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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问题无疑是《天津会议专条》的症结与焦点，谈判期间李鸿章反复质问日本是否有吞并朝鲜的野心，伊藤则矢口否认，称征韩论只是民间主张，决非政府观点，又说朝鲜是穷国，日本也是穷国，日本不可能让自己穷上加穷，甚至还反问中国会不会以朝鲜为跳板吞并日本。而《天津会议专条》签订后的九年间，随着中日在朝鲜半岛构成均势格局，日本确实在政治上对朝鲜采取“退婴政策”，绝少染指（但经济上的侵略并未放松），甚至日本外务卿[[井上馨]]还拟出《朝鲜外务办法》八条，托驻华公使榎本武扬献给李鸿章，帮助中国强化对朝鲜的控制。这是因为日本当时处于宪政体制确立的关键期，无暇对外扩张，同时外交方针的重点也被置于修改与欧美的不平等条约之故，又需要利用中国来阻挡[[俄国]]对朝鲜的野心。就在《天津会议专条》缔结前后，发生了[[朝俄密约事件]]与[[巨文岛事件]]，欧美列强对朝鲜的渗透以及朝鲜王室“背华自主“的倾向引发了清政府的警惕，防日不再是清廷对朝政策的重点。直到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以后，中日朝鲜交涉才重新浮上水面，并引发了甲午中日战争。 <ref>[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9%E6%B4%A5%E4%BC%9A%E8%AE%AE%E4%B8%93%E6%9D%A1/7752151?fromtitle=%E4%B8%AD%E6%97%A5%E5%A4%A9%E6%B4%A5%E6%9D%A1%E7%BA%A6&fromid=8461307 天津会议专条]，百度百科</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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