把薄薄的紙剝成兩層，讓黑字留在其中的一層上，然後裱糊在廣西棉紙上烘乾壓平。從1954年到1964年，四位高師苦戰十個寒暑，才將洋洋4000多卷經書整修一新。陳毅副總理，文化部負責人齊燕銘、鄭振鐸等曾親臨北京圖書館揭裱工作間視察指導，高度讚揚了師傅們拯救國寶的辛勤勞動。

十年浩劫中，多少珍貴歷史文物毀於一旦，許多國外友人和學者都為《趙城金藏》捏了一把汗。值得寬慰的是在北京圖書館善本部全體同志精心護理下，歷盡滄桑的《趙城金藏》沒有遭受絲毫的損壞，完好無缺地存放在防潮、防火、防曬、防蟲的專門設計的庫房裡，始終保持着一級質量。

《人民日報》於1982年7月8日發表了「稀世國珍趙城金藏整修一新」的好消息，報道了整修工作已經完成，指出「在當今世界已成孤本的《趙城金藏》以其歷史悠久和卷目完整而成為中國的珍貴文物」。接着海外孤本《趙城金藏》修裱後的照片一幅又刊登在8月15日的《人民日報》上。

1982年經國務院批准和撥款，由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李一氓主持，任繼愈負責，投入巨大人力物力，重編中華大藏經。現已由中華書局發行，共計220冊，每冊約1000頁，分期分批出版，計劃十年出齊。全書出齊後擺放在一起大約有兩樓房高，可以稱為世界之最。它是中國哲學出版印刷的一個時代標誌。中華大藏經編輯局的同志為尋找散存於全國各地《趙城金藏》的流散卷帙作為影印原件，走遍了大半個中國，行程逾萬里，數易寒暑，費用浩繁，若不是國家的支持，任何個人和團體要承辦這樣宏大的工程是難以想象的。

回顧《趙城金藏》的歷史，有斷臂募刻的崔法珍；發現瑰寶的范成和尚；評估考證的蔣唯心；組織搶救的史健；精心護理的張文教；捐獻國家的張筱衡；揭裱修復的韓魁占；有名字記載的不下數十人。更多的則是成千上萬沒有留下名字的無名英雄，他們是捐募的村民，刻經的工匠，補雕的僧徒，流血犧牲的戰士，愛護藏經的人民。我願引用向達教授《記趙城藏的歸來》一文中的一句話作為小結：「看看展覽的古代經卷，似乎每一卷上都染有人民戰士的血花，才漸漸明白文物的保存不是容易的事，而人民所創造出來的東西，也只有靠人民的力量才能保存，才能光大。時間的考驗，英雄帝王，象電光石火，終不免黃土一抔，人民卻永垂不朽，人民所創造的也永垂不朽。」的確，人民的《趙城金藏》必將與人民共存，與日月爭輝。

文物展覽

2020年11月27日至30日，「國寶孤本《趙城金藏》暨唐宋重要佛教典籍特展」在榮寶齋首次公開展出。

文物拍賣

2020年12月，《趙城金藏》妙法蓮華經文句卷八亮相北京榮寶2020秋拍，以4950萬元落槌，含佣金5692.5萬元高價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