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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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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琳琅满目的新人力作中，白烨认为《青果》体现了青年作家顾坚的创作实力。在白烨看来，马小陶是“80后”作家中最会编织故事的，她的《慢慢爱》由某电台女主持人的三段恋情，在个人情感的戏剧化际遇中，反映当下的情爱生活虽然热热闹闹却难有成果的现实情形，作品把人生的寻思、青春的反思等内蕴，都融合于生活化的故事、反讽性的叙事，显示出了新一代人的价值取向。
在非虚构作品中，白烨觉得陈明的《我与丁玲五十年》可圈可点。已94岁高龄的陈明是丁玲的研究者，也是丁玲最后的爱侣。本书在个人经历自述中揭示和记录了他们的爱情生活、精神世界，也从个人的传奇的命运中折射出时代的发展。王媛媛的《司令爸爸司机爸爸——女儿眼中的两个父亲》，以平实的文笔、细腻的感触，写出了其所处的两个家庭中经历过的风风雨雨，不同层次人物在战争年代、和平时期的英雄本色，情感美与人性美交相辉映。
==核心阅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涌现出的一大批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长篇小说，使现实主义文学释放出耀眼的艺术光辉
回望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会发现，在文学多样化的发展中，现实主义文学仍是最为强劲的一脉，运用现实主义手法或富含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质量较高，许多作品都堪为这一时期卓具代表性的文学经典
从写作手法到内在精神，都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到创作实处，化为艺术成果，这应该是现实主义文学所以经久不衰，现实主义潮流所以奔流不息的根本原因所在
中国当代文学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里，感应时代脉搏，紧随社会节奏，形成百流汇聚、浩浩荡荡的文学潮流。细加检视不难发现，现实主义既是当代文学起始的源流，又是70年文学海纳百川的文学主潮。正是现实主义手法的不断更新，现实主义精神的顽强坚守，使现实主义构成中国当代文学最为浓重的底色与最为强劲的主导，带动70年文学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以新追求新探索发挥现实主义文学的功用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文艺领域，对于怎样认识新的现实，如何把握新的生活等，有一个认识与探索的过程。从小说来看，现实主义创作在上世纪50年代，就以不同的特点与取向，在观照生活和表现生活上体现出一定的多样性。如表现农村新生活、农民新人物的马烽《结婚》、谷峪《新事新办》、康濯《春种秋收》等；描写爱情与家庭生活的宗璞《红豆》、丰村《美丽》、邓友梅《在悬崖上》、陆文夫《小巷深处》等。引起人们更大关注的，是1956年后伴随“写真实”“现实主义深化”问题的讨论，王蒙、李国文等人相继写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改选》等作品。
现实主义文学一方面体现文学创作中的新追求与新探索，一方面又起着克服文学创作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作用。上世纪60年代之后，一些熟悉农村生活的作家，相继写出在表现农村新生活上卓有新意的作品，如王汶石《风雪之夜》《新结识的伙伴》、李准《李双双》、赵树理《实干家潘永福》《锻炼锻炼》、西戎《灯芯绒》《赖大嫂》等。这些作品在表现农村基层干部求真务实、农村先进分子积极向上的同时，还提醒人们充分认识农村现实问题的复杂性与农民观念改变的艰巨性。应当说，在紧贴生活现实的写作中提出应予注意和解决的问题，正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功用与责任所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领域，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两类创作取得丰厚收获。究其原因，一是这些作品主题正大，题材重大，适应社会广泛需求，也为当时的流行文学观念所接受；二是我们有一批生活积累扎实、艺术造诣厚实的实力派作家，他们在创作中倾其心力，精益求精，写出代表性力作。当时很多从事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作家都是革命斗争的参与者与亲历者，是革命的胜利者和战争的幸存者，他们觉得有责任“塑造为人民造福，使大地生辉的一代英雄的形象”（杜鹏程），“让他们的事迹永垂不朽，传给劳动人民，传给子孙万代”（曲波）。《红日》《红岩》《红旗谱》都是这一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写作的重要收获。它们的成功，是作者把丰富革命斗争经历化为感人艺术形象的可喜收获。在农村题材创作方面，我们也拥有一批造诣深厚又年富力强的重要作家。他们基于长期深入生活观察农村变革的感受，先后写出有分量又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赵树理《三里湾》、周立波《山乡巨变》和柳青《创业史》等。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生产丰收的喜人景象，使现实主义文学释放出耀眼的艺术光辉。
向着生活的坚定回归和深入探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大潮影响下和文学自身创新求变的推动下，创作进入一个空前活跃的新时期。小说创作体现出回归生活现实、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坚定努力，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回望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会发现，在文学多样化的发展中，现实主义文学仍是最为强劲的一脉，运用现实主义手法或富含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质量较高，许多作品都堪为这一时期卓具代表性的文学经典。
新时期之初的一些作品，较之过去更重视表达人的真情实感，更注重塑造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揭示人在一定社会氛围里的处境与命运。如果说这种写法比较偏于对现实主义手法的继承与发展的话，那么八九十年代的一些作品，逐渐进入到发现人、尊重人乃至关注人的内在精神层面，使文化心理的揭示、民族灵魂的发现，与现实主义精神相随相伴，使现实主义走向纵深。这种体现现实主义精神深度的写作，在中短篇小说中莫言、铁凝、王安忆等人的写作卓有代表性，而在长篇小说领域的重要收获，则有张炜、陈忠实、阿来等人的创作。
从新时期以来的小说来看，创作手法新风不断，现实主义似乎时隐时现，时强时弱，这是一种客观事实。但回过头来再看，各种小说创作手法的借鉴与糅合，其实都为现实主义提供借镜，有的探索直接丰富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段及精神内涵。其中比较典型的，如苏童、格非、孙甘露等作家运用先锋派手法创作的新历史小说，阿城、韩少功、郑万隆、李杭育等作家的寻根小说。他们超越传统写法的文学实验，显然使以现实主义为底色的小说创作呈现新的色彩，使得现实主义的写法更加开放了，延展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内涵外延。
在坚持现实主义写作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路遥《平凡的世界》。这个作品写作与发表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界追新求异的热潮正如火如荼，现实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冷落，但路遥没有任何犹疑，他毅然选择严谨的现实主义手法，精心描写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的青春成长与人生打拼，由此表现改革开放给农村青年带来的命运转机。由于作品做到为平凡人造影，为奋进者扬帆，出版之后广受好评，累计印数超过1700万套，在当代小说作品中名列前茅。《平凡的世界》持续热销，体现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学课题，那就是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现实主义，包括它的自身内涵、外延与意义，也包括它与中国文学的密切缘结，与中国读者的内在联系。
起点是现实主义手法，要点是现实主义精神
现实主义在不同时期都给我们提供如实反映时代生活与情感的精品力作，给当代文坛培育了一大批不同代际相互衔接的重要作家。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事实，业已以光彩的一页载入中国当代文学的史册。与此同时，现实主义70年来的坚持与发展、突破与新变，也在现实主义自身演变和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发展等方面，呈现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与问题，提供不少值得总结的规律与经验。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现实主义在不断更新中推动了两类小说创作的长足发展。一类是家族历史与文化题材，这类小说以家族历史为主干故事，通过一个家族在一个时期的荣辱盛衰来透视文化精神的嬗变，折射社会变迁与时代更替，代表性作品如张炜《古船》、陈忠实《白鹿原》等。另一类是改革题材小说，这类小说以改革开放为背景，书写义利抉择、正邪较量，代表性作品有周梅森《人间正道》《人民的名义》、张平《抉择》、陆天明《苍天在上》《大雪无痕》、周大新《曲终人在》等。可以说，由于运用严谨的现实主义手法，贯注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些作品做到了思想精深与艺术精湛的和谐统一。
近年来，也有一些新人新作以现实主义追求向经典致敬，如陈彦《装台》书写一群给舞台装置背景的普通人，写他们的登高爬低、含辛茹苦，也写他们力尽所能的相互温暖和帮助他人。以顺子为代表的普通人，确有难以言说的苦处，但也有其担当，他们像萤火虫一样带着光亮照亮自己，同时也温暖别人。这个作品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写出普通人的灵魂和神采，人物自然栩栩如生。在文学创作中，精心对待每一个人物，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物，是现实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
现实主义文学，起点是现实主义手法，要点是现实主义精神。现实主义精神主要体现在创作对人的高度关注，对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以及命运的关注。现实主义精神里有一个内核，那就是人民性。把人民真的放在心中，人民是历史的主角，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创作中要以人民作为主角，以人民为对象，写他们的喜怒哀乐，并为他们所喜闻乐见。事实上，从作品的阅读感受与传播影响上看，在同行中更受好评、在读者中更受欢迎、在社会上更有影响的，也主要是那些眼里有人民、心里有人民的作品。从写作手法到内在精神，都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到创作实处，化为艺术成果，这应该是现实主义文学所以经久不衰，现实主义潮流所以奔流不息的根本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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