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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 style="margin-right:5px;"></b>改組成立省行、收回地鈔、發行輔幣。省政府成立後，劉航琛即改組四川地方銀行為四川省銀行，加撥資本80萬，湊足資本200萬元，並兼任總經理。當時四川財政困難，無款增資，劉便耍了一套"空中懸傘"的把戲。他以財政廳長名義飭令省行立出一個月期的本票2張，金額各40萬元，交由財政廳轉向重慶美豐、川康兩銀行各抵借40萬元，此項借款即作為省政府撥給省行的增資款。時間不到一月，財政廳用面額140萬元的四川省庫券向省行抵押借款80萬元，省行付給即期本票80萬，財政廳即用以分別償還美豐、川康兩行借款，抽出原由省行立出一月期的本票退還省行。與此同時，財政廳又以95萬元的四川建設公債向省行抵借58萬元。這樣，財政廳在四川地方銀行改組為四川省銀行的時侯，名曰增資80萬，實際財政廳倒套借了58萬元。這是劉航琛擴大額度，套取資金，慣用的手法之一。<br><br>劉航琛任省行總經理後，首先面臨收回地鈔問題。四川省地方銀行于1934年成立，為解決劉湘軍費開支的需要，一開始就發行"四川地方銀行兌換券"(簡稱地鈔)。票面分1元、5元、10元3種。截至1935年4月9日止，地鈔發行額達3300餘萬元，而現金準備隻有300餘萬元，不及1/10。遂致現金日貴，地鈔日賤，每千元地鈔掉換現金，需補水達六七十元至一百七八十元。釀成重慶、成都發生嚴重的擠兌現象，甚至發生擠傷人和踩死人的事故多起。人心浮動，難以平息。劉航琛以財政廳長身份，一面邀集重慶金融界商議，決定將各行庄所有地鈔，盡量交由"四川地方銀行兌換券準備庫"封存，組織"抵解委員會"，發行一種"抵解證"。此證可在市面流通使用，每月半、月底掉換一次，每半個月應得子金即附帶註明于證內。子金由財政廳負擔，歸執證人所有。利率若幹，則于月半、月底之前一日，由"抵解委員會"召集各行庄議定之。此法實行後，重慶各行庄共封存地鈔700萬元。地鈔發行額雖有 3000餘萬之巨，但以川省幅員遼闊，外縣流通者佔多半。重慶一地封存700餘萬元不用，市面籌碼頓形減少，擠兌之風因此和緩。同時派專車運現接濟成都，風潮始暫平息下來。另一面又求助于蔣介石。蔣的中央統治勢力伸進四川，在成都設立"委員長行營"，推行其法幣政策，把發鈔權收歸中央。幾經策劃，由"行營"于1935年9月15日明令公布地鈔按八折以"中央本鈔"收銷，使四川人民蒙受重大損失。<br><br>但在地鈔于1936年11月20日全部以八折掉換中央本鈔之前，劉航琛就向財政部請示由四川省銀行發行5角輔幣。四川省銀行同各地銀行、錢庄以簽訂契約方式領用輔幣，以擴大發行。據1937年10月四川省銀行帳面記載，實際發行額為998.3萬元，已達到飽和點，以後奉令停止發行。輔幣券紙質低劣，極易損壞，在流通過程中，散失很多，有相當一部分未能收回，使人民又遭受一次禍殃。<br><br> [[ 劉航琛 ]] 發行紙幣的野心，並不止此，也不因為發行條例的限製而把他束縛在隻發行輔幣的範圍之內。相反，除了大量印刷5角的輔幣外，還大量地印刷了5元、10元一張的大額鈔票達一億幾千萬元，不過這種大鈔，礙于國民政府金融法令，沒有發行出來。接著抗戰爆發，劉湘死在漢口，劉航琛的財政廳長也隨之垮台，他即把印製的大鈔作為禮品送給宋子文，以獻媚討好的口氣說:抗戰發生，需要大批軍費，增發鈔票，勢在必行。用省行名義印的鈔票，隻要塗去四川省銀行字樣，加蓋財政部或中央銀行圖章就可發行。宋欣然接受、實行，這就增添了紙幣泛濫、貶值的一部分籌碼。</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