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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晉南北朝文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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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一個充滿活力的創新期，詩、賦、小說等體裁，在這一時期都出現了新的時代特點，並奠定了它們在此後的發展方向。文學史上所說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始於東漢建安年代，迄於隋統一，歷時約四百年。從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論著中，可以看到一種新的文學思潮，這就是努力將文學從學術中區分出來，進而探尋文學的特點、文學本身的分類、文學創作的規律，以及文學的價值。從思想文化的角度來看，魏晉南北朝文學出現的這些「新變」，與佛教在中土的傳播有着極為密切的關係。建國以來，收各大專院校、科研機構集體編寫和專家個人編寫出版的中國文學史各有特色，其中有些著作還發生過較大影響。
基本內容
書名：魏晉南北朝文學
頁數：550頁
品牌：京城新安文化
語種：簡體中文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ISBN：9787807028949
作者：趙東栓 郭傑
開本：16
出版日期：2012年12月1日
文學簡介
中國古代小說有兩個系統，即文言小說系統和白話小說系統。魏晉南北朝時期，只是文言小說。這時的小說可以統稱之為筆記體小說，採用文言，篇幅短小，記敘社會上流傳的奇異故事，人物的逸聞軼事或其隻言片語。在故事情節的敘述、人物性格的描寫等方面都已初具規模。作品的數量也已相當可觀。但就作者的主觀意圖而言，還只是當成真實的事情來寫，而缺少藝術的虛構。它們還不是中國小說的成熟形態。中國文言小說成熟的形態是唐傳奇，白話小說成熟的形態是宋元話本。
從魏晉開始，歷經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國文學中古期的第一段。綜觀這段文學，是以五七言古近體詩的興盛為標誌的。五古在魏晉南北朝進入高潮，七古和五七言近體在唐代前期臻於鼎盛。魏晉南北朝期間，文學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文學的自覺和文學創作的個性化，在這些變化中是最有意義的，正是由此引發了一系列其他的變化和發展。這期間宮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宮廷為中心形成文學集團。集團內部的趨同性，使文學在這一段時間內呈現出一種群體性的風格，另一段時間又呈現為另一種風格，從而使文學發展的階段性相當明顯。
文學集團內出現了一些傑出的作家，如曹植、阮籍、庾信，但成就最高的陶淵明卻不屬於任何集團，他以超然不群的面貌高踞於眾人之上。魏晉南北朝文學對兩漢文學的繼承與演化，在五言古詩和辭賦方面痕跡最明顯。文人在學習漢樂府的過程中將五言古詩推向高峰；抒情小賦的發 展及其所採取的駢儷形式，使漢賦在新的條件下得到發展。文學自覺的標誌從人物品評到文學品評從文體辨析到總集的編輯文學理論體系的建立新的文學思潮魏晉南北朝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相對於文學創作異常地繁榮，（魏）曹丕《典論·論文》、（西晉）陸機《文賦》、（梁）劉勰《文心雕龍》、（梁）鍾嶸《詩品》等論著以及（梁）蕭統《文選》、（陳）徐陵《玉台新詠》等文學總集的出現，形成了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高峰。
歷代過程
南北朝文學一是全國長期分裂。從漢末大亂到三國鼎立，而後由西晉實現了短暫的統一，但為時不過二、三十年，接着又是連年混戰和南北大分裂，直到隋重新統一。在中國歷史上，這是分裂時間最長的時代。二是政權更迭頻繁。整個魏晉南北朝，除了東晉和北魏存在的時間超過一百年外，其餘的王朝壽命都不長。南方的宋、齊、梁、陳四代，最長的宋立國約六十年，最短的齊才二十多年。三是社會動亂。在這一時期，由於國家分裂，政權不穩定，各種力量為了奪取統治權或擴大統治范 圍，進行着激烈的鬥爭。同時並立的政權之間總不免互相征伐，新舊王朝的更代大多也是通過戰爭實現的。即使沒戰爭，統治集團中的權力之爭同樣充滿着殺氣。在不斷發生的社會動亂中，不但普通民眾蒙受了巨大的災難，許多上層人士也難免殺身之禍。四是民族矛盾尖銳。自漢魏以來，中國西部和北部的少數民族開始大量向內地遷移。他們受到漢族統治力量的深重壓迫。到了西晉後期，發生宗室爭奪皇權的「八王之亂」，這些少數民族的首領紛紛趁機而起，並把漢族政權趕到了南方。在他們統治的北方地區，反過來又對漢族民眾進行了殘酷壓迫。而南方漢族政權的北伐、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南征，也時起伏。 漢代末年在察舉制度下，士族中已經流行着鄉黨評議的風氣，如許劭與從兄許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此外，郭太也以關於鑒人而名聞天下。魏文帝曹丕實行九品中正制以後，人物品評的風氣更加興盛。（魏）劉卲（或作「劭」、「邵」）的《人物誌》總結了鑑察人物的理論和方法，特別重視人的材質，形成才性之學。（宋）劉義慶《世說新語》的《識鑒》、《賞譽》、《品藻》、《容止》等門，記載了許多品評人物的生動事例。
人物品評在漢末多帶有預言成敗的意味，偏重在識鑒人才、拔擢俊彥，所以品評的重點在政治、道德方面。魏晉以後的人物品評有一個新的趨勢，就是在預言性和政治、道德的評議外，增加了許多審美的成分，為已經享名的人物用形象的語言、比喻象徵的手法加以品題。如《世說新語》中的這些品題：「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賞譽》）「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賞譽》）「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品藻》）「有人嘆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容止》）《世說新語》中品題人物常見的審美概念有：清、神、朗、率、達、雅、通、簡、真、暢、俊、曠、遠、高、深、虛、逸、超等，其中最常見的是：真、深、朗三者。而用作比喻的又不乏自然物象，如：千丈松、松下風、玉樹、玉山、雲中白鶴、龍躍雲津、鳳鳴朝陽。人物審美的興盛，對文藝審美起了催化的作用。有的文學審美範疇來自人物審美，如「風骨」、「骨氣」、「風神」、「清虛」、「清通」、「高遠」、「情致」、「才情」等。而人物流品的劃分，也直接影響着文藝批評，鍾嶸《詩品》、庾肩吾《書品》、謝赫《古畫品錄》，就是明證。
劉勰《文心雕龍》的出現標誌着中國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建立了完整的體系。《文心雕龍》共50篇，包括總論5篇，文體論20篇，創作論19篇，批評論5篇，最後一篇《序志》是全書的自序。它的內容博大精深，主要的貢獻在以下兩個方面：一、論述了文學發展的外部原因和內部規律。關於外部原因，它認為：「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時序》）將文學的變化與社會的風俗、政治的興衰聯繫起來。關於內部規律，它總結為「通」和「變」（《通變》），也就是繼承和創新兩方面的 交互作用。劉勰在《明詩》等篇中論述了一些文體在歷代的演變過程，《才略》則評論了歷代的作家，這些論述已成為後人研究文學史的重要參考，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參考價值。二、總結了許多寶貴的文學創作經驗，揭示了創作活動的奧秘，從而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創作論。關於創作論，陸機在《文賦》里就有深入的探討了，特別是對馳騁想象，捕捉形象，發揮獨創性，以達到「意稱於物」這個過程，描述得相當精彩。在《文心雕龍》中創作論這一部分是全書精粹，書中有許多精闢的概括，如「神思」、「體性」、「風骨」、「定勢」、「情采」、「隱秀」等，涉及形象思維、藝術想象、藝術風格、藝術構思等許多重要的問題，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
總集的編輯是文體辨析的自然結果。蕭統的《文選》是現存最早的文學總集，李善注《文選》六十卷，選錄了先秦到梁代共130人的作品，另有古樂府三首和《古詩十九首》，共七百餘篇。此書的編排方法是先將文體分為賦、詩、騷、七、、詔、冊、令、教、文等37大類，然後在一些大類之下再按題材分為若干小類，如賦又分為「京都」等許多小類。其中詩占了將近13卷的篇幅，共334首，是各類中數量最多的。從蕭統所選詩歌可以看出，他帶有較大的寬容性，他選詩最多的三位詩人是：陸機52首、謝靈運40首、江淹31首，以今天的眼光看來他們不一定是最優秀的。在標舉第一流的詩人這方面，蕭統的眼光並不是第一流的；但在推崇被忽視的優秀詩人（如陶淵明、鮑照）這方面，他卻有極高的眼光。陶淵明入選8首，鮑照入選18首，他們在《文選》中得到這樣高的地位，說明蕭統是一位很有文學眼光的選家。《文選》自唐代以來贏得文人的廣泛重視，並逐漸形成「文選學」，它在文學史和文獻學上的地位是值得重視的。
文學特點
從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論著中，可以看到一種新的文學思潮，這就是努力將文學從學術中區分出來，進而探尋文學的特點、文學本身的分類、文學創作的規律，以及文學的價值。在漢代，儒家詩都占統治地位，強調詩歌與政治教化的關係，詩歌被視為「經為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大序》）的工具。至於詩歌本身的特點和規律並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魏晉以後，詩學擺脫了經學的束縛，整個文學思潮的方向也是脫離儒家所強調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尋找文學自身獨立存在的意義。這時提出了一些嶄新的概念和理論，如風骨、風韻、形象，以及言意關係、形神關係等，並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風骨、重氣韻的審美思想。詩歌求言外之意，音樂求弦外之音，繪畫求象外之趣，各類文藝形式之間互相溝通的這種自覺的美學追求，標誌着一個新的文學時代的到來。 魏晉南北朝的文學創作，就是在這種新的文藝思潮的影響下展開的，同時它也為這種文藝思潮提供了賴以產生的實踐依據。這個時期文學創作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服務於政治教化的要求減弱了，文學變成個人的行為，抒發個人的生活體驗和情感。賦，從漢代的大賦演化為魏晉南北朝的抒情小賦，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個轉變。五言古詩在漢末蓬勃興起，文人的個人抒情之作《古詩十九首》被後人奉為圭臬。
此後曹植、王粲、劉楨、阮籍、陸機、左思、陶淵明、謝靈運、鮑照、謝朓、庾信，雖然選取的題材不同、風格不同，但走的都是個人抒情的道路，他們的創作也都是個人行為。其中有些政治抒情詩，抒寫政治生活中的憤懣不平，也並不帶有政治教化的目的。至於梁陳宮體詩，雖然出自宮廷文人之手，也只是供宮廷娛樂之用而已。詩人們努力的方向在於詩歌的形式美，即聲律、對偶、用事等語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正是在這種趨勢下，中國的古詩得以完善，新體詩得以形成，並為近體詩的出現做好了各方面的準備。唐詩就是在此基礎上達到了高峰。
文學觀念
士族與庶族的對立寒士的不平文學家庭宗教與倫理。早在東漢後期，士大夫中就出現了一些世家大族，他們累世公卿，專攻一經，門生、故吏遍天下，在察舉、徵辟中得到優先，是一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占據了特殊地位的階層。士族的勢力在曹操掌權時一度受到抑制，到了魏和西晉重新興起。魏文帝曹丕建立九品中正制，因為中正官把持在士族手中而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晉書·劉毅傳》）的局面。士族子弟經過中正品第入仕，形成世代相傳的貴胄；而寒門庶族幾乎失去了入仕的機會。進入東晉，士族門閥的勢力更加強盛，特別是一些高級士族控制了中央政權，形成「王與馬，共天下」（《晉書·王敦傳》）的局面。這種門閥政治是士族與皇權的共治，是在東晉特定條件下出現的皇權政治的變態。到了南朝，士族勢力衰微，遂又回到皇權政治。門閥制度阻塞了寒士的仕進之路，一些才高的寒士自然心懷不平，士族和庶族的對立成為這個時期的一個重要特點，寒士的不平反映在文學創作中，也就成為這個時期文學的一個特色。其實寒士的不平早在戰國時代的文學作品中就有所反映了，《楚辭》宋玉《九辯》：「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算是他們最早的呼喊。
《古詩十九首》：「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貧賤，坎坷長苦辛。」則反映了寒士希望改變其地位的要求。魏晉南北朝時期，在門閥制度下，寒士的不平更為強烈，在詩中的呼喊之聲也就更為高亢。左思《詠史》其二：「鬱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形象地反映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社會情況。其六寫出自己這一介寒士的高傲：「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其五最後兩句：「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則充分表現了寒士的氣概。鮑照也將寒士的不平傾瀉到詩中，如「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嘆息。丈夫生世會幾時，安能蹀躞垂羽翼」（《擬行路難》其六）。文學家族的大量出現也是值得注意的現象。例如：三曹（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阮瑀及其子阮籍；嵇康及其子嵇紹、紹從子嵇含；三張（張載及其弟張協、張亢），二陸（陸機、陸雲兄弟），兩潘（潘岳及其從子潘尼）；傅玄及其子傅咸；謝安及其孫謝混，謝混及其族子謝靈運、謝瞻、謝晦、謝曜，謝靈運及其族弟謝惠連、其同族的謝朓；蕭衍，其子蕭綱、蕭繹。文學家族的大量出現與門閥制度有直接的關係，文學乃至文化集中在少數世家大族手中，與政治的權力一起世代相傳。文學家族在魏晉兩代尤盛，南朝以後逐漸減少，這與南朝門閥勢力的逐漸衰微的趨勢是一致的。
重視門第的風氣在文學作品中還表現為對宗族關係和倫理觀念的強調。在魏晉南北朝的詩中，有一些追述或炫耀自己宗族門第的作品，在那些表現倫理關係或規誡子弟的詩中也往往帶有追述先祖功德的內容，以及紹續家風、重振家業的願望和使命感，而且多用典雅的四言形式寫成。例如：王粲《為潘文則作思親詩》，曹植《責躬》，潘岳《家風詩》，陸機《與弟清河雲詩》，陸雲《答兄平原詩》，左思《悼離贈妹詩》，潘尼《獻長安君安仁詩》、《贈司空掾安仁詩》，謝混《戒族子詩》，陶淵明《命子詩》、《贈長沙公詩》等。有趣的是進入南朝以後，隨着士族的沒落，這類詩幾乎不見了，謝靈運的《述祖德》五言詩二首算是例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