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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宗臨（1904年-1978年10月5日），男，中國歷史學家，1924年赴法國勤工儉學，先後在巴黎、里昂工作。1929年入瑞士伏利堡大學攻讀歐洲古代史、歐洲中古史和拉丁文。
1933年獲得瑞士國家文學碩士學位，留校講授中國近代史，同時入該校研究院深造。1936年獲得瑞士國家文學博士學位。[1]
人物生平
閻宗臨，五台縣中莊村人，為著名教授和歷史學家。七歲入本村小學，後入縣立第三高小。幼時每冬課餘，常為家中背炭背水，雙腳凍裂只能用山藥粉糊於傷處止痛。高小畢業後，因家庭經濟困難在本村小學任教一年，又投考河邊川至中學。將近畢業，因參加反對校長的學生運動，被學校開除。在喬松岩老師幫助下，轉學崞縣中學。1924年夏畢業後，攜老師資助旅費十元赴京，時值梁漱溟先生在山東曹州辦「重華書院」，他去應試，以第一名錄取。同時報考朝陽大學。因梁所講內容為儒學佛學，他覺得格格不入。正好又被朝大錄取，遂回北京上學。是年參，他認識了魯迅先生，他曾就青年讀書等問題請教魯迅先生，深得教誨，奠定了向西方學習的志願，藍增強了他對文學的愛好。曾創作散文集《夜煙》、中篇小說《大霧》等，反映了他青年時代的生活和憧憬。
由於生活困難，閻宗臨在朝陽大學無法堅持讀書，經人介紹，到《國風報》任校對，結識了留法勤工儉學返國學生華林。經華林介紹，景梅九給他籌借旅費，他於1925年12月初乘船抵馬賽，轉巴黎，白天作零工，晚上進夜校，補習法文。1927年遷居里昂，適遇同鄉忻縣石光彥，經介紹入里昂人造絲杜此茲工廠做工。不久，因工作勤奮提升為實驗室助理員。並節衣縮食，積蓄存款，準備繼續深造。1929年參，經該廠工程師來但介紹，考入有獎學金的瑞士伏利堡大學文學院，專攻世界古代史及中世紀史。1933年得碩士學位，並被該校教育學院校長岱梧氏聘為中國文化講座講師。1933年9月利用休假回國探親，藍在中法大學講課。1 934年秋，返伏利堡大學講授中國近代思想史。1936年，寫完博士論文《杜赫德之研究》，經瑞士伏利堡國立大學鑑定考核，獲得瑞士國家文學博士學位。
閻宗臨治學勤奮、謹嚴。寫論文時，為尋找資料，需查閱梵蒂罔教會檔案，曾由瑞士到羅馬，往返七次。為查閱劍橋大學的特藏，曾不辭辛苦渡海訪問劍橋，對自己論文中每一條資料都進行了核對。他雖在歐洲生活了十三年之久，卻僅看過三次電影。在西歐跳舞風氣極盛的環境中，他從未涉足於舞廳，卻刻苦研習拉丁文，並獲得優巽成績。1929年，閻宗臨訪問了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並翻譯其著作《米開明琪羅傳》。羅曼·羅蘭親自撰寫了中譯本序言。
1937年，閻宗臨在瑞士與梁佩雲女士結婚。七七蘆溝橋事變後，教授報國心切，毅然辭掉伏利堡大學的職務，放下熱愛的研究工作，離開風光綺麗的瑞士，攜眷返國。首先急切地回到家鄉探視。1937年8月，經當時任山西大學英文系主任的徐士瑚教授介紹，擔任了學院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因日機轟炸，文學院遷往運城二中，他隨往授課。1937年12月，山西大學奉省府令解散後，他攜眷至漢口參加了郭沫若負責的政治部第三廳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講授近代史。1938年底，應廣西大學聘請，講授《世界通史》。在此期間，寫成《近代歐洲文化之研究》、《歐洲文化史論要》，分別出版。書中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蘇聯十月革命和列寧給以很高的評價，說「列寧是一位天才的領導者，他能把握住俄國問題的核心」。十月革命「最標特之巽的是解決了經濟與社會的問題」。表現了閻宗臨在白色恐怖的蔣管區，不畏強暴堅持真理的革命精神。
1943年7月，閻宗臨應教育學家林勵儒的邀請，轉赴桂林師院任教，講授《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紀史》：1946年7月，山西大學從陝西宜川縣迂迴太原後，他曾應校長徐士瑚之聘為山大文學院院，後因交通阻隔未能返省，是年8月，應中山大學之聘，講授《世界通史》、《世界古代史》、《世界中古史》、《希臘羅馬專題研究》等課程。1948年至1950年兼任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和歷史研究所主任。1950，應山西大學副校長趙宗復邀請，回山西任教。先後任山西師範學院副教務長，山西大學研究部主任，山西省歷史學會副理事長。並先後被選為太原市人民代表，山西省人民代表，山西省人民委員會委員，山西省政協委員。
十年動亂中，閻宗臨遭受了嚴重的摧殘和迫害，以至產生多種疾病，形成偏癱，隊床不起。但他襟懷寬廣，對所蒙受的冤屈，從不計較，而是仍然關心着史學領域中的建設和鬥爭。請託友人從法國寄回資料，進行翻譯。並以「俯首甘為孺子牛」自慰，自號鐵牛老人。自題詩云： 「史業今生未許休，病床長欲寫春秋。殘陽願照非州土，俯首甘為孺子牛。」
1978年10月5日，因病情惡化，不幸逝世，終年75歲。
閻宗臨一生熱愛黨和國家，熱愛歷史科學和教育工作。1965年即提出入黨申請，逝世後，黨根據他生前的要求和表現，經中共山西省委文教部批准，被追認為中國共產黨員。
《閻宗臨史學文集》、《傳教士與法國早期漢學》、《歐洲文化史論》、《世界古代中世紀史》、《中西交通史》等。
我父親不是富家子弟、世家子弟，是農家子弟。1904年6月18日出生在山西五台縣中座村。小時候在農田裡幹活，背煤，很艱苦。他7歲進村小學讀《論語》。辛亥革命後，村里寺院改成縣立高小，才接觸數學、體育等新東西。父親喜歡讀書，他表兄家境富裕，稍有藏書，他經常跑30多里山路去借書。小學畢業後，爺爺想送他去店鋪當學徒，早點賺錢補貼家用。表兄答應每年資助20元，父親才得以繼續讀書。 1919年他考入私立川至中學，1924年畢業。教化學的喬松岩老師建議他去北平報考高等師範。父親拿着喬老師給的10元錢，從此走出了山村。 沒考上師範大學。梁漱溟先生在曹州辦重華書院，父親考了第一名。梁先生親自到旅店看望這位窮學生，答應免學雜費、負擔食宿。父親志趣在文史，梁先生講儒、佛、印度哲學，他不感興趣，梁先生欣然放行。這段師生緣雖短，梁先生卻是父親終身敬重的老師。父親青年時代愛好文學，有散文集《波動》，中篇小說《大霧》等。後來轉事史學，論著寫得靈動優美，和早年文學功底有關，文史是不分家的。 回到北京，山西籍的辛亥革命元老景梅九辦《國風日報》，「學匯」副刊需要校對，父親求職，吃住在報社，才算解決生計問題。 這時認識了魯迅先生。父親參加老鄉高歌和高長虹兄弟組建的文學社團狂飆社，高和魯迅往來密切，帶父親去拜會，從此常去，有一次問讀什麼書？魯迅說：「我讀中國書時，總覺得沉靜下去，與實際人生脫離。讀外國書（除了印度）時，就想做點事。」這對父親後來出國是有觸動的。父親和魯迅的好些交往在《魯迅日記》里都有記載，可我知道的並不多。 出國也是機緣。父親偶爾認識老勤工儉學生華林，竭力勸父親去法國。父親在景梅九幫助下籌足了200元出國費用。1925年12月5日，一個人從上海上船，第二年1月8號到馬賽。他語言不通，事先寫了張英、法文條子：「我來自中國，要去巴黎，請問火車站在哪裡？」就這樣到了巴黎。 由法華教育會的關係安置父親學法文，一年時間後能看報和說日常用語，就由里昂的老鄉安排住宿、介紹做散工，打雜。推過土車整修場地、捶搗鍋爐沉澱、油漆車門等。因為沒給工頭送禮被解僱，藉口是使用「學生居留證」。父親換了產業工人證，又送了茶葉和刺繡，才進生產實驗室做勤雜。他留心學習，掌握了實驗技能。技師克洛諾好喝酒，常讓父親替他做實驗。總工程師來旦發現後，辭退克洛諾，讓父親替補，升為助理員，工資提高為每小時4法郎50生丁，夜班還加兩個半法郎。這樣兩年多，積到兩萬多法郎。 來旦得知父親存錢為學習，答應幫助他。他親戚認識瑞士伏利堡大學教授夏立依，住宿便宜點，父親的存款可讀完三年大學。1929年冬，父親在文學院註冊入學。 從中學畢業到進大學，整整過了5年，非常不容易，所以父親特別刻苦。拉丁文深奧難學，學校規定東方學生免修，幾位日本籍同學都免了，他卻經過3年，熟練掌握了這種語言。他精通法、英、拉丁語，德語也懂一些。 1929年11月，父親拜訪了心儀已久的羅蘭先生。羅蘭住在列芒湖邊的伏爾加別墅。此後多次拜訪，羅蘭對魯迅的《阿Q正傳》評價很高。父親將《米開朗琪羅傳》譯成中文，羅蘭寫了序言，可惜1937年回國時毀於戰火。 父親選修教育學，老師是岱梧教授。父親一生有三位恩師，中學的喬松岩老師、梁漱溟先生、岱梧。岱梧是天主教神甫，認為父親是10年來最優秀的學生，經濟上給幫助，父親去意大利、英國查閱資料的費用，都是岱梧資助的。1933年，父親獲得瑞士國家文學碩士學位，岱梧當選校長，讓父親留校，允許回國探親一年，報銷往返船票。父親是幸運的。《周易》說「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老天爺會幫助自強不息的人。 父親回到闊別10年的家鄉，探親後受聘於中法大學伏爾德學院，在《中法大學月刊》上發表《巴斯加爾的生活》、《波特來爾的研究》等論文。這年他剛30歲，已經是教授。他經人介紹認識我母親梁佩雲。母親當時是北京農業大學學生，因花粉過敏休學在家。1934年，他倆同赴瑞士，母親學學前教育，父親一邊教中國近代思想史，一邊準備博士學位考試。 博士論文《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杜赫德（Jean Baptdu Halde）是18世紀法國漢學家，編輯過《耶蘇會士書簡集》9到26卷和「18世紀最全面論述中國的史料」《中華帝國志》，這兩本書連同《中國叢刊》，被認為是法國乃至歐洲漢學的奠基之作。1936年獲博士學位，論文在瑞士出版，獲歐洲漢學界好評。他是第一個研究杜赫德的中國學者。 七七事變改變了父親的生活。岱梧勸他留在中立國，還表示可以幫他取得瑞士國籍。父親婉言謝絕了。當時他學業剛完成，事業剛起步，在瑞士有穩定職業，又剛組建家庭，毅然回到戰亂中的祖國，實在不容易。他說：「國家有難，留在國外怎能安心？外國人也會看不起你。」 1937年7月13日，父母親在伏利堡教堂舉行婚禮，蜜月未滿就啟程回國。臨行前，岱梧校長送了只瑞士鬧鐘，可惜逃難中丟失了。本來計劃乘船到上海，所以把多年的圖書裝成五大箱運往上海，哪知8月上海打起來了，父親改道去香港，先期運到的書全毀於戰火，給後來的研究造成極大困難和損失。
丹心報國
父親不願做閻錫山的外文秘書，受聘為山西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不久太原淪陷，轉到漢口。1938年2月，在教育部登記為流亡教授，被分配到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講授世界近代史。戰干團受軍委會第三廳領導，廳長郭沫若。父親是教授，月薪120元，相當於上校，他教的世界史屬於國際政治組。這就是「文革」中「國民黨上校政治教官」的來歷。父親只教了一期，就受聘廣西大學。抗戰八年我家是在廣西度過的。
父親參加由宋慶齡為會長的救亡團體「國際宣傳委員會」工作，法國進步人士李蒙到桂林演說，是父親即席翻譯的。他還參加廣西建設研究會文化部，部里的知名人士很多，陳此生、歐陽予倩、胡愈之等。 主要還是繼續教學研究工作。我家住桂林施家園，廣西大學在22公里外的良豐。父親每周到學校住三天，講完課再回家。正當壯年，精力充沛，研究條件還好，圖書館有必要的參考書，父親四年寫了近60萬字論著，《近代歐洲文化之研究》、《歐洲文化史論要》和一批論文。父親的論著是有價值的。他在歐洲生活13年，其中5年在社會底層，對歐洲有感性認識。他學習歐洲歷史和文化，從本科直到博士，對歐洲有理性認識。他又有很好的國學根底，能夠中西會通。 桂林生活很艱難，父母7年內有了5個兒女。父親1943年應聘到桂林師範學院，就因為工資比廣西大學高180元。但他抱達觀態度。有一次說到米價高，孩子多，笑着說：「怕什麼？人家囤積米，我們囤積人，看將來到底是米吃人，還是人吃米？」在朋友間傳為佳話。 還有個小故事可見我家生活狀況。母親病了，父親送去廣西醫學院附屬醫院，他們都布衣布鞋，很有幾分土氣。醫護人員以為是難民，態度很不好。母親在病床上翻閱外文期刊，護士很驚奇，有醫生試着用英語說話，母親對答如流，他們才知道是著名的閻宗臨教授的夫人，也是留學生、大學講師。肅然起敬，精心治療。這事在當時桂林高校引起小小的轟動。 最值得講的是逃難。1944年8月，日軍逼近桂林，我們隨無錫國專撤離，經平樂、茘蒲到蒙山，在文爾村複課兩個月。次年正月轉移到昭平仙回，遭遇日軍，上山躲避，衣物被搶劫一空，生活陷入最困難的境地。朋友援助才到北陀的昭平中學教書，直到抗戰勝利。 在文爾村，父親寫《羅馬史》，字跡很工整。「自序」說：「這只是一個清苦的中國教授，苦守着他戰時的崗位，養着5個孩子（他們合起尚不到20歲），對他職責的一種解脫，誠如羅馬民族的精神，永遠在奮鬥着。」「文革」有學生貼大字報責問：「你說回國參加抗戰，為什麼不到前方打仗，卻躲在後方教書？」今天看來可笑也可悲。那一代知識分子，把文化視為民族靈魂。國土淪喪還可收復，文化淪喪，民族就會滅亡。他們清楚自己的職責是傳承、捍衛中華民族的文化，為戰後國家民族復興貢獻力量。所以在極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堅守崗位。這就是為什麼西南聯大能培養那樣多優秀人才、四川李莊中央研究院能出那樣多優秀成果。 抗戰勝利後，父親到中山大學。因為他學術興趣在中西交通史，中大的岑仲勉、朱謙之這方面很有成就，可以時相研討。1948年8月，我家搬到廣州石牌，父親教世界史（西洋史），寫《希臘羅馬史稿》和《歐洲史稿》及一些論文。後在校長陳可忠一再動員下擔任歷史系主任兼歷史研究所所長。其時，國內政局急劇變化，反飢餓、爭民主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不少師生因反對國民黨而遭逮捕，父親積極參加營救，一直站在鬥爭最前列。 解放前夕，錢穆先生來家勸父親去台灣。父親謝絕了。他和錢穆不熟，也許因為當時是歷史系主任，有一定名望。解放後面臨多種選擇：中山挽留他；陸侃如邀請到山東大學；焦菊隱是北師大文學院院長，邀請他去任歷史系主任；張友漁、趙宗復邀請回山西大學。父親最終回山西，一是因為經濟，大哥大姐要上初中，石牌沒有中學，到廣州城裡住校，經濟上負擔不起。二是在南方12年，語言不通、生活不習慣，想回北方，他內心眷戀故鄉，說：「封建時代的讀書人還懂得恭敬桑梓，社會主義時代的史學工作者不更應熱愛自己家鄉嗎？」三是閻錫山的問題。父親和閻錫山同姓不同宗，同縣不同村，但有師生關係。閻錫山是父親中學時的校長，他們也打過幾次交道。廣州一解放，軍管會就扣發父親聘書，讓他交代和閻錫山的關係，這事對他的觸動很大，他認為閻錫山的問題只有回山西能說清楚。
文化有根
父親1950年任山西大學歷史系主任。1953年冬，山大分為山西師範學院和太原工學院，父親任副教務長。1961年山西大學與山西師範學院合併成立研究部，父親是主任。「文革」中恢復招生，又當系主任。他在近40年中三次出任系主任，每隔十幾年就當一次，在中國高教史上大概絕無僅有。社會職務上，他當過省政協委員、省人大代表以及省人民政府委員。
講授課程
教學主要講授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留下一部《世界古代史講稿》，1960年代寫的，主要反對歐洲中心論。科研主要還是中西交通，但沒有外文資料，只好看中國古代文獻。他論文數量不多，且從不向外投稿，一般就發在學報，《匈奴西遷與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巴克特里亞的古代歷史》等發在山西社科聯內部刊物《學術通訊》上。只有1962年的《巴斯加爾傳略》是應商務印書館約稿寫的。 解放後運動不斷，父親安然無恙，原因有三：一是他經歷新舊兩社會，政治態度上由衷擁護共產黨，熱愛新中國；二是他人生最大願望是當老師、學者，沒有非分之求，無意仕途。三是他為人正派，宅心仁厚，性格平和，處事嚴謹有原則。梁漱溟是父親的恩師，無錫國專時是鄰居，過從甚密。1953年全國批判梁，父親一言未發，且兩次赴京探望。梁先生得知父親去世，寫道：「今者閻君……謝世，獨余老朽一人在耳，不禁黯然神傷矣。」 父親長期受西方教育，接受文化史觀。解放後在史學觀念上有所轉變，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史觀，真誠改造資產階級思想，晚年在病床上還讓母親讀《國家與革命》、《哥達綱領批判》等經典著作。但史學觀念轉變一定在他心中留下困惑。他對我們選擇專業的指導思想很明確，不希望學文科，尤其不學歷史，再三說「歷史是無底洞，太難，不如學理科實際一點」。文化史觀在他思想里也一定沒泯滅。晚年談及「四人幫」破壞傳統文化，說：「文化是有根的東西，深入泥土岩石，紮根在地心，靠幾個吹鼓手怎能吹倒大樹？」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是不斷豐富和發展的，吸收人類思想的精華，有巨大的包容性。馬克思主義不是終極真理，也不是真理的頂峰。辨證唯物史觀和文化史觀有不同，也有相通互補，非要在非此即彼、是非對錯中選擇一種，否則就扣上政治帽子，這是不對的。 「文革」未能倖免於難。6月初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8月揪出來陪斗，游校園，挨打，摔掉三顆門牙，勒令勞改。他原來就有高血壓、肺氣腫，很快形成腦血栓，開始還堅持勞動，拔草時被中學生當胸打了兩拳，走路都困難。1967年摔骨折，從此臥床不起，多虧母親悉心照料，才又堅持了10多年，1978年10月5日逝世。 這裡我想為母親梁佩雲說幾句話。她出生在封建官僚家庭，外祖父是前清進士，長於書畫。母親深明大義，共赴國難。回國後在無錫國專任講師，由於家庭窘迫子女拖累，1944年辭去教職，從此成為普通家庭婦女，獨力承擔繁重的家務勞動，任勞任怨、含辛茹苦把我們撫育成人，也使父親安心工作。特別是在父親晚年，不論是「文革」帶來的痛苦，還是長期臥病所受的折磨，母親堅強、開朗、溫柔、體貼，給父親以極大的安慰與支持。以母親的學力和智慧，原本是可以成就一番事業的，但為了這個家，她默默地、無私地奉獻了自己的一切。母親給我們的愛是博大深沉的。在我們心中，母親是平凡的，也是偉大的。 父親逝世後，被追認為共產黨員，在當時也是件大事。當時「文革」已結束，但還在「兩個凡是」期間，依然歧視知識分子。校革委通知家屬，追悼會在歷史系教室舉行，校革委第三把手（一位工宣隊幹部）致悼詞。我們一商量，不能這樣草草安葬。想起1956年父親曾提出入黨，沒人找他，他也沒再提過。我們要求「追認」，本意是不滿後事安排，給領導出難題。校黨委討論認為父親表現夠黨員標準，問題在於雷鋒、王傑可以追認，知識分子也能追認？打報告逐級請示，最後主管文教的省委書記表態，他個人同意追認。最後在雙塔寺烈士陵園開了個規格很高的追悼會，悼詞由一把手致辭，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協領導都出席了，當時是很有影響的事。這反映了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後來鄧小平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寓意深刻。30年後回顧這事，也許有人不理解。當時我們的要求，並不違背父親的意願，因為他始終認為，共產黨員應該真正為人民服務。 我一直有整理出版父親作品的願望，深知他求學治學艱難，論著手稿保存下來也不容易，至少經過兩次大劫難：1944年逃難，衣物用具丟失殆盡，不論走到哪裡，父親總提只小箱子，裝着重要的書、講義和文稿。「文革」中被「造反派」作為黑材料抄走，父親精神受到極大打擊，學術就是他生命。後來，我費盡口舌，在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將文稿取回，但《大霧》和散文集《夜煙》、《波動》從此丟失。我常想，父親經磨歷劫、嘔心瀝血的成果，在當今學術昌明的新時代，如果在我手裡湮滅或散失，那就愧對父親在天之靈了。
兄弟姐妹
我們兄弟姐妹六個，五個教授，一個高級工程師。只有我的專業是史學，整理父親遺作我義不容辭。拿西方人的話說是上帝的安排；拿東方人的話說算是一種緣分！這緣分既有父子間親情的責任，也有對前輩學者的學術責任。《閻宗臨作品》三種的出版使父親全部學術成果得到集中保存，我多年來的願望得以實現，特別是作品出版後，受到學術界的好評，我由衷的欣慰。我相信真正的學者生命是永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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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 ↑ 閻宗臨和他的《作品》 ，光明網 ，2008-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