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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投身教育，始于他三十二岁，也就是一八九八年。在那之前，他是十七岁的[[秀才]]，二十三岁的[[举人]]，二十六岁的翰林，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中国文人历来最看重官运，他们生命的冲动大都是围绕着一官半职转，转上去就意味着飞黄腾达，转不上去就只有落魄潦倒;即使落魄潦倒如《儒林外史》中的老童生周进，一丝痴念，也仍旧围着考场呼悠悠地打转。“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流传在[[陈独秀]]家乡安庆一带的这句俗谚，勾勒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悲哀的然而又是无可逾越的价值取向。但是，在一八九八年，中国出了一件大事：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变法维新是以知识分子富国强民的善良愿望为基础的，结果，却以顽固派复辟、六君子喋血、康梁狼狈远逃告终。“徒将金戈挽落晖”;变法的失败像一声警钟，敲碎了许多士人的迷梦，也使蔡元培猛然惊醒。就在这一年的秋冬之交，他突然解缆南去，头也不回地驶出了宦海——先是就职绍兴中西学堂，继而改教上海南洋公学;从此天涯轻舟，愈驶愈远。
一九一六年底，蔡元培旅欧归来，飘然出任北京大学的校长。众所周知，[[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担任过南北两京政府的教育总长，因此，比较起他之前内阁大员的身份，北大校长自然算不上一个显赫的位置。何况，这所结胎于戊戌维新的大学堂，在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摧残下，已是一片乌烟瘴气，北大校长的座椅，也就成了一块烧红的烙铁，谁坐了都要烫得跳。举例说，一九一二、一九一三两年，校长就走马灯似地换了五个，依次是：[[严复]]、[[章士钊]]、[[马良]]、何燏时、胡仁源;其中，章士钊根本就没有到位。现在，蔡元培来了。蔡元培对这个新职位显然情有独钟，尽管同党中有很多人反对，包括汪精卫、吴稚晖、马君武，他还是决意就任。蔡元培的抉择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理解蔡元培，我们说，有这一票，就足够了。追究蔡元培的生命曲线，他多年来外搜内求、梦寐以寻的，其实也正是像北京大学这样一个舞台。人是离不开舞台的，和他先后挂冠南下的张謇、张元济，如果不是分别抓住实业和出版业，又岂能在民国的地平线上再树起一道瑰丽的风景!蔡元培瞩望于北京大学，就像阿基米德眼中那个能撬动地球的支点，它的价值，不在于多么抢眼，也不在于多么崇闳，而在于顺天承势，得心应手，把一己的才情抱负，淋漓尽致地发挥到最大限度。 <ref>[http://dali.xueda.com/news/89683.shtml 卞毓方《煌煌上庠》原文阅读] </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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