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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堂寺位於陝西省安康城東2公里處。宋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修建，清道光總兵張起鰲重修。
中文名稱 金堂寺
地理位置 陝西省安康城東2公里處
占地面積 2000餘平方米
始 建 宋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
基本內容
金堂寺位於陝西省安康城東2公里處。宋 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修建，清道光總兵張起鰲重修。歷經戰亂，頹廢不堪。現今恢復重建的金堂寺，保持原狀。新修的大殿6間、廂房19間，新塑佛像19尊。該寺占地面積2000餘平方米，常住僧人10人。每年農曆二月初二佛會時，遊人、信人達8000餘人，年接待香客、遊人3萬人次，為安康佛教中心。
金堂寺古石佛背景
金堂寺位於安康城南2500米，與道教東藥王殿同建於歡喜嶺之東嶺頭，為宋代所建。寫於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的《興安州志·祠祀志》載：「金堂寺，在南山下，久廢，新建禪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該佛寺曾被地方某單位用於存放炸藥，除南廂房三間遭火災被毀外，現存上殿、前殿、北廂房三間均屬原建築物。其中，上殿北山內牆留有道光十九年(1839)重修碑文兩塊，前殿正門上方鑲「金堂寺」石碑一塊，至於佛像、法器諸物無一留存。
古石佛東遷
由於歷史原因，處於猶抱琵琶半遮面的金堂寺、出家人和居士漸次有了應有的歸宿。1980年臘月十五，仍不便露面的汪懷興找到了一位他認為可以信得過的人。此人是即將退休的安康縣建築公司老工人陳廣福。陳廣福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曾在原專署保密室工作，因篤信佛教自願要求到企業當了工人。當時雙溪寺被調配給企業使用，其他寺廟也大都改作它用，唯一能安奉石佛的只有金堂寺。陳廣福是位有心人，他找到民間老居士鄧學忠，二人商議後決定在安康縣建築公司春節放假期間將石佛啟運東遷。臘月二十九日(除夕)，鄧學忠帶着家人及三名安康縣建築公司工人，將石佛挖出原地安放，待安康縣建築公司機關收假前的正月初六啟運。正月初一，安康縣建築公司機關負責重點值班的科室是保衛科。為防節外生枝，保衛幹部潘德廣親自到鍋爐房查驗門鎖安全。說來也怪，他無論怎麼擰，也無法打開門鎖。正月初六早上8點，陳廣福找來安康縣建築公司開拖拉機的王家新，決定破鎖啟運石佛。令人不解的是，同一把鑰匙，插進鎖眼，王家新竟毫不費力地將門打開。如此奇事令在場人百思不得其解。當年還沒有現在的小車迎親嫁娶。可說來也巧，上午10點半，當啟運隊伍到達金堂寺山下的公路邊時，一支由東向西和另一支由西向東的接親隊伍同時路過金堂寺山下，巧遇運佛的隊伍。兩支隊伍均有鎖吶小吹助興，各自班頭不約而同地湧向石佛，石佛便被數十名居士用大槓抬着上山，一支小吹班子在前，一支小吹班子尾後。石佛入殿後，嗩吶班子才各自回到接親隊伍。自此，重見天日的古石佛有了安身之地。
古石佛的藝術
雙溪寺系安康佛教四大叢林之一。雙溪寺建於唐代的民間傳說甚久，可迄今沒有文獻資料依據。道光二十年(1840)的《增修雙溪禪林古寺殿宇落成碑記》稱：「雙溪禪林古寺開創未知所自始，緣文獻無徵故也。」所謂「無徵「，就是沒有依據。有據可憑的最早資料是南宋建炎四年(1130)宣撫張公浚令郡守王彥對雙溪寺施以重修的郡乘記載[1] 。可若有其他更早的歷史遺物作鑑證，這個歷史遺留問題還是可徵的，可徵之物便是這尊刻着歷史印記的唐代古石佛。這尊石佛連同蓮瓣底座通高2.6米，為青綠豆石材質，人物形態豐滿，線條飄逸，法象莊嚴。佛像面帶微笑，着通肩袈裟，雙手結禪定印，發為螺髻波浪形，耳垂碩長，袈裟內腰薄衣束帶，衣褶厚重，結跏趺坐於蓮台。此尊石佛造像的造像工藝十分精湛，線條流暢，圓渾自然，褶皺處刀工利落，簡潔明快，刻畫準確。工匠採用寫實手法，將中國民間傳統圖像合理而自然地運用到造像中，增強了佛教藝術的可接受性。佛像整體渾厚而雍容，威嚴而尊貴，彰顯出大唐盛世的王者之氣。前面提到的漢白公路改線時被填埋於路基的另外兩尊石佛，除體形高度略小於此尊石佛處，其比例、動勢、衣飾、風格等方面與此尊石佛相一致。當年石佛東遷於金堂寺時，曾任陝西省文史館館員的古訓法師講，這尊石佛是阿彌陀佛造像，那兩尊石佛是觀世音菩薩和大勢至菩薩造像。西方淨土阿彌陀佛的信仰，雖然在北朝已開始出現，但大規模流行是在唐高宗之後。也就是說，從唐高宗時期開始，阿彌陀佛被當作佛龕上的主尊，觀世音菩薩和大勢至菩薩被作為主尊左右的協侍菩薩，而在這以前，並沒有形成定式。這種定式沿續至今，此三佛就是佛家所稱的西方三聖。唐代是中國佛教最為鼎盛的時期。其重要原因是李淵父子篤信佛教。大業十三年(617)，李淵父子攻占長安，年底盤踞隴東的薛舉父子以重兵進逼渭水，時為秦王的李世民率兵迎擊，武德元年(618)終獲大勝。部下蕭瑀建議李世民在戰場附近造大佛紀念和超度陣亡的將士。大佛洞的開鑿工程進行了十年，於李世民登基不久的貞觀二年(628)完成。此後李世民又下詔全國各地建佛寺塑佛像，以紀念那些為大唐的建立而流血犧牲的將士，並為他們做祈禱和超度。所以，當時全國建佛廟、塑佛像之風盛行。雕塑的佛像所體現出的是佛主和帝王共有的威嚴，尊貴且至高無上。這就是唐代佛造像在藝術風格方面不同於其他時代佛造像的根本原因。滄海桑田，歷史最終能給我們留下的文化藝術珍品畢竟有限，我們應重視這些珍貴的遺產，加以保護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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