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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叔璥(1682年-1758年),字玉圃,號篤齋清朝順天府大興縣人(今屬北京),首任巡臺御史。出身進士,留心經世之學。官至常鎮揚通道。[1]

其所著之《臺海使槎錄》、《南征紀程》等書對於閩南臺灣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黃叔琳為康熙年間探花。

首任巡臺御史

黃叔璥爲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己丑科進士

曾任湖廣道巡按御史、浙江道巡按御史等職。

康熙六十年(1721年)朱一貴事件結束,清廷任命黃叔璥與滿人吳達禮共同擔任巡臺御史。

1722年6月,抵台之後,除致力與朱一貴殘黨作戰外,也經常巡行各地,訪問原住民政權,即認真考察台灣吏治。

台灣吏治

當時台灣處於民風強悍的移民社會, 難以治理,民間多衝突紛擾,除漢人與原住民之間因拓墾侵界的衝突頻傳,漢人之間,不同族群, 亦常械鬥衝突。若無良好吏治,則容易激起民變。

黃叔璥在台考察期間,做出不少治理建議。例如,當時漢人移民湧入,不斷向山區拓墾,侵入原住民的傳統生活領域,而引發衝突。

黃叔璥認為漢「番」之間衝突,「啟釁多由漢人」。當時地方官員提出「豎石立界」的主張,採隔離政策,以避免衝突擴大,得到了黃叔璥的認同。

「豎石立界」

1722年(康熙61年),台灣實施「豎石立界」的政策,「凡逼近生番處所相去十里或十餘里,豎石以限之,越入者有禁。」 從南而北,共立54處界石。

這種「漢番」隔離的政策,持續施行,至乾隆時,從北到南,在漢人與原住民交界處, 除了豎石立界外,更挖壕溝,築土垣,號稱「土牛溝」, 禁止漢人侵界拓墾,也嚴防原住民越界出草。

此一政策,持續一百五十年,直到同治13年(1874)「牡丹社事件」之後,日本出兵台灣的刺激下,才告廢止。

五子登科的善報

據清朝李氏《求己堂集》記載,黃叔璥的父親黃芳洲先生,篤信佛法道教,康熙年間在回陽當教諭,與夫人一起都喜歡行善積德。

他在任當官時,曾捐錢出刊刻印《金剛經》、《太上感應篇》、《陰騭文廣義》各經文數十部。他的夫人也隨喜捐錢印贈《玉歷寶鈔》一千本,廣為布施印送。並且時常買魚、鳥放生,其數成千上萬。夫婦倆生有五個兒子:叔琳是康熙辛未年的探花,叔璥是康熙己丑科的進士,叔琪是康熙乙酉科的舉人,叔琬是康熙己丑科進士,叔瑄是康熙癸巳科秀才,都獲得了很高的學歷和功名。[2]

著作

臺海使槎錄[3]黃叔璥出身進士,留心經世之學。

使臺錄》8卷分為《赤嵌筆談》(四卷)、《番俗六考》(三卷)、《番俗雜記》(一卷)三篇。其中蕃俗六考,詳細記錄台灣的山川地勢、風土民俗。尤其對臺灣原住民的樣貌,更是觀察入微,因此,該書為近現代考證平埔族歷史之根基。

南征紀程》一書。[4]記載來臺前自燕京福建內陸的途中見聞。

注釋

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官銜
前任:
巡視台灣監察御史(漢)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上任
繼任:
丁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