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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航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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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航琛當上財政廳長之前，就搞了一個《整理四川財政方案》。他受任財政廳長尚未回川就職，便把"方案"抄寄給上海《申報》，以"新任四川財政廳長劉航琛談整理四川財政方案"的標題刊登出來。

四出省政府新成立時，財政上要急于解決的問題是編製1935年7月到1936年6月的年度預算，這個預算，根據全省各項開支需要將近7000多萬元，還要加上省政府成立後，從2月到5月有支無收的幾個月的貸款逐步籌還的數位。到1936年上半年編製7月至1937年6月的年度預算，支出約需8000多萬元。在劉航琛任職期間，要解決財政上這樣龐大開支，絕非易事。他重操故伎，採取整飭稅收，開辦新稅。擴大額度，套取資金等辦法，大量增加人民負擔。

<li>極力整飭田賦收入。劉航琛為了加重田賦收入，過去曾製定田賦整飭方案，重新清理田地面積，使各縣田畝，普遍增加。全川各縣條糧，總計60多萬兩，辛亥革命後，折征銀元，約每糧一兩，折征為銀元十幾元，總共年可收入700多萬元。本為一年一征，劉航琛附加3倍的所謂臨時"剿赤"經費，這樣實際成了一年四征，更加重了對農民的剝削。</li>

<li>整理田地買賣和典當的稅收。過去田地的買賣和典當都要課稅，各縣征收單位不一致，為了劃一稅率，把買契稅改為照契價每百元收百分之十幾，典契稅照契價每百元收百分之幾。這樣一改。兩種契稅，一年可收1000萬元以上。</li>

<li>改組成立省行、收回地鈔、發行輔幣。省政府成立後，劉航琛即改組四川地方銀行為四川省銀行，加撥資本80萬，湊足資本200萬元，並兼任總經理。當時四川財政困難，無款增資，劉便耍了一套"空中懸傘"的把戲。他以財政廳長名義飭令省行立出一個月期的本票2張，金額各40萬元，交由財政廳轉向重慶美豐、川康兩銀行各抵借40萬元，此項借款即作為省政府撥給省行的增資款。時間不到一月，財政廳用面額140萬元的四川省庫券向省行抵押借款80萬元，省行付給即期本票80萬，財政廳即用以分別償還美豐、川康兩行借款，抽出原由省行立出一月期的本票退還省行。與此同時，財政廳又以95萬元的四川建設公債向省行抵借58萬元。這樣，財政廳在四川地方銀行改組為四川省銀行的時侯，名曰增資80萬，實際財政廳倒套借了58萬元。這是劉航琛擴大額度，套取資金，慣用的手法之一。 劉航琛任省行總經理後，首先面臨收回地鈔問題。四川省地方銀行于1934年成立，為解決劉湘軍費開支的需要，一開始就發行"四川地方銀行兌換券"(簡稱地鈔)。票面分1元、5元、10元3種。截至1935年4月9日止，地鈔發行額達3300餘萬元，而現金準備隻有300餘萬元，不及1/10。遂致現金日貴，地鈔日賤，每千元地鈔掉換現金，需補水達六七十元至一百七八十元。釀成重慶、成都發生嚴重的擠兌現象，甚至發生擠傷人和踩死人的事故多起。人心浮動，難以平息。劉航琛以財政廳長身份，一面邀集重慶金融界商議，決定將各行庄所有地鈔，盡量交由"四川地方銀行兌換券準備庫"封存，組織"抵解委員會"，發行一種"抵解證"。此證可在市面流通使用，每月半、月底掉換一次，每半個月應得子金即附帶註明于證內。子金由財政廳負擔，歸執證人所有。利率若幹，則于月半、月底之前一日，由"抵解委員會"召集各行庄議定之。此法實行後，重慶各行庄共封存地鈔700萬元。地鈔發行額雖有 3000餘萬之巨，但以川省幅員遼闊，外縣流通者佔多半。重慶一地封存700餘萬元不用，市面籌碼頓形減少，擠兌之風因此和緩。同時派專車運現接濟成都，風潮始暫平息下來。另一面又求助于蔣介石。蔣的中央統治勢力伸進四川，在成都設立"委員長行營"，推行其法幣政策，把發鈔權收歸中央。幾經策劃，由"行營"于1935年9月15日明令公布地鈔按八折以"中央本鈔"收銷，使四川人民蒙受重大損失。 但在地鈔于1936年11月20日全部以八折掉換中央本鈔之前，劉航琛就向財政部請示由四川省銀行發行5角輔幣。四川省銀行同各地銀行、錢庄以簽訂契約方式領用輔幣，以擴大發行。據1937年10月四川省銀行帳面記載，實際發行額為998.3萬元，已達到飽和點，以後奉令停止發行。輔幣券紙質低劣，極易損壞，在流通過程中，散失很多，有相當一部分未能收回，使人民又遭受一次禍殃。 [[劉航琛]]發行紙幣的野心，並不止此，也不因為發行條例的限製而把他束縛在隻發行輔幣的範圍之內。相反，除了大量印刷5角的輔幣外，還大量地印刷了5元、10元一張的大額鈔票達一億幾千萬元，不過這種大鈔，礙于國民政府金融法令，沒有發行出來。接著抗戰爆發，劉湘死在漢口，劉航琛的財政廳長也隨之垮台，他即把印製的大鈔作為禮品送給宋子文，以獻媚討好的口氣說:抗戰發生，需要大批軍費，增發鈔票，勢在必行。用省行名義印的鈔票，隻要塗去四川省銀行字樣，加蓋財政部或中央銀行圖章就可發行。宋欣然接受、實行，這就增添了紙幣泛濫、貶值的一部分籌碼。</li>

<li>發行公債。在劉航琛擔任財政廳長期間，還先後發行了"二十四年四川善後公債"、"二十五年整理四川金融庫券"、"二十五年四川善後公債"、"二十五年四川建設及換償公債"，金額共達1.45億元。在發行這樣大量的債券中，劉航琛仍採取過去辦法，以各家銀行錢庄作為推銷債券主要對象，分別給以不同利息和按票面額六折或七折推銷。</li>

<li>) 收兌利濟期票。劉航琛任財政廳長後，重慶禁煙總局局長由唐華接任。對煙土實行"統收統銷"，以便官方壟斷專利。當時，重慶統收處官商合組"利濟財團"(以川鹽銀行和美豐銀行股本最多，遂由川鹽董事長吳受彤、美豐總經理康心如分任財團總經理、協理)，集資 500萬元，作為收購基金，收購現金不足時，就開出期票收購煙商存貨，再將收購煙土分發所屬各縣的禁煙分處銷售。統收票由于存貨積壓，無法脫手，而煙商手上捏有不少煙土紛請收購，亦不能解決，加以派給各縣禁煙分處的煙款收不回來，影響"利濟"期票到期不能兌現。而"利濟"期票，多數由鹽商持向重慶金融界貼現，如期不能兌現，單是各銀行頭寸就積壓 2000多萬元，造成市面銀根特緊。當時吳受彤和康心如為此事同唐華鬧翻了，互相埋怨，大吵大罵。劉航琛在場，他當即裝出竭力解決此事的關心態度說:把未兌現的"利濟"期票，一齊收來拿給我，換給財政廳的期票，認二分利，統收處的存貨歸我出賣了來償還。他這樣作，表面上是把"包袱"轉給財政廳，使市面銀根活躍起來，而實際上他借機抓住這筆錢解救當時四川財政上的困難。</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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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劉航琛為了培植一批親信，發展基層勢力，在1935年上半年，開辦"財訓班"，以劉湘為班導，自任副主任。一共辦了3期，每期3至5月不等。結業後將這批人員調往省內各地征收機關，有的充任征收局長，控製了各地的財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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