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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会议专条》在当时来看是一个平等条约，[[李鸿章]]和清政府都为这个条约的缔结感到满意，清流派亦无攻击此条约之迹象。而当时的日本舆论则寄希望于[[伊藤博文]]获得清朝的谢罪与赔偿，甚至发生新闻误报之事，结果伊藤博文只带回会近乎一纸空文的照会，也没有获得任何赔偿，因此受到不少日本舆论的批评，但也有很多日本舆论对《天津会议专条》表示满意。清朝并未履行照会内容，日本要求惩办的[[袁世凯]]在1885年10月借送还大院君李昰应之机复出，甚至还长期担任清廷驻朝大臣（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另一方面，清朝也未追究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参与[[甲申政变]]的责任，问责之事遂不了了之。真正的要害在于第三条，这相当于清朝承认了日本的对朝出兵权，而两国均可对朝出兵、出兵前相互知照的规定则使日本在朝鲜半岛取得了与中国对等的权利，中国对朝鲜的所谓“宗主权”的优势事实上荡然无存，这也是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此条约被中国人诟病的原因所在。
朝鲜问题无疑是《天津会议专条》的症结与焦点，谈判期间李鸿章反复质问日本是否有吞并朝鲜的野心，伊藤则矢口否认，称征韩论只是民间主张，决非政府观点，又说朝鲜是穷国，日本也是穷国，日本不可能让自己穷上加穷，甚至还反问中国会不会以朝鲜为跳板吞并日本。而《天津会议专条》签订后的九年间，随着中日在朝鲜半岛构成均势格局，日本确实在政治上对朝鲜采取“退婴政策”，绝少染指（但经济上的侵略并未放松），甚至日本外务卿[[井上馨]]还拟出《朝鲜外务办法》八条，托驻华公使榎本武扬献给李鸿章，帮助中国强化对朝鲜的控制。这是因为日本当时处于宪政体制确立的关键期，无暇对外扩张，同时外交方针的重点也被置于修改与欧美的不平等条约之故，又需要利用中国来阻挡[[俄国]]对朝鲜的野心。就在《天津会议专条》缔结前后，发生了[[朝俄密约事件]]与[[巨文岛事件]]，欧美列强对朝鲜的渗透以及朝鲜王室“背华自主“的倾向引发了清政府的警惕，防日不再是清廷对朝政策的重点。直到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以后，中日朝鲜交涉才重新浮上水面，并引发了甲午中日战争。 <ref>[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9%E6%B4%A5%E4%BC%9A%E8%AE%AE%E4%B8%93%E6%9D%A1/7752151?fromtitle=%E4%B8%AD%E6%97%A5%E5%A4%A9%E6%B4%A5%E6%9D%A1%E7%BA%A6&fromid=8461307 天津会议专条]，百度百科</ref>
[[Category:669 中國歷史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