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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書·沈恪傳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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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書·沈恪傳出自於《陳書》,是一本紀傳體史書,唐朝人姚思廉所著,凡三十六卷,記南朝陳朝史。記載自陳武帝陳霸先即位至陳後主陳叔寶亡國前後三十三年間的史實,成書於貞觀十年(636年)。 [1]

原文

沈恪,字子恭,吳興武康人也。深沈有干局。梁新渝侯蕭映為郡將,召為主簿。盧子略之反也,恪拒戰有功,除中兵參軍。高祖與恪同郡,情好甚暱,蕭映卒後,高祖南討李賁,仍遣妻子附恪還鄉。侯景圍台城,恪率所領入台,隨例加右軍將軍。賊起東西二土山以逼城,城內亦作土山以應之,恪為東土山主,晝夜拒戰。

以功封東興縣侯,邑五百戶。遷員外散騎常侍。京城陷,恪間行歸鄉里。高祖之討侯景,遣使報恪,乃於東起兵相應。賊平,恪謁高祖於京口,即日授都軍副。尋為府司馬。及高祖謀討王僧辯恪預其謀時僧辯女婿杜龕鎮吳興高祖乃使世祖還長城立柵備龕又使恪還武康招集兵眾及龕平,世祖襲東揚州刺史張彪,以恪監吳興郡。

高祖受禪,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恪,令勒兵入,因衛敬帝如別宮。恪乃排闥入見高祖,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家來,今日不忍見許事,分受死耳,決不奉命。」高祖嘉其意,乃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志代之。高祖踐祚,除吳興太守。永定二年,徙監會稽郡。會余孝頃謀應王琳,出兵臨川攻周迪,以恪為壯武將軍,率兵逾嶺以救迪。余孝頃聞恪至,退走。高宗即位,加散騎常侍、都督廣、衡等十八州諸軍事。恪未至嶺,前刺史歐陽紇舉兵拒險,恪不得進,朝廷遣司空章昭達督眾軍討紇,紇平,乃得入州。州罹兵荒,所在殘毀,恪綏懷安緝,被以恩惠,嶺表賴之。

太建四年,征為領軍將軍。及代還,以途還不時至,為有司所奏免。後主即位,以疾改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其年卒,時年七十四。贈翊左將軍,詔給東園秘器,仍出舉哀,喪事所須,並令資給,諡曰元。 (節選自《陳書•沈恪傳》)

譯文

沈恪字子恭,吳興武康人。生性深刻沉着而富有辦事的才能氣度。梁朝新渝侯蕭映擔任郡守時,徵召他為主簿。盧子略反叛,沈恪抗禦有功,被任命為中兵參軍。高祖與沈恪是同郡人,感情好很親近,蕭映去世後,高祖向南征討李賁,於是讓妻子兒女隨附沈恪還鄉。侯景圍困台城,沈恪率領所部人員進入朝廷禁省守御,依隨條文慣例加任右軍將軍。賊兵在東西方向壘起兩座土山攻城,城內也堆土成山相應對峙,沈恪為東面土山的主將,晝夜抗擊。因有戰功被封為束興縣侯,食邑五百戶。升任員外散騎常侍。京城陷落後,沈恪從小路悄悄地回到故鄉。高祖討伐侯景時,派人告知沈恪,沈恪就在東方起兵響應。

平定侯景後,沈恪到京口拜見高祖,當天被任命為都軍副。隨即又擔任帥府中的司馬。當高祖定計誅討王僧辯時,沈恪參與了策劃。這時王僧辯的女婿杜寵鎮守吳興,高祖就派世祖回到長城,設立柵欄防備杜寵,又派沈恪回到武康,招集兵員。到平定杜寵後,世祖襲擊束揚州刺史張彪,派沈恪監理吳興郡。直到高祖受禪時,派中書舍人劉師知召調沈恪,命令他帶兵進入宮中,保護梁敬帝離開正宮去別宮。沈恪就推門進去見高祖,叩頭請罪說:「我沈恪曾經為蕭家王朝服務過,今天不忍心目睹它的滅亡,我甘願受死,也不接受這道命令。」高祖嘉許他的心志,就不再強迫他,另外調跳蕩軍的主帥王僧志代替他。

高祖登上帝位後,任命他為吳興太守。永定二年,調他監理會稽郡。適逢余孝頃陰謀接應王繼,從臨川出兵攻打且迪,於是高祖任命選監為壯武將軍,率兵越過東興嶺救援周迪。余孝聽說沈恪到了,就退走了。高宗即位,沈恪加任散騎常侍、都督廣衡等十八州諸軍事。沈恪赴任還沒有到互嶺,前刺史歐陽紇發兵在險要之地拒守,沈恪受阻前進不了,朝廷派遣司空章昭達統率各軍討伐歐陽紇。歐陽紇被平定之後,沈恪才得以進入廣州。州內遭遇戰火和災荒,處處都殘缺破損,沈恪收集安置流民並加以安撫關切,廣施恩惠,嶺表地區依靠他才得以平安穩定。太建四年,天子徵召他入朝擔任領軍將軍。

等到新老刺史交接完畢後他才返回朝廷,卻因為路程太遠沒能按時到達,被有關官員奏劾而免任。後主即位,沈恪因患疾病調任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這一年去世,時年七十四歲。追贈為翊左將軍,天子下旨賞給皇家棺木,接着又出宮前往舉哀,喪事所需財物,全部由國庫資助供應。謐號是元。 [2]

作者簡介

姚思廉(557—637),吳興(今浙江湖州)人 ,名簡,以字行 。早年從父察讀《漢書》,盡得家學。南朝陳時,任會稽王主簿。入隋,任漢王府參軍。父察曾撰梁、陳二史,未成,遺令他續撰之。

又奉詔與起居舍人崔祖浚修《區宇圖志》。遷代王侑侍讀。入唐,為秦王府文學館學士、太子洗馬。貞觀初,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三年(629),奉詔與秘書監魏徵同撰梁、陳二史,乃據家藏舊稿,兼采謝昊(一作吳)、傅縡、顧野王諸家之書,撰成《梁書》《陳書》。官至散騎常侍。

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舊稿。自貞觀三年至貞觀十年,歷時七年最終完成了《梁書》與《陳書》的撰寫工作。姚察及姚思廉父子雖為史學家,但都有較深厚的文字素養,於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簡潔樸素,力戒追求辭藻的華麗與浮泛,繼承了司馬遷及班固的文風與筆法,在南朝諸史中是難能可貴的。[3]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