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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風》為《詩經》國風中的內容，十五國風之一。為先秦時代鄭地民間民歌。鄭，古國名，姬姓。
主要內容為周宣王二十二年封其弟姬友於鄭，是為鄭桓公。春秋時代鄭國的統治區大致包括今河南的中部和河南省鄰省的一些地方。"鄭風"就是這個區域的詩。
《詩經》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詩歌總集。對後代詩歌發展有深遠的影響，成為古典文學現實主義傳統的源頭。
介紹
周宣王二十二年(前八○六)封其弟友於鄭。鄭地，即今河南的鄭州一帶。友，就是鄭桓公，當犬戎攻破西周王朝時，他與周幽王同時被殺。其子鄭武公與平王東迂，併吞了虢國與檜國的領土，沿襲舊號，命名新都為新鄭(今河南省新鄭市)。春秋時代鄭國的統治區大致包括今河南的中部和河南省鄰省的一些地方部分地方。"鄭風"就是這個區域的詩。
鄭國與東周王畿接壤，地處中原，文化較發達，春秋之際，人民創造了一種具有地方色彩的新曲調，激越活潑，抒情細膩，較之遲緩凝重的"雅樂"，無疑是一個進步。所以當時的名人季札聽了也不禁要脫口贊道:"美哉，其細也甚!"孔子責備"鄭聲淫"，要"放鄭聲"，就是害怕鄭國這一"激越活潑"的新聲，會取代周王朝的正樂。
"鄭風"中絕大部分是情詩，這雖同鄭國有溱水、洧水便於男女遊覽聚會有關，但更主要的是同鄭國的風俗習慣密不可分。
從《溱洧》一詩看，鄭國的上巳節，實際就是一個青年男女談情說愛的節日。正因為鄭國保留着男女自由交往的某些古代遺風，所以也就影響了人們的思想。
如鄭厲公四年(前六九七)，鄭國大臣祭仲的女兒雍姬問她的媽媽:"父親與丈夫哪個親近些?"她的媽媽答道:"父親只能有一個罷了，而丈夫卻個個男人都可做。"(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左傳•桓公十五年》)一個世家命婦居然用這種褻瀆禮教的話來教育自己的女兒，鄭國一般人民的男女觀念，那就更可想而知了。懂得了這點，再讀鄭風中那些大膽的情詩，也就好理解了。
當然，從鄭國人民歌唱的本身說，恐怕反映自己勞苦和怨憤的詩歌也決不會少的。何況鄭國當"虎牢"天險，是兵家必爭之地，古人曾指出"春秋戰爭之多者，無如鄭"，但是，頻繁的戰爭給人民帶來的苦難，卻在"鄭風"中看不到。這可能是編選者排斥的結果。 [1]
背景及其它
在《詩經•國風》當中，衛國的詩歌作品保存最多，《邶風》、《墉風》、《衛風》共存詩三十九首。但是，若按十五國風的分類來計，《鄭風》是其中存詩最多的一類，共有作品二十一首。
衛國為殷商舊地，衛詩的繁榮是無疑是接受殷商文化浸淫的結果，那麼鄭詩的興盛是否具有相同的原因呢?答案應當是肯定的。
我們知道，從地理位置上講，鄭國處於殷商文化的中心區域，其深受殷商文化之浸淫自不待言。因此，鄭衛兩地的風俗民情也表現了許多相同的特點。
《史記•貨殖列傳》雲"鄭、衛俗與趙相類"，而其記趙、中山之俗時雲:"猶有沙丘紂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遍諸侯。
"《漢書•地理志》記二國風俗時則雲:"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雒左泲，食溱、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在春秋戰國時代，"鄭衛之音"是新興音樂的代稱。
《禮記•樂記》魏文侯雲:"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由"鄭衛之音"這一名稱，我們可以推知鄭音與衛音賴以產生的共同的文化土壤，以及由此而呈現出來的基本相同的文化屬性。
另一方面，當"鄭衛之音"被作為新興音樂的代稱在春秋以後得到普遍地使用時，孔子卻是用"鄭聲"一名來指代當時的新興音樂的。他說:"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他又說:"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其後，"鄭聲"之名與"鄭衛之音"等名稱並行於世。
《漢書•禮樂志》雲:"(成帝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強、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從這裡可以看出，與"鄭衛之音"相同，"鄭聲"也是被作為新聲的代稱使用的。"鄭聲"何以能夠獨自成為新興音樂的代稱?除了上述原因之外，這與鄭國商人的活躍、商業經濟的繁盛以及由此而帶來的都市文化的發達具有密不可分的聯繫。
春秋時代，農業、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商業的興盛，從開國之初就建立了經商傳統的齊國自不待言，晉楚等國之間的商業往來亦相當頻繁。但是，在所有諸侯國中，商人在鄭國所擁有的社會地位卻是其它國家無法相比的。
這在《左傳•昭公十六年》子產對韓宣子的一段話中得到了相當突出地反映:"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鄭公室與商人盟誓以相保，鄭國商人地位與勢力之強由此可見。
《左傳》所記三起有關商人的事件皆出自鄭國，而鄭商人弦高以鄭君的名義與秦軍交涉而使其退兵一事，更集中地反映了鄭國商人在社會生活中所發揮的舉足輕重的作用。
鄭國的商人"出自周"，而這些"出自周"的商人的祖先，卻是在西周初年被遷至成周的殷商遺民。《尚書•酒誥》有雲:"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由此可知，"藝黍稷"與"牽牛車、遠服賈"是周人克商後殷商遺民被特許從事的社會活動。在喪失土地的情況下，經商成為殷商遺民最主要的謀生手段，因而也使"商人"成為經商者的代名詞。
失去土地與政治權利的商人雖然地位低下，但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他們依然能夠承襲殷商文化重聲的傳統，保持其文化屬性上的相對獨立。這應是在商人擁有特殊地位的鄭國其聲樂文化相對發達的一個重要原因。
《鄭風》中的作品，根據《詩序》，除《緇衣》產生於東周初年鄭武公時代之外，大多出現於鄭莊公至鄭文公約一百年間，尤以眾公子爭位的二十年間產生最多。
《鄭風》作品的最後完成期應在鄭文公時代。而從上文的考證我們也能發現《鄭風》作品在編排次序上表現出來的一個特點，這就是凡涉及鄭國公卿大夫的作品，都排列在以男女情愛為內容的民俗色彩濃厚的歌謠之前。
其中《羔裘》雖然歌頌的是身着諸侯之服的"彼其之子"，但"彼其之子"畢竟不是鄭國公族，故次於刺文公的《清人》之後，諸民俗歌謠之前。《鄭風》的這種編排次序，相當明顯地體現了周禮"尊尊"的倫理秩序。
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