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5年]][[乾隆帝]]因為誓言{{noteTag|乾隆帝於繼位時發誓在位時間不越祖父康熙帝60年的在位時期{{參考|name="乾隆內政"}}。}}禪位於子顒琰，即[[嘉慶帝]]。乾隆雖為太上皇，但依然「訓政」至[[1799年]]去世，嘉慶帝方得以親政。然而[[嘉慶帝]]未能解決弊端，清朝继續走向衰退{{參考|name=乾隆時期}}。
=== 近代開啟 ===
{{See also|嘉道中衰|中國近代史|鴉片戰爭|太平天國}}
[[File:Destroying Chinese war junks, by E. Duncan (1843).jpg|thumb|280px|[[1840年]][[鴉片戰爭]]期間，英國[[復仇女神號]]（最右後方）戰艦擊毀一艘清朝[[中國帆船|戎克船]]。]]
[[嘉慶帝]]對貪污深惡痛絕，親政後賜死[[和珅]]，抄收其家產。然而沒有全面整頓政風，加上借助賣官制度以平衡開支，使得貪污腐敗的風氣更加擴大，加重地方人民的負擔。另外還有[[河道]]與[[漕運]]淤塞的難題。針對乾隆時期過度開銷的弊端，嘉慶帝提倡節儉，縮減朝廷與宗室的開支，把貧窮的旗民送到關外開墾。然而，最後因為朝野強烈的反彈聲浪而妥協。此時[[八旗兵]]與[[綠營]]軍紀腐敗不可堪用，只能靠地方團練平定亂事，後期更產生[[湘軍]]與[[淮軍]]等地方軍。當時民亂不斷，有[[白蓮教]]的[[川楚教亂]]、東南有海盜侵襲，華北又有[[天理教]]之亂。道光之後又有[[太平天國之亂]]、[[捻亂]]以及[[同治陝甘回變|甘陝回變]]與[[雲南回變]]，再加上[[鴉片戰爭]]等外患，一度使清廷搖搖欲墜{{參考|name="乾隆時期"}}。
[[1820年]]嘉慶帝去世，旻寧繼位，即[[道光帝]]。此時朝廷暮氣沉沉，滿朝文武只知迎合貪污謊報。道光帝提倡儉樸，所穿[[龍袍]]是宮內舊料所製，滿朝文武故意在朝服[[補丁]]，以示簡樸。大臣奏章大多報喜不報憂{{參考|1={{Cite book|author=曾國藩|title=《應詔陳言疏》禮部右侍郎[[曾國藩]]批評道光時代：「九卿無一人陳時政之得失，司道無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緘默。」「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曹振鏞]]是當時第一重臣，奉行「多磕頭，少說話」哲學{{參考|1={{Cite book|author=朱克敬|title=《瞑庵二識》}}}}。繼起的[[穆彰阿]]，人稱「在位二十年，亦愛才，亦不大貪，惟性巧佞，以欺罔矇蔽為務」。鴉片戰爭時，前方將帥不斷撒謊{{參考|1={{Cite book|author=茅海建|title=《天朝的崩潰》：「戰敗後的廣州，並沒有像通常那樣死氣沉沉，而是上上下下都喜氣洋洋地互賀陞遷。」}}}}，敗將[[奕山]]竟被欽命交部優敘。道光時期稍可稱善的政績是[[陶澍]]改革[[鹽法]]，成功的防止商販壟斷。
[[File:TaiPingRevolutionSeal.png|thumb|left|[[太平天国]][[洪秀全]][[玉玺]]。]]
[[19世紀]]上半葉，西方各國為使通商正常化，多次派使者前往中國協商。然而清政府以天朝上国自居，不願與西方各國平起平坐，屢次不了了之。當時[[大英帝國]]對中國茶葉與絲綢的需求龐大，對華貿易成逆差狀態。為此，英國將成癮劑[[鴉片]]大量輸入中國以改善本身經濟。[[1838年]]鴉片猛增到四萬零二百箱，人民健康被削弱，清朝經濟发生[[通貨膨脹]]，國力也持續衰退{{參考|name="亞洲史"|1={{Cite book| author=[美] [[羅茲‧墨菲]]著/黃磷譯| year=2004年10月|title=《[[亞洲史]]》（第四版）| publisher=海南出版社/三環出版社|isbn=369-371/452-453 ISBN 7-80700-092-9}}}}{{參考|1={{Cite book|author=魏源|title=《海國圖志》：「鴉煙流毒，為中國三千年未有之禍。」}}}}。道光帝為解決此弊端，派[[林則徐]]到貿易中心[[廣州]]宣佈禁菸，此即[[虎門銷煙]]。為此，[[1840年]]中英两国爆發[[第一次鴉片戰爭|鴉片戰爭]]，清军戰敗後和英國簽訂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開啟[[中國近代史]]。當時道光帝與[[耆英]]不了解[[國際法]]，認為給予英人貿易之便以換取國家長存，所以割讓許多影響甚遠的權力{{noteTag|[[南京條約]]迫使清政府將[[香港]]割讓給英國，開放[[廈門]]、[[上海]]、[[寧波]]、[[福州]]與[[廣州]]等五港口岸，英國人取得協定[[關稅]]（英國可以控制中國關稅，以利英國商品進口中國市場）、[[治外法權]]（英國人民在中國領土上犯法，以英國法律定罪）、劃定[[租界]]（英國可以任意建立貿易或殖民據點）、片面[[最惠國待遇]]（清朝給予某國優惠時，英國也比照辦理獲得優惠）、軍艦停泊口岸等特權，並且讓傳教士可以公開在中國傳教{{參考|name=與西方世界的初次衝突}}。}}{{參考|name=與西方世界的初次衝突|1={{Cite book|author=史景遷|title=《追尋現代中國－最後的王朝》〈7 與西方世界的初次衝突〉|pages=第182頁－第200頁}}}}。清朝後期被迫和各國簽訂不平等條約，除割地、開港、賠款之外，還讓外國派駐軍隊於首都，中國主權逐漸流失{{參考|name=與西方世界的初次衝突}}。
[[1850年]]道光帝去世，子奕詝繼位，即[[咸豐帝]]。[[西方]]各國迫使清政府開港通商，加上地方官吏地主兼併土地，使得傳統農村經濟受到破壞。各地乘機紛紛起事，其中華北以[[捻亂]]為主，華中華南以[[洪秀全]]的[[太平天國]]與雲南[[杜文秀]]、[[馬如龍 (清朝)|馬如龍]]的[[雲南回變]]為主。洪秀全改造[[基督教]]教義，[[1851年]]於廣西[[金田起義]]，聯和[[天地會]]、[[三合會]]北伐。兩年後攻陷並定都[[南京|江寧]]，並且發動兩次西征；不久又發動[[北伐 (太平天國)|北伐]]，最遠達[[天津]]近郊。後來[[曾國藩]]、[[左宗棠]]與[[李鴻章]]為保護儒家文化，紛紛組織[[湘軍]]與[[淮軍]]抵抗太平天國。太平天國發生[[天京事變]]後國力衰退，部分勢力轉入[[捻軍]]。太平天國最後於[[1864年]]被湘軍、淮軍以及外國人組成的[[常勝軍]]、[[常捷軍]]圍攻之下而亡。此期間英國與[[法蘭西第二殖民帝國|法國]]因為和清廷修約不成，趁中國發生內亂之際，於[[1858年]]發動[[英法聯軍之役]]。清軍於[[八里橋之戰]]戰敗，聯軍攻陷北京，[[圓明園]]、[[清漪園]]等處被焚掠，簽訂《[[天津條約]]》及《[[北京條約]]》。同時[[俄羅斯帝國|沙俄]]以调停有功逼清廷簽訂《[[璦琿條約]]》，取走[[外東北]]領地。[[1864年]]沙俄強迫清廷訂立《[[勘分西北界約記]]》，割佔[[外西北]]。面對內外交迫的局面，清廷為使國力恢復而發起[[自強運動]]{{參考|name="清朝內部危機"|1={{Cite book|author=史景遷|title=《追尋現代中國－最後的王朝》〈8 內部危機〉|pages=第211頁}}}}。
=== 自強與維新 ===
{{See also|西學東漸|同治中興|自強運動|維新運動|瓜分中國}}
[[File:The Ci-Xi Imperial Dowager Empress (4).PNG|thumb|200px|影響近代中國與清朝後期的[[慈禧太后]]像。]]
[[1861年]]，咸豐帝去世，其六歲之子載淳繼位，即[[同治帝]]。咸豐帝本任命[[肅順]]等八大臣贊襄政務，兩宮太后與恭親王[[奕訢]]發動[[辛酉政變]]，兩宮[[垂簾聽政]]，最後由兩宮之一的[[慈禧太后]]獲得實權。被稱為[[洋務派]]的奕訢與部分漢臣{{noteTag|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沈葆楨]]、[[張之洞]]、[[劉坤一]]、[[唐廷樞]]與[[劉銘傳]]等人{{參考|name=改革的中興之治}}。}}在消滅太平軍時認識到西方的船堅炮利，並且鑒於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以「師夷長技以制夷」{{noteTag|本句源自[[魏源]]的《[[海國圖志]]》，另外[[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也主張「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參考|name=改革的中興之治}}。}}、[[中體西用]]為方針展開[[自強運動]]（又稱洋務運動）。當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隨後的[[北洋通商大臣]]負責對外關係與自強運動的策劃與推行，先後引入國外[[科學]]技術，建立現代銀行體系、現代郵政體系、鋪設鐵路、架設[[電報]]網。建立翻譯機構[[同文館]]、新式教育（新學），培訓技術人才並派遣留學生到欧美日等先进工业国家，培育出[[唐紹儀]]與[[詹天佑]]等人才。開設礦業、建立[[輪船招商局]]、[[江南製造總局]]與[[漢陽兵工廠]]等等製造工廠與兵工廠，同時也建立新式陸軍與[[北洋艦隊]]等海軍{{參考|name=改革的中興之治|1={{Cite book|author=史景遷|title=《追尋現代中國－最後的王朝》〈9 改革的中興之治〉|pages=第239頁－第269頁}}}}。洋務運動使得中國社會出現較安定的局面，史稱[[同治中興]]{{參考|1={{Cite book|author=芮瑪麗（美）|title=《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 publisher=中國近代史研究譯叢}}}}。其間[[太平天國]]於[[1864年]]滅亡。[[1865年]][[僧格林沁]]的滿蒙騎兵（[[八旗兵]]）中[[捻軍]]埋伏後全殲，賴洋務派[[左宗棠]]與[[李鴻章]]分別滅西、東捻，[[捻亂]]到[[1868年]]為止。[[1862年]]－[[1878年]]間左宗棠先後平定[[同治陝甘回變|陝甘回變]]，平定[[同治新疆回亂|新疆回亂]]，並[[伊犁危機|收回伊犁]]。[[雲南回變]]也於[[1867年]]由[[馬如龍 (清朝)|馬如龍]]投降清朝[[岑毓英]]，以及[[1872年]][[杜文秀]]自殺而止。西方各國的[[租借地]]也將西方思想帶入中國{{NoteTag|諸如[[人權]]思想、[[司法獨立]]、[[地方自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收入財也產神聖不可侵，以及[[結社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等等思想}}，推動中國革命與民主制度的發展{{參考|1={{Cite book|title=[http://www.newsancai.com/index.php/gb/history/118-past/5121.html 租界給中國帶來了什麼？]}}}}。[[1874年]]同治帝去世，慈禧太后立載湉為帝，即[[光緒帝]]{{參考|name=改革的中興之治}}。
[[File:时局图.jpg|thumb|left|《[[時局圖]]》暗指中國[[瓜分中國|遭列強瓜分]]。圖中以熊表俄國，獅表英國，蛙表法國，鷹表美國，日表日本，德國旗幟表德國，雄踞位置代表勢力範圍。左方的中國人代表青年只專注文武科舉、人民吸食鴉片、官員貪錢與富翁奢華。]]
對外方面，[[1884年]]，清朝和法國為越南（安南）主權爆發[[中法戰爭]]。清朝失去藩屬國越南，越南成為法國殖民地，[[台灣]]也宣布建省。[[1885年]]英國入侵緬甸，清朝駐英公使[[曾紀澤]]向英國抗議無效，隔年被迫簽訂《[[中英緬甸條約]]》，承認緬甸為英國所有。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國力大增，[[1872年]]日本強迫清朝藩國[[琉球國|琉球]]改屬日本，清朝拒不承認，中日交惡。[[1894年]]為[[朝鮮王朝|朝鮮]]主權清朝和日本發生[[甲午戰爭]]，兩個推行西化運動的亞洲國家的战争最後以清军落敗而告终。戰後簽《[[馬關條約]]》，清朝割讓[[台灣]]和[[澎湖]]{{noteTag|日本原本是要求[[台灣]]、[[澎湖]]與[[遼東半島]]，後來因為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使日本放棄遼東半島，列強鑒於清廷失去自衛能力，開始展開瓜分中國之舉{{參考|name=晚清的新動亂}}。}}，失去藩屬國朝鮮和[[仁川清租界|租界]]。洋務派李鴻章建立的北洋艦隊全面瓦解，也宣告自強運動最終失敗{{參考|name=晚清的新動亂|1={{Cite book|author=史景遷|title=《追尋現代中國－最後的王朝》〈10 晚清的新動亂〉|pages=第273頁－第291頁}}}}。
甲午戰爭後，[[維新派]][[康有為]]與[[梁啟超]]於[[1895年]][[公車上書]][[光緒帝]]，要求深入改革政府架構、教育、經濟體制與軍事制度等多個層面，期望清廷從制度面革新。[[1898年]]光緒帝在康有為的幫助下實施[[維新運動]]（戊戌變法），然而影響守舊派的利益過大而引發反彈，慈禧太后以「聽信逆臣蠱惑，改變祖宗成法」為由軟禁光緒帝，處決[[譚嗣同]]、[[康有溥]]等多人。由於維持103天就結束，被稱為「百日維新」{{參考|name=晚清的新動亂}}。
[[1896年]]清廷為連俄制日，簽訂《[[中俄密約]]》。後來密約泄露，外國鑒於清朝已無力自衛，紛紛[[瓜分中國]]以維護為各自利益{{noteTag|當時清朝被各國瓜分豆剖，各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分佈如下：[[俄羅斯帝國]]涵蓋[[中国东北地区|东北]]、[[內蒙古]]、[[外蒙古]]與[[新疆]]；[[德意志帝國]]涵蓋[[山東]]；[[大日本帝國]]涵蓋[[福建]]；[[大英帝國]]涵蓋華中各省與[[河南]]；[[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涵蓋[[廣西]]、[[海南]]與[[廣州灣]]；英法兩國又共有[[廣東]]與[[雲南]]{{參考|name=晚清的新動亂}}。}}，而[[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政策以平衡列強在華勢力。中國長期受列強欺辱，使地方產生[[義和團]]之類[[排外|仇洋排外]]的[[民族主義]]團體。慈禧太后藉此排外而發生[[義和團事變]]，義和團[[屠殺]]洋人、姦淫婦女、搶奪店舖、破壞各國使館、燒毀與西洋有關的東西。慈禧太后不理會各國抗議，更曾半正式向十一國宣戰，引發[[八國聯軍]]報復。[[北京]]被聯軍佔領，劫殺擄掠。慈禧太后率[[光緒皇帝]]西逃[[西安]]。[[1901年]]簽訂《[[辛丑和約]]》，清廷賠償重款，列強派兵駐守北京一帶、劃定[[租借地]]和勢力範圍，加深中国的半殖民化。[[1904年]]日俄兩國更因在東北的利益冲突爆發[[日俄戰爭]]。義和團事變時，[[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等東南各行省之總督巡撫為保護華中華南，自行宣布中立，不服從[[朝廷]]對外一律宣戰的[[敕命]]（即[[東南自保]]）；從此清廷權威低落，地方各省自主性提高{{參考|name=晚清的新動亂}}。
== 疆域 ==
{{并列图像
| 对齐方式 = right
| direction = vertical
| width = 300
| image1 = Qing-Expansion3.png
| width1 = 300
| caption1 = 清軍入關與鞏固示意圖。
| image2 = Ching 1700.png
| width2 = 300
| caption2 = 18世紀乾隆時期的清朝領土範圍以及藩屬國。
| image3 = Ching Dynasty 1896.png
| width3 = 300
| caption3 = [[1896年]]清朝晚期的領土範圍
}}
;發源與擴張
清朝發源於東北地區，[[努爾哈赤]]與[[皇太極]]時期領有今[[東北地區]]、[[外東北]]地區與[[內蒙古]]地區{{參考|name=後金立國}}。[[1644年]][[多爾袞]]偕同[[順治帝]]率軍入關，隨後指揮清軍占領全明朝領地，統一中原，領有[[內地十八省]]{{參考|name=清朝基本佔領明朝全部領地}}。[[1661年]][[南明]]亡。然而當時尚有以吳三桂為首，鎮守華南的[[三藩]]；以及奉明朝為正朔，領有[[台灣]]、[[澎湖]]的[[明鄭]]。[[三藩之亂]]與施琅攻臺後，[[康熙帝]]完全掌控華南地區與台澎地區。此時[[準噶爾汗國]]的可汗[[噶爾丹]]與[[俄羅斯帝國]]（沙俄）友好，噶爾丹南征[[青海]]和碩特，東征[[喀爾喀蒙古]]。而沙俄為在遠東尋找出海口，向東移民侵略[[黑龍江]]上游。康熙帝先是於[[雅克薩戰役]]擊敗俄軍，與其劃定邊疆；之後率軍[[三征噶爾丹]]，協助喀爾喀蒙古收復其領土。喀爾喀蒙古其后併入清朝，[[外蒙古]]地區正式歸清朝所有。1727年[[雍正帝]]與沙俄簽訂[[恰克圖條約]]，確立塞北疆界。
[[1717年]]準噶爾汗國新可汗[[策妄阿拉布坦]]入侵青藏地區，滅[[和碩特汗國]]，並且佔領[[拉薩]]。清軍多次被準軍擊敗，最後於[[1720年]]由[[胤禵]]率軍驅除成功，協助[[達賴]]七世入藏，以拉藏汗舊臣管理藏區，這是清朝經營[[青海]]、[[西藏]]地區之始{{參考|name=康熙雍正時期}}。雍正時期，平定青海親王[[羅卜藏丹津]]之亂後，雍正帝又在[[西寧]]與拉薩分置辦事大臣與[[駐藏大臣]]以控管青藏地區
新疆地區方面，[[1755年]]乾隆帝乘準噶爾汗國[[噶爾丹策零]]去世的機會，派將領率軍西征，軍勢直達準國首都[[伊犁]]。在平定阿睦爾撒納之亂與[[大小和卓之亂]]後徹底掌控[[準噶爾]]地區與[[回疆]]，並且獲得帕米爾高原以西諸國的朝貢{{參考|name="乾隆時期"}}。
;最大疆域
康熙前期的淸朝疆域曾達到最大範圍，面積超過了元朝最大疆域，但由於尼布楚條約和准噶尔叛亂使此疆域面積受到蔑视與爭議，但准噶尔叛亂是發生在尼布楚條約簽定之後，而且証實康熙基本能平定准噶尔叛亂。乾隆時期的清朝疆域最為穩定，因此一般將乾隆時期疆域定為淸朝的最大範圍：東北與俄羅斯帝國（沙俄）分界[[額爾古納河]]、[[格爾必齊河]]與[[外興安嶺]]，這條疆線直到[[鄂霍次克海]]與[[庫頁島]]。正北與沙俄分界[[薩彥嶺]]、[[沙畢納依嶺]]、[[恰克圖]]與額爾古納河。西北與[[哈薩克汗國]]等西北藩屬國分界薩彥嶺、[[齋桑泊]]、[[阿拉湖]]、[[伊塞克湖]]、[[巴爾喀什湖]]至[[帕米爾高原]]。西南與印度的[[蒙兀兒帝國]]、喜馬拉雅山諸國家分界[[喜馬拉雅山]]至[[野人山]]，正南大致上與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分界相同，但清朝尚獲得[[緬甸]]北部的[[南坎]]、[[江心坡]]等地。東與[[日本]]、[[琉球]]分界[[日本海]]與[[東海]]，與[[朝鮮王朝]]沿[[圖們江]]、[[鴨綠江]]分界，清朝還領有[[台灣]]、[[澎湖]]、[[海南]]及[[南海]]的[[南海諸島]]（時稱千里石塘、萬里長沙、曾母暗沙）。
;衰退與被瓜分
進入[[19世紀]]，由於清朝的衰落，[[列強]]於[[鴉片戰爭]]後以[[不平等條約]]掠奪許多領土與藩屬國{{參考|name=與西方世界的初次衝突}}。[[俄羅斯帝國]]藉由[[1858年]][[璦琿條約]]與[[1860年]][[北京條約]]獲得[[外東北]]，包括[[庫頁島]]等地。[[1900年]]趁[[八國聯軍]]的機會又強佔黑龍江以北的[[江東六十四屯]]。[[1864年]]藉由[[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與[[1881年]]的[[伊犁條約]]獲得[[外西北]]，並且陸續佔領中亞諸藩屬國。19世紀末[[大博弈]]時期英俄兩國簽訂[[英俄協定]]，私自劃分[[帕米爾]]地區。[[大英帝國]]藉由[[1842年]]的[[南京條約]]、[[1860年]]的北京條約與[[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獲得現今[[香港]]地區，並且侵占藩屬國[[緬甸]]與喜馬拉雅山諸國家。[[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於[[中法戰爭]]占領藩屬國[[安南]]、[[南掌]]。[[葡萄牙]]於[[中葡和好通商條約]]永居管理[[澳門]]。[[大日本帝國]]先於[[1872年]]占領藩屬國琉球，並於[[1895年]]的[[馬關條約]]獲得[[台灣]]與[[澎湖列島]]，並讓清朝放棄藩屬國朝鮮{{參考|name=晚清的新動亂}}。甲午戰爭後，列強認為清朝無自衛能力，為自身利益聯合[[瓜分中國]]，使得重要港口如[[旅順]]、[[大連]]被沙俄與後來的日本領有、[[英租威海卫|威海衛]]被英國領有、[[膠州灣]]被[[德意志帝國|德國]]領有、[[廣州灣]]被法國領有等。
== 行政區劃 ==
{{main|清朝行政區劃}}
{{multiple image
| align = left
| direction = vertical
| width = 300
| image1 = Map-Qing Dynasty 1820.jpg
| width1 = 300
| caption1 =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全國行政區劃示意圖
| image2 = Map-Qing Dynasty 1911.jpg
| width2 = 300
| caption2 =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全國行政區劃示意圖}}
清朝版圖遼闊，民族眾多，在行政區劃上也「因時順地、變通斟酌」{{參考|name=一統志序|1={{Cite book|author=道光皇帝|title=《御製大清一統志序》}}}}。在漢族地區沿用明代舊制，實行“省—府—縣”三級制{{參考|name=清史稿地理一|1={{Cite book|title=《清史稿‧志二十九 地理一》}}}}。在東北地區，為滿洲[[八旗制度|八旗制]]、漢人“省—府—縣”三級制與漁獵部落的“姓長制”並行{{參考|name=清史稿東北|1={{Cite book|title=《清史稿‧志三十、三十一、三十二 地理志二、三、四》}}}}。在[[藩部]]地區則因俗而治，並根據中央集權統治的需要加以改革：蒙古實行“旗盟制”、“札薩克制”；西藏實行“宗谿制”，新疆回部實行[[伯克制]]。全国分为十八省、五个将军辖区、两个办事大臣辖区共二十五个一级行政区域和内蒙古等旗盟。
清末，在列強蠶食鯨吞的形勢下，邊疆各地依靠舊有的行政體制已無法維持有效的統治。光緒年間，新疆、[[奉天省|奉天]]、吉林、黑龍江相繼建省，實行與內地相同的行政體制。蒙古、西藏也有建省之議，但在清朝滅亡之前未能實行。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清朝分為二十二省，以及西藏、外蒙古、內蒙古、青海等邊疆地方。
=== 內地 ===
清代[[山海關]]以內、長城以南的漢族地區被稱為「內地」、「關內」或「漢地」。內地的行政區劃承襲明代「省—府（州）—縣」的層級體制。一級政區為[[布政使司]]，通稱“行省”或“省”。二級政區為府、直隸州。府管轄的州（散州、屬州）不再領縣，形成單式的三級制。清代初年，原為臨時差官的[[巡撫]]取代[[布政使]]，成為一省的長官。在一些民族雜居之處及戰略要地，設置新型政區「[[廳 (清朝)|廳]]」，分為省直轄的[[直隸廳]]和府轄的[[散廳]]。少數直隸廳下轄縣。
明代布政使司、[[按察使司]]派出的差官「[[道員]]」，在清代也保留下來。道員的統轄區域是「道」，介於省與府之間，有分巡道、分守道、糧儲道、鹽法道、兵備道等名目。清初的道並不是行政區，道員亦無品級。乾隆以後，定道員秩品為正四品，分巡道、分守道的職權也漸趨一致。有的道下直接領縣。有人認為清末的道實際上已成為省、府之間的一級政區{{參考|1={{Cite book|title=《清代政區沿革綜表》序|author=王鐘翰}}}}，之後北洋政府更有廢省置道之計畫，後因被國民政府取代而未實施。清朝行政區劃層級為：
{{familytree/start}}
{{familytree| | | | | | | | | Sh | | | | |Sh=[[布政使司]]<br>（省、行省）}}
{{familytree| | | | | | | | | |:| | | | }}
{{familytree|border=0| | | | | | | | | Do | | | | |Do=[[道員|道]]}}
{{familytree| | | | | | | | | |:| | | | }}
{{familytree| |,|-|-|-|-|-|-|-|+|-|-|-|-|-|-|-|.| | | }}
{{familytree| ZZ | | | | | | Fu | | | | | | ZT | |ZZ=[[直隸州]]|Fu=[[府]]|ZT=[[直隸廳]]}}
{{familytree| |!| | | |,|-|-|-|+|-|-|-|.| | | | | | | }}
{{familytree| Xa | | SZ | | Xa | | ST | |SZ=[[散州]]|Xa=[[縣]]|ST=[[散廳]]}}
{{familytree/end}}<br>
;行省
在行省設置方面，基本沿襲明代所置的兩京與十三布政使司，即南北二京及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廣西、湖廣、四川、雲南、貴州。順治元年（1644年）定鼎北京，以[[盛京]]為留都{{參考|1={{Cite book|title=《大清一統志》盛京}}}}。二年（1645年）改[[北直隸]]為[[直隸省]]，改[[南直隸]]為[[江南省]]。康熙三年（[[1664年]]），分湖廣為湖北、湖南二省。康熙六年（[[1667年]]），江南省正式分為江蘇、安徽二省。康熙七年，設立甘肅省，自此形成所謂「內地十八省」的格局{{參考|name=清史稿地理一}}。
{{col-begin}}
{{col-break}}
* [[直隸省]]
* [[江蘇省]]
* [[安徽省]]
* [[山西省]]
* [[山東省]]
* [[河南省]]
{{col-break}}
* [[陝西省]]
* [[甘肅省]]
* [[浙江省]]
* [[江西省]]
* [[湖北省]]
* [[湖南省]]
{{col-break}}
* [[四川省]]
* [[福建省]]
* [[廣東省]]
* [[廣西省]]
* [[雲南省]]
* [[貴州省]]
{{col-end}}
光緒十一年（1885年），分福建省[[臺灣府]]置[[臺灣省]]。兩年後臺灣正式建省，稱「[[福建臺灣省]]」。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因[[甲午戰爭]]戰敗，臺灣省被割讓予日本{{參考|1={{Cite book|title=《清史稿‧志四十六 地理志十八》}}}}。光緒三十年十二月（1905年1月），分江蘇江寧、淮安、揚州、徐州四府及通州、海州二直隸州置[[江淮省]]，旋即裁撤。此後至清末，內地仍為十八省，與[[東三省]]、[[新疆省]]合為二十二省。
;衝繁疲難
清代的府、州、廳、縣，按照「[[衝繁疲難|衝、繁、疲、難]]」的考語分為不同等次。考語字數越多，地位就越重要。一般以四字俱全者為「最要缺」，三字者（衝繁難、衝疲難、繁疲難）為「要缺」，二字者（衝繁、繁難、繁疲、疲難、衝難、衝疲）為「中缺」、一字或無字者為「簡缺」{{參考|1={{Cite book|title=《中國歷代行政區劃的變遷》|pages=147頁}}}}。
* 衝：地當孔道者為衝
* 繁：政務紛紜者為繁
* 疲：賦多逋欠者為疲
* 難：民刁俗悍，命盜案多者為難
;土司
雲南、貴州、廣西、四川、湖南、湖北、甘肅等省設有[[土司]]，分為[[宣慰司]]、宣撫司、招討司、安撫司和長官司（長官為武職），與土府、土州、土縣（長官為文職）。土司的長官以當地各族頭人充任，可以世襲，由朝廷或地方官府頒給印信，歸所在地方之督撫、[[駐紮大臣]]管轄。宣慰等司的長官隸屬於[[兵部]]、土知府、土知州等官隸屬於[[吏部]]{{參考|1={{Cite book|title=《清史稿》土司傳}}}}。雍正年間，雲南、貴州、廣西等省的土司開始改行流官制，史稱[[改土歸流]]。光緒、宣統之際，[[趙爾豐]]出任川滇邊務大臣，四川西部的藏人土司、西藏東部的宗也開始改土歸流{{參考|1={{Cite book|title=《清史稿‧志四十八、四十九、五十 地理志二十、二十一、二十二》}}}}。
=== 東三省 ===
東北為清朝龍興之地。順治年間入關後，以駐防八旗留守盛京[[瀋陽]]。康熙至乾隆年間，逐漸形成三個相當於行省的將軍轄區：'''盛京'''、'''吉林'''、'''黑龍江'''。將軍之下設[[副都統|專城副都統]]分駐各城，並管理各城的臨近地區。副都統下有[[總管]]統領各旗。在漢民聚居之處，置府、州、縣、廳，如同內地。居於黑龍江、嫩江中上游的[[巴爾虎]]、[[達斡爾]]、[[索倫]]（鄂溫克）、[[鄂倫春]]、[[錫伯]]等族，編入八旗，由布特哈總管、呼倫貝爾總管管轄。黑龍江、烏蘇里江下游及庫頁島的[[赫哲]]、[[尼夫赫人|費雅喀]]、庫頁、奇楞等漁獵部落則分設姓長、鄉長，由[[三姓副都統]]管轄{{參考|name=清史稿}}。
{{col-begin}}
{{col-break}}
* [[盛京]]，由[[盛京將軍]]統轄
** [[奉天府]] / 盛京副都統
** [[錦州府]] / 錦州副都統
** 熊岳副都統
** 金州副都統
** 興京副都統
{{col-break}}
* [[吉林]]，由[[吉林將軍]]統轄
** 寧古塔副都統
** 伯都訥副都統
** 三姓副都統
** 吉林副都統
** 阿勒楚喀副都統
** 拉林副都統
** 琿春副都統
{{col-break}}
* [[黑龍江]]，由[[黑龍江將軍]]統轄
** 黑龍江副都統
** 墨爾根副都統
** 齊齊哈爾副都統
** 布特哈副都統
** 呼蘭副都統
** 呼倫貝爾副都統
** 通肯副都統
{{col-end}}
光緒末年的[[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之役]]與[[日俄戰爭]]嚴重動搖清朝在東北地區的統治，迫使其廢除滿洲的旗民分治制度，設立行省。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廢除盛京、吉林、黑龍江三地將軍衙門，改設[[奉天省]]、[[吉林省]]、[[黑龍江省]]；隨後裁撤各城副都統、總管，改為府、廳、州、縣。宣統三年（1911年），奉天省領八府、八廳、六州、三十三縣；吉林省領十一府、一州、五廳、十八縣；黑龍江省領七府、六廳、一州、七縣{{參考|name=清史稿}}。
=== 藩部 ===
{{main|清代蒙古各盟部旗列表|回部}}
[[File:China and Japan, John Nicaragua Dower (1844).jpg|360px|thumb|1844年在英国伦敦出版的中国与日本的地图。欧洲人制作的清代中国地图中，內地与藩部常使用不同颜色。]]
清代蒙古、西藏、青海、新疆与黑龙江[[布特哈]]（[[达斡尔|达呼尔]]、[[索伦]]、[[鄂伦春]]等族）被称为[[藩部]]，由[[理藩院]]管理。
;蒙古
明清之際，蒙古分為眾多部落（蒙古語稱為“艾馬克”），部落首領為“部長”（鄂拓克）或“汗”。[[清太宗]]時，依照滿洲[[八旗]]的組織形式，將蒙古各部落編為[[旗 (内蒙古)|旗]]，是為蒙古的基本行政單位，其長官為[[札薩克]]或[[總管]]。旗下設“佐”（[[蘇木]]），相當於[[鄉]]。自此蒙古各部落被納入統一的行政體系之中。在地域上，蒙古地區大致分為[[察哈爾]]、[[內蒙古]]、[[西套蒙古]]、[[外蒙古]]（包括[[土謝圖汗部]]、[[賽音諾顏部]]、[[車臣汗部]]、[[札薩克圖汗部]]）、[[科布多]]與[[唐努烏梁海]]{{參考|name=清史稿|1={{Cite book|title=《清史稿‧志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 地理志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
清代蒙古又分為[[內屬蒙古]]與[[外藩蒙古]]。內屬蒙古包括察哈爾、[[歸化城土默特]]、唐努烏梁海、[[阿爾泰烏梁海]]等部，各旗由朝廷派遣官員（一般為總管）治理，與內地的[[州]]、[[縣]]無異。外藩蒙古各旗則由當地的世襲[[札薩克]]管理，處於半自治狀態。在外藩蒙古，以若干旗合為一[[盟]]，設正、副盟長，掌管會盟事宜，對各旗札薩克進行監管。清代的盟是監察機構，並不能視為一級政區。
外藩蒙古又按其歸附清朝的先後分為[[內札薩克蒙古]]與[[外札薩克蒙古]]。內札薩克蒙古又被稱為'''內蒙古'''，於天命至康熙初年陸續歸附清朝。乾隆以後定為二十四部，共四十九旗，設六盟。內札薩克各旗不但政治地位很高，還保留一定的兵權。康熙中期以後歸附清朝的各部落稱為外札薩克蒙古，包括漠北的喀爾喀四部、[[西套蒙古]]二旗、青海蒙古各部、[[科布多]]各札薩克旗、新疆[[舊土爾扈特部]]及[[中路和碩特部]]。外札薩克各旗無兵權，隸屬於當地的將軍、[[都統]]、[[駐紮大臣]]（西套蒙古二旗除外）。其中喀爾喀四部後來演變為'''外蒙古'''{{參考|name=清史稿}}。
;新疆
清代[[新疆]]分為[[天山]]北路的[[準部]]和天山南路的[[回部]]，統屬於[[伊犁將軍]]。其中的蒙古遊牧地區實行盟旗制。維吾爾、[[柯爾克孜|布魯特]]、塔吉克等族地區則實行[[伯克制]]。蒙古[[舊土爾扈特部]]與[[中路和碩特部]]設立旗、盟：舊土爾扈特部為南北東西四路[[烏訥恩素珠克圖盟]]，和碩特部為[[巴圖塞特奇勒圖盟]]。準部地方設[[烏魯木齊都統]]，統轄烏魯木齊（[[迪化州]]）、[[庫爾喀喇烏蘇]]、[[吐魯番]]、[[哈密]]、[[古城]]、[[巴里坤]]（鎮西府）等城。其中迪化州、鎮西府由新疆與[[甘肅省]]雙重管轄。[[塔爾巴哈臺]]由[[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管轄。伊犁及其以西地方由伊犁將軍、領隊大臣管理。回部設[[總理回疆事務參贊大臣]]（一般為[[喀什噶爾參贊大臣]]），統轄[[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阿克蘇]]、[[烏什]]、[[庫車]]、[[喀喇沙爾]]等城。光緒十年（[[1884年]]），[[新疆省|新疆建省]]，實行與內地相同的府、廳、州、縣體制。
;青海
清代的青海不包括今[[西寧]]、[[海東地區|海東]]、[[黃南]]以及部分[[青海省]]邊緣地區。統轄青海地方的官員為[[西寧辦事大臣]]，常駐西寧（當時屬甘肅省）。青海大致以[[黃河]]為界，分為'''青海蒙古'''和'''玉樹等四十族土司'''。黃河以北主要為蒙古人，有[[和碩特部|和碩特]]、[[輝特部|輝特]]、[[綽羅斯部|綽羅斯]]（準噶爾）、[[土爾扈特]]、[[喀爾喀]]五大部落。雍正三年（1725年），編青海蒙古為二十七旗，後增至二十九旗，由西寧辦事大臣主持會盟。另有[[察漢諾門罕]]牧地，實際上單獨為一喇嘛旗。[[道光]]三年（[[1823年]]），分黃河以北二十四旗為左、右翼二[[盟]]，每盟設正、副盟長各一人。黃河以南主要為藏人，設有四十個土司，其中以[[玉樹]]土司最大，故稱玉樹等四十族土司。土司以下有土千戶、土百戶。嘉慶、道光年間，藏人不斷越過黃河向北遷徙，形成環[[青海湖]]一帶的'''環海八族'''{{參考|name=清史稿|1={{Cite book|title=《清史稿‧志五十四、五十五 地理志二十六、二十七》}}}}。
;西藏
西藏在清代又稱“唐古忒”、“圖伯特”，分為'''衛'''、'''喀木'''（[[康區|康]]）、'''藏'''、'''[[阿里]]'''四部，以及'''[[霍爾三十九族]]'''地區。西藏地方的行政長官為[[駐藏大臣]]，駐[[拉薩|喇薩]]，會同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辦理藏內政務。其政令由[[噶廈]]（西藏官府）執行。西藏的基層政區是[[宗 (行政區)|宗]]，大致相當於內地的縣，但規模很小。一些貴族、寺廟的莊園領地稱為“谿卡”，地位比宗低或者平級。宗的長官為“宗本”，谿的長官為“谿堆”，一般由噶廈委派，也有的由特定寺廟委任。後藏[[扎什倫布寺|札什倫布]]附近的幾個宗，由班禪直接管理{{參考|name=清史稿}}。今[[那曲地區]]、[[昌都地區]]北部的各部落統稱[[霍爾三十九族]]，簡稱三十九族，為蒙古人後裔，由駐藏大臣的屬員<u>夷情章京</u>管轄。駐紮於達木（今[[當雄]]）的[[達木蒙古]]八旗，每旗設一佐領，不設總管，直屬於駐藏大臣{{參考|name=清史稿}}。
== 政治制度 ==
{{Main|清朝政治|清朝政府|清朝官職表|清朝中央國家機關列表}}
[[File:Hall of Supreme Harmony.JPG|thumb|清朝政治中心[[北京]][[紫禁城]]，圖為清朝皇權的象徵[[太和殿]]。]]
=== 執行機關 ===
[[六部]]（吏、戶、禮、兵、刑、工）為清朝最高執行機關，各部長官稱[[尚書 (官職)|尚書]]，副長官稱[[侍郎]]，以前尚書均由滿人擔任，順治元年（[[1644年]]）規定尚書及侍郎滿、漢各一{{参考|name=中國文明史清史前期}}。
清朝以前的政治，因为政治的公开性，和六部尚书是全国的行政首长，外面送来的公事，都是先送到六部；而皇帝拿出来的公事，六部也一定要得先看，例如有关教育的，一定要经过礼部的，不能是皇帝私下决定的。而清朝却大大相反{{参考|[[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2012年，ＩＳＢＮ：9787510812675，第146—147页。}}。清朝的六部虽然沿袭明朝，但是清朝的六部权力大大缩小，六部尚书更不能直接对部下发命令，而六部尚书也不是行政首长了。六部无权限可操作，权力自然就集中到皇帝手里，同时清朝还要求满汉分开，有一个中国尚书，就必须有一个满洲尚书{{参考|[[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2012年，ＩＳＢＮ：9787510812675，第148—149页。}}。
五寺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大理寺與刑部和都察院合為三法司，其職權與今日之最高法院相似。大理寺的首長稱為大理寺卿，也是九卿之一。其餘四個寺的卿職權較低。太常寺負責祭祀；太僕寺管理馬匹；光祿寺負責壽宴；鴻臚寺負責接待外賓{{参考|name=中國文明史清史前期}}。
为加强监督管理，凡天下文武官员，都要定期进行考察。规定三载考绩，以定升降奖惩。京官叫“[[京察]]”，外官叫“大计”。对武官的考察，每五年一次，称为“军政”，由兵部主持。但是，不论“京察”、“大计”还是“军政”，在实行中都是瞻徇情面，弊端丛生。后来更成为故事具文，走走过场而已{{参考|name=中國文明史清史前期}}。
內廷事務方面，鑑於[[明朝]][[太監]]亂國，清朝皇帝獨創[[內務府]]以管理宮禁事務。其成員由內務府三旗（[[正黃旗]]、[[鑲黃旗]]、[[正白旗]]）的15個包衣佐領、18個旗鼓佐領、兩個朝鮮佐領、一個回子佐領和30個內管領的[[包衣]]及[[太監]]組成，其機構組織兼容清初內務府和十三衙門兩種制度的內容和特點，並最終形成以七司三院為主幹兼轄其他40餘衙門的龐大的宮廷服務機構{{参考|name=中國文明史清史前期}}。
== 軍事 ==
{{main|清朝軍事|八旗制度}}
[[File:Emperor qianlong blue banner.jpg|left|thumb|乾隆時期[[正藍旗]]八旗軍]]
;八旗制度
清朝軍隊主要有[[八旗軍]]、[[綠營]]、地方義勇與團練、[[湘軍]]、[[淮軍]]與[[新軍|清末新軍]]。[[八旗制度]]是清朝特有的一種組織形式和軍事制度，是清朝軍隊之核心{{參考|name=八旗制度|1={{Cite book|author=中山八郎|title=《明末女真和八旗素描》，载《满洲史研究》，东京四海书房出版|year=1926年}}}}。原先採取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方式。入關後專門以兵为业，世代为兵。包括旗下士兵和戶籍被編制在八旗軍隊中的家庭成員，由各地八旗駐防將軍或都統管轄{{參考|name=八旗制度}}。[[1601年]][[努尔哈赤]]将[[建州女真]]分为四旗。[[1615年]]时扩建为八旗，八旗制度至此成形。[[皇太极]]在征服[[漠南蒙古]][[察哈尔]]部，以及收降[[明朝]]降将後，又建立起[[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儘管八旗有滿洲、蒙古、漢軍之分，但他們都是基於同一套制度之下，因此差異不大。旗人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絕大多數情況下終身不變，所屬旗籍亦基本世代固定{{NoteTag|唯一例外的就是乾隆年間，大量漢軍八旗出旗為民，另外也有少量所屬旗籍因有旗民成為皇后或妃子受寵而被抬旗的例子{{參考|name=八旗制度}}。}}。旗人因戰功而獲得的職位可以世代承襲，例如，每旗下屬的眾[[佐領]]通常都是世襲職位。旗人居住地大多是固定的{{NoteTag|以京師八旗為例，兩黃旗住北城，兩白旗住東城，兩紅旗住西城，兩藍旗住崇文門和宣武門以裡。}}。在漢地的駐防軍（分佈在如[[杭州]]、[[成都]]等大城市）更設立「滿城」供旗人居住，與非旗人所居住之地相隔離。旗人不得務農或經營工商業，每月錢糧由朝廷供給，號稱「旱澇保收」的「鐵桿莊稼」。旗人不受當地[[總督]]、[[巡撫]]管轄，犯罪時由特定機關審理{{NoteTag|京師普通旗人由[[提督九門步軍巡捕五營統領|步軍統領衙門]]審理、皇親國戚由[[宗人府]]審理、民事案件則由[[戶部]]現審處審理；地方官員可以審理當地涉及旗人的案件，但無權判決，只能提出審理意見，交由審判機關[[理事廳]]處理。理事廳是類似現在「軍地聯絡辦公室」之類的機構，專門負責協調八旗駐軍和地方關係{{參考|name=八旗制度}}。}}。
;綠營
[[File:The_Leader_of_Us_(Turfan)_Surrenders_with_His_City.jpg|thumb|《烏什酋長獻城降圖》描繪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平定[[大小和卓之亂]]時，烏什酋長[[霍集斯]]開城歸降之情形。]]
[[绿营]]是[[順治帝]]入关后招降明軍、招募漢人組織的軍隊，以協助少量的八旗兵鎮守廣大的疆土。當時由八旗軍守備京師、華北地區與各地要衝，綠營守備華中與華南地區。華南更交由[[三藩]]鎮守，以壓制當地反清勢力。绿营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单位，兵制繼承[[明朝]]，編有[[標]]、[[協]]、[[營]]及[[汛]]。綠營由漢人統帥，最上位的[[提督]]統領一省綠營，受文官[[總督]]、[[巡撫]]所節制，各省兵力大小不一，由萬餘到六七萬不等；提督之下為[[總兵]]，管轄一標兵力，從千人至兩三千人不等。再下面的為[[副將]]，管理一協兵力，約數千人左右。副將以下就是[[參將]]、[[遊擊]]、[[都司]]與[[守備]]，統轄一營兵力，兵員數量各有不同。最下面的為[[千總]]與[[把總]]，負責統領一汛，也就是一個駐地。士兵為[[世兵制]]，父死則子繼。將兵由兵部直接統轄，將領無法直接統兵，有效地防止軍人擁兵自重。隨著八旗軍的腐化，綠營的重要性就日益加強，例如[[三藩之乱]]时即以绿营为主力。[[乾隆]][[嘉庆]]两朝，绿营总兵六十余万，成为军事主力。然而由於太平已久，绿营本身隨著种种弊端而逐渐腐化。[[乾隆帝]]阅兵時，所见已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參考|1={{Cite book|title=《嘉庆朝东华录》，卷7 ，嘉庆4 年正月}}}}。1796年[[川楚教乱]]時，綠營已无力對付擅長[[游擊戰]]的白蓮教徒，部分将领甚至屠杀平民以换战功{{參考|1={{Cite book|title=《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133页。}}}}。到了[[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之亂]]時，綠營上陣一觸即潰，作戰主力也改交由[[湘軍]]、[[淮軍]]等地方團練負責。[[同治]]年間多次裁減綠營，綠營的重要性逐漸減弱，清末[[新軍]]成立後綠營同名存實亡。至[[民國]]初年，綠營被改編為警察性質的地方治安衛戍部隊，成為民國時期[[警察]]的濫觴{{參考|1={{Cite book|author=郭廷以|title=《近代中國史綱》上冊 中文大學出版社|pages=第104頁}}}}。
;義勇與團練
[[File:Zeng Guofan.png|left|thumb|180px|湘军创始者[[曾国藩]]]]
[[義勇]]與[[團練]]於[[川楚教乱]]後逐渐成為清朝軍事武力之一，由於清軍不善游击战，所以鼓勵地方建立義勇與團練協助清軍鎮壓，[[1799年]]正式同意组建團練{{參考|1={{Cite book|title=《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page=第134-136页。}}}}。[[太平天國之亂]]與[[捻亂]]時，由於清廷的正规军腐敗無能，且不善游击战，地方官员[[曾国藩]]整合[[江忠源]]、[[胡林翼]]與[[罗泽南]]義勇，成立[[湘軍]]。湘軍作戰能力強，屢次擊敗太平軍。監視太平天國首都的[[江南大营]]被攻破后，湘軍成為清廷唯一抵禦太平軍的力量。[[1860年]]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于[[安徽]]一带建立[[淮军]]。平定捻亂时，[[僧格林沁]]率領的八旗軍中捻軍埋伏全滅，後來有賴淮军才平定之。當時如豫军、东军、滇军、川军等義勇也陸續建立起来{{參考|1={{Cite book|title=《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page=第198页。}}}}。這些地方軍成為清朝晚期平定內亂、抵禦外侮的主要力量。然而不管是湘軍或淮軍皆以「兵隨將轉，兵為將有」為方針，與後來的北洋軍形成聽命於個人的軍閥勢力，這個作風深刻影響著民國軍事。
當時湘軍與淮軍採用西方新式槍炮，火力強大。而由外国人協助建立的[[常胜军]]、[[常捷軍]]更是讓曾李等将领印象深刻，使他们意识到西方军事技术的重要性。例如李鸿章目睹常胜军用4个小时即攻破[[太仓]]城，事後写信给曾国藩，宣称“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參考|1={{Cite book|author=李鸿章|title=《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這成為[[自強運動]]的起因之一。為建立现代化清軍，[[洋務派]]聘請外國教官來訓練八旗軍、绿营和守衛首都的[[神机营]]，一些兵工厂也建立起来。然而淮军的地位仍然不可動搖，例如發生[[天津教案]]时，尽管守衛首都的[[神机营]]已有三万之众，清廷仍然调集淮军来加强京师的防务{{參考|1={{Cite book|author=费正清，刘广京|title=《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page=第200-201页}}}}。
;清末新軍
[[File:Beiyang Army.jpg|thumb|操练中的[[新建陆军]]]]
[[自強運動]]隨者中法戰爭與甲午戰爭而失敗，而清廷守舊派利用[[义和团]]抵禦西方列強的策略也隨[[八國聯軍]]而落幕。八國聯軍之後，清政府決定實施改革，即「[[清末新政]]」。為建立現代化清軍，早在[[維新運動]]時即建議成立一支現代化的陸海軍，組織團練並建立[[保甲制度]]。清末新政時，[[袁世凯]]在华北组建[[新建陆军]]（即北洋軍），[[张之洞]]在南方组建[[自强军]]。[[1904年]]清廷正式建立由36个镇组成的常备军的计划，而绿营在1901年即开始裁减。同时取消[[武举]]，在各省建立[[武备学堂]]，以培养新式军官。负责军事改革的中央机构是[[1903年]]成立的练兵处，它在[[1906年]]被并入新立的陆军部，其尚书和左右侍郎都是满人。清廷试图削弱地方軍閥力量，[[1907年]][[袁世凯]]和[[张之洞]]就在明升暗调中被剥夺军权。1908年[[宣統帝]]的摄政王[[载沣]]决定进一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在1909年的一道上谕中，他宣布自己（代表年幼的皇帝）对军队行使最高统帅权，他还把自己的兄弟任命为海军处和军咨府的管理大臣{{參考|1={{Cite book|author=费正清，刘广京|title=《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page=第378-379页}}}}。到清帝国灭亡前夕，其陆军可以号称100万，但大概只有60万战斗人员，其中只有17.5万人是现代化的正规军。並非所有新軍均效忠清廷，部分是暗中支持[[革命軍]]的{{參考|1={{Cite book|author=费正清，刘广京|title=《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page=第534页}}}}。参谋机制上，在[[1907年]]即仿照西制成立参谋部门军咨处，隶属陆军部之下。为把军事管理和军事指挥分开，[[1911年]]年决定把它升格为独立于陆军部外的[[军咨府]]{{參考|name=晚清的新動亂}}。
;海軍
{{see also|中国水军史|北洋舰队}}
清朝视水师为陆军之辅。加之满洲以骑射为本，故不善水战。入关初期，在对抗[[郑成功]]等海上抗清势力时，往往力不从心。1636年[[皇太极]]征满洲瓦尔喀部，即开始造战船。[[1651年]][[顺治帝]]令沿江沿海各省循明制，各设水师{{参考|1={{Cite book|title=《清史稿·志一百十》}}}}，此为清朝水师之始。内河防务以[[长江]]为主体，沿岸各设水师。海防上，清朝為封鎖[[明郑]]的經濟力量，實施海禁。即使在平定[[明郑]]后，仍受海禁影响，水师多以防御为主，缺乏攻击性战舰{{参考|1={{Cite book|title=《中华通史·第十卷》,第71页。}}}}。[[嘉庆]]时由于东南沿海海盗泛滥，就有学者开始注意海防，如湖南的[[严如煜]]写有《海防辑要》。鸦片战争后在面对西方炮舰时，清朝水师一战即溃的事实讓[[魏源]]、[[郑復光]]等人意识到东西方的差距，紛紛提倡建立現代化海軍。太平天国兴起时，英國協助清朝建立中英聯合指揮的[[阿思本舰队]]，然而指挥权的問題使得艦隊解散{{參考|1={{Cite web|url= http://www.beiyang.org/bybq/ltg.htm|title= “李－阿舰队”舰船资料|accessdate=2010-08-24 |work= 北洋水师}}{{dead link|date=December 2013}}}}。
[[File:Chen-yuan.jpg|thumb|[[鎮遠]][[鐵甲艦]]是當時北洋主力艦，也是亞洲少見的鐵甲巨艦之一。]]
直到[[自強運動]]时，清朝才有新建海军的动作。為建立船艦自製能力，[[1866年]]清廷在[[福州]][[马尾]]成立总理船政事务衙门，以[[沈葆祯]]为船政大臣。同年，李鸿章要求其[[江南制造局]]建造炮舰。1868年8月，第一艘中国制造的蒸汽军舰，“恬吉”号下水{{參考|1={{Cite web |url=http://www.beiyang.org/bybq/tianji.htm |title=恬吉 |accessdate=2010-08-19 |work=北洋水师}}{{dead link|date=December 2013}}}}。然而自製船艦与外国艦隊相比較差也較貴，李鸿章等官员仍然从国外購艦為主。其中最有名的即是由德國建造[[定远号战舰|定远]]與[[镇远号战舰|镇远]]，這兩艘是北洋艦隊的主力艦。人事上，早在1867年即建立福州[[船政学堂]]以培養海军军官，1872年和1876年分別派使团前往海外学习。[[沈葆桢]]和[[丁日昌]]离开後，福州船政局开始衰落。[[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成立[[天津水师学堂]]，[[张之洞]]在广州成立[[水陆师学堂]]（1887年），[[曾国荃]]在南京开办[[南洋水师学堂]]（1890年）。1885年10月清政府宣布成立[[海军衙门]]，以[[醇亲王]]为总理大臣。
[[File:ChineseTing-yuen.jpg|left|thumb|[[定遠]][[鐵甲艦]]是當時北洋主力艦，也是清朝北洋水師的[[旗艦]]，也是亞洲少見的鐵甲巨艦之一。]]
清朝先後建立四支舰队:受[[北洋大臣]]节制的[[北洋艦隊]]，受[[南洋大臣]]节制的[[南洋舰队]]，受[[福州船政局]]节制的[[福建水师]]，受[[两广总督]]节制的[[广东水师]]。其中北洋艦隊在當時被評論為世界第八、亞洲第一的海軍艦隊。然而四只舰队資源獨立，互不统属，也不互相合作。财政上，1891年[[慈禧太后]]挪用海軍預算於興建[[颐和园]]。到1890年后，守衛黃海、東海的北洋艦隊即已“停购船械”。李鸿章也称“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勤，战舰过少”{{參考|1={{cite web|title = 梁启超《李鸿章传》：徒罪李一人 呜呼可哉 | url = http://mil.hebei.com.cn/xwzx/jspd/milshhm/rwqc/201008/t20100823_2032697.shtml | work = [[中新网]] | date = 2010-08-23 | accessdate = 2010-08-24}}{{dead link|date=December 2013}}}}。隨後的[[中法戰爭]]與[[甲午战争]]分別摧毀南洋艦隊與北洋艦隊，這也标志[[自強運動]]的失败{{參考|1={{Cite web |url=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9/04-24/1662931.shtml|title= 长沙晚报：海军青岛阅兵更增航母情结|accessdate=2010-08-24 |work= 中新网|date= 2009-4-24}}}}。隨後[[瓜分中國]]使旅順、大連、威海卫、胶州湾與廣州灣等海军基地相继丧失，八國聯軍後[[大沽]]等地沿海砲台又被列強下令摧毀地，清朝已无海防可言。1909年，清廷决定成立海军处，并将残余的战舰重编成巡洋和长江两舰队。1910年改海军处为海军部，力图重振海军{{參考|1={{cite web | work = 中国军舰博物馆 | title = 甲午戰後重建海軍與八國聯軍之役 | url = http://60.250.180.26/chin/1601.html | accessdate = 2010-08-29 }}}}。
{{-}}
== 民族政策 ==
清朝統治者根據實地情況的差異採取不同的政策。在中原地區基本沿襲明代的統治方式，包括開[[科舉]]等，以贏得漢族知識分子的支持，並根據清朝的實際情況實行旗民分治；在邊疆地區則採取加派駐防大臣與當地貴族共同治理{{参考|name=中國文明史清史前期}}。
=== 漢族政策 ===
清初有所謂「六大弊政」{{參考|1={{Cite book|title=閻崇年，《清十二帝疑案》}}}}，[[剃髮易服|剃髮]]（或薙髮）、[[剃髮易服|易服]]、[[圈地]]、佔房（侵佔房舍）、[[投充]]（搶掠漢人為奴隸）、逋逃（[[逃人法]]），延續時間最長的，是逃人法。順治七年六月，廣西巡撫[[郭肇基]]等人因為「擅帶逃人五十三名」，被處死{{參考|1={{Cite book|title=《清世祖實錄》卷四十九}}}}。清初曾頒令諭：一、八旗制度移入關內，全族皆兵。二、鼓勵滿人入關。三、[[圈地]]，使近畿五百里內全屬旗人所有。四、禁止滿漢通婚；禁止滿人自由擇業{{參考|1={{Cite book|title=管東貴，「滿族漢化問題新解」，手稿，民國七十九年。}}}}一說旗人擁有打死民人不用償命的特權。{{參考|1={{Cite book|title=[http://epaper.vac.gov.tw/admin/web/content.php?ts_sn=2408&mc_sn=46&tb_sn=6136&show=Y 我的三個故鄉]{{dead link|date=December 2013}}}}}}。弊政中的投充和逋逃皆為圈地所造成的直接結果。康熙帝親政後即立即下令永遠停止圈地，並逐步放寬對逃人的禁令並最終裁撤督捕衙門。隨後康熙開始採取一系列與民休息的政策{{參考|1={{Cite book|title=[http://www.xiangyata.net/data/articles/a02/604.html 清代前期歷史中的幾個問題]}}}}。
;剃髮易服
{{main|剃髮易服}}
[[File:Elderly Chinese American Man with Queue.jpg|thumb|200px|街上留髮辮的中國人，舊金山，1910年]]
清軍入關之前，為易於辨識順逆，就已要求被征服或投效的漢人改變髮式。順治元年（[[1644年]]），[[多爾袞]]帥清軍入關。[[山海关之战]]後，多爾袞下令沿途州縣官員按滿人風俗，剃頭留辮。清軍驅逐李自成，定鼎北京，漢人強烈反對剃髮，降清之漢族官員剃髮者亦寥寥無幾。多爾袞見滿清統治尚未穩固，便下旨收回成命，命「天下臣民照舊束髮，悉從其便」{{參考|name=洪業滿清外來政權如何君臨中國}}。明朝降臣[[孫之獬]]卻全家主動剃髮迎降，更令妻子不再纏足，並上疏標榜「臣妻放足獨先，閤家剃髮效滿制」，得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清初筆記《研堂見聞雜記》稱，孫之獬入朝後，列於滿班，滿臣認為他是漢人而不受；歸入漢班，漢臣又因為他從滿俗而不容，孫之獬於是羞憤上疏，稱「陛下平定中國，萬里鼎新，而衣冠束髮之制，獨存漢舊，此乃陛下從中國，非中國從陛下也」，言辭激烈。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大順與南明弘光政權相繼被清軍摧毀，多爾袞認為大局已定，於六月重新下剃髮令。七月，又下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規定清軍所到之處，成年男子無論官民，限十日內盡行剃頭，削髮垂辮，不從者斬，以恫嚇抵抗軍民。江南地區不少人反抗剃髮令，[[嘉定三屠]]等亦由此引發{{參考|name=洪業滿清外來政權如何君臨中國|1={{Cite book| author=魏斐德著 陳蘇鎮等 譯| year=2003|title=洪業 滿清外來政權如何君臨中國| publisher=時英出版社|location=台北|page=689頁－747頁}}}}。
當時一些在華[[傳教士]]曾描述過當時一些城市的屠城情況。[[20世紀]]的[[法蘭西學院]]院士[[阿蘭·佩雷菲特]]認為：「建國後的最初幾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殺。強迫留辮子引起騷亂，結果都被殺害而倒臥在血泊之中{{參考|name="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1={{Cite book| author=（法）佩雷菲特 著 王國卿等 譯| year=1993|title=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publisher=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location=台北 |isbn=9787108026934}}}}。」
;漢臣與漢軍
清朝統治者為能使自己的王朝更長久，按歷代漢人王朝的傳統開設[[科舉]]，大力尊崇儒學，從中選拔統治精英以贏得漢族知識分子的支持。早在後金時期，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就曾起用[[範文程]]、[[寧完我]]等漢八旗人士。[[崇德]]年間，又先後招降了[[洪承疇]]、[[吳三桂]]、[[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及其統領的漢族軍隊。後來，這些前明將領在消滅南方反清勢力的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參考|name=洪業滿清外來政權如何君臨中國}}。另外，[[康熙]]年間帶兵攻克台灣的水師將領[[施琅]]也是前明降將中為清朝立功的代表人物之一。晚清時期，漢族官員逐漸成為清王朝的中流砥柱，有[[虎門銷煙]]的[[林則徐]]；還有在消滅[[太平天國]]和[[捻軍]]中立下大功的[[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又如在[[洋務運動]]中起到關鍵作用的[[張之洞]]、[[劉坤一]]；實行[[新式練軍]]的[[袁世凱]]等{{参考|name=中國文明史清史前期}}。
清太宗皇太極即汗位後改變努爾哈赤對[[漢人]]的政策，釋放掠奪來的漢人[[奴隸]]，編莊別居，將加入漢軍八旗的明朝官員或[[後金]]提拔的漢人[[官員]]來管理。[[1633年]]皇太極下令從所屬的滿洲八旗的漢人壯丁中每十名抽出一名，組成一旗[[漢軍]]，這是皇太極組成漢軍的開始，並成為漢八旗的前身{{参考|name=中國文明史清史前期}}。
隨著軍隊的發展，崇德二年（[[1637年]]），即皇太極稱帝改後金為大清的第二年，又分漢軍旗為兩旗。又過五年，崇德七年（[[1642年]]），把漢軍擴為八旗。至此，[[漢軍八旗]]正式出現，成為清朝三軍之一。所使用的旗幟和滿洲、蒙古相一致，即正黃、鑲黃，正白、鑲白，正紅、鑲紅，正藍、鑲藍。由於漢軍編成八旗，所有旗下成員都是旗人，也稱漢軍旗人。漢八旗中的原漢人後代與滿人同樣享受世襲待遇，亦有很多世襲佐領之職。漢軍旗人在司法上和滿洲旗人一樣，與民人同罪不同罰。[[乾隆]]年間，由於財政原因，漢軍八旗曾大量出旗為民，僅剩在後金時期便跟隨滿洲統治者漢軍勳舊之後。到[[宣統]]末年，漢軍旗人共有21596人，約佔旗人總數的6%{{参考|name=中國文明史清史前期}}。
;滿漢文化
{{main|滿漢文化交流}}
[[File:ChinesischeFrau ausHongkong.jpg|thumb|180px|清朝漢族女子衣著融合滿服和漢服的特徵]]
一般認為，清朝統治者在保持滿貴族優先前提下，很大程度上採取漢化政策{{參考|1={{Cite book|title=[http://cathay.ce.cn/history/200902/10/t20090210_18168261.shtml 清朝的漢化政策]}}}}。但一些研究遼金元清史的學者認為，清和[[遼朝|遼]][[金朝|金]][[元朝|元]]一樣屬於[[征服王朝]]，漢化深度和速度均遜於[[北魏]]等[[滲透王朝]]；清室只推行對自己有利的漢化措施，並儘可能保留本族文化，而非全盤漢化{{參考|1={{Cite book|title=鄭欽仁、李明仁編譯，《征服王朝論文集》，臺北：稻香出版社，1999年。}}}}{{參考|1={{Cite book|title= (日)吉田順一，鄭欽仁譯，〈北亞的歷史發展與魏復古的征服王朝理論〉}}}}。
所有施政文書都以[[滿文|滿]][[漢字|漢]]兩種文字發佈。自康熙起大力推行以儒學為代表的漢文化，漢傳統經典成為包括皇帝在內的[[滿族]]人必修課。滿族皇帝也納有漢族嬪妃，詳見[[滿漢不通婚|滿漢通婚]]。儘管滿漢通婚的現象早已普遍存在，不過真正解除滿漢通婚禁令，是直到1902年[[清末新政]]才完全落實{{參考|1={{Cite book|title=[http://big5.ifeng.com/gate/big5/news.ifeng.com/history/lianzai/detail_2010_02/09/347190_0.shtml 女人當國（52）1902年 慈禧放開滿漢通婚的禁令]}}}}。現在故宮還保存著不少乾隆穿[[漢服]]的畫像{{refTag|1=《正說清朝十二帝》（增訂圖文本），第120頁}}。到乾隆中期，滿人幾乎全部以漢語為母語，滿文漸漸成為僅用於官方歷史記載用的純書面文字，並在使用中逐步為漢文所取代。部分史學者認為，正因滿人自動漢化才沒有在短時期之內覆滅，甚至反被漢人奴化。若無法漢化，則如[[南北朝]]的少數民族政權一樣，無法吸收漢族先進的文化而滅亡。支持儒化說者則認為，清朝皇帝只是有選擇尊儒，儒家的一些思想滿清皇帝也沒有完全接受，而儒家只是漢文化的內容之一，漢文化不僅僅只包括文字和儒家，還有衣冠、風俗禮儀、各種宗教信仰等{{refTag|1={{cite book | author = 張爾田| title = 清列朝后妃傳稿 | accessdate = 2008-11-15 | series =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五輯| date = 1972年| publisher =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 {{refTag|1={{cite journal zh| author = 姜小莉| date = 2007年| title = 滿族漢化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 journal = 大連民族學院學報| volume = 第9卷| issue = 第04期| issn = 1009-315X(2007)04-0012-02| url = http://periodical.ilib.cn/A-dlmzxyxb200704005.html| accessdate = 2008-11-15}}}}。
=== 西南土司 ===
{{Main|土司|改土歸流}}
[[土司|土司制度]]是在唐宋時期羈縻州縣制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其實質是「以土官治土民」，承認各少數民族的世襲首領地位，給予其官職頭銜，以進行間接統治，朝廷中央的敕詔實際上並沒有能夠得到真正的貫徹。有些土官以世襲故，恣肆虐殺百姓，為患邊境，「漢民被其摧殘，夷人受其荼毒。」{{參考|1={{Cite book|title=雍正四年九月十九日，《剪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租赋，以靖地方事》折}}}}。
清[[康雍乾盛世]]时期，国力强盛，中央政府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參考|1={{Cite book|title=[[鄂尔泰]]在《改土归流疏》中说：“改土归流，将富强横暴者（指土司）渐次擒拿，懦弱昏者（亦指土司）渐次改置，纵使田赋兵刑，尽心料理，大端就绪。”}}}}，即由中央政府选派有一定任期的流官直接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务，“改流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其投献为上策，敕令投献为下策。”，“制苗之法，固应恩威并用”{{參考|1={{Cite book|title=雍正四年四月初九日，《请肃清顽苗，以靖边方事》一折中说：“总之，制苗之法，固应恩威并用，然恩非姑息，威非猛烈，到得用着时必须穷究到底，杀一儆百，使不敢在犯，则威仍是恩所全实多。”}}}}。
=== 首崇滿洲 ===
[[File:Manchuguard.jpg|thumb|180px|头等侍卫[[巴圖魯|呼尔查巴图鲁]]<br>占音保]]
{{main|滿族|八旗制度|首崇满洲}}
清朝皇帝強調“满汉一体”{{參考|1={{Cite book|title=《上谕内阁》雍正六年十月初六日谕}}}}，在實行一些政策上考慮到平衡各族的心理，例如在康熙晚年的[[內閣]][[大學士]]中經常在五至六人中保持一兩個南方人的名額，令南北地主共同參政。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的內閣新加入的成員當中，有兩名滿人，四名漢人，而在四名漢人當中南人北人各半。此外，康熙亦重點選拔升遷較快的漢族士大夫，這些士大夫同時是內閣的候補成員{{參考|《康熙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66頁}}，亦容許有「反清」思想的學者[[嚴繩孫]]擔任官職{{參考|《清初遺民社會》，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版}}。康熙年間亦有西方傳教士記載滿漢不平等的情況，指出滿族官員往往因為小錯誤而被康熙帝嚴懲，但犯下較大錯誤的漢族官員卻可以被從輕發落{{參考|Jean-Baptiste Grosier (1788),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China, London, p158-159.}}。
然而在實行某些政策上有所差别，例如作为统治族群和八旗军队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满洲人尤其被历代皇帝视为国家根本、朝廷柱石。满洲将士为清朝定鼎中原、以及之后[[三藩之乱|平三藩]]、[[准噶尔汗国|灭准部]]等战役中立下汗马功劳。故终清一代，“首崇滿洲”（又称“满洲根本”{{参考|1={{Cite book|title=《清世宗实录·卷十二》元年十月辛未条}}}}）是清朝的既定國策{{參考|1={{Cite book|author=刘小萌|title=《清代八旗子弟》第206页，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參考|1={{Cite book|author=周敏|title=《首崇满洲——清朝的民族本位思想》，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沧桑》2008年第05期}}}}。[[雍正帝]]曾明言，“惟望尔等习为善人，如宗室内有一善人，满洲内亦有一善人，朕必先用宗室；满洲内有一善人，汉军内亦有一善人，朕必用满洲；推之汉军、汉人皆然，苟宗室不及滿洲，則朕定用滿洲矣。”{{參考|1={{Cite book|title=《上谕内阁》雍正三年三月十三日谕}}}}。
清朝时期，满洲子弟在政治或生活领域主要在教育、科考、补缺、律法、生活待遇等方面享有一定特权待遇。清廷特为[[清朝宗室|宗室]]子弟特设宗学，[[觉罗]]子弟有觉罗学，普通八旗子弟有咸安宫官学等八旗官学，内务府子弟有景山官学等{{参考|1={{Cite book|author=[[昭梿]]|title=《啸亭杂录·卷九·宗学》，中华书局1980年版}}}}{{参考|1={{Cite book|author=昭梿|title=《啸亭杂录·卷九·八旗官学》，中华书局1980年版}}}}。在文武科举之外，还提供笔帖式、翻译士、皇帝侍卫等方式供满洲子弟进入仕途{{參考|1={{Cite book|author=[[赵尔巽]]等|title=《清史稿》第12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卷114，第3265—3266页；卷110，第3213—3214页}}}}{{參考|1={{Cite book|author=[[福格]]|title=《听雨丛谈·卷一·笔帖式》，中华书局1984年版}}}}。高层官职也一向有满（旗）汉缺之分。满洲人可酌任汉缺，反之除极个别情况外{{參考|1={{Cite book|author=[[昭梿]]|title=雍正年间，有许希孔者任满洲副都御史，见载于《啸亭杂录·卷四·汉人任满缺》}}}}{{参考|1={{Cite book|author=昭梿|title=乾隆年间，有[[范时纪]]任满户部侍郎、[[范宜清]]任盛京工部侍郎、[[李侍尧]]任热河副都统、[[孙庆成]]任满户部侍郎兼护军统领；嘉庆年间，有[[范建丰]]任满礼部侍郎、[[李毓秀]]任热河都统、[[张百龄]]任满刑部尚书，调左都御史，见载于《啸亭杂录·卷七·汉军任满缺》}}}}，理论上是不可能的。能力不足以登科做官的满洲人可以从参与最基本的挑选八旗兵丁做起，满洲子弟中的未成年者还可以参与类似于[[预备役]]制度的“养育兵”选拔，按月可得一定薪资{{参考|1={{Cite book|author=[[安双成]]|title=《清代养育兵的初建》，《历史档案》1991年04期}}}}。清代满（旗）汉亦不同刑，若正身旗人{{noteTag|1=旗下奴僕和包衣組織中的莊頭無此特權。莊頭、莊丁和漢軍旗下奴僕犯充軍、流刑罪者一律照民人例辦理；滿洲、蒙古旗下奴僕則依例轉發駐防八旗為奴}}犯充軍、流刑罪者有免發遣以枷號代替的特權{{参考|1={{Cite book|title=《大清律·名例律·犯罪免發遣》：凡旗人犯罪，笞杖各照數鞭責，充軍流徒，免發遣，分別枷號。徒一年者，枷號二十日，每等遞加五日，總徒准徒亦遞加五日，流二千里者，枷號五十日，每等亦遞加五日。充軍附近者枷號七十日，近邊者七十五日，邊遠沿海邊外者八十日，極邊煙瘴者九十日。}}}}。满洲人的司法權也獨立於汉人之外。例如，駐防旗人觸法不归当地督抚管制，而由该地区[[驻防将军]]、[[都统]]负责。京旗子弟则由[[提督九門步軍巡捕五營統領|步军都统衙门]]负责处理、宗室则由[[宗人府]]全权裁决。清廷还分拨旗地和营房给满洲子弟居住生活，不必承担任何赋税。旗地和营房受国家保护，不得私自买卖{{参考|1={{Cite book|author=史玉瑛|title=《试论清中叶对旗地私有化的法律控制》，作，中央民族大学 }}}}。清廷在全国各处八旗驻防地均设置“满城”供兵丁居住，汉人不得随意出入满城{{参考|1={{Cite book|title=《八旗兵与成都满城的历史》，满族文化网}}}}。
东北满洲故地无满城之分则设置柳条边，防止汉人进入“龙兴之地”{{参考|1={{Cite book|author=李喜林|title=《清代的柳条边》，《兰台世界》1999年第04期}}}}。然而在康熙、乾隆、嘉慶年間有多次漢人移居中國東北地區的記載：「其吉林宁古塔、伯都讷、阿勒楚喀、拉林等地方，乾隆二十七年定例不准无籍流民居住。及三十四年，吉林将军傅良奏：“阿勒楚喀、拉林地方流民二百四十二户，请限一年尽行驱逐。”上曰：“流寓既在定例之前，应准入籍垦种，一例安插，俾无失所。”嘉庆中，郭尔罗斯复有内地新来流民二千三百三十户，吉林有千四百五十九户，长春有六千九百五十三户，均经将军奏令入册安置。其山东民人徙居口外者，在康熙五十一年已有十万馀人。圣祖谕：“嗣后山东民人有到口外及由口外回山东者，应查明年貌籍贯，造册稽查，互相对覈。”其后直隶、山西民人亦多有出口者。」{{參考|《清史稿．食货一》}}
诸多优待政策的初衷主要是为了保证兵源、加强八旗的军事职能{{refTag|name=简史54|1={{harvnb|满族简史编写组|2009|p=54}}}}。同时，这也导致满族受到束缚，居所不能远离本佐领之所在{{refTag|name=简史54}}；八旗兵役也使得许多人在各大战争中战死疆场，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满族人口的发展{{refTag|1={{harvnb|满族简史编写组|2009|p=51}}}}；经济方面，满族也过于依赖八旗制度，清廷除兵差外，仅允许旗人在所属旗地务农，这使得以京旗为主、已经适应城居生活的满族在清朝中期开始出现生计问题{{refTag|1={{harvnb|满族简史编写组|2009|pp=93, 94}}}}。几代皇帝都曾尝试解决八旗生计问题，但终因不肯放任旗人自行谋生而均告失败{{refTag|1={{harvnb|满族简史编写组|2009|pp=95-96}}}}。此外，东北满族因保持八旗兵农合一的习俗，始终没有产生严重的生计问题{{refTag|1={{harvnb|满族简史编写组|2009|p=54, 93, 150, 151}}}}。自乾隆末年，清朝开始走向衰落，并且在之后一系列与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接连失败，陷入内忧外困。这期间，在与汉人的交流中，满族逐渐接受汉文化，被视为立国根本的国语骑射遭到废弛{{refTag|1={{harvnb|满族简史编写组|2009|p=83}}}}。清末民初时，仅有黑龙江齐齐哈尔和瑷珲一带还有满语使用者{{refTag|1={{harvnb|Shirokogorov|1924|pp=i,3–4}}}}。[[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逊位，[[民国时期|民国]]建立，“首崇满洲”之国策也随之寿终正寝。
=== 蒙古政策 ===
{{main|清代蒙古}}
[[File:Cemcukjab.jpg|right|thumb|180px|[[賽音諾顏部]]郡王[[車木楚克扎布]]]]
清朝在[[外藩蒙古]]地區建立盟旗制和札薩克制，對蒙古部落採取因俗而治、多封眾建的政策。[[旗]]是分解原來的部落而組成。每盟設盟長、副盟長各一人，掌管盟務。盟長先由各旗會盟時，從旗長即札薩克中推選。後來改為清朝[[理藩院]]開列盟內札薩克，由皇帝任命。其外每盟各設備兵札薩克一人，管理軍務。有的盟還設幫辦一二人，協理盟務。旗是軍政合一的地方政權機構，每旗設旗長一人，即[[札薩克]]，掌全旗要務，可以世襲。又設協理台吉襄贊旗務。其屬有管旗章京、副章京及參領、佐領、驍騎校等。旗盟官員多是原蒙古各部落的貴族，並被冊封為札薩克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爵位{{参考|name=中國文明史清史前期}}。
[[盟]]是由各部定期會盟而形成的機構，主要職能是監督各旗[[札薩克]]。若干相鄰的旗為一盟，盟有盟長，由朝廷直接任命，多選旗長中勢力大、威望高、與中樞關係親密者任之。盟為監察區，不屬行政單位。當時主要有哲裡木、昭烏達、錫林郭勒等盟。各盟旗直接對朝廷負責，受理藩院的管理。另外，在內蒙古地區設熱河都統、察哈爾都統和綏遠副將軍，率軍駐防要地，以加強軍事控制。但各都統、將軍不干涉行政事務。{{參考|1={{Cite book|title=[http://www.nmg.gov.cn/nmgly/lswh/qd_14.htm 駐防八旗與軍府制度]{{dead link|date=December 2013}}}}}}如科爾沁部一類可以自治，察哈爾與土默特則被取締。
清朝對外札薩克蒙古盟旗的管轄，中央有理藩院的典屬、柔遠清吏司等機構，地方上有[[駐紮大臣]]。定邊左副將軍即[[烏里雅蘇台將軍]]，為漠北蒙古地區的最高官員，下設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二人，與將軍共同管轄喀爾喀諸部盟旗。[[科布多參贊大臣]]及幫辦大臣管轄杜爾伯特、輝特、新土爾扈特等盟旗及札哈沁、阿明特、烏梁海等旗。[[庫倫辦事大臣]]掌中俄交涉事務，其屬恰克圖辦事司員等人，負責監督中俄貿易{{参考|name=中國文明史清史前期}}。
清王朝統一蒙古各部後，對蒙古的統治策略是，既要使其不再成為朔方邊患的勢力，又要籠絡其奴隸主們統治蒙古族人民，使蒙古成為清政府統治全國的一支重要軍事力量和清帝國北部疆域不設防的屏障。{{refTag|1={{Cite book|title=[http://www.alswh.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2718 清朝治邊政策之考]}}}}包括在蒙古大力扶植推廣[[藏傳佛教]]，有效的收服人心，維護蒙古地區安定局面。蒙古人一向信藏傳佛教中的[[格鲁派|黃教]]，滿人一直重視籠絡大喇嘛，如[[哲布尊丹巴]]與[[章嘉呼圖克圖]]；與此同時，[[蒙古八旗]]亦成為清朝軍隊的一支生力軍，在征討[[噶爾丹]]的過程中[[喀爾喀]]蒙古八旗曾發揮過重要作用。晚清時的博多勒噶台親王[[僧格林沁]]的部隊是清朝最後的八旗勁旅 (誤:蒙古八旗和蒙古盟旗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其歷史發展的軌跡也完全不同，但二者卻常常使人混淆，如清末僧格林沁所部就經常被誤稱為「滿蒙八旗最後的勁旅」[參 22]，實際上僧格林沁是科爾沁左翼後旗的王爺，屬於蒙古盟旗制度中的內札薩克蒙古){参考|name=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2%99%E5%8F%A4%E5%85%AB%E6%97%97}{{参考|name=中國文明史清史前期}}。
=== 藏族政策 ===
{{main|清朝治藏歷史}}
[[File:7thDalaiLama.jpg|thumb|180px|第七世[[達賴喇嘛]][[格桑嘉措]]]]
清代西藏地方官府為[[噶廈]]。清朝將西藏納入版圖後為加強對西藏的治理曾採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建立政教分離的制度。當時清政府的治藏政策有設置[[駐藏大臣]]，訂立治藏章程；派駐官兵，整頓藏軍；設立台站，釐定疆域等。[[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政府平息[[頗羅鼐]]之子[[珠爾默特納木扎勒]]叛亂後決定廢除札薩克郡王監政的權力，設立噶廈衙門，由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共同領導。噶廈為總管藏務衙門，設三品官[[噶倫]]四人。下設[[商上]]，為分管財政的機構，除以噶倫一人管理外，設四品仔琫（孜本）三人，商卓特巴二人。還有專掌糧務的葉爾倉巴、管理拉薩城的[[朗仔轄]]、掌刑名的協爾幫、掌馬廠的達琫及第巴等四至七品的各種名目官員。後藏也設四品商卓特巴、葉爾倉巴，五品達琫等官員，掌管相應的政務。武官則有四至七品的戴琫（代本）、如琫、甲琫、定琫，從幾人至百多人。凡前後藏皆有營寨，按其地理險易和大中小，各設邊營官及營官，總計一百六十餘人。佛教在西藏盛行，喇嘛很多，有的喇嘛在噶廈、商上任職，而僧官又分國師、禪師、札薩克大喇嘛、札薩克喇嘛、大喇嘛、副喇嘛等，專掌教事{{参考|name=中國文明史清史前期}}。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政府出兵打敗入侵西藏的[[廓爾喀]]（[[尼泊爾]]）後頒行《[[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對西藏的[[宗教]]事務、外事、[[軍事]]、[[行政]]和[[司法]]等做出詳細的規定，并加强駐藏大臣的权力。駐藏大臣与達賴、班禪的地位是平等的，而達賴與班禪之間則互為師徒。駐藏大臣作為清政府的代表，可直接向皇帝上奏。達賴、班禪上奏事宜必須通過駐藏大臣轉奏。此外，達賴、班禪及以下呼圖克圖十八人、沙布隆十二人等活佛轉世，稱為「呼畢勒罕」，即奔巴[[金瓶掣簽]]，均由駐藏大臣監督。
清朝治藏期間，清政府振興西藏經濟的措施有改革[[烏拉制度|烏拉]]、租賦、錢法、[[貿易]]制度；活躍民族貿易；創報、興學、發展農牧工礦業和加強交通、郵電事業的開發等。{{參考|1={{Cite book|title=[http://qkzz.net/magazine/1002-557X/2009/01/3259950.htm 論駐藏大臣對治理西藏的影響]}}}}清末時為防止[[英國]]殖民者對西藏的滲透，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等決定在川邊藏區進行[[改土歸流]]、建置州縣等，以繼續加強中央政府對西藏地區的管理。[[宣統]]二年（[[1910年]]）川軍入藏後還曾計劃將改土歸流擴大到整個藏區並鞏固對[[藏南]]地區的控制，但因次年（[[1911年]]）[[武昌起義]]的爆發而作罷{{参考|name=中國文明史清史前期}}。
=== 維族與回族政策 ===
天山山脈將新疆分成天山南北兩個區域。天山南路的大部分地區為維吾爾族居住，亦稱為回部。由於[[哈密]]、[[吐魯番]]率先歸服，被封為回部札薩克。乾隆平定[[大小和卓之亂]]之後，新歸附的地區不設札薩克，實行[[伯克制]]。伯克原來是回部的酋長，經清朝重新任命，按職責和品級稱「某某伯克」，共三十餘名目。最高的為[[阿奇木伯克]]，掌綜一城回務，三品至六品，其次為伊什罕伯克，掌贊理回務。四品至六品。其餘分掌地畝、田糧、稅務的，大抵四品至七品。在清朝所封的札薩克郡王和諸伯克之上，清朝還派駐[[伊犁將軍]]，掌天山南北最高軍政大權，下設參贊大臣一人輔之。又設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及幫辦大臣，葉爾羌辦事大臣及幫辦大臣，[[和闐]]、[[阿克蘇]]、[[烏什]]、[[庫車]]、喀喇沙爾辦事大臣等。乾隆末年以後，內地漢人和回民開始遷往新疆（以[[天山北路]]為主），把大片不用的牧場變為戶屯。到十九世紀初，這些定居北疆的移民已達數十萬人。在迪化（烏魯木齊），1808年時各縣的民戶農田數量已達到1775年的十倍{{参考|name=中國文明史清史前期}}。
=== 刑律 ===
{{Main|大清律例|文字獄|剃发令}}
[[顺治]]四年（[[1647年]]）《[[大清律例]]》编修完成。《大清律》基本上承袭《[[明律]]》的内容。后经[[康熙]]、[[雍正]]两朝屡次增删，并于雍正五年公布。但清朝最经常起作用的是例，而不是律。[[胡林翼]]說：「《大清律》易遵，而例難盡悉。」，[[胥吏]]都諳熟例案，常可執例以壓制長官。《大清律》还表现出民族歧视和压迫的特色。满、汉人在法律上不平等。清廷对各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各种特订的法律，如[[蒙古族]]有“蒙古律”，[[维吾爾族]]有“回律”，[[藏族]]有“番律”等等，以加强对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统治{{參考|1={{Cite book|author=（英）约·罗伯茨编著，蒋重跃 刘林海译| publisher = 北京：时事出版社 | year=1999年版 |title=《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pages=第21-22頁}}}}。
清朝皇帝為打壓[[漢人]][[反清復明]]運動與防止散播不利皇帝的消息，屢興[[文字獄]]以控制士大夫的思想。文字獄之案件常是無中生有，小人造謠所為。較大規模的文字獄甚至可以牽連成千上萬人受害。[[柳诒徵]]稱“前代文人受祸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故雍乾以来，志节之士，荡然无存。……稍一不慎，祸且不测。”{{參考|1={{Cite book|author=柳诒徵 |title=《中国文化史》下册| publisher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pages=第731頁}}}}。[[顺治]]四年（[[1647年]]），发生第一起文字狱“[[函可案]]”。一位法号函可的和尚因藏有“逆书”《变记》而被逮捕，后来流放到[[沈阳]]。顺治末年又发生[[莊廷鑨明史案]]，并驚動朝廷中的輔政大臣[[鰲拜]]等人。清朝諸例文字獄中，有名的有康熙時期的[[南山案]]、雍正時期的[[查嗣庭試題案]]和[[呂留良案]]等{{參考|1={{Cite book|title=《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III》| publisher =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year=1992|pages=1222頁}}}}。
清初强迫汉人仿照[[满人]]习惯剃发的法令。清军攻下南京、苏杭后，清廷认为大局已定，便重申[[剃发令]]，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參考|{{cite book|author=韩菼|title=《江阴城守纪》上}}}}”。多尔滚在顺治元年五月讲到剃发令时，就明它的功能是“以别顺逆”：“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
== 外交 ==
{{main|清朝外交|華夷之辨|朝貢體制|閉關鎖國|不平等條約}}
[[File:Zongli Yamen.jpg|thumb|[[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外交機關
清朝在近代以前並沒有正式的外交機構，因当时清廷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不愿承認与四周國家的平等關係。清朝的外交按照對象的不同，分由[[禮部]]、[[理藩院]]、[[內務府]]與[[公行|公行制度]]負擔外交事務。六部的[[禮部]]負責對日本、朝鮮、琉球與東南亞各國外交或[[朝貢]]事務，以維繫[[朝貢體制]]。[[理藩院]]負責交涉東亞內陸如內外蒙古、[[準噶爾]]、[[西藏]]、[[俄羅斯帝國]]等事務，主要防止邊患形成。其编制与六部基本相同，官员大多由满族、蒙古族人担任，汉人只能担任堂主事、校正官等少数官职。內務府除管理本身內廷事務，也管理歐洲來華傳教士、宗教使節團的事務以及國外貿易的傳運徵收特別稅。[[公行|公行制度]]負責西洋各國如葡萄牙、荷蘭、英國等貿易關係（在清朝來看仍為朝貢），限制於[[廣州]]一地，又稱廣州制度{{參考|1={{Cite book|author=史景遷|title=《追尋現代中國－最後的王朝》〈6 中國與十八世紀的社會〉|pages=第129頁}}}}。
[[鴉片戰爭]]開啟了[[中國近代史]]，清朝對外關係轉向被歧視。由於缺乏正式外交機構，為西方國家不滿，在《[[天津條約]]》就有要求外國公使進駐北京，這使得中國正式開始面對新的外交形勢。[[1861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專門負責對外關係，然而其地位逐漸被[[1870年]]成立的[[北洋通商大臣]]所取代。直到[[1901年]]的[[清末新政]]，將總理衙門改制為[[外務部]]後，才得以統一負責對外事務{{參考|1={{Cite book|author=史景遷|title=《追尋現代中國－最後的王朝》〈6 中國與十八世紀的社會〉|pages=第131頁}}}}。
;藩屬國
清朝的藩屬國方面，早在皇太極與康熙時期就有[[朝鮮王朝|朝鮮]]與[[琉球國]]。到乾隆時期擴充到東南亞地區的[[安南]]（即越南）、[[南掌]]（今寮國）、[[暹羅]]（今泰國）、[[緬甸]]以及南洋群島的[[蘭芳共和國]]（[[柬埔寨]]被安南與暹羅瓜分，[[呂宋]]與[[蘇祿]]於西班牙統治菲律賓群島後相繼消失）；西南喜馬拉雅山有[[廓爾喀]]（尼泊爾）、哲孟雄（[[錫金]]）、[[不丹]]等國；中亞地區有[[哈薩克汗國]]、[[布魯特汗國]]、[[浩罕汗國]]、[[布哈拉|布哈拉汗國]]、愛烏罕（今[[阿富汗]]）、[[巴達克山]]、[[乾竺特]]與[[拉達克]]等國。
;海禁與海外貿易
[[File:LordMacartneyEmbassyToChina1793.jpg|left|thumb|[[马戛尔尼]]晋见[[乾隆帝]]圖]]
清朝建立伊始，清政府為禁止和截斷東南沿海的反清勢力與據守台灣的[[鄭成功]]部的聯繫，以鞏固新朝的統治，曾五次頒布[[禁海令]]，並三次頒布「遷海令」，禁止人民出海貿易{{noteTag|曾於順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元年（[[1662年]]）、五年（[[1666年]]）、十四年（[[1675年]]）五次頒布[[禁海令]]；並於順治十七年（[[1660年]]）、康熙元年（[[1662年]]）、十七年（[[1678年]]）三次頒布「遷海令」，禁止人民出海貿易{{参考|name=中國文明史清史前期}}。}}。[[1683年]]清軍攻佔台灣後，[[康熙]]接受東南沿海的官員請求，停止清初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開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許與西方貿易。[[康熙]]曾口諭大臣們：「除東洋外不許與他國貿易」，並說：「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參考|1={{Cite book|author=陳壽祺|title=《重篹福建通志》：「海外如 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而且此時[[德川幕府]]統治下的日本正值[[日本鎖國|鎖國時期]]，為防止中國產品對日本的衝擊，對與清朝的貿易也採取嚴格的限制。因此，此時的海外貿易與明末相比，已經大為衰弱。
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沿海商船總數約在9,000至將近10,000艘之間，約有150萬噸。加上其他種類的船舶，全國總有大小江海船舶20多萬艘，共計400多萬噸。而在1814年，英國全國有大小21,500多艘船，共240萬噸；美國在1809年全國有船舶135萬噸，可見在鴉片戰爭前美英兩個航海大國的船舶總噸位的總和也不及清朝{{參考|中國航海學會《中國航海史（古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北京，第325-328頁}}。
[[File:china_imperialism_cartoon.jpg|thumb|一幅描繪[[列強]][[瓜分中國]]情形的漫畫。英、德、俄、法、日嘗試瓜分「{{lang|fr|Chine}}」（中國）這個大餅，後面的中國官員無力阻止]]
;西風東漸
[[18世紀]]時[[歐洲]]各國普遍流行[[中國風|中國風尚]]、其時歐洲人對中國普遍持正面和嚮往的態度，例如被譽為「法蘭西思想之父」的[[法國]]啟蒙時代思想家[[伏爾泰]]就曾高度讚揚當時在位的[[乾隆帝]]及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參考|1={{cite book | author =（美）Arnold H. Rowbotham | title = Voltaire, Sinophile（伏爾泰與中國熱） | year = 1932 }}}}。不過與此同時亦存在不同的聲音，如[[1792年]]外交失敗的[[英國|英]]使[[馬戛爾尼]]回程路上寫的紀事中就包含批判性的看法{{noteTag|1=馬戛爾尼在回程途中的紀事中寫道：「我們的許多書裡都把漢族和韃靼族混淆了，好像他們是一個民族。可是清君卻在時刻關注著這權力的誕生地。 東方與西方在這問題上是不同的。在歐洲，不論是波旁王朝還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人，登上那不勒斯或西班牙的王位都無關緊要；君王完全與西班牙人或那不勒斯人同化。漢諾威人一旦掌握英國王權，他們就不再是德國人了。相反，亞洲的君王唸唸不忘自己的祖根。兩個世紀過去了，換了8個或10個君主，但蒙古人還是沒有變成印度人；過去的一個半世紀也沒有把乾隆變成一個中國人。韃靼人說笑話總以漢人為靶子。我不可能不注意到：只要有人拿漢人說笑話，那些年輕的韃靼王子就會興高釆烈。在取笑女人裹腳時，他們拍手叫好；但聽到把韃靼婦女的木底鞋比作漢人的帆船時，他們就惱火。赫脫南發現「地位最低的韃靼人」，在服從漢族官員時也會表現得十分勉強。巴羅記下別人對他說的一段心裡話：圓明園內年輕的王子們談到漢人時總報以一種極大的蔑視。一位王子見我想學漢文，就竭力使我相信韃靼語比這要高尚得多。他不僅答應給我識字課本和書籍，而且還要親自教我。」{{參考|name=autogenerated2|1={{Cite book| author=（法）佩雷菲特 著 王國卿等 譯| year=1993|title=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publisher=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location=台北|isbn=9787108026934}}}}}}。然而馬戛爾尼在他的日記著作《A Journal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裡對清朝的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官員對下屬的態度、統治者的儀態以至整體社會和國家的法律制度亦有多處正面評價{{參考|1={{cite book | author = （英）John Barrow | year=1807| title=Some Account of the Public Life, and a Selection from the Unpublished Writings, of the Earl of Macartney|location=London | pages=第178-188，416-422页}}}}。
[[乾隆]]以後，清朝開始實行全面的[[閉關鎖國]]政策，一開始是四口通商，到後來只有廣州開放對外通商，且由[[广州十三行|十三行]]壟斷其進出貿易。閉關鎖國政策的實施阻礙中國與西方世界的接觸，使中國喪失與世界同步發展的最佳時期，為後來中國百年積弱落後埋下伏筆，而清廷則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曾有英國人嘲諷當時的清帝國為一艘破爛的戰艦，若非有位精明的皇帝，則不堪一擊{{參考|name=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而這個預言於50年後應驗。當時西洋的科技發展蓬勃，漸漸地超越[[奧斯曼帝國]]為首的伊斯蘭世界和以清朝為首的東方世界{{參考|name="清朝內部危機"}}。
然而「閉關鎖國」實際上是西方侵略者強加在清朝頭上的貶詞，也反映出當時對華虎視眈眈的西方國家不顧事實反誣清朝排外，就算是當時的西方各國的口岸也只容許本國船隻進出，本國的進口貨物只容許本國船或原產國船裝運，並稱之為「保護政策」，但又同時強迫其他國家洞開國門，任由他們自由離去和壟斷，是為[[雙重標準]]。
此外，在乾隆期間有英國使臣曾經向清朝提出六項要求，當中包括：（１）要求英國貨船能到浙江、天津等地收泊；（２）要求在北京設立商行；（３）要求在珠舟山佔一島嶼，以便英國人居住和收存貨物；（４）要求在廣州城劃一地方居住英國人，或者居住澳門之人出入自便；（５）要求准許英商從廣東內河航行澳門，貨物不納稅或少納稅；（６）要求確定關稅條例。乾隆帝隨之復書批駁英國使臣的要求，信中有妄自尊大的一面，但西方史學家往往斷章獨引「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這句話證明清朝「閉關鎖國」，但對英國侵犯中國領土完整及關稅自主的六項要求卻避而不談。另外，清廷限制英國只能在廣州一口通商，是為了防止澳門被霸佔的情況重演，其他國家仍然可到四口通商，並無任何限制{{參考|中國航海學會《中國航海史（古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北京，第321-325頁}}。乾隆皇帝亦從未下令關閉廣州海關以外的江、浙、閩三個海關{{參考|王宏斌《乾隆皇帝从未下令关闭江、浙、闽三海关》，史学月刊， 2011(6)}}
;签订條約
清朝在近代以前簽定的平等條約較少，主要有[[尼布楚條約]]與[[恰克圖條約]]，均為與俄國簽定。自近代以來，經歷一系列失敗之後，清廷在列強的威迫下，前後被迫簽定許多[[不平等條約]]。據統計，中國近代簽定的不平等條約共有343個，其中四十多個條約影響較大{{參考|1={{Cite book|title=[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49163/5444167.html 近代中國不平等條約的標準與數目]}}}}。清朝在西方國家的威逼侵略下通過開放租界口岸，允許外國人來華經商等割地手段來達到和解。致此中國開始向近代過渡，清廷在被迫打開國門的同時也喪失中國大量領土的管轄權。[[甲午戰爭]]後，[[列強]]鑒於清朝失去自衛能力，紛紛[[瓜分中國]]，中國變成半殖民地。由於受到[[列強]]的侵略以致割地賠款，中國人的國際形象和地位也驟然下降。但與此同時也激發[[自強運動]]等改革措施使西方的科技、文化以及民主憲政思想傳入中國，並為隨後的[[辛亥革命]]提供發展契機{{參考|name=晚清的新動亂}}。
;國旗與國歌
{{see also|中國國旗|中國國歌|清朝国歌}}
[[File:China Qing Dynasty Flag 1889.svg|thumb|[[1888年]]後的大清國旗]]
清朝與中國歷史上的其它朝代一樣，本來並無法定的[[國旗]]與[[國歌]]。近代以後，隨著西方國家用武力打開清朝國門，清朝逐漸引入西方國家的一些概念，其中就包括國旗與國歌。晚清重臣[[李鴻章]]在同西方國家談判、簽約、通商、互派外交人員等外交活動中，看到西方列國莊嚴懸掛國旗，而中國卻無旗可掛，深感有失「天朝威儀」。於是上奏[[慈禧太后]]，提出在外交場合中需要有代表中國的旗幟，請求頒制國旗。[[1888年]]（[[光緒]]十四年），清政府認定「黃底藍龍戲紅珠圖」（即俗稱的「[[黃龍旗]]」）為大清國旗。這是中國歷史上正式確立的[[中國國旗#晚清時期的旗幟|第一面國旗]]{{參考|1={{Cite book|title=[http://www4.bbsland.com/forums/politics/messages/1227671.html 中国历代国旗]，万维读者网络}}}}。[[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初，清朝曾先後使用《[[普天樂]]》、《[[李中堂樂]]》、《[[頌龍旗]]》作為其半官方國歌或代國歌{{參考|1={{Cite book|author=薛福成|title=《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光緒十六年（[[1890年]]）[[5月11日]]： 「又查舊卷，英外部於丁亥年（[[1887年]]）咨送[[兵部尚書]]節略， 詢及中國國樂樂譜，以備兵丁譜奏之用。前任劉大臣照復云：「查中國樂章，譯為歐洲宮商， 可合泰西樂器之用者，僅有一闕，名曰《普天樂》。相應將樂譜一冊，備文照送查收。」，按《普天樂》者，曾侯（[[曾紀澤]]）所制也。」}}}}。[[1911年]]，清政府將《[[鞏金甌]]》定為正式國歌。不過由於[[辛亥革命]]的爆發，《鞏金甌》後來沒有流行開來。
{{-}}
== 人口 ==
{{main|清朝人口|華僑}}
明末清初，因為[[流寇]]擾亂、[[清兵入塞]]、[[入關戰爭]]與[[三藩之亂]]的關係造成人民生命與財產的損失。而飢饉、瘟疫使得中國人口又一次的急速下降。史學家[[葛劍雄]]認為明清之際人口的跌幅估計可達40％，從崇禎元年（[[1628年]]）以來平均每年下降19％，至順治末年達到谷底{{參考|1={{Cite book|author=葛劍雄| publisher = 福建人民出版社 | year= 1991年 |title=《中國人口發展史》|pages=第263頁}}}}。另一種說法則認為，人口隱匿數量遠大於人口損失數量，而真正人口損失最大的時期就是[[入關戰爭]]的戰亂時期，以及各種的滅絕性屠殺如[[張獻忠]]屠川。康熙二十年（[[1681年]]）後，清廷平定三藩之亂並佔領臺灣，經過[[康雍乾盛世]]獲得長期的休養生息，人口得以迅速增加。清初人口數量未明確，史學家[[姜濤]]估算康熙十九年（[[1680年]]）前後，人口增長到1億；[[趙文林]]推估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超過1億。除國家安定之外，中國人口有賴[[占城稻]]與[[玉米]]、[[花生]]、[[馬鈴薯]]等新興糧食作物的推廣以支撐龐大的糧食需求。到乾隆時期，全國人口正式突破2億，到[[鴉片戰爭]]前夕的道光十三年（[[1833年]]）又猛增到4億{{参考|name=中国历代户口}}。清朝人口的增長一反中國人口過去的波浪式增長型態，呈現斜線上升{{參考|name="清朝前期的人口增長與人口壓力"|1={{Cite book|author=丁光玲| publisher = 復興崗學報 民93，82期385-414 |title=[http://www.fhk.ndu.edu.tw/mediafile/833/fdownload/249/184/2009-12-1-0-12-48-184-nf1.pdf 《清朝前期的人口增長與人口壓力（1644〜1820）》]}}}}。十九世紀時，清朝因為[[太平天國]]的起事、[[捻亂]]與回亂等戰亂損失不少人口；光緒年間又發生不少天災，光緒三年山西、陝西發生旱災，因飢荒與暴亂而死的人達一千萬以上。最後加上海外移民風氣日盛，因此到清朝滅亡時，中國人口維持在4億3千萬多人，與道光年間的人口數差不多{{參考|name=中國通史清朝人口|1={{Cite book|author=姜公韜|title=《中國通史 明清史》〈第七章 五百年社會文化的掠影〉|pages=第122頁}}}}。
;移民潮與華僑
[[File:十九世紀華人移民全球路線圖.png|thumb|400px|十八至十九世紀華人移民全球路線圖。]]
由於中國長年的戰亂與屠殺，產生許多真空地區，而後又因為人口大量提升，使部份省份人口過剩，這些都帶動移民潮。例如明末領有[[四川]]的流寇[[張獻忠]]，他於[[1646年]]兵敗退出成都時，在四川進行空前的燒殺破壞：40萬人的[[成都]]只剩下20戶居民，人口從至少三百萬一度銳減到只有八萬人{{參考|name=中國通史清朝人口}}。後來清廷推動以[[湖廣]]、[[陝西]]等各省人口填補四川地區，史稱第二次[[湖廣填四川]]。移民四川的趨勢歷經一個世紀，四川無疑是最大的一個吸收過剩人口的地區。清廷為保護其發祥地東北地區，於奉天（今遼寧省）設立[[柳條邊]]以禁止漢人向北移民。然而華北地區的貧民仍然因為生計偷偷移民。咸豐光緒年間，清廷考量[[俄國]]與[[日本]]有意指染東北，逐漸開放移民東北，並且在[[日俄戰爭]]後完全開放移民{{參考|name=中國通史清朝人口}}。[[福建]]與[[廣東]]各省因為山多人狹，又靠海，許多人口移民海外。[[台灣]]早在[[台灣荷蘭統治時期|荷西統治時期]]、[[明鄭時期]]就獲得閩南、粵東的移民，約有十餘萬人。清初因為防止如[[朱一貴事件]]等動亂發生，曾嚴格限制移民台灣。同治末年發生[[牡丹社事件]]，日軍一度侵台，這使得清廷積極開放移民台灣。到台灣割日前夕，已經有三百數十萬的移民人口{{參考|name=中國通史清朝人口}}。早在十五、六世紀，閩粵人民就時常移民[[泰國]]、[[馬來西亞]]與[[印尼]]等[[東南亞|東南亞地區]]，這些海外華人還建立[[蘭芳共和國]]。[[鴉片戰爭]]之後更多華人移民海外，主要以東南亞地區、[[美國西部]]、[[加勒比海]]群島為主{{參考|name="清朝內部危機"}}。清朝滅亡時，海外已有七百萬的[[華僑]]{{參考|name=中國通史清朝人口}}。
;永不加賦與攤丁入地
康熙後期，經過長時期的休養生息，社會已日趨安定，但人丁與地畝的載冊數增加遲緩。一方面由於土地與人口的清查不夠徹底，再者也由於地主以多報少之故，貧民迫於賦役的繁重而相率逃亡，人丁的統計並不確實{{參考|1={{Cite book|author=莊吉發| publisher = 學生書局 | year= 1985年 |title=《清世宗與賦役制度的改革》|pages=第69頁}}}}。康熙帝為確實掌握人口數，於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下詔「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在冊人丁數作為全國徵收丁銀的固定總額，以後新增者為「盛世滋生人丁」，從中央到地方均不得隨著人口的增加而增稅。但除補不易，弊端又無法避免。所以採取[[攤丁入地]]政策，廢除人頭稅（丁稅），併入土地稅內。這使得無產者沒有納稅負擔，而地主的負擔增加，對於清朝人口的持續增加、減緩土地兼併、以及促進工商業的發展有一定的作用{{參考|name="清朝前期的人口增長與人口壓力"}}。
;人口普查
[[1741年]]乾隆帝時期，戶部有感於人口的增長，有必要對人口登記制度加以檢討，並徹底改變戶口統計與管理制度，以掌握人口真實情形。然而卻遭到廷臣[[蘇霖渤]]等人們的反對，他們認為實施人口普查對維護統治沒有實質意義，各省戶口殷繁，「若每歳清查，誠多紛擾」{{參考|1={{Cite book|author=莊吉發| publisher = 學生書局 |title=《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33》乾隆五年十二月丙辰，御史蘇霖渤奏|pages=第5頁}}}}。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湖北]]東部發生災害，由於賑濟的人數超過地方登載的戶口總數，經過清查發現，有些縣份在每年上報人口數都含混交代。乾隆帝大怒，要各省督撫全面展開人口清查。隔年，[[保甲]]嚴格執行人口普查制度，共增加43,534,131人，此後全國各省人口數較以往更接近實際人口數。人口查報也成為保甲的一項重要職責{{參考|name="清朝前期的人口增長與人口壓力"}}。無論在乾隆四十年（[[1776年]]）前後，人口統計都限於各省。而且京師順天府、八旗、黑龍江、新疆、蒙古、西藏、台灣、雲貴川廣地區居住的少數民族等並未列入戶口統計中，不管何時見於官方記載的人口均低於實際人口數。葛劍雄以為乾隆四十一年至道光三十年的戶口統計數基本上是較可靠的{{參考|1={{Cite book|author=葛劍雄| publisher = 福建人民出版社 | year= 1991年 |title=《中國人口發展史》|pages=第63頁}}}}。
{| class="wikitable" style="margin: 1em auto 1em auto;"
|+ '''清朝戶口流動表'''
|-
! '''年代'''
! '''戶數'''
! '''口數'''
! style="width:300px;"|'''備註'''
|-
|[[順治]]八年（[[1651年]]）
|align="right" nowrap|人丁10,633,326戶
|align="right"|
|這是清朝第一次人口統計，其中人丁指成丁（十六至六十歲的男子）或是指賦稅基本單位。
|-
|順治十二年（[[1655年]]）
|align="right"|人丁14,033,900戶
|align="right"|推算為4、5千萬人
|{{参考|name=中国历代户口}}。
|-
|rowspan=2 nowrap|[[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
| rowspan="2" style="text-align:right;"|
|align="right" nowrap|高王凌推算7、8千萬人{{參考|1={{Cite book|author=高王凌| publisher = 福建人民出版社 | year= 1994年第3期 |title= 〈明清時期的中國人口〉，《清史研究》|pages=第29頁}}}}
|rowspan=2 |去年清廷平定三藩之亂並佔領臺灣。
|-
|align="right"|葛劍雄推算1億3千萬人{{參考|1={{Cite book|author=葛劍雄| publisher = 福建人民出版社 | year= 1991年 |title=《中國人口發展史》|pages=第249頁}}}}
|-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
|align="right"|
|align="right"|何炳棣推算1億5千萬人
|{{參考|1={{Cite book|author=何炳棣著，葛劍雄譯| publisher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year= 1989年|title=《1368〜1953中國人口研究》|pages=第268頁}}}}。
|-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
|align="right"|人丁24,621,324戶
|align="right"|
|康熙帝為確實掌握人口數，宣布永不加賦，自康熙五十二年起人口数字分成應繳稅的“人丁户口”和不需繳稅的“盛世滋生人丁”。
|-
|[[雍正]]二年（[[1724年]]）
|align="right"|人丁26,111,953戶
|align="right"|推算為8、9千萬人
|{{参考|name=中国历代户口}}。
|-
|雍正十二年（[[1734年]]）
|align="right"|人丁27,355,462戶
|align="right"|
|
|-
|[[乾隆]]六年（[[1741年]]）
|align="right"|
|align="right"|143,411,559人
|本起统计制度廢除人丁，改为统计口数（含大小男妇），此後人口穩定成長。
|-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
|align="right"|
|align="right"|221,027,224人
|
|-
|乾隆四十年（[[1775年]]）
|align="right"|
|align="right"|264,561,355人
|保甲嚴格執行人口普查制度，增加43,534,131人，此後全國各省人口數較以往更接近實際人口數。
|-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
|align="right"|
|align="right"|約301,000,000人
|{{參考|name=中國通史清朝人口}}。
|-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
|align="right"|
|align="right"|313,281,795人
|
|-
|[[嘉慶]]十七年（[[1812年]]）
|align="right"|
|align="right"|361,695,492人
|天災、川陜楚白蓮教和各地起事不斷，造成人口傷亡，也影響人口查報。
|-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
|align="right"|
|align="right"|383,100,000人
|
|-
|[[道光]]十三年（[[1833年]]）
|align="right"|
|align="right"|398,942,036人
|鴉片戰爭前夕{{参考|name=中国历代户口}}。
|-
|[[咸豐]]元年（[[1851年]]）
|align="right"|
|align="right"|432,164,047人
|
|-
|咸豐二年（[[1852年]]）
|align="right"|
|align="right"|334,403,035人
|太平天國進入長江流域，華北有捻亂，影響人口查報{{參考|name=中國通史清朝人口}}。
|-
|[[宣統]]三年（[[1912年]]）
|align="right"|
|align="right"|347,902,565人
|到宣統年間（[[1910年]]至[[1911年]]間），清廷再度實施人口普查，至本年完成。本年清朝滅亡，中華民國成立{{參考|1={{Cite book|author=梁方仲|title=《中国历代户口、田地、 田赋统计》〈甲表86《清宣统年间调查（公元1912年汇造）之户口数的修正》}}}}。
|-
|colspan=4 |'''註：'''本表主要以《清實錄》為主，僅用於觀察人口變化的狀況。雖然文獻中的人口數字都是一些近似值，並非完全準確，但即使統計誤差為上下十個百分點，這個數字仍然是相當龐大的{{參考|name="清朝前期的人口增長與人口壓力"}}{{參考|name=中國通史清朝人口}}。
|}
== 經濟 ==
{{main|清朝經濟}}
清朝人口大增，乾隆時期已達三億，相對使糧食作物的產量需要更加提升。清朝採取開墾荒地、移民邊區及推廣新作物以提高生產量。由於國內與國外的貿易提升，經濟農業也相對發達{{參考|name=清朝農業|1={{Cite book|author=姜公韜|title=《中國通史 明清史》〈第七章 五百年社會文化的掠影〉|pages=第120頁}}}}。手工業方面改工匠的徭役制為代稅役制。產業以紡織和瓷器業為重，棉織業超越絲織業，瓷器以琺瑯畫在瓷胎上，江西[[景德鎮]]為瓷器中心。清朝商業發達，分成[[十大商幫]]。其中[[晉商]]、[[徽商]]支配中國的[[金融業]]，[[閩商]]、[[潮商]]掌握海外貿易{{参考|name=清朝商幫|1={{Cite book|author=杨涌泉|publisher=企业管理出版社|title=《中国十大商帮探秘》}}}}。清朝曾實施[[海禁|海禁政策]]，直到佔領[[台灣]]後，沿海貿易才稍為活絡，貨幣方面採銀銅雙本位制。康熙晚期為防止民變，推行禁礦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工商業的發展{{参考|1={{Cite book|title=[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q6CfY3nizxoC&lpg=RA3-PA452&ots=hbGs8Rqep5&dq=%22%E5%BA%B7%E7%86%99%22%2B%22%E7%A6%81%E7%A4%A6%22&pg=RA3-PA452#v=onepage&q=%22%E5%BA%B7%E7%86%99%22+%22%E7%A6%81%E7%A4%A6%22&f=false 康熙皇帝，孟昭信 著]}}}}。
=== 農業 ===
[[File:DONGTING PLAIN.gif|thumb|[[湖廣]]地區的中心[[洞庭湖]]於明清時期的围垦区]]
清代的土地仍可分为官田和民田两大类。清朝入關後，[[1644年]][[順治帝]]頒布[[圈地|圈地令]]{{参考|1={{Cite book|title=《清世祖实录‧顺治元年十二月》：「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与，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有主與無主地被滿人圈占，统称“官庄”。大量农民不得不弃家逃亡，或者沦为新主人的奴仆。圈地主要執行三次，以北京附近的顺天、保定、永平、河间四府最為突出，直到[[1685年]][[康熙帝]]宣布廢止而終。至於全國其他原明朝皇室或地主的土地，清廷稱其為“更名田”，分配給無地農民使用，或是被新地主霸占。据统计，这种土地的总数不下二十多万顷{{参考|1={{Cite book|author=王毓铨|publisher=《历史论丛》第1辑|title=〈明代的王府庄田〉}}}}。清代也拥有不少屯田，屯区多在新疆等边疆地带。清帝推行令民墾荒的政策{{参考|1={{Cite book|title=《清史稿·食货志一》：「順治初元，令山西新墾田免租稅一歲；而河南北荒地九萬四千五百餘頃，允巡撫羅綉錦言，俾兵課墾。二年，順天行計兵授田法，每守兵予可耕田十畝，牛具、籽種官資之。又直隸、山東、江北、山西，凡駐滿兵，給無主地令種。」}}}}。使得華北、華中地區先後著令准墾，一些邊疆如新疆、青海、海南、台灣等省於清朝中葉先後實行開墾政策，而東北地區直到清朝後期才准許大量漢人前往開墾{{参考|name=中國古代經濟簡史清朝農業|1={{Cite book|publisher=[[复旦大学]]|year=1982年|title=《中國古代經濟簡史》第六章 〈封建社会明清的经济〉|pages=第154－第166頁}}}}。
清代在農業方面取得了相當的成就，在全國范圍出現高複種指數並且在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變化，從清以前的一年一熟制，發展成了二年三熟制，一年二熟制，一年三熟制。耕作制的發展遍及黃河中下游、長江中下游和閩廣地區，是一種全國范圍的變化。清代亦是歷史畝產量最高的一個歷史時期：「據研究，秦漢時我國的畝產量為264市斤／市畝，唐代是334市斤／市畝，清以前畝產量最高是明代，為346市斤／市畝，清代的畝產量達到了374市斤／市畝，分別比漢代增加了41.6％，比唐代增代11.9％，比明的畝產量高了8％」。清代也是中國傳統農學的大發展時期，期間所編著的農書數量為之前所有朝代總和的2.09倍。{{参考|閔宗殿，《試論清代農業的成就》，中國農業博物館 研究所，北京 100026}}
;水利設施
清初，在康熙時期進行的多項水利興修。明末清初，[[黃河]]、[[淮河]]下游堵塞，[[京杭大運河]]也受阻塞。[[康熙帝]]時大力修治黃河，任[[靳輔]]為[[河道總督]]，採用疏導和築堤的辦法將黃、淮故道逐漸修復，使這一帶的農業生產在一段較長的時間裡減少水患的威脅。[[1713年]]康熙帝成功修浚位於北京的[[永定河]]，使舊河兩岸的「斥鹵」變為膏腴良田。另外，雍正時修築[[江浙]][[海塘]]也是保護農田的水利工程。清朝的耕地面積於康熙時期逐漸提升{{参考|name=中国历代户口|1={{Cite book|author=梁方仲|year=1980年|title=《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明末崇禎年間（公元一六二八——一六四四年）耕地為七八三、七五二、四○○畝，清順治十二年（公元一六五五年）下降到三八七、七七一、九九一畝，康熙年間（公元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年）恢復到六、七億畝。」|pages=第10頁}}}}。[[江南]]、[[湖广]]與[[四川]]等地的土地比中原地肥沃許多，湖广更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譽稱{{参考|1={{Cite book|author=翦伯赞|publisher=人民出版社|year=1980年|title=《中国史纲要》第3册|pages=第270—271頁}}}}。
;糧食作物
[[File:Jade pot from the Qing Dynasty.jpg|thumb|160px|left|該金罐製於清代，約為-{乾}-隆年間。現收藏於美國首都華盛頓之[[史密森尼博物館]]]]
由於清朝人口成長超過可耕地發展速度，如何維持龐大人口有賴占城稻與一些新的糧食作物。[[占城稻]]在中國有一段長期的發展時間，到明清時期發展成五十日到三十日即可收穫的品種，使得二次收穫，甚至三次收穫變成可能。此外早熟稻耐旱，可在高原或山坡地種植。從宋朝初期到清朝道光年間，稻米產量以及耕種面積都增加一倍。一些從[[美洲]]引進的糧食作物也開發許多原先不擅種植的地形，以提高糧食生產面積。例如比較乾旱的高原有賴[[玉米]]與[[甘薯]]，更加崎嶇的山地則依靠[[馬鈴薯]]。到嘉慶年間，這些高原都種滿新一代的糧食作物。而河川沿岸的沙地則大量種植[[花生]]，約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才由南方推廣到北方{{參考|name=清朝農業}}。
據《清代前期小農經濟研究》所紀錄，清朝糧食產量遠超過以往的歷史時期：「據統計，康熙二十四年，全國共有耕地六億畝，到乾隆帝去世，全國耕地約為10.5億畝，全國糧食產量則迅速增至2040億斤。當時隨英國馬戛爾尼使團來中國的巴羅估計，中國的糧食收穫率高於英國，麥子的收穫率為15：1，而當時的歐洲，糧食收穫率居首位的英國也僅僅為10：1」{{參考|《圖說天下：清》，吉林出版集團，2009年5月版，第98頁}}。由於引進美洲作物甘薯，提升了清朝的人口數量，部分學者暱稱[[康雍乾盛世]]为「番薯盛世」{{參考|董平，《番薯造就盛世，盛世开发番薯》，《中国社区医师》，2008年24期}}{{參考|[http://space.tv.cctv.com/article/ARTI1210559542032551 清朝的农业]}}。法國漢學家[[謝和耐]]認為：「中國農業於18世紀達到其發展的最高水平。由於該國的農業技術、作物品種的多樣化和單位面積的產量，其農業看來是近代農業科學出現以前歷史上最科學和最發達者。」{{參考|[法國] 謝和奈《中國社會史》，第158－159頁}}。法國漢學家[[謝和耐]]認為：「中國農業於18世紀達到其發展的最高水平。由於該國的農業技術、作物品種的多樣化和單位面積的產量，其農業看來是近代農業科學出現以前歷史上最科學和最發達者。」{{參考|[法國] 謝和奈《中國社會史》，第158－159頁}}
;賑災政策
清政府在各省設有[[常平]]倉，儲藏[[谷物]]以應付緊急需要，其幅度遠遠超過前朝。同時在全國設有災害監測網，任何地方遇上[[災害]]，政府便會利用附近常平倉的糧食來賑濟災民。以致清朝在鴉片戰爭之前從沒出現過嚴重[[饑荒]]{{參考|梁柏力《被誤解的中國》，中國人口龐大的根本原因}}。
乾隆期間多次蠲除國家賦稅錢糧，賑災救濟費用在乾隆二十年之前達到2,500萬兩以上。乾隆帝於乾隆十一年、三十五年、四十三年、五十五年共四次普免全國共計1.2億兩的賦稅錢糧，次數高於康熙年間的一次{{参考|侯楊方《盛世啟示錄》，第278頁}}。
;經濟作物
清朝的經濟作物种植面积也逐漸擴大，促进商品经济的活跃。[[棉花]]在清朝已是十分重要的经济作物，其產地遍及全国，其中江苏、浙江、河北、河南、湖北、山东等地都是著名的产棉区，甚至连农业发展较晚的奉天，也成了外输地区之一。產棉量以河北[[保定]]一带，长江中下游的[[松江]]、[[太仓]]與[[通州]]一带，以及[[上海]]等地最大。[[烟草]]原产地是[[美洲]]，明中叶以后开始传入中國，最早的种植地区是[[福建]]。种烟草获利很高，重要產地以陕南[[汉中]]、[[城固]]，山东[[兖州]]，湖南[[衡阳]]等地為主。湖南的衡烟、陕西的蒲城烟、北京的油丝烟、山西的青烟、云南的兰花烟、甘肃酒泉的水烟（又名西尖），均负盛名。[[甘蔗]]產地以華中、華南為主，江南、四川與台湾等地的制糖业非常发达。蠶桑業以江蘇浙江的[[蘇州]]、[[湖州]]、[[嘉興]]、[[杭州]]和廣東的[[廣州]]最為發達，已成為當地農民的重要生產活動{{参考|name=中國古代經濟簡史清朝農業}}。
=== 手工業 ===
[[File:Qing-Jingdezhen.jpg|thumb|180px|清朝[[景德鎮]]的[[瓷器]]商號]]
清朝的手工業在康熙中期以後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至乾隆年間，[[江寧]]、[[蘇州]]、[[杭州]]、[[佛山]]、[[廣州]]等地的絲織業都很發達。[[江南]]的棉織業、[[景德鎮]]的瓷器都達到歷史高峰。手工業分成官營與民營，由于工匠实行以银代役，所以顺治二年就下令废除废除工匠制度{{参考|1={{Cite book|title=《清文献通考·职役考一》：「前明之例，民以籍分，故有官籍、民籍、军籍，医、匠、驿、灶籍，皆世其业，以应差役。至是（顺治二年）除之。其后民籍之外，惟灶丁为世业。」}}}}，官营缺乏必要的工匠而逐渐衰落。民间手工业興盛，例如[[云南]]民间炼铜場十分發達{{参考|1={{Cite book|title=《清史稿·食货志五》：“大厂矿丁六七万，次亦万余。近则土民远及黔粤，仰食矿利者，奔走相属”}}}}。苏杭一带民间丝织中已有不少具有专门技术的人，站在一定的地方等待雇用{{参考|1={{Cite book|author=沈德潜|title=乾隆重修《元和县志》卷10：“（蘇州）城东之民多习机（织）业，机户名隶官籍。佣工之人，计日受值，各有常主。其无常主者，黎明立桥以待唤，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寺桥。又有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粥后始散”|pages=第7頁}}}}。
;製瓷業與紡織業
[[File:Plate with dragons Asian Art Museum SF B60P1122.JPG|160px|left|thumb|清朝[[瓷器]]。]]
[[瓷器]]制作技术改进，產量也大幅提升。例如[[江西]][[景德镇]]瓷窑所烧造的御瓷产量在雍正六年（[[1782年]]）时，一年之中生产十数万件御器{{参考|name=中國古代經濟簡史清朝手工業|1={{Cite book|publisher=[[复旦大学]]|year=1982年|title=《中國古代經濟簡史》第六章 〈封建社会明清的经济〉|pages=第167－169頁}}}}。玻璃制造有较大的进步，清宫玻璃厂能生产透明玻璃和多达十五种以上的单色不透明玻璃，造型也丰腴美观{{参考|name=中國古代經濟簡史清朝手工業}}。丝织技巧也有了新的提高，出产的重要提花品种有[[妆花纱]]、[[妆花缎]]、[[妆花绢]]等{{参考|name=中國古代經濟簡史清朝手工業}}。广东的「女儿葛」是[[广东]][[增城]]的少女用一种葛藤的丝织成，質量極優{{参考|1={{Cite book||title=《广东新语》：「采葛藤必以女，一女之力，日采只得数两，丝缕以针不以手，细如毫芒，视若无有，卷其一端，可以出入笔管。以银条纱衬之，霏微荡漾，有如蜩蝉之翼。”」}}}}。当时的棉织业以[[松江]]最为发达，技术最好，而染色、踹布业则以[[芜湖]]、[[苏州]]为最先進。
;勞雇關係
清朝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买与卖来体现的。不仅全部劳动成果全归雇主，而且在人身上也很少自由{{参考|1={{Cite book|author=江苏省博物馆编|title=《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例如在苏州民间丝织业中的情况是：“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pages=第6 页}}}}。在这些行业中，劳动者的工资是“按件而计”的；而且按照工匠技术的高低和工作的繁简論定工價{{参考|1={{Cite book|author=江苏省博物馆编|title=《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如苏州丝织业中的工匠“计工受值”，亦即“视货物之高下，人工之巧拙为增减”。在造纸业中，以刷蜡纸工为例，每日刷纸四刀为一工，如果一天多刷四刀，另加伙食工银五分。|pages=第68页}}}}。劳动者所得的工资，已经是根据劳动的熟练程度来规定。劳动者也比过去有较多的自由。例如苏州丝织业作坊中的劳动者，“倡众歇作”，要求增加工价，可以“另投别户”，追寻较好的待遇{{参考|1={{Cite book|author=江苏省博物馆编|title=《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pages=第13页}}}}。
=== 商業 ===
[[File:Wuhan_2.jpg|thumb|昔日[[汉口英租界]]江滩街景：[[横滨正金银行]]附近]]
在明清時期的農業和手工業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上商業也很發達，商品貨幣經濟空前活躍。由於農業中商品性生產擴大，農產品越來越多地變為商品，出現許多專門化的經濟作物地區，為手工業生產提供原料，或者直接供應消費者。例如養蠶地區為調劑[[桑葉]]的供需，出現專賣桑葉的「青桑行」和「葉市」。一些經濟作物如[[蔗糖]]行銷國內外，[[茶葉]]於十八世紀輸出激增。糧食作物除大量供給城市居民食用外，還有不小的部分用於釀酒、油和豆製品加工等。這些產品自然都是為供應市場而生產的{{参考|name=中國古代經濟簡史清朝商業|1={{Cite book|publisher=[[复旦大学]]|year=1982年|title=《中國古代經濟簡史》第六章 〈封建社会明清的经济〉|pages=第174－177頁}}}}。
;商業城市
商品性生產的發展，商品流通範圍的擴大，促使一些新的工商業市鎮的興起和發展，例如[[漢口鎮]]和[[朱仙鎮]]就是位處交通樞鈕點而興起，而[[佛山鎮]]和[[景德鎮]]專司生產如絲綢、瓷器等高價值產品的城鎮。至嘉慶年間，這四鎮並稱為「四大名鎮」。其他興起的尚有[[于江泾]]、[[震泽镇]]等等{{参考|name=中國古代經濟簡史清朝商業}}。许多重要城市如[[北京]]、[[苏州]]、江寧（今[[南京]]）等地，也更趋发达。例如北京的居民已不下百万，一切生活所需，都从商业渠道取得，不能一日无贸易。當時尚流行“天下四聚”的说法：“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北京），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参考|1={{Cite book|刘献廷|title=《广阳杂记》卷4|publisher=中华书局|year=1957年版|pages=第193页}}}}。”
{{Wide image|Prosperous Suzhou.jpg|7500px|清代画家徐扬所绘反映清中叶苏州城繁华盛况的《[[姑苏繁华图]]》（又名《盛世滋生图》）|dir=rtl}}
;商幫
與此同時，金融業與貿易業發達，商人分成[[十大商幫]]。其中[[晉商]]、[[徽商]]支配清朝的[[金融業]]，[[閩商]]、[[潮商]]掌握海外貿易{{参考|name=清朝商幫}}。廣州的行商與揚州的鹽商都是最闊氣的商人，[[山西]]商人掌控全國[[銀號]]。
=== 貨幣制度 ===
[[File:Qing Dynasty-2000 wen-1859.jpg|left|160px|thumb|[[大清宝钞]]]]
清朝货币大体上採白銀與銅錢並用的銀銅雙本位制，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但银的地位更见重要。因海外貿易發達，白銀大量從國外輸入，[[康雍乾盛世]]流通的外国银元除西班牙银元外，还有葡萄牙银元、威尼斯银元、荷兰银元、法国银元等。[[鸦片战争]]前后，需要固定形式的银币出现，正式使用机器铸造银币则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鴉片戰爭前，由於[[英國]]將大量鴉片銷入中國，導致中國白銀大量外流，需要更多的銅錢才能換取白銀。由於白銀是百姓納稅的固定貨幣，這帶動[[通貨膨脹]]，嚴重惡化經濟。使得曾經於[[1651年]][[顺治帝]]发行纸币，到[[1843年]][[咸豐帝]]又发行[[大清宝钞]]與[[户部官票]]等纸币，以穩定清朝經濟{{参考|name=中國古代經濟簡史清朝商業}}。
=== 海外貿易 ===
清廷在初期对于民间海外贸易厉行[[海禁]]政策；对于外国来华贸易，仍沿袭明代的[[朝贡制度]]加以控制。最初与清朝发生朝贡关系的，主要还是南洋和东南亚诸国，但有许多限制，如贡期和随贡贸易的监视等都作严格的规定。对于西方殖民国家来华商船的限制就更严。只许它们停泊[[澳门]]，与澳门商人进行贸易，每年来华贸易的大小船只，不得超过二十五只。[[1685年]]才允许外商到前述口岸通商{{参考|name=中國古代經濟簡史清朝商業}}。
清廷放宽[[海禁]]後，准许外商在指定口岸通商后，逐步建立一套管理外商来华贸易的制度，主要有[[公行|公行制度]]和[[商馆制度]]{{参考|name=中國古代經濟簡史清朝商業}}。浙江、福建與廣東地區盛行海外貿易，人民時常與[[日本]]、[[琉球]]、東南亞各國及[[葡萄牙]]、[[西班牙]]與[[荷蘭]]等西洋各國展開貿易。到十八世紀還有[[英國]]、[[法國]]與[[美國]]，其中英國幾乎獨佔對華貿易。西洋各國與日俱增的需要清朝的[[絲綢]]、[[茶葉]]與[[甘蔗]]，然而清朝對西洋事物需求不大，使得中國對外貿易呈現大幅出超的情形。大量銀元流入中國，增加貨幣流通量，刺激物價上漲，促進商業繁榮{{参考|name=中國古代經濟簡史清朝商業}}。在此期間，中國沿海以[[泉州]]、[[漳州]]、[[廈門]]、[[福州]]與[[廣州]]先後崛起，成為貿易大城，操控對外國際貿易{{参考|name=中國古代經濟簡史清朝商業}}。
[[File:1314.jpg|thumb|[[上海租界]]的行政單位[[工部局]]大厦正门]]
據西方文獻記載，中國各省在當時被形容為歐洲的眾王國，各自擁有自己豐富且多種多樣的特產進行貿易，如[[湖廣省]]和[[江西省]]專門向所有不產大米的省份提供大米；[[浙江省]]出產最優質的絲綢；[[江南盛]]盛產[[漆料]]、[[墨水]]，以及各種有趣的小作坊；[[雲南省]]、[[陝西省]]、[[山西省]]出產[[鐵]]、[[銅]]還有其他各類金屬，還富有[[馬]]、[[騾]]和[[毛皮]]生意等等；福建產[[糖]]和最好的[[茶葉]]；四川盛產[[植物]]、[[藥物]]、像[[大黃]]等等，而且都傾向於聯盟保護的形式，在所有的城市裡也一樣。清朝官員在商業界裡都擁有自己的[[股份]]／分成，同時亦惠及平民百姓。清朝的市集亦相當繁華，中外商家貿易往來頻繁，外國商人對中國商人的誠實也有深刻的良好印象 {{参考|DuHalde, Jean Baptiste,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Containing a geographical, historical, chronological, political and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Chinese-Tartary, Corea, and Thibet. Including an exact and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ir customs, manners, ceremonies, religion, arts and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741 : "...the Provinces are like so many Kingdoms, which communicate to each other what they have peculiar to themselves, and this tends to the Preservation of Union, and makes Plenty reign in all the Cities. The Provinces of Hou quang and Kiang Si supply all the Provinces with Rice that are not well provided; the Province of Tcbe kiang furnishes the finest Silk; Kiang nan Varnish, Ink and curious Work of all forts; Yuan, Chensi, and Chan si yield iron, Copper, and several other Metals, Horses, Mules, Furs, etc. Fo kien has Sugar and the best Tea; Se tcbuen, Plants, Medicinal Herbs, Rhubarb, etc. and so of the rest; for it is not possible to describe exactly the articular Riches of every Province... The Mandarins themselves have their Share in Business, and there are some among them who give their Mony to trusty Merchants to increase their Income in the way of Trade. In short there are none but the poorest Families, who but with a little Management can find means the subsist very easily by their trade. There are many families whose whole Stock does not amount to a crown, and yet the father and mother, with two or three children, and maintained by the little trade that they carry on, get garment of silk of days of ceremony, and in a few years time enlarge their commerce to something considerable... In a word the most frequented fair is but a fair resemblance of the incredible crowds of people that are to be seen in the generality of cities, who either fell or buy all sorts of commodities. It were to be wished the Chinese Merchants were more honest in their dealings, especially when they trade with foreigners they always endeavor to fell as dear as they can often make no scruple of adulterating their commodities."}}。
清朝在康熙年間部分主要在近鄰居國家或地區貿易的進出口貨品如下：
*清朝從[[日本]]出口的商品：各種[[藥材]]、[[白糖]]、[[水牛]]、各類[[刺繡]]、木料類等；
*清朝從日本進口的商品：[[珍珠]]、紫銅棒、[[日本刀具]]、花紋裝飾的紙張、瓷器、日式工藝品、金等；
*清朝與[[馬尼拉]]的交易商品：大量的絲綢，各類刺繡，地毯，[[茶葉]]，[[瓷器]]，各種藥材等；
*清朝從[[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進口的商品：[[銀]]、各種香料、[[玳瑁]]、[[木材]]、[[瑪瑙]]玉石、[[琥珀]]、歐洲布料等；
*清朝向[[歐洲]]出口的商品：上等藥材、各色各樣的茶葉、金色棉線、[[麝香]]、[[珠寶]][[玉石]]、[[水銀]]、[[瓷器]]等。
另外當時期清朝與歐洲貿易最為重要的商品為日式[[工藝品]]、瓷器以及各類絲綢；清朝亦有將從歐洲進口的布匹轉銷至日本{{参考|DuHalde, Jean Baptiste,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Containing a geographical, historical, chronological, political and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Chinese-Tartary, Corea, and Thibet. Including an exact and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ir customs, manners, ceremonies, religion, arts and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741, p298-302}}。
乾隆年間雖有10年的「南洋海禁」和在二十二年(1757)撤銷閩、浙、江三海關貿易的阻礙和影響，但中國的海外貿易並未因此停頓或萎縮，而是不斷地向前發展，其規模和貿易總值超越前代，在清朝乾隆十年期間，四港貿易額總值達到36,571,777兩，是前朝最高時期的三十五倍，僅[[廣州]]一地，貿易額就是前朝全部貿易最高額的十餘倍，{{参考|黃啟臣文集（二）：{{参考|《清代前期海外貿易的發展》，第23章，第474頁}}。18世紀時期中國海外貿易的鼎盛令[[荷蘭東印度公司]]感到有危機感{{参考|李倩《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远东贸易研究》，浙江师范大学， 2009年}}。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于外商频年不断的掠夺和违法行为，清廷只保留[[广州]]一地作為「番商」如[[英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洋商人的通商出口處，而江、浙、閩三个海关在乾隆、嘉庆和道光期間雖有所限制和撤銷，但在某程度上亦有继续正常履行其管理对外贸易的职能。到十九世紀，英國在印度種植鴉片，並且大量銷往中國。這使得中國對外貿易逆轉為入超。鴉片的問題引爆[[鴉片戰爭]]，中國戰敗後門戶大開。[[南京條約]]不但開放廈門、[[上海]]、寧波、福州、廣州等[[五口通商口岸]]給外國人。隨後陸續的[[不平等條約]]使外國人大量來華投資，並且建立[[租界]]，加速對清貿易{{参考|name=中國古代經濟簡史清朝商業}}{{参考|王宏斌《乾隆皇帝從未下令關閉江、浙、閩三海關》，史學月刊， 2011(6)}}。
== 宗教 ==
{{main|清朝宗教}}
;佛教
[[File:The Qianlong Emperor in Buddhist Dress.jpg|thumb|乾隆皇帝佛裝[[唐卡]]]]
清朝自康熙至乾隆，雖然总体上對於[[佛教]]（[[藏传佛教]]除外）較為冷淡{{参考|name=第一節：佛道與回教|1={{Cite book|author=傅樂成|title=《中國通史》〈第二十八章 明清的宗教與學術〉|pages=第727-729頁}}}}，不過對於穩定社會仍有一定的幫助{{参考|name=第一節：佛教|1={{Cite book|author=鄭天挺|title=《清史》〈第十四章 鴉片戰爭前清代的文化 第四節 哲學政治思想和宗教〉|pages=第683-685頁}}}}。乾隆：「彼為僧為道，亦不過營生之術耳。窮老孤獨，多賴以存活。其勸善戒惡，化導愚頑，亦不無小補。」清朝皇帝多與僧人來往，[[順治帝]]先後與名僧[[憨璞性聰]]、[[玉林通琇]]、[[茚溪行森]]和[[木陳道沁]]等互相交流，順治本人曾削髮打算出家，他所寵愛的[[董鄂妃]]在他的影響下也棲心禪學。再如[[康熙帝|康熙]]在外出巡，每往名山巨剎，為之題字撰碑。[[雍正帝|雍正]]喜讀《[[金剛經]]》，也多與佛教徒往來，選編語錄，儼然以[[禪宗|禪門]]宗匠自居{{参考|name=第一節：佛教}}。
不過佛教無限制的發展，對統治者也有不利之處{{参考|name=第一節：佛教}}，如果太多人民出家，政府徵稅的對象就會減少，寺院上層兼併土地，發展[[寺院經濟]]，就會加強土地集中的程度，激化社會矛盾，一些犯法的人，往往藏身寺廟作為躲避懲罰的手段，某些「聚眾為『匪』之案」，甚至「多由『奸邪』僧道主謀，「平時『煽惑』愚民，日漸釀成大案。」，因此清朝一方面保護佛教，另一方面又對之加以限制{{参考|name=第一節：佛教}}。清朝限制佛教的辦法主要有三種，設置[[僧官]]{{备注|1=康熙十三年：在京城的僧錄司設「善世、闡教、講經、覺義左右各二人，左善世由右善世補，右善世由左闡教補，左闡教由右闡教補，右闡教由左講經補，左講經由右講經補，右講經由左覺義補，左覺義由右覺義補，右覺義以候補僧官補{{参考|name=第一節：佛教}}。}}{{参考|name=第一節：佛教}}、實行[[度牒制度]]{{备注|1=為加強對僧人的「稽考」，「亦如民間之有保甲，不至藏奸，貢監之有執照，不容假冒。」對於不領度的僧人要處以重罰，如康熙十五年規定，「凡僧尼道士不領度牒私自出家者，杖八十為民{{参考|name=第一節：佛教}}。」}}{{参考|name=第一節：佛教}}與不許擅造寺廟{{备注|1=順治二年決定「嚴禁京城內外，不許擅造寺廟佛像，必報部方許建造。」順治十一年又決定「禁止創建寺廟，其修理頹壞寺廟，聽從其便，但不得改建廣大{{参考|name=第一節：佛教}}。」}}{{参考|name=第一節：佛教}}。佛教在限制下仍有一定影響力{{备注|1=康熙六十年通計直省敕建大寺廟共6073座，小寺廟有6409座，私建大寺廟共8418座，小寺廟共58682座，僧有11萬0292名，道有2萬1286名，尼有8615名{{参考|name=第一節：佛教}}。}}{{参考|name=第一節：佛教}}。佛教各派，除了[[禪宗]]還算盛行之外，其精神日趨世俗化，宗風也隨之衰落。另外如[[淨土宗]]、[[律宗]]、也僅能保持典型。乾隆時，曾禁止各地建立新寺院，民間出家為僧者也受限制。士大夫雖喜談佛學，但只是談論佛理，沒有興隆佛教的意願{{参考|name=第一節：佛道與回教}}。
[[File:IMG 1206 Lhasa Potala.jpg|thumb|left|[[布达拉宫]][[达赖喇嘛]]住处]]
清朝為籠絡內外[[蒙古]]、青海、[[西藏]]外族，優禮和尊崇[[藏传佛教]]（亦称喇嘛教）{{参考|name=第二款：喇嘛教|1={{Cite book|author=陳致平|title=《中華通史（十二）》〈第七章 清代的民生社會 第二節 宗教信仰〉|pages=第373-376頁}}}}，順治八年，特於[[北京]]建造一大喇嘛廟，度喇嘛一百餘人，皆內府諸旗王公屬下滿州人{{参考|name=第二款：喇嘛教}}。[[雍正帝]]曾得喇嘛之助繼位，之後以其潛邸改建為雍和宮大喇嘛廟{{参考|name=第二款：喇嘛教}}，成為北京也是當時中國最大之喇嘛廟{{参考|name=第二款：喇嘛教}}。雍正五年，又為蒙古之[[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建大喇嘛廟，發帑銀十萬兩之多。並尊[[哲布尊丹巴]]為喀爾喀大喇嘛，其地位與西藏之[[達賴]]、[[班禪]]鼎立為三，後世稱為「[[活佛]]」{{参考|name=第二款：喇嘛教}}。[[乾隆帝]]曾經把藏传佛教作為解決現實社會矛盾的方法{{参考|name=歷史影響|1={{Cite book|author=張羽新|title=《清政府與喇嘛教》|pages=第163-201頁}}}}{{备注|1=例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七月的一道諭旨稱：「蘇尼特二旗，連年被旱成災，眾蒙古等牲畜多有損傷。本年雖經加恩賞給銀米散賑，今值夏令，應令祈雨之時，蒙古等素崇[[格鲁派|黃教]]，何不聚集大喇嘛誦經祈禱？今特因二旗生計，發去大雲輪經一分，即令蘇尼特二旗交有道行喇嘛，將此經唪誦，祈禱應時甘澍，以彌旱災。」}}不過也以[[理藩院]]來控管其發展。藏传佛教雖然表面上受到君王的禮遇，不過事實上不像元明前兩代如此興旺，乾隆末年發生[[川楚教亂]]，使藏传佛教漸走衰落之途{{参考|name=歷史影響}}{{参考|name=第一節：佛道與回教}}。
;道教與民間宗教
[[File:WhiteCloudpic1.jpg|thumb|[[白雲觀]]「洞天勝境」牌樓]]
[[道教]]在[[宋朝]]最為盛行，之後元明兩代對其仍為優遇{{参考|name=第一節：佛道與回教}}，到了清朝，帝室雖然也信奉道教，但不如前代之盛行{{参考|name=第一節：佛道與回教}}，清朝對道教的政策與對待其他宗教一樣，既保護又加以控制{{参考|name=清朝道教進一步衰落|1={{Cite book|author=劉精誠|title=《中國道教史》〈第六章 明清道教的衰落 第二節：清王朝和道教〉|pages=第727-729頁}}}}。清朝的道教在[[明朝]]衰落的基礎上，進一步走向衰落。其主要原因如下：
# 滿族統治者對道教素無信仰，他們在入關前尊奉[[藏傳佛教]][[格魯派]]，乾隆時又宣布[[格鲁派|黃教]]為國教。
# 清朝在思想上更加重視程朱[[理學]]，宣揚「忠」「孝」觀念，以束縛人們思想，麻痺人們鬥志。他們收羅一些理學家，如[[李光地]]等，纂修性理精義等書，頒行天下。而這些理學家則對釋、道兩教進行攻擊。
# [[基督教]]傳入中國後，也使部分群眾改信其教。
# 民間秘密宗教的發展，這些民間宗教往往是正統道教的流衍，因此道教實際上慢慢演變成這些民間宗教{{参考|name=清朝道教進一步衰落}}。
衰落最根本原因是時代發生急劇的變化{{参考|name=清朝道教進一步衰落}}。商品經濟的發展，生產水平的提高，世界交流的頻繁，[[科學]]技術的傳入和進步，新文化、新思想的興起，這些衰落的表形，使其在政治上的地位日益下隆；另外道教教義學說陳陳相因，已停滯不前；道教上層人物日益腐化，失去群眾；道教也與儒佛兩教教日趨融合，使其自身的特點日益消退{{参考|name=清朝道教進一步衰落}}。
由於正統的[[道教]]逐漸衰落，促成民間宗教的崛起{{参考|name=第二項：民間宗教|1={{Cite book|author=鄭天挺|title=《清史》〈第十四章 鴉片戰爭前清代的文化 第四節 哲學思想和宗教〉|pages=第685-688頁}}}}。其為道教的變種與流衍。因為他們被統治者視為「邪教」，而只能秘密傳播，但傳播的範圍卻很廣泛{{参考|name=第二項：民間宗教}}{{备注|1=當時有人敘述這種情況說：「迨紅巾、白蓮始自元明季世，焚香惑眾種種異名，旋禁旋出，至今日，若皇天、若九門、十門等會，莫可窮詰，家有不顨剎之寺庵，人或不削髮之僧尼，宅不奉無父無君之妖鬼者鮮矣{{参考|name=第二項：民間宗教}}。」}}這些的民間宗教，名目不下數十百種{{参考|name=第二項：民間宗教}}{{备注|1=比較常見的有收元教、八卦教、天理教、清水教、離卦教、一炷香離卦教、震卦教、金丹八卦教、弘陽教、混元教、三陽教、先天教、長生教、清茶門教、青蓮教、羅教、老官齋教、無為教、圓教、大同教等{{参考|name=第二項：民間宗教}}}}。
民間宗教的思想內容，大量抄襲佛、道、儒等各家的教義，但也有不同之處{{参考|name=第二項：民間宗教}}。其中最多宣傳的東西，是關於彌勒等神佛下凡和劫變的觀念，以及關於「真空家鄉，無生父母」的信仰{{参考|name=第二項：民間宗教}}。民間宗教的所有這些宣傳，無疑是一種封建迷信，表達人民的不滿和抗議，它給人們以安慰和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們要求改變現實願望，因此容易被人民所接受，可以成為組織，號召貧苦群眾參加起義的工作{{参考|name=第二項：民間宗教}}。有些民間宗教，還有明確的「反清復明」思想{{参考|name=第二項：民間宗教}}，如清茶門教宣傳，「清朝已盡，四正文佛落在王門；胡人盡，何人登基；日月復來屬大明，牛八元來是土星{{参考|1={{Cite book |title=《清代檔案史料叢編》|pages=第36頁}}}}。」這些民間宗教如[[白蓮教]]與[[天地會]]，在清朝中葉以後，發動許多起義活動，如：[[川楚教亂]]、[[林爽文事件]]等等，對清朝國力造成很大的損傷。
;伊斯蘭教
[[File:Kashgar-apakh-hoja-d04.jpg|thumb|位於[[喀什]]附近的[[阿帕克和卓]]墓]]
從[[元朝]]開始，西域[[伊斯蘭教]]教徒大量來到中國各地{{参考|name=第一節：佛道與回教}}，伊斯蘭教信徒居住於[[甘肅]]、[[陝西]]、[[四川]]、[[山西]]、[[直隸]]、[[廣東]]、[[雲南]]等省。清廷對伊斯蘭教採取放任的態度，尊重他們的信仰，用他們的法律來處理紛爭{{参考|name=第一節：佛道與回教}}，但是比起元、明前兩代來說較為沒落{{参考|name=第三節：回教在中國的發展|1={{Cite book|author=林瑞翰|title=《中國通史》〈第六篇 第三章 宗教〉|pages=第450-453頁}}}}，清朝防制回人的法律極嚴，內地各省，回人犯法，判罪較一般犯人為重，凡罪當流徒，一般人民可申請存留養親者，回民卻不得申請{{参考|name=第三節：回教在中國的發展}}。在[[回疆]]，清朝每於重要所在分建漢、回二城，限制回民的自由，並禁止漢回通婚，在公文書中，則民、回別稱，表示將回民排斥於一般平民之外{{参考|name=第三節：回教在中國的發展}}。
由於受到清朝及漢人的壓制，在清朝統治期間，清朝末年時，甘肅、陝西、雲南這三省曾發動叛亂{{参考|name=第一節：佛道與回教}}。康熙順治年間，甘州回民[[丁國棟]]、[[米喇印]]起兵造反，乾隆年間的[[大小和卓之亂]]，嘉慶年間[[張格爾]]據[[浩罕]]叛，道光同治年間的[[同治陝甘回變|陝甘回變]]與[[雲南回變]]一時俱起{{参考|name=第三節：回教在中國的發展}}。
;基督教
滿清入關後，[[湯若望]]、[[南懷仁]]等教士，先後被任命為[[欽天監]]{{参考|name=第二節：基督教|1={{Cite book|author=傅樂成|title=《中國通史》〈第二十八章 明清的宗教與學術〉|pages=第729-732頁}}}}，他們利用職務之便來傳教，雖然一度受到[[康熙獄曆]]的打擊{{参考|name=第二節：基督教}}，不過隨著[[康熙帝]]開始親政後，翻案成功重新執掌欽天監來繼續傳教{{参考|name=第二節：基督教}}，康熙對於天文曆算，火炮之學很有興趣，曾叫傳教士[[徐日昇]]、[[白晉]]等人輪流進講{{参考|name=第二節：基督教}}。並以他們擔任通譯及處理外交事務{{参考|name=第二節：基督教}}。如：[[徐日昇]]、[[張誠 (傳教士)|張誠]]隨[[索額圖]]參加中俄[[尼布楚條約]]談判，充當翻譯和參謀。清朝對定居中原的西方[[傳教士]]採取禮遇態度。其中，[[順治帝]]特別倚重[[德國]][[耶穌會士]][[湯若望]]，並尊其為「瑪法」（[[滿語]]「爺爺」的意思）。在隨後的一百多年前，「欽天監」皆由耶穌會士掌管。
[[File:Jesuites en chine.jpg|thumb|穿着中国服饰的[[耶稣会]]在华传教士。]]
[[耶穌會]]傳教士對於[[中國]]原有的風俗習慣，抱持容忍態度{{参考|name=第二節：基督教}}。教徒[[祭天]]、[[祭祖]]、[[祭孔]]者盛行，雖然與教義互相衝突，但都以默忍{{参考|name=第二節：基督教}}。不過到了[[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天主教]]内部发生“[[中国礼仪之争|礼仪之争]]”。依照[[道明會]]傳教士的指控，[[罗马教皇]]下令禁止教区内的传教士使用耶稣会的中文词汇“[[天]]”和“[[上帝]]” 来称呼[[天主]]，也禁止中国信徒祭拜[[祖先]]與[[孔子]]{{参考|name=第二節：基督教}}。这与当初[[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以及其后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所采取的本土化政策截然相反{{参考|name=第二節：基督教}}。清政府对此十分不满，认为这样做有违中国敬孔祭祖的传统{{参考|name=第二節：基督教}}。康熙帝于[[1700年]]批示说：“敬孔敬祖为敬爱先人和先师的表示，并非[[宗教]][[迷信]]”。
双方争持不下，最后清廷下令必須遵循「[[利玛窦规矩]]」传教，不然就不准傳教，逐出中國。是為「禁教令」{{参考|name=第二節：基督教}}。[[1722年]][[雍正帝]]徹底推行禁教令，使得清朝初年西方基督教在中国传教被终止{{参考|name=第二節：基督教}}，到了[[道光帝]]時，連欽天監也不任用傳教士。不過清朝皇帝對於教禁並沒有徹底禁止{{参考|name=第二節：基督教}}，嘉慶年間（1807年），新教教士英國人[[馬儒翰|馬禮遜]]，曾藉工作之便私下在廣州進行傳教的工作{{参考|name=第二節：基督教}}。
[[鴉片戰爭]]後，清廷雖並未正式撤銷禁令，但歐美各地的基督教教士隨著西方列強的船堅砲利前往中國傳教，這也使基督教充滿[[殖民]]者的色彩，於是[[基督宗教]][[舊教]]、[[新教|新派]]，傳播更為迅速{{参考|name=第二節：基督教}}，除了傳教之外，設立醫院和學校，對於中國文化和社會的演進，發生巨大的影響{{参考|name=第二節：基督教}}。不過有些西方傳教士，擁有種族優越感，為傳教則不擇手段，引起中國人的反感，因此民教衝突不斷{{参考|name=教案|1={{Cite book|author=節錄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title=《中國文化史大詞典》|pages=第436頁}}}}。如鴉片戰爭後，歐美各國利用[[不平等條約]]，派遣大批教士潛入中國各地進行宗教活動，這些活動往往因為傳教士的個人品性及作為，而與中國傳統產生衝擊，如不理會傳統社會階級之分、強占土地（強行索回雍正禁教時遭沒收的土地房產）、袒護教徒干涉司法審判、下令教徒不得分攤並參與地方集體祭祀活動、直接要求北京政府撤換省級官員，甚至一些犯罪之人也藉由信教取得司法保護，引起教徒和非教徒的糾紛，加上民間以訛傳訛的負面謠傳，最終導致許多民眾則憤而紛紛起來焚燒教堂，驅逐或甚至殺害傳教士，收回被侵占的土地財物{{参考|name=教案}}。從[[1856年]]至[[1889年]]先後發生的教案多達三百多起，著名的有[[1870年]]的[[天津教案]]，[[1900年]]的[[義和團之亂]]期間，有數萬民中西方傳教士與基督教信徒慘遭殺害{{参考|name=教案}}。
== 文化 ==
{{main|清朝文化}}
[[File:Plate with lotus & water plants Asian Art Museum SF B60P1675.JPG|180px|thumb|left|清朝乾隆時期的[[瓷器]]，出產於[[江西]][[景德鎮]]。]]
清朝統治中原後，推行的漢化政策比其他[[征服王朝]]還要深，然而清室也盡可能保留本族文化，並且維持本身文化與漢文化的平衡{{參考|1={{Cite book | author = 鄭欽仁、李明仁編譯 | title = 《征服王朝論文集》 | location = 台北 | publisher = 稻香出版社 | date = 1999年 }}}} 。清初以来，所有施政文书都以[[漢文]]、[[滿文]]两种文字发布。自康熙起大力推行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文化，汉传统经典成为包括皇帝在内的[[满族]]人必修课。到乾隆中期，满人几乎全部以[[汉语]]为母语，[[满文]]渐渐成为仅用于官方历史记载用的纯书面文字。到19世纪，官方文件中的满文已基本为汉文所取代。然而儒家的一些思想清朝皇帝没有完全接受{{參考|1={{cite book | author = 张尔田 | authorlink = | coauthors = | editor = | others = | title = 清列朝后妃传稿 | origdate = | origyear = | origmonth = | url = | format = | accessdate = 2008-11-15 | accessyear = | accessmonth = | edition = | series =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第七十五辑
| date = 1972年 | year = | month = | publisher =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 location = | language = | isbn = | oclc = | doi = | id = | pages = | chapter = | chapterurl = | quote = }}}}{{參考|1={{cite journal zh | author = 姜小莉| date = 2007年| title = 满族汉化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journal = 大连民族学院学报| volume = 第9卷| issue = 第04期| issn = 1009-315X(2007)04-0012-02| url =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lmzxyxb200704005.aspx| accessdate = 2008-11-15}}}}。
根據資料顯示，在[[18世紀]]康乾盛世期間，歐洲前往中國的傳教士們將當時中國圖景呈現給歐洲人，而後引發在17世紀末至18世紀末的100餘年間，甚至直到[[19世紀]]初，歐洲吹起[[中國風]]。無論是在物質、文化還是政治制度方面，歐洲都對中國極為追捧，以至於在[[1769年]]曾有歐洲人寫道：「中國比歐洲本身的某些地區還要知名。」對[[中國風]]的狂熱追逐曾經是當時歐洲社會的普遍時尚。這種時尚滲透到歐洲人生活的各個層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裝飾、園林建築等。1735年，法國神父翻譯並發表法文版《[[趙氏孤兒]]》後，造成非常轟動的中國戲劇熱{{參考|name="歐洲十八世紀中國熱"}}。然而西方也存在負面的聲音，認為中國朝廷過於獨裁與專權{{參考|name="歐洲十八世紀中國熱"}}。乾隆末年[[英國]]曾派遣[[馬戛爾尼]]出使清朝，在外交以失敗而歸國期間，在[[佩雷菲特]]筆下的副使斯當東見聞卻是：「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人們衣衫襤褸甚至裸體....我們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搶著吃」。而在佩雷菲特的筆下馬戛爾尼本人則認為：「人民生活在最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懼之中，所以人們膽怯、骯髒並且殘酷{{參考|name="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然而在跟隨馬戛爾尼访华团的成员之一的爱尼斯·安德逊在《英国人眼中的大清王朝》一書中卻如此評價：「杀头案在中国是非常少见的。关于这问题，我甚为注意而且好奇地去打听，一有机会就向人探问，我不只问过一个人，有好几个人，至少有70岁高龄的老人，他们从未见过或听到过有杀头处刑的事……比较轻的刑事案，在这人口非常多、商业又发达的国内也不常有」；「走过的乡村（[[北京]]郊区）前后每1英里路上的人数足以充塞我们英国最大的市镇」；「这城市（[[廣州城]]）的街道一般是15英尺到20英尺宽，用宽大的石板铺砌，房屋超出一层的很少，用木材和砖建筑。商店的正面大门之上有漂亮的阳台，因而门前形成一街檐，用各种油漆装修得很美丽」；“……这个马车队伍停歇在一个大市镇内，镇名“吉阳府”。说它是人口稠密，则我又用了这冗繁的语词，这语词可以同样应用于整个帝国，如每个村庄、市镇、城市；不，每一条河流和河流的两旁也充满了人。在这国家里，在我们所经过的地方，人口是极为众多而且是到处是那么多：我们走过的乡村前后每1英里路上的人数足以充塞我们英国最大的市镇，道路两旁不少别墅田庄散布在田野之间，大为增色，也足以证明其富裕”；「……不能不對這位偉大、顯赫、聰明、慈善的中國皇帝致以崇高敬意。他治理中國６０年之久，按他的百姓的普通呼聲，他對他們的康樂與興旺從未忘懷。在他管理司法方面的情況是：他保護他的百姓中最低微的人」{{參考|name=英国人眼中的大清王朝|1={{Cite book|author=愛尼斯．安德遜|title=《英國人眼中的大清王朝》}}}}。而馬戛爾尼本人在自己的日記裡指出：「中國政府的行政機制和權力是如此的有組織和高效，有條件能夠迅即排除萬難，創造任何成就」{{參考|1={{cite book | author = （英）John Barrow | year=1807| title=Some Account of the Public Life, and a Selection from the Unpublished Writings, of the Earl of Macartney|location=London | pages=第188-189页}}}}。
=== 學術思想 ===
[[File:Gu yanwu.jpg|thumb|180px|清初思想家[[顧炎武]]畫像。]]
清朝學術興盛，文人學者對[[明朝]]以前各朝代的種種學術都加以鑽研、演繹而重加闡釋，集歷代之大成，[[梁啟超]]稱清朝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參考|name=清代文學批評論集|1={{Cite book|author=吳宏一|title=《清代文學批評論集》〈序〉}}}}。鑑於晚明政治腐敗、內憂外患不斷，宋明理學流於空泛虛偽，致使清初學者多留心經世致用的學問。[[明朝]]亡於[[流寇]]、清朝定鼎中原後，一時學者痛定思痛，排斥空談心性的[[宋明理學]]與[[陽明學]]，推究各朝代治亂興衰的軌跡，提出種種改造政治與振興社會的方案，使清初學術思想呈現[[實用主義]]的風氣，發展出實事求是的[[考據學]]{{參考|name=中國通史明清史學術思想|1={{Cite book|author=姜公韜|title=《中國通史 明清史》〈第七章 五百年社會文化的掠影〉|pages=第147頁-152頁}}}}。
;考據學
[[考據學]]又稱為「樸學」，強調客觀實踐，有疑問時求證，具有[[科學精神]]。考據學專研[[訓詁]]、[[音韻]]和校勘等。而其治學遠宗兩漢的經師，有異於[[宋明理學]]，故又稱為「漢學」。以[[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並為明末清初三大儒，與[[方以智]]、[[朱舜水]]等人並稱[[清初五大師]]，[[顏元]]也是這一時期的大師{{參考|name=中國通史明清史學術思想|1={{Cite book|author=姜公韜|title=《中國通史 明清史》〈第七章 五百年社會文化的掠影〉|pages=第147頁-153頁}}}}。顧炎武提倡「經學即理學」，提出以「實學」代替[[宋明理學]]，要學者直接研習[[六經]]。提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參考|1={{Cite book|author=顧炎武|title=《日知錄》：「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著有《[[日知錄]]》、《[[音學五書]]》等，其學說發展成[[乾嘉學派]]。黃宗羲有「中國思想啟蒙之父」之譽稱，著有《[[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是中國學術史之祖。他保護陽明學，排斥宋明理學，力主誠意慎獨之說，蔚為[[浙東學派]]。王夫之強調實際行動是知識的基礎，認為歷史發展具有規律性，是「理勢相成」。其思想發展成[[船山學]]，後人編為《[[船山遺書]]》{{參考|name=中國通史明清史學術思想}}。
[[File:Haiguotuzhi.jpg|thumb|left|180px|[[魏源]]的《[[海国图志]]》，主張學習西方技術以對付西方列強。]]
;民主思想
以民為主的思想於清初亦有所流行，[[黃宗羲]]和[[顧炎武]]、[[王夫之]]提倡[[民權]]，所著的《[[明夷待訪錄]]》攻擊[[君主制|君主專制體制]]，提倡天下為主，君為客的觀點{{參考|1={{Cite book|author=黃宗羲|title=《原臣》：「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世之為臣者，昧於此義，以謂：臣為君所設，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後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後牧之；視天下民為人君橐中之私物。」}}}}，倍受清末[[革命黨]]的推崇。部分學者認爲黃宗羲的思想是近代[[民主主義]]的思想，有西方學者稱黃宗羲為「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參考|name=中國通史明清史學術思想}}。清初思想家[[唐甄]]所著《[[潛書]]》描述：「清興五十年來，四海之內，日益困窮，農空、工空、市空、仕空{{參考|name="潛書︰附詩文錄（繁體版）|1={{Cite book| author=（清）唐甄| year=2009|title=潛書︰附詩文錄（繁體版）| publisher=中華書局|location=台北 |isbn=9787101067033 }}}}（值得一提的是，清初五十年期間正處於氣候最為異常之時，當時世界上多處亦發生罕見的大饑荒）{{參考|汪榮祖《「天地之盜」：明清帝國生態危機綜說》，國立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並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惡的根源，認為「自秦以來，凡帝王者皆賊也。」
被當時正純學者（儒生）斥為「名教罪人」、「喪心病狂」、「人可戮而書可焚」的[[袁枚]]追求自由個性，反對專制思想和[[理學]]，亦貶斥漢學，他亦針對清廷統一人心風俗政策說「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天亦不能做主，而況於人乎？」，但[[袁枚]]從來沒被追究過「害義傷教」之罪，在當時亦生活得頗為順暢，名傾一世，令人羡慕{{參考|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紀中國觀念變遷與社會發展》，第76-77頁}}。
;六經皆史
清代中期的考據學崇尚研究歷史典籍，對中國歷史從天文地理到金石銘文無一不反覆考證。當時分成吳、皖兩派。吳派以[[惠棟]]父子、[[段玉裁]]、[[王引之]]與[[王念孙]]為主，以「博學好古」為宗旨，恪守儒家法則；皖派以[[戴震]]為首，以「實事求是」、「無徵不信」為宗旨。他們“毕注於名物训诂之考订，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參考|1={{Cite book|author=孟森|title=《[[明史讲义]]》《[[清史讲义]]》}}}}。[[桐城派]]健將[[姚鼐]]提倡“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參考|1={{Cite book|author=姚鼐|title=《述庵文抄序》，《惜抱軒文集》卷四}}}}道光與咸豐年間，[[曾國藩]]又把[[经济]]与义理、考据、词章并列{{參考|1={{Cite book|author=曾國藩|title=《聖哲畫像記》：“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于杜、馬為近，姚、王于許、鄭為近，皆考據也。”}}}}。然而考據學到後來過分重視瑣碎事物的探究，為學問而學問，知古不知今。當時[[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注重六經蘊含的義理，並使用於當代政治上，意圖矯正此歪風。[[鴉片戰爭]]後西學大量流入中國，考據學逐漸式微{{參考|name=中國通史明清史學術思想}}。
;西方思想
明末清初，隨著[[歐洲]][[耶穌會]]傳教士來華，西學輸入中國，對於當時的學風由浮虛轉為務實，也是有相當的激勵作用。他們將西方科技介紹給中國人，擴大其知識領域，使中國的學術思想添增不少新成分。不过由于满清皇帝太过自傲，蔑视西方军事力量，仍以为八旗铁骑所向无敌，面对西方的先进枪炮全无还击之力，以致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鴉片戰爭]]之後，大量西方科技與思想帶動中國近代化革新。此時學者如[[龔自珍]]、[[魏源]]與[[康有為]]等人繼承[[章學誠]]的說法，並進一步要求改革祖宗的法制，來應付內憂外患的局勢。龔自珍講求經世之務，志存改革，追求「更法」。魏源的《[[海國圖志]]》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主張「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康有為與[[梁啟超]]主張[[君主立憲]]。他們吸收來自西方的知識，先後推動[[自強運動]]與[[維新運動]]，這一波改革風潮最後引發[[清末新政]]與[[辛亥革命]]{{參考|name=中國通史明清史學術思想}}。
=== 文學 ===
{{main|清朝文學}}
[[File:Hongloumengtuyong.gif|180px|thumb|清[[光緒]]刊本的《紅樓夢》[[插圖]]，圖上人物為襲人。（[[改琦]]繪）]]
清朝文學多元發展，兼容並包歷代之文學特色{{參考|name=清代文學批評論集|1={{Cite book|author=吳宏一|title=《清代文學批評論集》〈序〉}}}}。明朝以前的文學發展多表現在聲韻、格律、句法、結構的因襲或創變；清朝承接各代文學成果，先後形成許多學派，將各種在明朝以前已式微的文體重新復興，並繼明末進一步發展各類[[小說]]、[[戲曲]]；另外，因不同地區、民族互動而呈現出語言風格多樣化之文學面貌，於[[古體詩]]、[[近體詩]]、[[駢體文]]、[[散文]]、[[賦]]、[[詞 (文學)|詞]]、曲、小說、戲曲皆然。由於語言轉變較微妙，往往被人忽視，造成清朝文學缺乏明顯特徵與創造力的一般印象。整體而言，清代文學面向相當複雜多樣，但質量上也良莠不齊{{參考|name=清代文學通論|1={{Cite book|author=蔣寅|title=《清代文學通論》〈清代文學的特徵、分期及歷史地位〉}}}}。
;散文
清朝前期出現風格率真、浪漫的小品文，以[[張岱]]、[[李漁]]與[[袁枚]]為主；又有[[侯方域]]、[[魏禧]]、[[汪琬]]合稱「清初散文三大家」{{參考|name=四庫全書總目提要|1={{Cite book|author=紀昀|title=《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古文一脈，……國初風氣還淳，一時學者始復講唐宋以來之矩矱。而（汪）琬與魏禧、侯方域稱為最三。」}}}}。但是他們的文風不受道學學者支持，這些學者發起復興唐宋文風的古文運動，此即[[桐城派]]。創始人[[方苞]]與[[劉大櫆]]、[[姚鼐]]有「桐城三祖」之稱。[[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的古文主張，在提倡「義理（內容合理）、考據（材料確切）、詞章（文辭精美），三者不可偏廢。」講究義法，提倡義理，要求語言雅潔，反對俚俗。後來[[曾國藩]]發展成[[湘鄉派]]，[[惲敬]]、[[張惠言]]發展成[[陽湖派]]{{參考|name=中國通史明清史文學}}。
;詩
清朝的詩風甚盛{{參考|name=中國通史明清史文學}}，以帝王、[[宗室]]為首，官方大力提倡詩學，自[[清聖祖]]以後諸帝主導官修《[[御定全唐詩]]》、《[[御選唐詩]]》、《[[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御定全金詩]]》、《[[御定佩文齋詠物詩選]]》、《[[御定歷代題畫詩類]]》、《[[御選唐宋詩醇]]》、《[[欽定熙朝雅頌集]]》、《[[御定千叟宴詩]]》、《[[欽定千叟宴詩]]》、《[[欽定重舉千叟宴詩]]》、《[[上書房消寒詩錄]]》、《[[三元詩附三元喜宴詩]]》、《[[御定歷代賦彙]]》以及各代皇帝之《御製詩集》，如[[清高宗]]酷愛作詩，一生作《御製詩》五集，共計十餘萬首，每作一首詩便令詞臣注釋，若詞臣不得內容原委則准許其回家查閱典籍{{參考|name=嘯亭雜錄卷一·純廟博雅|1={{Cite book|author=禮親王昭槤|title=《嘯亭雜錄》〈卷一·純廟博雅〉：「純廟天縱聰慧，攬讀淵博，萬幾之暇，惟以丹鉛從事。禦製詩五集，至十餘萬首，雖自古詩人詞客，未有如是之多者。每一詩出，令儒臣注釋，不得原委者，許歸家涉獵。然多有翻擷萬卷莫能解者，然後上舉其出處，以博一笑，諸臣無不佩服。」}}}}，[[多羅安郡王]][[瑪爾渾]]選宗室王公詩為《宸萼集》。皇帝也將詩詠作為聯繫、攏絡官員的方式{{參考|name=嘯亭雜錄卷一·賞花釣魚|1={{Cite book|author=禮親王昭槤|title=《嘯亭雜錄》〈卷一·賞花釣魚〉：「世宗馭下嚴肅，然每假以辭色，以聯上下之情。丙午秋，特宴文武大僚於乾清宮，賦詩飲酒。每佳時令節，必賜諸王大臣遊宴，泛舟福海，賞花釣魚，竟日乃散。故當時堂廉之間，歡若父子，無不可達之情也。」〈卷一·友愛昆仲〉：「上即位後，優待和、果二王，每陪膳侍宴，賦詩飲酒，殆無虛日。」}}}}。
清初詩家首推[[錢謙益]]、[[吳偉業]]與[[王士禎]]；[[康熙]]中後期，江南地區出現[[王式丹]]、[[吳廷楨]]、[[宮鴻曆]]、[[徐昂發]]、[[錢名世]]、[[張大受 (康熙進士)|張大受]]、[[管棆]]、[[吳士玉]]、[[顧嗣立]]、[[李必恆]]、[[蔣廷錫]]、[[繆沅]]、[[王圖炳]]、[[徐永宣]]、[[郭元𨥤]]合稱「江左十五子」。[[乾隆]]時期[[袁枚]]、[[蔣士銓]]與[[趙翼]]並稱江左三大家，同時[[黃景仁]]與[[鄭板橋]]也以詩聞名。[[嘉慶]]、[[道光]]年間文人廣結詩社，[[京師]]與[[揚州]]風氣最盛，以[[消寒詩社]]最知名，代表人物有[[顧蓴]]、[[夏修恕]]、[[程恩澤]]、[[陶澍]]、[[朱珔]]、[[吳椿]]、[[梁章鉅]]、[[潘曾沂]]、[[胡承珙]]、[[李彥章]]、[[劉嗣綰]]、[[周之琦]]、[[林則徐]]、[[徐寶善]]、[[卓秉恬]]。被稱為「詩界革命」的詩歌改良運動產生於[[維新運動]]，其代表有[[黃遵憲]]的以写作反映时代的社会詩，其餘如[[譚嗣同]]、[[唐才常]]、[[康有為]]、[[蔣智由]]、[[丘逢甲]]、[[夏曾佑]]均有作品存世。於清末又發展出[[同光體]]，代表作家[[陳三立]]、[[陳衍]]、[[沈曾植]]等，且延續到辛亥革命後。清朝詩論學說分成[[沈德潛]]的[[格調說]]、王士禎的[[神韻說]]、袁枚的[[性靈說]]與[[翁方剛]]的[[肌理說]]{{參考|name=中國通史明清史文學}}。
;詞
[[詞 (文學)|詞]]興起於[[隋]][[唐]]的「燕樂」，[[兩宋]]發展達高峰，至[[元朝]]衰微，延續至明朝則趨近消亡{{參考|name=白雨齋詞話|1={{Cite book|author=陳廷焯|title=《白雨齋詞話》卷一}}}}{{參考|name=清代詞學概論卷一|1={{Cite book|author=徐珂|title=《清代詞學概論》卷一·總論}}}}；清初詞學振興繁盛，[[康熙]]年間[[納蘭性德]]與[[朱彝尊]]、[[陳維崧]]並稱「清詞三大家」，隨後產生由陳維崧為代表的[[陽羨詞派]]、朱彝尊為代表的[[浙西詞派]]，詞學蔚為風潮。[[萬樹]]整理詞調輯成《詞律》，於清詞頗有影響力；康熙末，[[清聖祖]]敕命[[王奕清]]等編成《[[御定詞譜]]》，為詞調格律的集大成鉅作，影響層面最廣{{參考|name=欽定詞譜|1={{Cite book|author=王奕清等|title=《欽定詞譜》上冊·點校說明，學苑出版社}}}}。[[乾隆]]、[[嘉慶]]朝，[[常州詞派]]起而代之，反對浙西詞派的「清空之弊」，代表人物有[[張惠言]]、[[張琦]]、[[惲敬]]、[[黃景仁]]、[[李兆洛]]、[[丁履恒]]、[[錢季重]]、[[陸繼輅]]、[[左輔]]、[[董士錫]]、[[周濟 (詞人)|周濟]]、[[劉嗣綰]]、[[劉逢祿]]、[[譚獻]]、[[莊棫]]、[[宋翔鳳]]、[[謝章鋌]]、[[馮煦]]、[[陳廷焯]]、[[王鵬運]]、[[鄭文焯]]、[[況周頤]]、[[朱祖謀]]等人，著名詞人輩出，持續到清末民初{{參考|name=常州詞派構成與變遷析論|1={{Cite book|author=侯雅文|title=《常州詞派構成與變遷析論》，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清朝因此被稱為詞的「極盛時期」，「號稱詞學中興」，「作家之盛，直比兩宋」，門戶派別各具風采，婉約、豪放都各自重現、盛行{{參考|name=中國詩詞演進史|1={{Cite book|author=嵇哲|title=《中國詩詞演進史》頁298}}}}。
;小說
清朝小說傑出者眾，[[曹雪芹]]等著《[[紅樓夢]]》不仅為[[四大名著]]之一，由于其对社会百态和众多人物全面精确的写实描绘和丰富的艺术魅力而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蒲松龄]]以志怪内容反映社会面貌的短篇小说集《[[聊齋誌異]]》。[[吴敬梓]]所著的虽结构松散但足称伟大讽刺小说的《[[儒林外史]]》；以及在《儒林外史》的影响下，以《[[老殘遊記]]》为代表的揭发官场丑态的譴責小說均有很大影響{{參考|name=中國通史明清史文學|1={{Cite book|author=姜公韜|title=《中國通史 明清史》〈第七章 五百年社會文化的掠影〉|pages=第153頁-157頁}}}}。
;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在[[清高宗]]時編纂。1772年開始，經十年編成。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書，也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叢書，分經、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庫。據文津閣藏本，該書共收錄古籍三千五百零三（3503）種、七萬九千三百三十七（79337）卷、裝訂成三萬六千餘冊。保存豐富的文獻資料。「四庫」之名，源於初唐，初唐官方藏書分為[[經史子集]]四個書庫，號稱「四部庫書」，或「四庫之書」。經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圖書分類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古代所有圖書，故稱 「全書」。清代乾隆初年，學者[[周永年]]提出「儒藏說」，主張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閱。這是編纂《四庫全書》的社會基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又是一部重要的目錄學著作。但是有人認為，四庫全書編撰過程中，清朝統治者將他們認為不合禮教的書籍大量焚燬，可能導致大量珍貴的歷代書籍絕跡{{noteTag|1=乾隆編纂四庫全書同時銷毀對清朝不利的書籍總數，據統計為一萬三千六百卷。焚書總數，15萬冊。銷毀版片總數170餘種、８萬餘塊。除焚燬書籍，還系統的對明代檔案進行銷毀。目前明代檔案僅三千餘件，主要是天啟、崇禎朝兵部檔案，也有少量洪武、永樂、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慶、萬曆、泰昌朝的官方文書{{refTag|1=《中國歷史》人教版}}。}}。[[季羡林]]在《四库全书精编》一書中說：“乾隆编修此书的初衷虽是“寓禁于征”，但客观上整理、保存了一大批重要典籍，开创了中国书目学，确立了汉学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具有无与伦比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与版本价值。”{{refTag|《四库全书精编》前言}}。史學家[[龚书铎]]亦說：“乾隆年间《四库全书》的编纂，为华夏文明的延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后人保留了许许多多珍贵的书籍和资料，但是，在编纂过程中，也免不了发生许多令人遗憾的事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的编纂，为华夏文明的延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后人保留了许许多多珍贵的书籍和资料，但是，在编纂过程中，也免不了发生许多令人遗憾的事情”{{refTag|《图说天下：清》 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5月版，第114頁}}
=== 藝術 ===
{{main|清朝藝術}}
[[File:Caligraphical work of Zheng Xie.jpg|160px|left|thumb|藏于山东博物馆的[[鄭板橋]]真迹。]]
;書法與陶藝
清朝書法方面，晚明的帖學在清初仍然發達，[[姜英]]、[[張照]]、[[劉墉]]、[[王文治]]、[[梁同書]]與[[翁方綱]]等人在刻尊傳統的時候，力圖表現出新面貌，或以淡墨書寫，或改變章法結構等。但由於帖學未有很好地加以清理而逐漸頹勢。隨著[[金石學|金石考證學]]的發展，清朝書法多從[[碑體]]入手，成為清朝書壇的主流。有名的有翁方綱、劉墉、[[何紹基]]與[[趙之謙]]。到[[康有為]]大力張揚碑學，碑學作為一種與帖學相抗衡的書學系統而存在。{{參考|name=中國通史明清史藝術}}。清代的陶藝發展出繁複的不透明釉上彩陶器以及素色陶器兩種風格迥異的風格{{參考|name="清代藝術"}}。
;京劇
[[京劇]]是中國的[[國粹]]，已有200年歷史，起源於明朝的[[崑曲]]和京腔，形成於乾隆、嘉慶年間。京劇之名始見於清光緒二年（[[1876年]]）的《[[申報]]》，歷史上曾有皮黃、二黃、黃腔、京調、京戲、平劇、國劇等稱謂。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四大徽班進京後與北京劇壇的[[崑曲]]、[[漢劇]]、[[弋陽]]、[[亂彈]]等劇種經過五、六十年的融匯，衍變而成，是中國最大戲曲劇種。其劇目之豐富、表演藝術家之多、劇團之多、觀眾之多、影響之深均為全國之冠。京劇是綜合性表演藝術。集唱（歌唱）、念（念白）、做（表演）、打（武打）、舞（舞蹈）為一體、通過程式的表演手段敘演故事，刻劃人物，表達「喜、怒、哀、樂、驚、恐、悲」思想感情。角色可分為：生（男人）、旦（女人）、淨（男人）、丑（男、女皆有）四大行當。人物有忠奸之分，美醜之分、善惡之分。形象鮮明、栩栩如生{{參考|1={{Cite book|title= [http://humanities.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247 傅谨：京剧崛起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近代转型——以昆曲的文化角色为背景]{{dead link|date=December 2013}}}}}}。
;建築與園林
[[File:Yuanmingyuan creek.JPG|thumb|[[圆明园]]别有洞天石舫。]]
清朝建築比前世變化不多，除了規模宏偉之外，作為中國建築特色之一的[[斗拱]]日趨虛飾纖麗，幾乎失去原來用途。北京[[紫禁城]]有許多大型色彩豐富的磚石建築{{參考|name="清代藝術"|1={{Cite book|title=[http://db1x.sinica.edu.tw/caat/caat_rptcaatc.php?_op=?SUBJECT_ID:300018478 藝術與建築索引典—清]{{dead link|date=December 2013}} 於2011 年4 月8 日查閱}}}}。歷代帝陵無寢，自明太祖開始方有[[明孝陵]]。清朝分別建有位於遼寧瀋陽的[[盛京三陵]]、河北遵化的[[清東陵]]與河北易縣的[[清西陵]]。清代園林藝術以[[圓明園]]為代表，融合江南名園佳景與歐洲義大利樓房花園，被外國傳教士譽為「萬園之園」。清朝提倡藏傳佛教，分別於奉天、北京與五台山興建大喇嘛廟。康熙帝也於熱河[[承德]]興建仿西藏[[布达拉宫]]的[[承德避暑山莊]]，供遊獵避暑的住所。
;繪畫
清朝畫壇由文人畫佔主導地位，山水畫科和水墨寫意畫法盛行，更多畫家追求筆墨情趣。清代山水畫家有名的有「正統派」的[[四王]]（[[王時敏]]、[[王翬]]、[[王鑒]]和[[王原祁]]）、[[吳歷]]與[[惲壽平]]，合稱「清初六大家」。其中惲壽平創造不用墨線勾勒的沒骨花卉畫法，承自[[北宋]][[徐崇嗣]]之沒骨法，又加入創意，蔚為清代花卉畫宗師，頗為後人所效仿，形成以惲壽平、[[鄒一桂]]為首的[[常州畫派]]{{參考|name=滿庭芳|1={{Cite book|author=國立故宮博物院|title=《滿庭芳：歷代花卉名品特展》}}}}。然而正統派的繪畫與元明兩朝相比，其水準水平一般，大致上總不脫臨摹的陋習{{參考|name=中國通史明清史藝術}}。不過清初繪畫仍有翻新出奇、流于怪異之處，比如清初四僧的「遺民派」畫家（[[八大山人]]、[[石濤]]、[[弘仁 (清朝)|漸江]]與[[髡殘]]）以及「金陵八家」的龔賢、樊圻、高岑、鄒結、吳宏、葉欣、胡慥和謝遜等人；雍乾之際以[[金農]]、[[鄭板橋]]為首的[[揚州八怪]]。清朝的宮廷畫院以義大利的[[郎世寧]]、最著名。受到西洋畫的影響，清宮廷中的畫家如[[焦秉貞]]、[[冷枚]]等人受西洋畫影響。清末時期，[[任伯年]]、[[吳昌碩]]、[[居廉]]的仕女花鳥畫及[[楊柳青]]、[[桃花塢]]和民間年畫如《蓮生貴子》、《魚躍龍門》等對後人也有很大影響{{參考|name=中國通史明清史藝術|1={{Cite book|author=姜公韜|title=《中國通史 明清史》〈第七章 五百年社會文化的掠影〉|pages=第157頁-166頁}}}}。
{{multiple image
|align=center
|direction=horizontal
|image1=Peonies by Yun Shouping.jpg
|width1=160
|caption1=[[惲壽平]]所繪《牡丹圖》，其沒骨花卉畫柔美秀雅，開創一代新風，時人爭相仿傚。
|image2=Lotus and Birds by Zhu Da.jpg
|width2=160
|caption2=[[八大山人]]所繪《[[荷花水鸟图]]》，简约含蓄而又充满忧愤感情，冷逸逼人。
|image3=Wang Shimin-After Wang Wei's Snow Over Rivers and Mountains.jpg
|width3=160
|caption3=[[王时敏]]所繪《[[仿王維江山雪霽]]》，傾斜的走向的山岩構成奇特宏偉的山形，充滿動勢。
|image4=Orchids, Bamboo and Rock.jpg
|width4=160
|caption4=[[鄭板橋]]所繪《[[墨筆竹石圖]]》，蘭、竹縱橫交錯，天机自然，秀逸洒脫中更見一种頑強的生命力。
|image5=Pine, Plum and Cranes.jpg
|width5=160
|caption5=[[沈詮]]所繪《[[松梅雙鶴圖]]》，笔触细致工整，造型生动准确，富有立体感。
|image6=Toad Wizard by Min Zhen.jpg
|width6=160
|caption6=[[闵贞]]所繪《[[蛤蟆仙人图]]》，用笔于恣肆中不失紧劲，寄巧于拙。
}}
=== 科學與技術 ===
{{main|清朝科技}}
清朝的官方和學術界都不重視科學技術和生產技術，這方面的成就和同時代的西方國家相比落後甚遠。明末清初有不少外國傳教士傳來西方的科學，但並未得到重視，所以沒有廣泛傳播推廣。清中葉，由於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原因，外國傳教士中止來華，從此，和外部世界的聯繫更加阻隔。清代科學技術的落後是中國貧困積弱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在某些傳統的科學技術領域中比前也有所進展。
[[File:China Map 1717 Shandong.jpg|thumb|250px|《皇輿全覽圖》，該圖有[[山東半島]]、[[遼東半島]]及[[朝鮮半島]]]]
滿清入關後，[[湯若望]]、[[南懷仁]]等教士來華傳教，帶來西方科學與技術。他們先後被任命為[[欽天監]]{{参考|name=第二節：基督教}}。[[康熙帝]]對於天文曆算，火炮之學很有興趣，曾令[[白晉]]、[[德瑪諾]]等人，測繪全國地圖，歷時十年而成，康熙帝命名為[[皇輿全覽圖]]，它是中國第一部用經緯度測繪的地圖{{参考|name=第二節：基督教}}。順治帝多次向湯若望學習[[天文]]、[[曆法]]、[[宗教]]等知識，以及治國之策。不久湯若望成為「[[欽天監]]」的負責人，掌管國家天文。在隨後的一百多年前，「欽天監」皆由耶穌會士掌管。由於需要新的曆法，清政府遂下令根據湯若望所著的《[[西洋新法曆書]]》，制定新曆法並頒行全國，名為[[時憲曆]]。另一受西方影响较大的是地图测绘学。康雍乾時期，国家统一，版图巩固，始绘制全国和各地的地图，派人到各处实地测量。外国传教士[[雷孝思]]、[[杜德美]]和清朝学者[[何国宗]]、[[明安图]]等参加这项工作，采用西方[[经纬度定位]]和[[梯形投影法]]，所制地图居当时世界水平的前列。
在器械方面，西方傳教士曾為清廷造過不少大炮。康熙帝時，[[戴梓]]發明連珠銃、衝天炮，頗具威力。但中葉以後，國家承平，不重視火器的改進，以致中西方的火器發展差距愈拉愈遠。中國不乏聰明才智之士，能製造各種精巧的器具與機械，如眼鏡、望遠鏡、溫度計、鐘錶、水車，但這種研究和製作，被視為奇技淫巧，得不到提倡和推廣。農業方面，清代有《[[授時通考]]》、《[[廣群芳譜]]》、《[[補農書]]》等著作，詳細論述各種作物的栽種和農業生產技術。建築學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宮殿、園林、寺廟、宅宇、城垣的建築，盛極一時。或雄偉莊嚴，或富麗典雅，彩繪藻飾，光彩照人，庭院草木，錯落有致。著名匠師梁九、雷發達均有高超的設計和施工技藝。外國傳教士[[蔣友仁]]、[[王致誠]]等帶來西方的建築技術，設計[[圓明園]]內西洋樓、大水法等建築群。
清初至鼎盛時期，醫藥學進步所表現在很多方面，基本上是[[明朝]]醫藥盛況的延續。如對經典著作的研究、[[本草學]]、[[方劑學]]、[[診斷治療學]]、醫案整理等，均較明朝更成熟。各家學派的紛爭也逐漸緩和，大多醫家能採各家之長折衷於臨床。但也不乏固守《[[內經]]》、《[[難經]]》、《[[傷寒論]]》，而批評金元以後一切新說的醫學，這與當時考據學盛行不無關係{{参考|name=第三小節：醫藥學概況|1={{Cite book|author=魏子孝 聶莉芳|title=《中醫中藥史》〈第九章 清 第一節 清代 社會概況〉|pages=第729-732頁}}}}。清朝中醫藥學最重要的成就，就是關於急性傳染病的研究，它已形成一個新的系統，即[[溫病學說]]。這一學說的出現，雖然是基於歷代醫家的有關成就上，但清代溫病學派在中醫發展史上的貢獻，仍然是相當顯著的，它並不亞於[[漢朝]][[張仲景]]著《[[傷寒論]]》，[[金朝]][[劉完素]]創[[河間學派]]{{参考|name=第三小節：醫藥學概況}}。
[[File:Jztl-6.jpg|thumb|京张铁路[[青龙桥站|青龙桥车站]]同时开行的火车，呈现出“之字形”。]]
清朝中葉後，[[西學]]的影響不像清初僅侷限於個別傳教士，西方科技的刺激顯然變得十分具有影響力。尤其是西方國家有意識地把醫藥作為實現他們宗教目的、掠奪目的的手段，所以[[西醫|西方醫學]]對中國的滲透變得比清初那時更為明顯。那時中國人民也有吸收外來醫藥學的需求，於是中西醫匯的主張應運而生。這種新的思想既有解放[[中醫]]藥學家保守思想的一面，也有壓抑對傳統中醫藥學繼承和發展的一面{{参考|name=第三小節：醫藥學概況}}。
清朝末年，中國的交通事業有所發展，[[詹天佑]]是中國第一位傑出的鐵路工程師，他主持修建的[[京張鐵路]]工程之艱巨是當時世界鐵路史上罕見的。詹天佑克服一道道難關，創造性地設計出「人」字形軌道，減緩坡度，降低造價，比原計劃提前兩年完工。詹天佑修建京張鐵路期間，厘定各種鐵路工程標準，並上書政府要求全國採用。中國現在仍然使用的4尺8寸半[[軌距|標準軌]]、[[鄭氏自動掛鈎]]等等都是出自詹天佑的提議。此外詹天佑亦著重鐵路人才的培訓，制定工程師升轉章程，對工程人員的考核和要求作出明文規定，並且定明工程師薪酬與考核成績掛鉤。京張鐵路培訓了不少中國的工程人員，詹天佑所製定的考核章程亦成為其他中國鐵路的模仿對象{{参考|1={{Cite book||title=[http://www.peoplerail.com/wenhua/201014/n93051454.html 百年京张大事记]{{dead link|date=December 2013}}}}}}。
{{-}}
== 帝王年表 ==
{{Main|清朝皇帝世系圖}}
{| border="1" cellpadding="2" cellspacing="0" style="margin:0 0 1em 1em; background:#fff; border:1px #aaa solid; border-collapse:collapse; font-size:93%;"
|-
! colspan=8 style="background: #ccf;" | 後金君主與清朝皇帝（[[1616年]]－[[1912年]]）
|-
![[廟號]]
![[諡號]]
! 名字{{noteTag|清朝、後金皇室的氏為「[[愛新覺羅]]」，史書上一般只單獨稱名，較少姓名共用。}}
! 在位時間
![[年號]]
![[皇陵]]
|-
| 清始祖<br />（追尊） ||
| [[布庫里雍順]]
| －
| －
| －
|-
| 清肇祖<br />（清世祖追尊） || '''原皇帝'''{{參考|name=清興祖與清景祖|1={{Cite book|title=《清史稿‧太祖本紀》：「又數世，至都督孟特穆，是為肇祖原皇帝，有智略，謀恢復，殲其仇，且責地焉。......都督福滿，是為興祖直皇帝。興祖有子六：長德世庫，次劉闡，次索長阿，次覺昌安，是為景祖翼皇帝，次包朗阿，次寶實。......景祖有子五：長禮敦，次額爾袞，次界堪，次塔克世，是為顯祖宣皇帝，次塔察篇古。」}}}}<br />（清世祖追尊）
| [[孟特穆|孟特穆（猛哥帖木兒）]]
| －
| －
| [[清永陵]]
|-
| || '''纯皇帝'''<br />（清世祖追尊）
| [[充善|充善（董山）]]
| －
| －
| －
|-
| || '''興皇帝'''<br />（清世祖追尊）
| [[脱罗|脱罗（妥羅）]]
| －
| －
| －
|-
| || '''正皇帝'''<br />（清世祖追尊）
| [[錫宝齊篇古|錫宝齊篇古（石豹奇）]]
| －
| －
| －
|-
| 清興祖<br />（清世祖追尊） || '''直皇帝'''{{參考|name=清興祖與清景祖}}<br />（清世祖追尊）
| [[福滿]]
| －
| －
| [[清永陵]]
|-
| 清景祖<br />（清世祖追尊） || '''翼皇帝'''{{參考|name=清興祖與清景祖}}<br />（清世祖追尊）
| [[覺昌安|覺昌安（叫場）]]
| －
| －
| [[清永陵]]
|-
| 清顯祖<br />（清世祖追尊） || '''宣皇帝'''{{參考|name=清興祖與清景祖}}<br />（清世祖追尊）
| [[塔克世|塔克世（塔失）]]
| －
| －
| [[清永陵]]
|-
| 清太祖<br />（清太宗追尊） || 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br />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br />（清太宗追尊）
| [[努尔哈赤]]
| [[1616年]][[2月17日]]－[[1626年]][[9月30日]] || [[天命]]
| [[清福陵]]
|-
| 清太宗 || 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br />孝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
| [[皇太极]]
| [[1626年]][[10月20日]]－[[1643年]][[9月21日]] || [[天聰]]<br />[[崇德]]
| [[清昭陵]]
|-
| 清成宗<br />（清世祖追尊，后废） || 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br />'''義皇帝'''<br />（清世祖追尊，后废）
| [[多尔袞]]
| － || －
| －
|-
| 清世祖 || 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br />武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
| [[福临]]
| [[1643年]][[10月8日]]－[[1661年]][[2月5日]] || [[顺治]]
| [[清孝陵]]
|-
| 清聖祖 || 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br />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
| [[玄烨]]
| [[1661年]][[2月5日]]－[[1722年]][[12月20日]] || [[康熙]]
| [[清景陵]]
|-
| 清世宗 || 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br />仁信毅睿聖大孝至誠'''憲皇帝'''
| [[胤禛]]
| [[1722年]][[12月27日]]－[[1735年]][[10月8日]] || [[雍正]]
| [[清泰陵]]
|-
| 清高宗 || 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br />文奮武欽明孝慈神聖'''純皇帝'''
| [[弘历]]
| [[1735年]][[10月8日]]－[[1796年]][[2月9日]] || [[乾隆]]
| [[清裕陵]]
|-
| 清仁宗 || 受天興運敷化綏猷崇文經武光<br />裕孝恭勤儉端敏英哲'''睿皇帝'''
| [[颙琰]]
| [[1796年]][[2月9日]]－[[1820年]][[9月2日]] || [[嘉庆]]
| [[清昌陵]]
|-
| 清宣宗 || 效天符運立中體正至文聖武智<br />勇仁慈儉勤孝敏寬定'''成皇帝'''
| [[旻宁]]
| [[1820年]][[10月3日]]－[[1850年]][[2月25日]] || [[道光]]
| [[清慕陵]]
|-
| 清文宗 || 協天翊運執中垂謨懋德振武聖<br />孝淵恭端仁寬敏莊儉'''顯皇帝'''
| [[奕詝]]
| [[1850年]][[3月9日]]－[[1861年]][[8月22日]] || [[咸丰]]
| [[清定陵]]
|-
| 清穆宗 || 繼天開運受中居正保大定功聖<br />智誠孝信敏恭寬明肅'''毅皇帝'''
| [[載淳]]
| [[1861年]][[8月22日]]－[[1875年]][[1月12日]] || [[同治]]
| [[清惠陵]]
|-
| 清德宗 || 同天崇運大中至正經文緯武<br />仁孝睿智端儉寬勤'''景皇帝'''
| [[載湉]]
| [[1875年]][[1月12日]]－[[1908年]][[11月14日]] || [[光緒]]
| [[清崇陵]]
|-
| ||
|| [[溥仪]]
| [[1908年]][[12月2日]]－[[1912年]][[2月12日]] || [[宣統]]
| [[華龍皇家陵園]]
|}
== 參見 ==
* [[滿族]]/ [[滿漢文化]]
* [[滿洲國]]
* [[清史稿]]
* [[大清帝國內閣總理大臣]]
* [[清朝官員服飾]]
* [[明朝]]
* [[中華民國]]
* [[中國近代史]]
*[[清初四大疑案]]
== 註釋 ==
{{Reflist|group="註"|colwidth=30em}}
== 参考文献 ==
=== 引用 ===
{{ReflistH|2}}
{{RefFoot}}
{{ReflistF}}
=== 书籍 ===
* 《中國通史 明清史》，姜公韜，九州出版社，ISBN 978-7-5108-0062-7
* 《追尋現代中國－最後的王朝》，史景遷，時報文化出版社，ISBN 957-13-3370-0
* 《中國歷史》，李國祁，三民出版社，ISBN 978-957-140-6
* 《中國近代史》，李雲漢，三民出版社，ISBN 957-14-0669-4
* 《中國古代經濟簡史》，復旦大學著，上海人民出版社，ISBN 7-208-00332-73
* 《中國通史》，傅樂成，大中國出版社，ISBN 957-521-142-1
== 外部鏈接 ==