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板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雕板雕版印刷在印刷史上有「活化石」之稱，揚州是中國雕版印刷術的發源地之一，是中國國內唯一保存全套古老雕版印刷工藝的城市，國家非常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

2009年，雕版印刷技藝正式入選《世界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

歷史沿革

2006年5月20日，該印刷技藝經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國家級名錄。

2007年6月5日，經國家文化部確定，陳義時為該文化遺產項申遺過程目代表性傳承人，並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226名代表性傳承人名單。

2009年9月30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間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在阿聯酋首都阿布扎比作出決議，由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代表中國申報的雕版印刷技藝正式入選《世界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歷史源流

雕版印刷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經過長期實踐和研究才發明的。自從漢朝發明紙以後，書寫材料比起過去用的甲骨、簡牘、金石和縑帛要輕便、經濟多了，但是抄寫書籍還是非常費工的，遠遠不能適應。

唐朝發明了雕版印刷術，並在唐朝中後期普遍使用。宋代雖然出現了活字印刷術，但是普遍使用的仍然是雕版印刷術。人們從刻印章中得到啟發，在人類歷史上最早發明了雕版印刷術。雕版印刷是在一定厚度的平滑的木板上，粘貼上抄寫工整的書稿，薄而近乎透明的稿紙正面和木板相貼，字就成了反體，筆畫清晰可辨。雕刻工人用刻刀把版面沒有字跡的部分削去，就成了字體凸出的陽文，和字體凹入的碑石陰文截然不同。印刷的時候，在凸起的字體上塗上墨汁，然後把紙覆在它的上面，輕輕拂拭紙背，字跡就留在紙上了。作為最早在中國出現的印刷形式。現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公元868年印刷的《金剛經》（現藏大英博物館），不過雕版印刷可能在大約2000年以前就已經出現了。

824年，元稹為白居易詩集作序，說道：「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街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模勒即模刻，持交酒茗則是拿着白詩印本去換茶換酒。可見到九世紀初，印刷術的應用已由佛教咒語而擴大到人民喜歡閱讀的詩歌方面去了。

835年前後，四川和江蘇北部地方民間都曾「以板印曆日」，拿到市場上去出賣。當時有人說民間所印曆書「已滿天下」，可知還不只四川和江蘇兩地印造。

883年，成都書肆能看到一些「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的書，和「字書小學」，「率皆雕版印紙」……在印刷術發明後的最初二百年內，它已經是人民大眾普及文化的一種重要媒介。

宋代雖然發明了活字印刷術，但是普遍使用的仍然是雕版印刷術。

公元971年成都刻印全部5048卷的《大藏經》，雕版13萬塊，花費12年。至今中國仍保存着大約700本宋代的雕版印刷的古籍。 傳承流派

古代雕版印刷圖書，按其組織形式可分為官刻、坊刻和家刻，傳承的特點各不相同。官刻是由官方從各地徵集優秀匠人集中刻印圖書。匠工們來自四面八方，在一起相互交流技藝，對雕版印刷術的提高和推廣起到重要作用。坊刻是由坊主聘請雕版印刷藝人，集中於書坊內刻印圖書，其選題與刻印種類都與坊主的學識水平、興趣愛好有着密切關係，長此以往，便逐步形成某個書坊獨特的刻印風格或在某個地區形成坊刻的流派。如民國中期，揚州的陳恆和父子創辦了「陳恆和書林」，從事刻版修版校印古籍，他們悉心搜集鄉邦文獻遺稿，輯刊《揚州叢刊》，被譽為揚州坊刻後起之秀。清末至民國期間，雕版印刷走向衰微，能夠傳承與延續下來的一支主要力量便是坊刻。最後是家刻，他們以家族傳承或拜師帶徒的方式傳承下來。清末以後，這種傳承方式也走向衰敗。

清代以來這一帶雕版藝人眾多，以陳開良、陳正春、陳禮環、陳開華、王義龍、劉文浩、陳興榮等為代表的「杭集揚幫」，寫工、刻工、印工、裝訂工齊全，世代相承。陳開良去世後，其子陳正春繼為「揚幫」領頭人。1958年，陳正春受聘於揚州古舊書店，並參與建社

基本簡介

雕版印刷是在一定厚度的平滑的木板上，粘貼上抄寫工整的書稿，薄而近乎透明的稿紙正面和木板相貼，字就成了反體，筆畫清晰可辨。雕刻工人用刻刀把版面沒有字跡的部分削去，就成了字體凸出的陽文，和字體凹入的碑石陰文截然不同。印刷的時候，在凸起的字體上塗上墨汁，然後把紙覆在它的上面，輕輕拂拭紙背，字跡就留在紙上了。

史料記載

《白氏長慶集》

唐朝時候，詩人白居易把自己寫的詩編成了一部詩集——《白氏長慶集》長慶四年十二月十日（公元825年1月2日），白居易的朋友元稹給《白氏長慶集》寫了一篇序文，序文中說：當時，揚州與越州一帶，有人把白居易的詩「繕寫模勒」，在街上販賣，或換做茶酒。這裡的「模勒」兩字就是雕版印刷的意思。

《舊唐書》

《舊唐書》還有這樣一條記載，大和九年（公元835年）12月，唐文宗下令各地，不得私自雕版印刷曆書。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根據另外一些古書的記載情況是這樣：當時劍南、兩川和淮南道的人民。都用雕版印刷曆書，在街上出賣。每年，管曆法的司天台還沒有奏請頒發新曆，老百姓印的新曆卻已到處都是了。頒布曆法是封建帝王的特權，東川節度使馮宿為了維護朝廷的威信，就奏請禁止私人出版曆書。曆書關係到農業生產，農民非常需要，一道命令怎麼禁得了呢？雖然唐文宗下了這道命令，民間刻印的曆書仍舊到處風行。就是在同一個地區，民間印刷曆書的也不止一家。

黃巢起義的時候，唐僖宗慌慌張張逃到了四川。皇帝也逃跑了，當然沒有人來管理禁印曆書的事了。因此，江東地方的人民就自己編印了曆書出賣。唐僖宗中和元年（公元881年），有兩個人印的曆書，在月大月小上差了一天，發生了爭執。一個地方官知道了，就說：「大家都是同行做生意，相差一天半天又有什麼關係呢？」曆書怎麼可以差一天呢？那個地方官的說法真叫人笑掉了牙。這件事情卻告訴我們，單是江東地方，就起碼有兩家以上印刷曆書。

《家訓》

當時跟着唐僖宗逃到四川的柳毗在他的《家訓》的序里也說，他在成都的書店裡看到好多關於陰陽、雜記、占夢等方面的書籍。這些書大多是雕版印刷的。可見當時成都的印刷業比較發達，不但印曆書，還印其他各種書籍了。

唐代刻印的《金剛經》

唐朝刻印的書籍，保存下來只有一部咸通九年刻印的《金剛經》。咸通九年是公元868年，距今已有一千多年了。這一千多年前的印刷品，是怎樣保存下來的呢？這裡還有一段故事。

甘肅省墩煌東南有坐鳴沙山，早在晉朝的時候，有一些佛教徒在這裡開了山洞，雕刻佛像，建築寺廟。山洞不斷增加，佛像也跟着增多，人們就把這裡稱為「千佛洞」。一九零零年，有一個王道士在修理洞窟的時候，無意中發現了一個密閉的暗室，打開一看，裡面堆滿了一捆捆紙卷，其中有相當多的紙卷是唐代抄寫的書籍，還有一卷是唐代刻印的《金剛經》。

這部《金剛經》長約一丈六尺，高約一尺，是由七個印張粘連而成的卷子。卷首有一幅畫，上面畫着釋迦牟尼對他的弟子說法的神話故事，神態生動，後面是《金剛經》的全文。卷未有一行文字，說明是咸通九年刻印的。這本書是世界上現存的最早的雕板印刷書籍。圖畫也是雕刻在一塊整版上的，也許是世界上最早的版畫。

印刷術的錯誤理解

到了五代時候，有個封建官僚叫馮道。他在短短的五個朝代中做過四個朝代的大官，是個卑鄙無恥的傢伙。他看到江蘇、四川等地人民販賣的印本書籍，各種各樣都有，單單沒有儒家經典，就在後唐長興三年向皇帝建議雕版印刷儒家經典。當時共印九種經書，經歷了四個朝代，直到後周廣順三年，先後花了二十二年的時間，才全部刻成。因為這次刻書影響比較大，後來竟有人認為印刷術是五代時候馮道發明的，這當然是錯誤的。

北宋《大藏經》

到了宋朝時候，印刷業更加發達起來，全國各地到處都刻書。北宋初年，成都印《大藏經》，刻板十三萬塊；北宋政府的中央教育機構——國子監，印經史方面的書籍，刻板十多萬塊。從這兩個數字，可以看出當時印刷業規模之大。宋朝雕板印刷的書籍，已知的就有七百多種，而且字體整齊樸素，美觀大方，後來一直為中國人民所珍視。

板材劃分

宋朝的雕版印刷，一般多用木板刻字，但也有人用銅板雕刻。上海博物館收藏有北宋「濟南劉家功夫針鋪」印刷廣告所用的銅版，可見當時也掌握了雕刻銅版的技術。

說起印製書籍，雕版印刷的確是一個偉大的創造。一種書，只雕一回木板，就可以印很多部，比用手寫不知要快多少倍了。

可是用這種方法，印一種書就得雕一回木板，費的人工仍舊很多，無法迅速地、大量地印刷書籍，有些書字數很多，常常要雕好多年才能雕好，萬一這部書印了一次不再重印，那麼，雕得好好的木板就完全沒用了。有什麼辦法改進呢？

價值形態

雕版印刷術是一種具有突出價值且民族特徵鮮明、傳統技藝高度集中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它凝聚着中國造紙術、制墨術、雕刻術、摹拓術等幾種優秀的中國傳統工藝，最終形成了這種獨特的中國文化工藝；它為後來的開了技術上的先河，是世界現代印刷術的最古老的技術源頭，對人類文明發展有着突出貢獻；它的實施對文化傳播和文明交流提供了最便捷的條件。換句話說，在中國的四大發明中，有兩項即造紙術和印刷術與它直接相關，這在中國其他傳統工藝中是罕見的。

相關專家介紹，在七項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剪紙、漆器、評話等一般都有南北之分，有一定的區域限制。但雕版印刷術則是唯一一個沒有區域限制影響遍布全國的文化形態，它的影響甚至傳及海外。作為一種民族遺產，它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傳承現狀

雕版印刷在印刷史上有「活化石」之稱，2006年，揚州的「雕版印刷技藝」項目經申報被列入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2009年，以揚州為代表的「中國雕版印刷技藝」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揚州藏有近30萬片明清以來的古籍版片，並採用雕版印刷出版了大量的古籍，成為全國最大的線裝書加工基地。

隨着現代[9]印刷技術的興起，雕版印刷的市場空間越來越小。很少有年輕人願意拜師學藝，陳義時等向有關部門建議，創辦雕版印刷技藝傳習所，將已經退休回家的老藝人重新召集起來，招一批有志於雕版印刷的學員，傳授技藝。

技藝復活

揚州市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的雕版印刷場所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表示，經過近6年的前期工作，失傳近千年的宋朝畢升泥活字雕刻印刷絕技，在揚州成功復活，該社已成功研製出全本泥活字《夢溪筆談》。

宋朝畢升發明出「薄如錢唇、細如蛛絲」的泥活字雕刻印刷絕技，因為對原料、手工雕刻技術和印刷的要求太高，傳世不久即告失傳，現代也沒有發現畢升泥活字的模具。清朝中期，安徽涇縣秀才翟涇生花了30年時間，研製成功「泥字范」，即先刻成「木活字」，再製成泥「字模」，在當時印製了為數不多的書籍。但嚴格地講，「泥字范」與「泥活字」尚有差距，「泥字范」沒有形成直接在特製泥塊上雕刻「反字」的技藝，宋朝畢升的「絕技」一直沒有恢復。 現代發展

從2000年起，廣陵古籍刻印社開始醞釀製作泥活字，着手相關前期工作。經過多次試驗，選定揚州蜀岡之上粘性和濕度都比較適中的黃土作為「泥活字」的用土，經過篩細、過濾等工序後，光「錘鍊」（即反覆手工拍打、揉捏）就得花上一年時間。然後一個字一個字地在泥塊上進行手工「反字」雕刻，這種雕刻的難度比在木塊上雕刻「正字」明顯增大，此次泥活字《夢溪筆談》就是工藝師們精心雕刻成功的。除了雕刻的難度外，在經歷了多次失敗後，克服了泥活字印刷的難度，復活了在硯墨里添加骨膠的印刷技藝。

2005年10月，對外試開放。被譽為清代揚州雕版印刷極盛時期標誌的《全唐詩》初刻初印本，回到揚州與世人見面。

出現於唐朝中期的業，發展至清代達到頂峰，規模和質量都前所未有。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奉旨刊刻《全唐詩》，從校補、繕寫到雕版、印刷、裝幀，無不精益求精，是揚州歷史上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的一次圖書刊刻活動。揚州圖書館、揚州古籍書店等處保存的都是《全唐詩》後印本，而此次揚州雕版印刷博物館收藏的《全唐詩》初刻初印本一套共120本，彌補了這一缺憾。

2005年7月12日，揚州「雕版印刷技藝傳習所」正式掛牌成立，將採用「口傳心授 定向培養 上門學藝」的開放式傳承方式，為雕版印刷隊伍補充新鮮血液。揚州市副市長孫永如出席掛牌儀式。

據了解，雕版印刷技藝傳習所將通過「口傳心授 定向培養 愛好者自行上門學藝」3種方式實現這項技藝的開放式傳承，為雕版印刷隊伍補充新鮮血液。首先就是傳統的「師帶徒」。傳習所擁有一位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陳義時，3位市級工藝大師，10多位有着豐富經驗的老師傅，面向社會招收9名實習學徒，一年後還將進行考核，合格者才可轉正或繼續深造。

雕版印刷技藝傳習所由廣陵古籍刻印社與南京莫愁中等專業學校、揚州商務學校聯合創辦，並作為雕版印刷技藝實習基地，定向培養學生。只要是對雕版印刷感興趣的愛好者，都可以前往雕版印刷技藝傳習所進行學習，大師們將毫無保留地傳授雕版印刷技藝。

設立雕版印刷技藝傳習所，以及此前設立的揚州清曲傳習所等傳承單位，已經邁出了對這些傳統技藝進行搶救性保護的重要一步，但如何讓源遠流長的傳統技藝與現代社會相融合，擺脫髮展困境，仍然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文化影響 「傳統技藝是民族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揚州的一張歷史名片。」一位專家表示，建立傳習所，能讓這些瀕臨消失的傳統技藝傳承下去，但更重要的是在保護傳統的優秀民族工藝過程中，要進行創新，在延續傳統工藝歷史文化和原有的、傳統的藝術風格基礎上，為之注入更多更好的現代元素和活力，使之更能展示中國傳統特色文化，更能適應現代人的價值取向和對傳統文化的需求。

工作原理

雕版印刷的過程大致是這樣的：將書稿的寫樣寫好後，使有字的一面貼在板上，即可刻字，刻工用不同形式的刻刀將木版上的反體字墨跡刻成凸起的陽文，同時將木版上其餘空白部分剔除，使之凹陷。板面所刻出的字約凸出版面1~2毫米。用熱水沖洗雕好的板，洗去木屑等，刻板過程就完成了。印刷時，用圓柱形平底刷蘸墨汁，均勻刷於板面上，再小心把紙覆蓋在板面上，用刷子輕輕刷紙，紙上便印出文字或圖畫的正像。將紙從印板上揭起，陰乾，印製過程就完成了。一個印工一天可印1500～2000張，一塊印板可連印萬次。刻板的過程有點象刻印章的過程，只不過刻的字多了。印的過程與印章相反。印章是印在上，紙在下。雕版印刷印刷的過程，有點象拓印，但是雕版上的字是陽文反字，而一般碑石的字是陰文正字。此外，拓印的墨施在紙上，雕版印刷的墨施在版上。由此可見，雕版印刷既繼承了印章、拓印、印染等的技術，又有創新技術。1900年，在敦煌千佛洞裡發現一本印刷精美的「金剛經」末尾題有「咸同九年四月十五日（公元868年）」等字樣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確日期記載的印刷品。雕版印刷的印品，可能開始只在民間流行，並有一個與手抄本並存的的時期。唐穆宗長慶四年，詩人元稹為白居易的《長慶集》作序中有「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燁賣於市井」。「模勒」就是模刻，「燁賣」就是叫賣。這說明當時的上層知識分子白居易的詩的傳播，除了手抄本之外，已有印本。1944年，發現於成都唐墓，是唐末期的雕版印刷品。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說，雕版印刷唐代尚未盛行。五代時期開始印製大部儒家書籍馮道始印「五經」。以後，經典皆為版刻本。宋代，雕版印刷已發展到全盛時代，各種印本甚多。較好的雕版材料多用梨木、棗木。因此，對刻印無價值的書，有以「災及梨棗」的成語來諷刺，意思是白白糟蹋了梨、棗樹木。可見當時刻書風行一時。雕版印刷開始只有單色印刷，五代時有人在插圖墨印輪廓線內用筆添上不同的顏色，以增加視覺效果。天津楊柳青版畫仍然採用這種方法生產。將幾種不同的色料，同時上在一塊板上的不同部位，一次印於紙上，印出彩色印張，這種方法稱為「單版複色印刷法」。用這種方法，宋代曾印過「會子」（當時發行的紙幣）。單版複色印刷色料容易混雜滲透，而且色塊界限分明，顯得呆板。人們在實際探索中，發現了分板着色，分次印刷的方法，這就是用大小相同的幾塊印刷板分別載上不同的色料，再分次印於同一張紙上，這種方法稱為「多版複色印刷」又稱「套版印刷」。「多版複色印刷」的發明時間不會晚於元代，當時，中興路（今湖北江陵縣）所刻的《金剛經注》就是用朱墨兩色套印的，這是現存最早的套色印本。多版複色印刷在明代獲得較大的發展。明清兩代，南京和北京是雕版中心。明代設立經廠，永樂的北藏，正統的道藏都是由經廠刻板。清代英武殿本及雍正的龍藏，都是在北京刻板。明初，南藏和許多官刻書都是在南京刻板。嘉靖以後，到16世紀中葉，南京成了彩色套印中心。

相關內容

敦煌藏經洞

1900年，敦煌藏經洞被發現，內藏大量唐五代的文獻，除有大量的寫本外，也有不少印刷品，從而使人們能看到當時印刷品的風貌。藏經洞發現後，先後有英國人、法國人、日本人、俄國人來到這裡，盜走了大量珍貴文獻，其中印刷品幾乎全部被外國人盜走，國人無不痛心。1907年，英國人斯坦因率考察隊來到敦煌，盜走了大量文獻，其中就有著名的印刷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原件現藏倫敦大英圖書館，這是印刷史上十分珍貴的一件印刷品。它為捲軸裝，前有刻工精美的插圖。後有刻印年代和施印者姓名，文字雕刻嫻熟精美，印刷墨色均勻而厚重。一般認為它是印刷術發展到很高水平的產品。從落款可知，其刻印年代為唐咸通九年（868年），為王玠出資施印。該經全長5.25米，由7張印紙連接而成卷裝，每張紙高26.67厘米，寬75厘米。藏經洞發現的唐代印刷品中，還有乾符四年（877年）曆書和中和二年（882年）的曆書，以及字書《大唐刊謬補缺切韻》。藏經洞的印刷品。約有幾十件，反映了唐代中後期的印刷，已經發展到很高水平。不但刻印精良，而且品種齊全。

五代發展時期

五代十國只有53年，朝代更迭頻繁，各地割據，是一個動亂的年代。但在印刷方面，並未受很大的影響，而是在唐代的基礎上，持續發展，證明了胡應麟關於雕本「擴於五代」的論斷。五代印刷中，最為著名的是馮道（882—954年）主持刻印儒家的《九經》，是印刷史上劃時代的創舉，也是歷史上由政府主管的第一次大規模儒家經典的刻印。這次刻印工程是在國子監進行，也稱監本《九經》，它開創了國子監印書的歷史。這對以後歷代國子監印書有很大的影響。五代時。另一項印刷工程是駐守於甘肅西部一帶的軍事首領曹元忠（905—980年）主持的刻印佛像、佛經。曹元忠所印的佛經、佛像早已失傳。1900年敦煌藏經洞發現後，這些印刷品才大白於天下。1908年法國人伯希和從藏經洞盜走文物五千件，其中就有曹元忠主持刻印的《觀音菩薩像》（5件），《大聖毗沙門天王像》（11件），《文殊師利菩薩像》（11件），《阿彌陀菩薩像》（5件），《地藏菩薩像》等。在1907年斯坦因的盜品中，也有同樣的印品。這些佛像印品，多為上圖下文的單頁。大都有刻印者、刻印年代，有的還有刻工姓名。例如在《觀世音菩薩像》下部就刻有「弟子歸義軍節度、瓜沙州觀察；曹元忠雕此印板。奉為城隍安泰、闔郡康寧；東西之游路開通；時後晉開運四年（947年）丁未歲七月十五月記。匠人雷延美」。曹元忠刻印的《金剛經》為折裝，也有刻工雷延美的姓名。其刻印年代為天福十五年（949年）。雷延美是我們現知最早的刻版工匠。曹元忠組織刻印的一批佛像、佛經有兩件刻有他的姓名。其他的五代敦煌印刷品大概也是由他和他的弟子所刻印，刻印都達到很高水平。五代時，由私人出資進行印刷活動的以蜀相毋昭裔（902—967年）最為著名，也可稱為歷史上第一個私家刻印書籍者。據《宋史》記載，毋昭裔印的書有《文選》、《初學記》和《白氏六帖》等。這些書都是自己出資刻印的。五代時，以杭州為中心的吳越。經濟文化十分繁榮。以吳越國王（929—988年）為首的統治者，虔誠信奉佛教。刻印了較多的佛經。1917年浙江湖州天寧寺塔發現一件佛經印刷品《寶篋印經》，高7.5厘米，長60厘米，每行8—9字，卷首有圖像，圖像前印有：「天下都元帥吳越國王印《寶篋印經》八萬四千卷。在寶塔內供養。顯德三年丙辰歲記」等文字，可知為公元956年所印。1924年杭州雷峰塔倒塌，在塔磚孔中發了另一件吳越國印佛經《寶篋印陀羅尼經》，框高5.7厘米，長205.8厘米，每行10—11字，圖前印有「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造此經八萬四千卷，捨入西關磚塔，永充供養，乙亥八月日記」，乙亥年為975年，已為宋開寶八年，但宋的統治還未達及吳越。魯迅的《論雷峰塔倒掉》一文，記述了這件事。當時人們為了尋找印經，幾乎將塔磚全砸碎了。1971年於浙江紹興塗金舍利塔中發現另一件吳越國印的《寶篋印陀羅尼經》，當時置於10厘米長的竹筒內，其刻印年代為「乙丑」年，即965年。除了發現的上述幾件印刷品外，據記載，當時杭州的靈隱寺高僧延壽（904—975年）也印過十多種佛經和佛像，總數達40萬份。首府設於江寧（南京）的南唐，據史載也印了很多書，著名的有劉知幾（661—221年）的《史通》和徐陵（507—583）所編的《玉台新詠》。 兩宋成熟時期 繼五代之後，從公元960年至1279年。在這一時期。印刷業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雕版印刷技術更趨成熟，印書量大增，印書品種包括儒家、道家、佛教以及諸子百家，經史子集等各個門類。在印刷史上稱這一時期為印刷的成熟鼎盛期。 宋代翻開了印刷史上輝煌一頁。印刷術經過唐、五代幾百年的發展，技術已日臻成熟，進入宋代後，由於政府的重視和提倡，印刷業大興，揭開了印刷史上最輝煌的一頁。宋版書流傳到今者已為數不多。歷代藏書家都以擁有宋版書為榮。素有「一頁宋版書，一兩黃金」之稱。因為宋版書不僅年代久遠。而且校勘精細。刻印精良，紙墨上乘。這都表現了當時高超的印刷技藝。

帝王重視

宋代以文治國，幾代帝王都十分重視文化的建設，宋代建國不久，就組織編寫了《太平廣記》、《太平御覽》和《文苑英華》三部大型叢書，共計2500卷。隨後又編寫了《冊府元龜》、《資治通鑑》等大型史書，並在國子監刻印了《說文解字》、《十三經》、《十七史》等大型叢書。宋代民間印刷業的興盛，開創了書籍作為商品廣泛流通。在印刷史和版本學上分別將私人刻本稱為家刻本、家塾本、坊刻本、書棚本等。家刻本多為文人及大戶人家刻印自己或祖上所著書籍，也刻印自己認為珍貴的書。這類刻本多為贈送或低價出售，不以營利為主。例如，詩人陸游之子多次刻印其父的詩集，以贈親友。在民間印刷業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書坊刻書。宋代的書坊類似於現代的出版社，它集編書、印書、賣書為一體。它的特點是以營利為目的，由於有着市場的競爭，也很重視質量。宋代民間書坊印刷最為著名的有河南開封、福建建陽、浙江杭州、四川眉山以及江西等地。在唐、五代時期，佛教印刷品所占的比例很大，到了宋代。則以「經、史、子、集」四大類書為主體。印量及品種都大大超過佛經。但與前代相比，佛經的印量、規模等都達到歷史最高水平。據史載，僅佛經總集《大藏經》就有六次刻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