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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tyle="text-indent:2em;">'''两朝帝师，刚直峻介'''</p><p style="text-indent:2em;">公鼐是明末万历年间著名的文学家、诗人，提出“齐风”的诗歌主张，公鼐“论诗主张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风情反对模拟复古”，与于慎行、冯琦时称“万历前期山左三大家”，在晚明诗坛占有重要的地位，三人一起标举“齐风”共同推动了万历前期山左诗坛的发展，以地域之风影响全国，成为晚明诗风走向的先导。“齐风”主张有其自身的内涵和产生的原因，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p><p style="text-indent:2em;">对于公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明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焦竑]]，清著名学者[[朱彝尊]]、清朝文坛领袖[[王士禛]]、同时代人[[杨涟]]都给予了公鼐极高的历史评价。</p><p style="text-indent:2em;">[[焦竑]]评公鼐：“先生才识独出，综鉴复富。故其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能牢笼载籍之菁华，不为靡曼剥夺之语。盖直取独见，上媚千古。犹烟云之出没，忽乎满前，不可以为方，卒其所为法者，丙丙如丹。噫，可谓异已！</p><p style="text-indent:2em;">著名学者朱彝尊评公鼐：“言诗于万历，则三齐之彦，吾必以文介为巨擘焉。”</p><p style="text-indent:2em;">清朝一代诗宗、文坛领袖王士禛评价公鼐：“万历中为词林宿望，诗文淹雅，绝句尤工。”-王士禛《池北偶谈》</p><p style="text-indent:2em;">明朝著名政治家、东林党人杨涟极为钦慕公鼐，杨涟认为公鼐“有古大臣之风……心丹识卓，骨劲力沉，范希文(范仲淹)、司马君(司马光)实伯仲间者。”-杨涟《与秦贞予刺史书》</p><p style="text-indent:2em;">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补遗》载，公鼐所著的《问次斋稿》三十一卷，为明万历刻本，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内版本的《问次斋集》则毁于战乱。近年来，这一说法得到更正。2008赵广升对中山大学图书馆藏的《问次斋稿》明刻四十三卷本(包括《问次斋稿》三十一卷、《问次斋西游稿》七卷、《问次斋续稿》五卷)进行了点校，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公鼐所著明刻本《国语髓析》二十一卷收入《四库全书》，明刻本现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p><p style="text-indent:2em;">'''诗坛巨擘，首倡齐风'''</p><p style="text-indent:2em;">明万历前期，朝廷馆阁重臣公鼐、于慎行、冯琦、邢侗等诸大家，植根齐鲁文化，倡言革新，倡导雄浑大雅的“齐风”"， 在 在公安、竟陵派“楚风”劲吹中，“齐风”着力透出雄浑大稚、真情为宗、自我树立、巧夺自然的深刻内涵；万历后期，王象春(吏部郎中)、公浮来(公鼐弟，字敬与，号浮来，官至工部主事)、李若讷(四川参政)等人主张重开诗界、不袭陈言，诗风纵横放驰，“齐气”奔轶，独立一方；</p><p style="text-indent:2em;">山左诗人讲求学务根本、经世致用，他们倡导宏大雅正、雄浑大稚的“齐风”，而鄙弃公安、竟陵柔靡诗风。同时，地域文化对山左作家精神气质的影响也十分突出。山左诗人们大多廉直清正，耿介不阿，不纵情于声色，怀抱兴国济世之志，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在李攀龙、李开先、公鼐、公鼒、于慎行、“"临朐四冯”、王象春、姜采、姜垓、宋玟、赵士喆等众多作家身上，都可以发现一种共同的个性特征，即刚正峻切、雅负性气、疏狂任达，呈现出才气奔轶、兀傲雄肆的“齐气”。</p><p style="text-indent:2em;">'''大器晚成，嫉恶如仇'''</p><p style="text-indent:2em;"> ''' 两次“引疾归”'''</p><p style="text-indent:2em;">清《蒙阴县志》载：鼐“生有异才，龆龄能诗，读书一目即记，载籍靡不腹笥之。弱冠文名炳著海内，直指毛公试而奇之，升蒙阴为'中邑'”、“著有《问次斋集》一百卷行世。”由于公鼐的特异慧敏，主持科举考试的官吏都为之惊异、钦佩，因而把蒙阴由“小邑”升为“中邑”，每届蒙阴得以增加五、六个秀才名额，这在历史上十分罕见。</p><p style="text-indent:2em;">公鼐虽然自幼才华横溢、少年英才，但科举、仕途极不平坦，可以说是一生坎坷，饱经磨难。1571年(明隆庆五年)，在他十四岁时，其父公家臣考中进士，不久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公鼐即随父入京读书。父亲的言传身教和翰苑文英的指点熏陶，使他学业日臻精深，十六岁时写下的七律《拟秋怀》已颇显大家风范了。但是好景不长，1577年(万历五年)，在他刚满二十岁时，公家臣因触怒张居正而贬官，他只好重新回到故乡蒙阴，从二十岁至四十岁的二十年中，他忍受着父亲遭迫害，继而去世的打击，同时自己的科名亦不得意，直至1597年四十岁时，才考中举人。</p><p style="text-indent:2em;">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公鼐中进士(辛丑科二甲三十五名)，当时，公鼐已经是四十四岁“高龄”了，但是公鼐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而改变自己耿直的个性。公鼐初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后迁国子监司业，累官左春坊左谕德，为东宫讲官，职责给诸皇子当老师。当时皇宫争权夺势的斗争错综复杂，前前后后发生了几次争夺皇位的斗争。身为太子首席侍从官的公鼐成为“后党”“阉党”的眼中针，动辄得咎，处境十分困难，在考中进士7年后，秉性刚直、不屑阿谀的公鼐选择“称引疾归”来避世，以此来抗争阴暗的宫廷内斗。</p><p style="text-indent:2em;">1619年，太子朱常洛即位，是为光宗，公鼐以帝师身份被召回京，拜为国子监祭酒。明光宗对自己的老师公鼐极为器重，公鼐成为辅国重臣，“国家有大事，公卿咸就裁”，光宗亲书“理学名臣”四字的匾额，挂在公鼐府第。然而光宗继位不逾一月，就因食“红丸”而丧命。在这场派系斗争中，他持论公允，“秉董孤之笔，疑剖千秋”。</p><p style="text-indent:2em;">光宗驾崩，为公鼐政治生命里的短暂春天画上了句号。光宗去世，熹宗即位，仍以“两代帝师”身份加封公鼐为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詹事。但在魏忠贤逐渐专权乱政的情况下，性格耿介正直的公鼐遂成为受打击的对象，在帝党、后党、宦官、朝臣的斗争中，刚直峻介的公鼐不愿陷入相互攻讦的党派斗争，又不允许宦官魏忠贤诬陷忠良，为纠正魏忠贤等人散布的流言蜚语，他愤然上书熹宗，要求由他主持编纂《光宗实录》，秉笔直书光宗政绩和宫闱中委曲隐秘之事，“存其真不存其伪”，“以成一朝信史。”熹宗没有批准他的建议。</p><p style="text-indent:2em;">1621年( 天启元年)，公鼐看到改元后不到半年，御史因进言而受到责罚的有十几人，连续两次上疏，对皇帝及辅臣加以规劝。但是此时的熹宗已被宦官魏忠贤操纵，公鼎得到的是“谯责”、“忏旨”。公鼐对专权乱政的魏忠贤之流深恶痛绝，加之编纂《光宗实录》一事触怒魏忠贤，“群小恶其害已，尽力排挤，不得大用”，公鼐自感势单力薄，又不肯趋炎附势，不得不再一次选择称“引疾归”脱离仕途。这位耿介正直的“两代帝师”在魏忠贤专政的混乱局面中，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与抱负，只得以选择称“引疾归”来保全士大夫的风骨，这在明朝后期波诡云谲黑暗的政治斗争中确属一种无奈。</p><p style="text-indent:2em;"> ''' 崇祯《谕祭公鼐文》：发粟赈济，仁殚乡旅'''</p><p style="text-indent:2em;">公鼐为官期间，不畏权贵，敢斗邪恶，清正廉洁，体恤民情，与宦官魏忠贤进行了不懈斗争，同时，也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清《蒙阴县志》载，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山东大饥，此时已赋闲在家的公鼐上书请求赈济，得到允许， 沿途百姓“一路赖以全活”。</p><p style="text-indent:2em;">崇祯皇帝后来在《谕祭公鼐文》中提到此事，褒扬他“发粟赈济，仁殚乡闾”。</p><p style="text-indent:2em;">“李三才事件”再受牵连1621年3月( 元启元年)，后金攻占沈阳、辽阳。公鼎出于公心，认为封疆大吏在远方，李三才具有将才谋略，且居京师附近，可朝发夕至，极力主张起用。1625年( 天启五年)，魏忠贤残害东林党人，时已去世的李三才被追夺诰命，御史叶有声又旧事重提，“追论鼐与三才有姻”，曾对李三才徇私妄荐。公鼐遂被削去官职，1626年，公鼐六十九岁，卒于故乡蒙阴。</p><p style="text-indent:2em;">崇祯继位后，翦除魏忠贤，追封公鼐为礼部尚书，谥“文介”。公鼐谥后得到“全谕祭”、“崇祀先贤”荣誉，并在蒙阴敕建“五世进士坊”。在蒙阴县城县署后街，崇祯敕命建造了“五世进士父子翰林”石坊一座。石坊高大壮观，坊上浮雕的人物、花卉、珍禽异兽，栩栩如生，名闻遐迩。该坊北面石刻“五世进士”，南面石刻“父子翰林”。此坊于1961年因建筑工程被毁。</p><p style="text-indent:2em;">公鼐的诗，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复杂的政治斗争，人民群众的疾苦，祖国的壮丽山河都在诗歌中得到体现，充分反映了他的政治见地和文学思想，在明万历前期“山左三大家”中，公鼐的文学成就是最高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