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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錫良 | |
|---|---|
| 出生 |
1930年9月22日 湖南衡山 |
| 國籍 | 中國 |
| 職業 | 博士生導師。 |
| 知名於 | 現為中國訓詁學會學術指導委員會主任、中國文字學會常務理事、北京語言學會副會長，北京大學王力語言學獎評委、社科院語言所青年語言學家獎評委、《古漢語研究》編委。 |
| 知名作品 |
《古代漢語》 《漢字古音手冊》 《古漢語研究》 |
郭錫良，男，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1930年9月22日出生，漢族，湖南衡山人。
現為中國訓詁學會學術指導委員會主任、中國文字學會常務理事、北京語言學會副會長，北京大學王力語言學獎評委、社科院語言所青年語言學家獎評委、《古漢語研究》編委。
代表作品
《古代漢語》(三種)、《漢字古音手冊》
人物履歷
1930年9月22日出生，漢族，湖南衡山人。
1950年考入湖南大學中文系，1953年院系調整到武漢大學;1954年畢業，被保送到北京大學作漢語史研究生，師從王力。
1958年畢業留校，1986年升教授，1990年被評為博士生導師。
1977年至1993年任古代漢語教研室副主任、主任。
1979年至今任系學術委員、副主任。
60年代曾兼任高教部文科教材辦公室中文組秘書;80年代曾兼任文改會正詞法委員、電大古代漢語主講教師、湖北大學兼職教授;90年代曾兼任武漢大學博士生導師。
現為中國訓詁學會學術指導委員會主任、中國文字學會常務理事、北京語言學會副會長，北京大學王力語言學獎評委、社科院語言所青年語言學家獎評委、《古漢語研究》編委。
主要成就
《古代漢語》(三種)、《漢字古音手冊》、《漢字知識》、《漢語史論集》等著作10種。
《漢語第三人稱代詞的起源和發展》、《論上古漢語指示代詞的體系》、《介詞"於"的起源和發展》、《殷商時代音系初探》、《西周金文音系初探》、《漢語歷代書面語和口語的關係》等論文六十多篇。
語法史論文中多有創見。
音韻方面也第一次提出了殷商音系的設想，為漢語語音史填補了一項空白。
先後參加或主編的三部古代漢語教材，通行全國，影響很大，其中兩種累計印數都超過一百四十萬部。90年代先後應邀赴美國斯坦福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韓國成均館大學、挪威奧斯陸大學、法國社科院語言研究中心訪問、講學，有一定的國際影響。
乙未初冬訪郭錫良先生
受訪者:郭錫良先生
採訪者:萬群、雷瑭洵
地點:北京 藍旗營小區
按:2015年11月3日下午,郭錫良先生在南下過冬之前抽出寶貴的時間接受了《微刊》小編的採訪。這次訪談擬圍繞郭先生的治學經驗和對專書語言研究現狀的評價展開,郭先生的治學經歷已另有訪談錄,郭先生提出先和我們談談北大語言學科的發展問題。因此,此次訪談主要內容是語言學科發展問題,郭先生在王力先生指導下治學的經歷,和對專書語言研究現狀的看法。最後,郭先生給《微刊》以寄語和鼓勵。
◇ 您可以和我們談談您的治學經歷和治學經驗嗎?
◆ 我的治學經歷已經在一個訪談里說過了,收在《中文名師談教育》這本書中,今天再談就有點兒重複。我想談談現在語言學的發展的問題和目前北大的語言學研究的情況。
從現在來看,北大的語言學有兩個時期發展最快,在全國處於領先水平:
第一個是五四時期,是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的時期。北京大學1898年創辦,最開始沒有中文,也沒有語言學,講授的內容很多都是有關科舉的舊學內容。文科研究的主要是桐城派(方苞、姚鼐)的內容,再加上一些所謂理學的東西,以及向西方學習,即康梁的改革派的內容。
清朝被推翻,1911年建立民國以後,桐城派就逐漸退下來,北大的文科被有人看作在轉向章黃學派。章炳麟熱衷革命,黃侃也是革命的活躍分子,但是建立民國以後,軍閥割據,黃侃又開始搞國學、經學。黃侃既搞小學——文字音韻訓詁,也搞文學。在音韻方面的傳人,是武漢大學的劉賾,寫了《音韻學表解》;在文學方面,范文瀾繼承了他的《文心雕龍》研究,駱鴻凱繼承了他的《文選》研究。黃侃在民國初年北京大學的文科教學中起了不小的作用,文史哲不少人聽過他的課,接受了他的一些影響。
乙未初冬訪郭錫良先生 到了1915年以後,北大的音韻學就由錢玄同來教了,錢玄同有《文字學·音篇》。當時北大有錢玄同、朱宗萊、沈兼士,都是章炳麟的學生,但跟黃侃的意見並不一致。1917年胡適來到北大,北大出現了新舊的鬥爭。黃侃,還有一些舊派像劉師培、林紓(林琴南)是反對胡適的。錢玄同則是「五四」運動的急先鋒。他與劉半農兩個人唱雙簧,製造一場論戰,是對胡適的支持,實際上變成了胡適派。在語言學方面,錢玄雖然同贊成黃侃的二十八部,但是他吸收了擬音,而且擬音已經接近現在王力先生的方案。「五四」時期,劉半農是新詩人,1920年赴歐深造,到法國攻實驗語音學,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後在北大任教授,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語音實驗室。
因此,「五四」以後,北京大學的語言學科在全國處於領先的地位,北大推動了漢語語言學研究的起步和發展。北大一直有着現代語言學的傳統,早年並不能歸到章黃學派中去。
在解放之初,北大也有一批著名語言學家,羅常培、鄭奠、魏建功、唐蘭都在北大。後來很多學者都調走了,羅常培、鄭奠調去籌建語言所,唐蘭去了故宮博物院。1952年院系調整後,北大就只有魏建功、高名凱、周祖謨。王力先生原來在清華,抗戰時期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在昆明組建了西南聯大。抗戰勝利後,王先生在北返途中被中山大學聘任,在中大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語言學系,解放後還招了三屆學生。1954年胡喬木代表中央把王先生連同中大語言學系調到北大來了。這樣王力、岑麒祥、周達甫、黃伯榮就到了北京大學。1952年,北大合併了燕京大學、清華大學的中文系。清華大學的呂叔湘、燕京大學的陸志韋去了語言所。青年教師朱德熙、林燾合併來了北大,楊伯峻也從湖南來了北大。1954年,又把袁家驊先生從英語系調來,袁先生在西南聯大已經從事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調查,是這方面有數的老專家之一。這樣北大的隊伍就和語言所平分秋色了。 王力先生來了之後,北大中文系就分成文學專業和漢語專業。原先有高名凱的語言學教研室,王先生來後,又成立了漢語教研室。並且還第一次在全國招收副博士研究生,組建了副博士研究生班,漢語史、現代漢語和語言理論各五人。
1954年的研究生班,實際是由北京大學和社科院語言所聯合開課培養的,比如呂叔湘來講《馬氏文通》。這門課主要由他講授,偶爾會跟我們交換一下意見,讓我們自己交流,還要寫讀書報告。所以呂叔湘、陸志韋、鄭奠都來北大給我們上過課。一共開了十幾門課,授課的都是當時最有名的教授。我們下一屆跟着我們也一起上了一些課,之後就開不出那麼多課了。到了趙世開、葉蜚聲(56年)這一屆,課程就沒有54年的研究生班那麼多了。應該說,從那時到「文革」之後北大漢語專業的底子,都是這個時候打下來的。
有了這樣一個底子,在「文革」以後,雖然王先生、魏先生等在80年代都去世了,北大在全國的語言學科仍處於領先的地位。因此,我認為,解放後北大的漢語語言學科,是清華國學研究院和北大「五四」時期的老的語言學科結合起來的延續,形成了以王力先生為主要代表的「融匯中西,貫通古今」的「古今中外」派。
到了90年代,北大的漢語語言學科依然保持領先。不過在我當古代漢語教研室主任的時候,我跟系裡要15個崗位,已經滿足了13個。到現在只有7個人了,這並不是一個很好的態勢。因此,我曾多次呼籲,希望北大校系領導重視這個問題,不要讓北大漢語學科掉了隊。
◇ 您能說一說王力先生如何指導您讀書嗎?
◆ 王先生給我們教了兩遍漢語史。1954年每個禮拜講一次課,課上給大家發講義。王先生講課時間把握得特別准,往往他一停下來,馬上就打下課鈴了,有時打完鈴,他最多再講一兩分鐘。他講課的內容記錄下來就是一篇文章。第二年,漢語史課就每周兩次課。課堂教學的內容、方法就帶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除了漢語史課程之外,他還給我們漢語史的研究生開了一門課,講他如何備課寫《漢語史講義》,講他怎麼定提綱,找哪些材料,怎麼組織、歸納起來寫成講稿,然後讓我們提意見。這個課不是每周都上,有時候王先生有事就不上課。當時喜歡提意見的主要是齊沖天、向熹和我。如果意見提得好,王先生就會肯定,提得不好的話,他就告訴我們應該怎麼看。這樣我們就知道怎麼看問題,怎麼組織材料,這是對我影響最大的一門課。
王先生講這門課的時候,我們如果提到新的例句或意見,他會讓助教、助手記下來,以便成書時修改。就是《漢語史稿》出版後,也還不斷補充修改。比如,在《漢語史稿》82年以前的版本中,王先生說帶施事的被字句出現在漢魏以後。我發現了蔡邕的例子(《被收時表》中的「臣被尚書召問」),這個例子八十年代寫進了我們教研室編的《古代漢語》中,王先生82年後就把這個例子吸收進了他的《漢語史稿》中。 另外,我跟隨王先生編寫文科統編教材《古代漢語》,更是我受益無窮的一段經歷。我58年留校後,59年給王先生的古代漢語課做助教,61年中央召開高校文科教材編寫會議,組織統編文科教材。《古代漢語》教材由王先生主編,編寫組成員有:蕭璋、馬漢麟、劉益之、吉常宏、祝敏徹、趙克勤、許嘉璐和我,許嘉璐年齡最小。王先生主持書稿的討論,對大家的不同意見,一一分析,再申述己見,然後作出結論。這對編寫組中青年教師大有教益。有時候也有些爭論,幾個人辯論一通,才作結論。這種辯論就是學習的最好的機會。
◇ 專書語言研究是您一直倡導的研究方法,現在專書研究也已經全面鋪開,您對專書語言研究的現狀有什麼看法?
◆ 漢語史研究的隊伍重視文獻,從文獻出發,這個路子是對的。讀古代的文獻首先要落實字詞句,還要知人論世,把文獻讀通。重視文獻,重視材料,從材料出發非常重要。有些人從自己的一個認識出發,這是不行的。我們的研究工作,應該是「我注六經」,而非「六經注我」,不能肆意曲解文獻。
乙未初冬訪郭錫良先生 就專書語法研究而言,它是研究漢語語法史的基礎,由此拓展開來,就可以看到一個時代的語法體系,把一個個時代的特徵串聯起來又可以看到歷史的發展。首先,做專書語法研究的人,一定要對文獻語言的歷時性有真正明確的認識。對甲骨文、金文到後代的文獻,歷史發展的脈絡要清楚。比如,要清楚東漢以後書面語與口語已經有很大的差別。
對於專書語法研究來說,非常重要的一點是要選對選題。必須要清楚所選的文獻代表不代表當時的通行語言。專書語言研究的對象不是任何古書都合適。例如,《妙法蓮花經》這類譯經就不適宜作為專書語法研究的對象。這種譯經的譯文文白夾雜,文本的語言性質複雜,以之為語料構建的語法系統,不能代表當時的語法系統。我做《韓愈在文學語言方面的理論和實踐》,研究韓愈的文學語言並不是研究他的整個語法系統,而是分析他所謂的「復古」並不是真正復古,也流露出一些「當代」的詞彙、語法特徵。總之,做專書語言研究要有系統觀、歷史觀,選題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做專書語言研究,也要重視語言理論。對西方的語言理論,各種理論,都要了解,要懂理論。做研究,首先要有一個基本框架,語言學的經典著作起碼要認真讀過一遍。然後,再在做研究工作的時候,遇到什麼問題重新把它拿出來,仔細看,再來解決問題。如果只是鑽在古代文獻裡面跳不出來,對當今新的進展一點不懂,是不行的。
最後,專書語言研究要求對文獻特別熟悉,要認認真真地做,不能浮誇、取巧,對於解決不了的問題也要擺出來。
◇ 我們在微信上辦了一個小的刊物,宣傳語言學的理念和方法,想聽聽您對微刊的寄語。
◆ 微刊能夠堅持正確的方向,批判繼承優良傳統,廣泛吸收新知,對推動語言學發展是有好處的,我表示贊成和支持!
◇ 非常感謝您能接受我們的採訪。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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