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嵬·其二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馬嵬·其二》 |
作品名稱: 《馬嵬·其二》 創作年代: 晚唐著名詩人 文學體裁:詩 作者:李商隱 |
《馬嵬·其二》晚唐著名詩人李商隱的作品。李商隱是晚唐乃至整個唐代,為數不多的刻意追求詩美的詩人。擅長詩歌寫作,駢文文學價值頗高。其詩構思新奇,風格穠麗,尤其是一些愛情詩和無題詩寫得纏綿悱惻,優美動人,廣為傳誦。
這是一首政治諷刺詩,鋒芒指向了李唐前朝皇帝唐玄宗。一開頭夾敘夾議,先用「海外」「更九州」的故事概括方士在海外尋見楊妃的傳說,而用「徒聞」加以否定。「徒聞」者,徒然聽說也。意思是:玄宗聽方士說楊妃在仙山上還記着「願世世為夫婦」的誓言,「十分震悼」,但這有什麼用?「他生」為夫婦的事渺茫「未卜」;「此生」的夫婦關係卻已分明結束了。怎麼結束的,自然引起下文。
次聯用宮廷中的「雞人報曉籌」反襯馬嵬驛的「虎旅傳宵柝」,昔樂今苦、昔安今危的不同處境和心情已躍然紙上。「虎旅傳宵柝」的逃難生活很不安適,這是一層意思。和「雞人報曉籌」相映襯,暗示主人公渴望重享昔日的安樂,這又是一層意思。再用「空聞」和「無復」相呼應,表現那希望已幻滅,為尾聯蓄勢,這是第三層意思。「虎旅傳宵柝」本來是為了巡邏和警衛,而冠以「空聞」,意義就適得其反。從章法上看,「空聞」上承「此生休」,下啟「六軍同駐馬」。意思是:「虎旅」雖「傳宵柝」,卻不是為了保衛皇帝和貴妃的安全,而是要發動兵變了。正因為如此,才「無復雞人報曉籌」,李、楊再不可能享受安適的宮廷生活了。
第三聯的:「此日」指楊妃的死日。「六軍同駐馬」與白居易《長恨歌》「六軍不發無奈何」同意,但《長恨歌》緊接着寫了「宛轉蛾眉馬前死」,而「此日」即倒轉筆鋒追述「當時」。「當時」與「此日」對照、補充,不僅其意自明,而且筆致跳脫,蘊含豐富,這叫「逆挽法」。玄宗「當時」七夕與楊妃「密相誓心」,譏笑牽牛、織女一年只能相見一次,而他們兩人則要「世世為夫婦」,永遠不分離,可在遇上「六軍不發」的時候,結果又如何?兩相映襯,楊妃賜死的結局就不難於言外得之,而玄宗虛偽、自私的精神面貌也暴露無遺。同時,「七夕笑牽牛」是對玄宗迷戀女色、荒廢政事的典型概括,用來對照「六軍同駐馬」,就表現出二者的因果關係。沒有「當時」的荒淫,哪有「此日」的離散?而玄宗沉溺聲色之「當時」,又何曾慮及「賜死」寵妃之「此日「!行文至此,尾聯的一句已如箭在弦。
尾聯也包含強烈的對比。一方面是當了四十多年皇帝的唐玄宗保不住寵妃,另一方面是作為普通百姓的盧家能保住既「織綺」、又能「採桑」的妻子莫愁。詩人由此發出冷峻的詰問:為什麼當了四十多年的皇帝唐玄宗還不如普通百姓能保住自己的妻子呢?前六句詩,其批判的鋒芒都是指向唐玄宗的。用需要作許多探索才能作出全面回答的一問作結,更豐富了批判的內容。 [2]
《馬嵬》為詠史詩,以李隆基(唐玄宗)、楊玉環(貴妃 )故事為抒情對象。詩開首即說「海外」,指楊玉環死後,唐玄宗曾令方士去海外尋其魂魄,在海外仙山會見了她,楊授以鈿合金釵,並堅訂他生之約的傳說故事而言。詩人以玄宗心情設想,直說九州更變,四海翻騰,海外徒然悲嘆,而「他生」之約,難以實現。三四句承上鋪寫。「空聞」、「宵柝」,即未聞「宵柝」;「無復」、「報曉」,即不用「報曉」。此皆承上兩句「 徒聞 」、「未卜」之意,暗指楊玉環被縊於馬嵬事。五六句轉入實事。「此日」指貴妃賜死之日,「當時 」指七夕相約之時。「 六軍同駐馬」指禁軍譁變,李、楊兩人的愛情也一同「駐馬」了,幻滅成空。「七夕笑牽牛 」,意為七夕之夜,長生殿上兩人曾歡笑密約,並笑牽牛織女一年一度相見之短暫;「 當時」曾「笑」他人,而今卻不如牽牛織女之長久相戀;相比之下,令人可憫而又可笑。詩人把六軍憤慨之情與長生殿秘密之誓,相映成趣,議論深刻,筆鋒犀利。七八句以反詰語氣反襯作結。「紀」,歲星十二年一周天為一紀,玄宗在位四十五年 ,約為四紀。「莫愁」古洛陽女子,嫁為盧家婦,婚後生活幸福。此言貴為天子,但反不如百姓的愛情甜蜜 ,生活幸福 。詩人借「莫愁」以寄託感慨。以「如何」來反問,暗含指責。 [3]
詩詞正文
“ | <海外徒聞更九州,
他生未卜此生休。 空聞虎旅傳宵柝, 無復雞人報曉籌。(傳 一作:鳴) 此日六軍同駐馬, 當時七夕笑牽牛。 如何四紀為天子, 不及盧家有莫愁。 > |
” |
— <《馬嵬·其二》>,<詩詞名句網> |
譯文
徒然聽到傳說,海外還有九州,來生未可預知,今生就此罷休。
空聽到禁衛軍,夜間擊打刀斗,不再有宮中雞人,報曉敲擊更籌。
六軍已經約定,全都駐馬不前,遙想當年七夕,我們還嗤笑織女耕牛。
如何歷經四紀,身份貴為天子,卻不及盧家夫婿,朝朝夕夕陪伴莫愁。[5]
作者簡介
李商隱(約813年-約858年),字義山,號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詩人,祖籍河內(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陽,出生於鄭州滎陽。他擅長詩歌寫作,駢文文學價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詩人之一,和杜牧合稱「小李杜」,與溫庭筠合稱為「溫李」,因詩文與同時期的段成式、溫庭筠風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裡排行第十六,故並稱為「三十六體」。[6]
李商隱通常被視作唐代後期最傑出的詩人,其詩風受李賀影響頗深,在句法、章法和結構方面則受到杜甫和韓愈的影響。許多評論家認為,在唐朝的優秀詩人中,他的重要性僅次於杜甫、李白、王維等人。就詩歌風格的獨特性而言,他與其他任何詩人相比都不遜色。但用典相對較多,有晦澀之嫌。讚賞李商隱詩歌和批評他的人,所針對的都是他鮮明的個人風格。
李商隱生活的年代正是李唐王朝江河日下,社會動盪不安,政治腐敗的晚唐前期。社會病態紛呈,矛盾重重。官宦竊柄,擾亂朝綱,牛李黨爭。勾心鬥角,人事紛紜,互相傾軋。李商隱終生關心民生疾苦,在弘農縣尉任上,為活獄而不怕得罪上司孫簡,不怕丟官,足以顯示出他的熱血心腸和骨鯁氣節,此亦是政治品質之大節。至情至性的作品方能打動讀者。只有具有赤子之心,熱愛生活,關心現實與人生的作家,只有具有高尚品格的作家,才可能創作出反映社會主流與本質的至情至性的作品。品格卑污低劣的人無論如何也寫不出格調高尚感人肺腑的作品。從李商隱的詩文中,我們便可以讀出他的人品來。[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